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熊焰,从讲台到官场再到市场,从建设科技园到置身最前沿的产权交易市场,丰富阅历和敏锐判断使其成为一个在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广为人知的名字。今天让我们来听听他对中国产权市场的制度创新与未来走向的分析。
问: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访谈。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是产权市场诞生和支撑其发展的主要来源,产权市场在经过几年的发展后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交易制度和监测体系。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一位在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广为人知的人物——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熊焰先生,让我们听听他如何分析产权市场的制度创新和未来走向。欢迎熊总。
熊焰:各位网友早上好,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网与大家讨论与中国产权市场有关话题。
问:熊总大家都知道证券交易市场是卖股票的,产权市场究竟做什么,国外有没有产权市场?
熊焰:就像海燕讲的,证券市场是卖股票的,实际证券市场也是卖产权,只不过是标准化的产权。我们所说的产权市场是卖企业财产权益的商品,包括物权债权和股权。国外目前没有产权市场的业态。我跟国外很多朋友聊起这个话题,我们讲到在国外大的产权转让,也就是企业的并购是由投资银行来完成的,小的由律师就完成了,那里并购市场的条件环境非常好。而这些在中国不具备,因此中国就出现了专门的产权市场。
问:我们大概清楚了什么是产权市场。熊总,您既是总裁也是教授,个人的经历也是非常丰富,从讲台到官场到市场,您能给我们讲解您是怎样从建设科技园到置身最前沿的产权市场的吗?
熊焰:我介入产权市场有很大的偶然性,大约是2002年的事情。2002年当时我从机关到北京市做一个投资公司,当时北京市的一位领导同志找到我,说你是政府部门出来的,又懂得投资,帮我做一个项目的改制,就是当时的中关村技术产权科研中心的改制。做完改制之后他说,故事是你讲的,股东是你找的,你得帮我操作下去。因此我们圈里说这叫编剧成了男一号,我本来是这个故事的编剧,于是就进到这个圈子里。进到圈子里越来越感觉到这里有味道、有发展,所以一直做下来了,也跟着中国的产权市场的成长、发展起起伏伏,做了五年时间,也感觉自得其乐。
问:您刚说您是非常偶然的进入这个圈子,在进入之后您对产权理论也有很多的探索。您跟我们讲讲您的体会吧。
熊焰:应该说产权市场在中国出现有它的必然性。实际上,产权市场要解决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如何让公有资产在流动中不流失。公有资产流动问题是一个全球的话题,不仅仅是中国有公有资产,全球都有公有资产。但是截止到中国产权市场的成功实践之前,可以说国际上并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让公有资产流动的办法。
现在据我们了解,公有资产流动无非是几种模式。一种所谓行政配置,比如很多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它往往采取行政来处置公有资产的办法。比较典型的就是英国,包括德国的东西德合并国有资产调整,都是采取一组官员决定一个企业卖不卖,卖给谁,卖什么样的价钱。我们大家知道官员擅长公共服务,提供一个环境,实际不擅长卖商品。一个企业是卖东西的,官员卖这种商品轻则导致国有资产盲目流动,重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叫做暗箱操作。国有资产流失,权益得不到保障。
熊焰:还有一种办法是用比较市场化的办法,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由于它的并购体系和资本市场非常发达,监督机制非常发达,因此它可以采取市场化的办法来处理。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又不具备条件。因为企业的买卖实际是一种高级商品消费行为,它对市场环境要求非常高,中国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知道,比如我受托卖一个国有资产,首先要说清楚这个东西我卖不是自己的东西,我卖的价格高低与我个人的利益不直接挂钩。我在卖别人的东西,卖多卖少跟我不直接关联,这样容易产生逆向选择。我可能在底下得到的好处很多,这是一个难题。
第二个难题是中国的中介。因为企业的买卖必须通过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这些中介结构才能完成,中国的中介体系无论从职业素质还是道德素质都不令人理想。以至于上届国家总理给国家会计行政院题词,叫做不做假帐,这个都作为一个条件提出来了。所以中介环节不具备。接下来就是法律,什么样的行为是受到法律的鼓励、保护,什么样的行为是法律禁止要惩罚的,不够细,不全面、不严格。
总之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中国有大量的国有资产要流动,不能采取官员决策的办法,但是简单的市场环境又不具备,怎么办?中国产权市场就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的任务,不太好的环境的背景下展开的。经过逐渐的思考与实践,摸出了路数。第一,既然官员不适合卖商品,那么尽可能压缩行政处置的空间,因为你不擅长就不要卖。第二,全社会的并购环境一下改善不了,我们就搞出一个特区,用国家法律法规的方式要求企业国有产权必须进入产权市场交易,否则你是非法的。第三,在这个市场中,实行比较好的市场制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开竞争的市场制度。第四,它也安排了一系列的例外,特殊情况可以不进场,但是即便这种特殊情况也在进入市场的正面效应下得到了很好的规范和影响。
中国产权市场的制度设计,就是所谓的公开的制度设计起到了很好的发现价格、发现投资人,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公开看的非常简单的一个词。以前假设我受托卖一个国有产权,我可能在底下就卖了,今天要求必须在第一时间向国内外的投资人把买卖的信息公之于众。公开就征集到了许多的投资人,这样一公开就割断了原来可能存在的特定的利益输送通道。比如我原来认识你,我可能以低的价格卖给你,今天一公开所有人都知道好东西,你只能用好价钱才能买到。公开也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从道理讲,中国的国有资产是属于中国人民的,13亿中国人民都是老股东,老股东有优先授让权,买不买是他的事情,政府如何保障他知情知道,政府必须做到。通过公开的办法,公众的知情权也得到了满足。
还有一条,公开也保护了当事人。我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我诚心诚意想卖好价钱,但是以前的方法不论卖多高价格都可能被别人质疑,说可以卖的更高。因为企业的产权价格,有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家讲过,企业国有产权交易与定价技术上很复杂,政治上很敏感,质疑很容易,辩护很困难,你说不清楚。因此采取这种公开的办法,大家通过阳光下的机制,大家都免责了,叫做卖的人可以公开、规范地卖,买的人可以公正合理的买,批的人也可以规范公平堂堂正正的批。所以整个的链条就变得很顺畅。
竞争很简单,只要在开放市场的情况下,每个理智的卖者都想多卖钱,每个理智的买者都想少出价,双方的博弈形成了市场的价格,这种竞争也使得和谐社会的理念得到了保证。一个产权在竞争条件下只有一个人能买到,以前采取暗箱操作的办法很为难,我本人就遇到一个例子,是一个很大的项目操作完了,副市长私下跟我讲,他说你帮了我大忙了,我说这话怎么讲呢,他说你想我从20个亿卖一个产权那是一般的容易啊,各个方面我们都得罪不起啊,所以现在采取这种办法大家都没意见,买到的高高兴兴,没买到的也心悦诚服,所以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中国产权市场的制度设计起到了用市场配置资源来发现价格的作用。我们有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以往,我们卖国有产权是拿评估值作为天花板往下打折,你自行付款,比如说打折,今天打一折是7打8打下来,是以评估值作为天花板。今天中国的产权市场是以评估值为地板往上抬,一里一外能差出很多,据估计以前平均打折是两到三折,10个亿的东西7、8亿就能拿到。今天中国产权市场通过公开竞争的方法,2006年北京上海天津三家产权交易所一共交易了3168个,一个的评估值是758亿,交易值是901亿,增值了18.8%。以前在评估值往下浮20%左右,今天是在评估值往上升20%左右,这一里一外市场发现价格,为企业改革提供了资源支持。所以这个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