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凡是我们坚持了正确的改革方向，改革就会深化，经济就会快速发展；反之，则是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停滞。

　　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不动摇，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一条最重要的基  

本经验。为了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有效取得改革与经济发展的重大成就，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 

　　一、什么是正确的改革方向 要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就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正确的改革方向。这涉及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改革目标的问题，也就是涉及到我们为什么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就有好多种答案，其中有两种答案的影响较大。 

　　一种答案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补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课。我国在建国后应该按照原有的设想，首先应大力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其中既包括发展各种公有制经济，也包括发展各种非公有经济。但是我们却没有充分地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而是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过快地从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从而严重地损害了生产力，延缓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生产力发展的固有阶段实际上是不能超越的，如果超越了，就必须补上，因而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要补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课。而且，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要做的许多工作，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例如发展非公有经济，实际上就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经济要完成的历史任务。 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它不仅在理论上混淆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区别，例如硬要将非公有经济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范畴，视它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同时，它实际上在实践中也行不通。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经济之后，宣布中国要退到新民主主义经济上去。虽然这种观点指出了我们无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盲目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固有阶段，过快地中止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不对的，但用这种观点解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和目的，则是不恰当的，过于消极地看待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另一种答案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完善。这种回答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没有错，但太过于抽象，没有清楚地表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而且这种回答的前提是我们已经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问题是我们到现在也还并没有完全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我们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能在当时的改革实践中去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正如我们后来在改革中争论的那样，有人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有人则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都搞不清楚，如何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回答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回答问题，因为人们往往会追问：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又是为了什么？因而这种回答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终极回答。 

　　由上述分析可见，以上两种观点虽然很难说都是错误的，但最起码可以讲是不完整的和不确切的。那么到底什么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目标？这需要从我们当时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性说起。也就是说，要搞清楚我国为什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爆发了经济体制改革？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和最直接的原因是我国原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将我国的国民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的经济生活长期处于严重的短缺经济之中，甚至使得国家只有通过各种票证管制才能勉强维系人们不能再低的生存要求，缺衣少吃几乎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民怨沸腾，民众迫切要求改革。因此，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是危机性改革，即原有的经济体制已经带来普遍的经济与社会的危机，我们只有在改革中才能消除危机，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稳定民心。 

　　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要对原有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完善，而是要对原有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变革，是一场深刻的体制革命，也就是人们后来所讲的，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变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属于危机性改革的这种特点，使得后来人们都很担心，如果我们的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我们会不会因此而丧失改革的功力，从而使改革的深化难以进行？我想人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们确实要在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时候，强调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的深化，防止改革的停滞。

　　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爆发的最根本的和最直接的原因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努力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享受的需求。而要能够最有效地满足这一需求，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满足这一需求的最基本条件是经济的快速发展，所以“发展是硬道理”。不过，经济发展又有赖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建设的最根本推动者，生产力发展是经济建设的最深厚的物质基础。可以说，没有生产力的高效发展，就不可能推动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因而经济建设需要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推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由此可见，以人为本，把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作为出发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基本方向和目标。 

　　二、用正确的改革方向选择和评价改革举措 

　　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正是坚持了上述的方向和目标，把有利于以人为本，有利于经济建设，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这三个“有利于”，作为评价和选择改革举措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如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以“三个有利于”为指导思想的。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我们都要坚持；凡是违背“三个有利于”的，我们都应该放弃。 

　　为什么对同一改革举措，有着不同的评价和观点？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目标有着不同的认识，从而对评价和选择经济体制改革的举措，有着不同的标准。例如，从“三个有利于”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大力发展非公有经济。但按照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对立物的“左”的教条来看，非公有经济则是一种以货币变成为资本、劳动力变成为商品为特征的经济形态，因而不应该将它与社会主义经济等同起来，充其量是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允许它有所发展而已。又例如，从“三个有利于”的角度来看，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但在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同志来看，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因而不能搞市场经济。即使搞一些，也不能将它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范畴来对待。再例如，从“三个有利于”的角度来看，应该大力发展股份制经济。但在把股份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专利的人来看，我们是绝对不能发展股份制经济的，当然更不能发展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股市，等等。 

　　我一直有一个困惑：为什么那些有利于以人为本，有利于经济建设，有利生产力发展的现代经济体制，被有些人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要加以抵制？为什么好的东西都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专利”？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究竟还有谁能喜欢它，我们的所谓优越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它还能有深厚的民众基础吗？它还能生存和发展，不被历史所淘汰吗？ 

