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长因房价上涨而呼吁市民不买房，一个市长因交通拥挤而呼吁市民不买车。在中国曾是市场经济改革前沿的地区，却首先从人民选举出的城市行政长官的口中冒出了最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口号，让曾被誉为是最自由的交易市场变成了最行政干预倒退的先锋。

    看来我们的市长们都很清楚供求关系决定着价格，但很遗憾的是我们的市长们都拒绝用增加供给的方式来解决日益增长的人们的物质需求问题。不管是他们主观的不想增加供给，还是客观上他们无财力或无能力增加供给，反而都选择了压缩需求的方式来平衡供求关系。

    政府的工作任务是什么？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要发展经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宏观调控的责任是什么？正是要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

    然而在承担政府应承担的责任时，我们的政府却将本应属于自己的担子压在了需求一方的肩膀上，让民众用减少需求欲望、忍受低质量的生活环境来满足政府逃避责任的荣耀，用掩盖与压抑真实需求来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的业绩。

    历史上，中国计划经济的时代曾有过类似的事件发生。当粮食配给量不足时，政府不得不号召人民将一日三餐的正常生活改变为一日两餐而维持生存。今天也有的地方政府在提出猪肉价格上涨时，可以选择吃其他的食品来代替猪肉以减少需求的压力。

    前者是一种人们无法选择时的被迫无奈，后者则是对一种选择可能的劝说。但当今社会进步与经济高速发展中，是否都有选择的条件呢？是否都要用民众牺牲自由选择权的方式来分担政府应承担的义务与责任呢？对那些等房等车结婚的家庭而言，是否也要因此而中止成家立业的需求呢？

    而即使在今天市场经济的中国仍可以看到大量类似的情况。如果真的像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了韩国经济恶化的困境时，我想中国的民众一定会比韩国的民众更有社会责任感与爱国之心。然而今天的中国却并非已处于应让城市民众替政府承担责任的危机之中。政府的财力不是在比GDP增长速度更快的增长着吗？不是在比居民收入更多的增长着吗？国有企业的利润不是在比民营经济和民众收入更快的增长着吗？这些都证明政府完全有能力和财力去承担应承担的增加供给的责任！本不应将担子再转移到民众的头上！

    我们赞成一部分家庭不买房而用租房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一部分家庭本就买不起房而应由政府提供保障。同样我们也赞成大多数人不买私家车而依靠于城市便捷并低价的公共交通。遗憾的是政府并没有向民众提供这种多样化的选择条件。

    没有建立可建设长期租赁用房的金融条件，缺少政府转移支付的社会保障住房，没有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那么在号召人们进入小康生活的目标之下，又要限制与禁止人们去买房、买车，不就变得可笑和荒谬了吗？

    没有交易又何来的市场。难道这是一场抗战初期抵制日货的民族斗争吗？难道这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吗？难道这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一种选择吗？

    价格是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基础，是调节供求关系的唯一信号。当猪肉价格上涨时，自然就会因有利可图而增加供给。当供给增加时，价格就会稳定在合理的水平。

    但当资源被垄断于政府手中时，市场则不管价格如何上都不能解决增加供给的问题，只有大跌时可能影响投资的减少。恰恰由于房地产与公共交通的资源都被垄断于政府手中，天平的一端是垄断的，另一端是市场的，因此并不能像猪肉一样，当价格上升时就增加供给。即使有想增加供给的投资也会因没有土地供应的原因难为无米之炊。而城市内公共交通则只能靠政府的投入了，这是公共产品的一部分。

    不幸的是市长们却要求民众用减少需求的方式迎合政府的供应短缺，更不幸的是政府还想斩断这只用于调节供求关系的价格的手。当价格信号被政府人为的或行政性的扭曲之后，市场又靠什么来判断供求关系呢？

    中国这只试图成为市场经济的大船不断的被一些市长们钻出一些窟窿，又如何乘风前行和抵抗风浪呢？

    真正的危机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更多的来自于并不想让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市长。

    当市场更多的听从于市长时，市场经济也就退回到了计划经济的时代了。（任志强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