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吴复民是新华社上海分社长期从事经济报道的一线记者，亲历了上海国企改革反复探索和实践的过程。在这里，她选取在不同历史阶段亲历亲见亲闻的几个片断，反映上海国企改革中不断破解难题的悲壮、艰辛和创新智慧。

　　1995年5月18日。上海西郊宾馆。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国有企业改革情况的汇报。当大家谈到当前国企改革面临许多困难时，他问在场同志：“现在有些干部不愿意管国企改革，你们怎么样？”

　　当时的主管副市长蒋以任答：“困难不少，但有信心。”

　　江泽民赞许道：“好！”接着有力地说：这是“命中注定，义不容辞”！

　　这沉甸甸的8个字，使座谈会的气氛顿时有点凝重，也令在场旁听的我和许多同志一样心绪激荡。

　　我国的国有企业，从来是人民共和国大厦的经济基石。然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让国有企业长期承担了解决就业和办社会事业的沉重负担，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成为天经地义。当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逐步深入，国有企业冗员多、负担重、效率低、政企不分、产权界定不清就成为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缺乏活力的致命弱点。是深刻的历史缘由使许多国企矛盾交织陷入困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觉得，“命中注定，义不容辞”这8个字饱含着悲壮的情怀，它反映了这一代人决心响应历史的召唤，矢志不渝去破解国企改革难题的自觉担当和触动心底的坚毅及勇气！

　　国企改革艰难起步

　　1979年9月1日，我调查反映了上海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中存在“浪费可以，节约无奖”、“后进企业得益、先进企业吃亏”等怪现象，胡耀邦同志在报告上长篇批示，指出改革方案要完善、大改“是毫不奇怪的”，“不能思想僵化”。

　　1979年6、7月间，国家决定在全国进行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国家经委和上海市确定的上海试点企业有106家。

　　先期开展试点的3个企业里的上棉17厂厂长是我的好友，一天他用调侃的口吻向我诉苦：“不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吗？最好先给我一个‘权’，让我有权不参加试点。”

　　“咦？扩大自主权不是好事吗？企业为什么反倒不乐意？”这位好友给我算了一笔账:内地一家棉纺织印染厂的设备规模相当于上棉17厂加第一印染厂，1978年上交利润2000万元，试点后增长50%为3000万；而上海两家企业的上交利润已经达到9000万，在这样高的基点上增长显然难度很大。而国家却规定企业在增长部分按同样的百分比提取利润，根本抹杀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对国家的贡献大小，挫伤了先进企业的积极性。

　　我循着好友的指点深入企业调研，果然发现了国家在扩权试点方案设计上存在的诸多问题：“鞭打快牛，保护后进”，使先进企业吃亏；用“一刀切”的办法按1978年水平计算企业利润基数留成率，造成企业“苦乐不均”，倘若1978年国家没有拨给某企业科研和技术培训费，那么，以后这方面的费用就没有来源。同时，扩权试点同中央同时安排企业进行的内部各项基础工作整顿不衔接、不配套，企业内部整顿的成果缺乏经济手段来巩固。上海柴油机厂柴油机车间曲拐小组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小组原来加工半成品质量差，曲拐废品率达5%，当年头4个月报废损失折3.8万元，可供小组人员发一年半工资；而在进行内部整顿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后，废品率逐月下降，加上产量提高，同样4个月至少挣回了3.8万元，企业却无权给职工发一分钱奖励。职工抱怨：“浪费可以，节约无奖。”

　　显然，这项改革试点方案迫切需要完善，同时必须增加与企业内部各项基础工作整顿相配套的环节。刻不容缓，我立即采写并在1979年9月1日发表了《上海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工作面临一些待解决的矛盾和困难》内部调研报告，报送党中央、国务院。

　　在30年以后翻阅当初的文字资料，我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如此皮毛的小事竟会难倒厂长，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会惊诧莫名。但事实上，当年的国有企业就是这样被计划体制管得死死的：“买醋的钱不能买酱油”，“有钱买棺材，没有钱买药”，“浪费有理，堵漏不行(企业上一个堵漏的小项目也要层层报批)”等等。

　　那个年代在国企的这些流行语，现在听起来如同笑话一样，这本身就说明，改革30年的岁月不是白白流淌的，国企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而当年国家对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方案的不断完善和充实，起始于1979年9月8日胡耀邦同志在我这篇调研报告上的长篇批示。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同志指出：“此件提出的问题，我认为很值得重视。请你们认真收集明年计划和经济改革方面的各种意见。”“改革经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因此，有关经济改革的方针、计划、政策、办法，不能由哪一个人、哪一个部门说了算。”

　　胡耀邦指出：“20多年来，由于我们把主要精力纠缠在政治运动上，我们大家对经济问题都没有钻进去。”“我们现在拿出来的一些改革方案，有的还要进一步完善，有的还要大改，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正确意见还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怕麻烦。”胡耀邦强调：“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经济管理还要随情况变化而变化，随历史发展而发展，而不能一劳永逸，一成不变，不能思想僵化。”

　　胡耀邦同志的批示连同我的调查报告全文刊登在中央办公厅研究室1979年9月17日出版的《经济问题调研资料》第18期，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遵照胡耀邦同志的指示，国家经委、财政部会同有关单位完善了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方案，并充实了巩固企业基础工作整顿成果所必需的配套措施，在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国企改革初始阶段，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项改革方案的设计团队，铭记胡耀邦同志改革方案“不能一劳永逸”的要求，从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关系入手，还在1983年4月推行“利改税”，1987年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将相当部分的生产经营权和利益下放给企业，让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自主经营，推进了改革深化和企业发展，但并没有触动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发表后，企业改革的目标从“放权让利”逐步转向企业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