　　在回顾和总结我国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的过程中，为了弄清楚一些问题，我查阅了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国民经济的体制及发展状况，看了许多当事人的大量回忆录，发现我们建国后给农民分了土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释放出来，农业生产状况是非常好的，并没有出现我们过去所说的所谓的大规模的两极分化趋向，更没有出现因为土地私有而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也就是说，当时农村的生产关系是非常有利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但是我们却匆匆忙忙地要实现集体化，并要快速地全面推行人民公社化。因为在当时的领导者看来，农民分到土地的积极性再高，生产力再发展，那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公有制经济而不是土地的农民私有。后来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们遇到了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巨大的经济困难。本来农民当时创造的“三自一包”，非常有利于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正是由于实行“三自一包”而拯救了我们。但我们在刚刚靠“三自一包”走出困境以后，就又马上取消了“三自一包”。因为在当时的领导人看来，“三自一包”再好，也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饿”，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饱”。在翻阅历史资料中，我并没有发现农民分到土地后的勤奋生产和巨大的积极性给我国国民经济带来了什么样的消积影响，倒是看到了人民公社化带来的几千万人被饿死的历史事实。很可惜的是，因为当时的领导人认为前者是资本主义而后者才是社会主义，所以前者就是再有利生产力发展也必须要被消灭，而后者就是再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也必须要坚持。教条主义确实害死人呀！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没有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原理，而是同教条主义者作了不懈的斗争，根据实践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因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却顽强地固守某些需要发展的“教条”，例如把非公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对立起来，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对立起来，硬要“教条”而不要生产力的发展，结果给我国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害，这是伟人的悲哀。由此可见，我们在批判张春桥时说他“宁要社会主义草，而不要资本主义苗”，并不完全确切，因为实际上这种教条主义思想并不是张春桥发明的，而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极左”路线的一个重要特征，只不过是被张春桥夸大和利用了而已。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绝不能将传统社会主义的某些教条作为评价和选择改革举措的原则。实际上，我们正是因为坚持了“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才推动了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才推动了国有经济的改革，才推动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才推动了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曲折，如对于市场经济，我们过去硬是将它看作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因而后来宁肯承认市场调节，承认市场机制，也不承认市场经济。一直到改革开放进行了14年之后，也就是到了1992年，我们才开始承认市场经济。实际上，市场经济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及我国计划经济的严重弊端，早已表明了市场经济是有利于经济高效益发展和能快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但就是因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所以我们一直是宁肯牺牲发展，也不愿抛弃“教条”，直到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才打破了这个“教条”，我们才开始承认市场经济。由此可见，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用“三个有利于”评价和选择经济体制改革的举措。千万不能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某些“教条”作为“不变的真理”，从而为了维护“教条”而牺牲经济体制改革。 

　　三、要将思维与行为统一到正确的改革方向上来 

　　30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正是因为我们将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以此目标评价和选择改革的举措，所以才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推动了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例如，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30年中，地方政府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地方政府之所以全心全意地发展经济，就是因为经济发展是评价他们政绩的重要指标。经济发展不起来，就很难说明他们有良好的政绩。追求GDP并没有错，只是要将GDP的增长建立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建立在资源低消耗和环境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地方政府这种关注GDP增长，也就是关注经济增长的积极性，首先来自于我们将经济发展作为评价他们政绩的重要指标，他们职务上的升迁与经济发展内在联系在一起了，从而成为巨大的推动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 总之，我们应该用正确的改革方向来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推动农村的承包责任制，有人之所以反对，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是公有制经济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承包责任制削弱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二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公有价值观，而承包责任制却强调了人们的“私利”倾向，因而承包责任制虽然带来了经济发展，但却非常有损于一心为公的集体主义经济思想。后来在改革进程中，又有人挑起了所谓两种改革观的争论，即改革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在有些同志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因而我们在改革中推动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将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行按要素贡献分配财富的原则，在按劳分配的同时，也按资本的贡献分配，都是不对的。因为这些改革属于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改革，当然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一直到现在，仍然有人拿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某些“教条”，来批评和指责改革。 

　　有的同志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一直在批评改革，例如我们搞市场经济他们反对，我们搞国有企业改革他们反对，我们搞股份制他们反对，我们推动非公有经济发展他们反对，等等。他们之所以一直持反对意见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将传统社会主义的某些“教条”作为标准，只要我们变革这些“教条”，他们就认为我们的改革不是搞社会主义经济。尽管我们的改革对于提高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具有伟大的意义，但在他们眼里这些都不算什么，甚至有人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生产力的发展也比我们快，但我们能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吗？在这些同志看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都是无所谓的，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教条”则是绝不能丢的。因此，“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思想倾向，并不仅仅是“极左”路线的产物，也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 

　　对于改革开放中的分歧与争论，我们只能统一到改革的出发点和目标上来，统一到正确的改革方向上来，即统一到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基点上来。按照“三个有利于”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只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我们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才排除了各种干扰，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因此，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方向不动摇，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一条最基本经验，当然也是我们继续深化改革的一条最基本经验，我们一定要以此经验为基础，统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与改革共命运，共生存，共成长，防止自己因为背离正确的改革方向而被前进着的历史所淘汰。 (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