产权不是一种而是一组权利，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权能。这种权利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此权利强制实现的可能性以及为之付出的代价。理论与实践都告诉我们，产权关系越明晰，人们的收益预期越明确，从事某项交易活动的激励或动力越强，交易费用越低，资源的配置效率就越高。 

　　为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明确产权关系。只有这样，才可能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基础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满足产权明晰化条件的除了产权的排他性和产权的可分割性或可分离性外，还必须使产权具有可转让性。也就是产权主体能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则自由地处置归其所有的资产，包括部分或全部权利的让渡。产权的可转让性不仅有助于产权主体自主地拆分、组合各种财产权利关系，灵活地选择各种有效的组织形式，促使资源根据市场需求在全社会自由流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赋予产权主体的自由退出权，一旦交易主体的利益受到伤害，他就可以通过转让资产来行使退出权，保护自身的利益。例如，当分散化的股东发现公司经理损害公司利益时，他就可以通过抛售股票来免遭自己的利益被进一步侵害。 

　　尽管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产权的可转让性对于保护产权和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推动国有产权的转让对于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行效率是非常重要的，但产权转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既能以合理的价格推动国有产权的有序流动，又能保护国有资产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产权的证券化交易可通过证券交易所进行，一个运行有效和公开透明的资本市场有可能规范产权交易的价格与程序，但对于大量的非上市公司如何透明化地进行产权交易呢？ 为此，我们认为构建一个有效率的产权交易平台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用市场的办法进行企业改制。在面对国门打开后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许多地方政府都希望培育出一批能与国际巨头抗衡的航空母舰，但所采用的大多是行政办法，如通过包办婚姻的办法把一批企业捆绑在一起。殊不知一批小舢板捆绑在一起，更加经不起风浪的冲击。因此，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并非是政府在那里发号施令、指手划脚，而是让市场主体唱主角，让企业与来自境内外的投资人自由恋爱，进行产权多元化的重组，使新组建的股份公司完全成为市场的产儿。 

　　第二，进行重组的不仅仅是活不下去的国有企业，而是率先主动改制“大”的和“好”的国有企业。一些地方在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时，常常希望把负债累累、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甩掉，对那些日子还能过得下去或过得不错的企业拽在手中不愿松手。其结果是差的企业没人敢接手，而一些当时还算不错的企业因机制或体制问题日趋衰落，最终也落得深藏闺房容颜日衰以至于嫁不出去的下场。因此，可供选择的思路就是把国有独资企业改造成混合所有制经济，同时对集团核心产业外的部分采用靓女先嫁、整体改制、放虎归山等方式推向市场。 

　　第三，建立一个国有产权可转让的开放性竞价机制。产权的有序流动需要一个程序规范、透明度高的交易平台。开放证券市场后，证券交易所为产权的证券化交易提供了场所，但对于非上市公司的产权交易则面临困难，主要问题是如何确定国有股权的转让价格。如果价格定得太高，则无人接盘；如定得太低，则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最近上海、天津等地成立的产权交易所挂牌上市，从而为产权的非证券化交易提供了场所。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这些联合产权交易所不仅成为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的综合性交易平台，而且也成为国有产权有序流动、国内外资本进入和退出的产权转让平台。一旦改制企业的资产通过联交所这一“阳光交易平台”，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交易，有助于通过开放性的交易平台形成合理的国有产权的竞价机制，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同时也为国内外的投资者参与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提供了平等的机会，推进了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进程。 

　　第四，国有企业的改制采用与国际接轨的规范化运作方式。随着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步伐的加快，有些地方的企业改制被长官意志所控制，如政府下指标、定进度、选买家、定价格，甚至在封闭条件下搞管理者收购，出现了国有资产自卖自买的现象，这不仅导致改制后的股份公司的运作具有不规范性，而且也不利于国有产权的保护。因此，企业改制应力图突破政府干预的体制性障碍，遵循国际惯例，以确定中介机构为突破口，进行透明化、规范化的运作。这种与国际接轨的规范化运作方式不仅有助于实现产权制度创新，而且有利于引进“门当户对”的国际大财团作为战略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