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资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界定？如何来判定新旧两种国资呢？目前国内理论界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在此次 “新国资圆桌论坛”上，也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但与会人士达成一致共识的是，目前将国资划分为经营性、非经营性、资源性这一最为普遍的分类方法，并不能完全涵盖新国资的内容。

　　这或许也是前文所提及趣事发生的原因。

　　“最大的区别是老国资通常就是一般的竞争者，一个生产企业，而新国资要承担很多的政府职能，是不以盈利为目标的，这是第一个特征；另一方面，新国资是市场经济和国有经济的接轨，要以企业的形式运作，也就是说以企业为载体，但不以盈利为目标，以履行政府职能为己任，又不提供纯公共产品。”汪胜洋认为新老国资之间的分野还是比较清晰的。

　　以企业为载体，要求采用更多的市场经济的手段，体现的是与市场经济的高度融合；不以营利为目的，体现国有经济特殊性，和一般竞争性企业分开；不提供纯粹公共产品，是和财政分开，因为实际上有些公共职能是由财政支持的，比如军事、外交等，并不与市场接轨，无论是哪种经济体制下，都必须提供这些服务。

　　按照汪胜洋的推理，由此一来就形成了两个分析的标准，一个是市场化标准，一个是营利性标准。

　　按照营利性和市场化两维分析方法，可以进一步将国有资产按其市场属性划分为四类：一类是营利性和市场化的国有资产，称为竞争性国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资产；第二类是营利性和非市场化的国有资产，称为垄断性国资，这部分国资主要表现形式是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领域的国有资产；第三类是为非营利性且未市场化的国有资产，称为名义性国有资产，这部分国有资产不直接反应市场价格和提供利益，主要表现为未开发的矿产、水力、土地等资源；第四类是非营利性和市场化的国有资产，称为功能性国资。

　　其中，功能性国资即新国资。“也就是说，新国资可以定义为既不以盈利为目标(弥补市场不足)，又是参与市场运行，充分利用市场化机制的那部分国有资产。”汪胜洋认为。

　　厘清边界

　　对于这种分类方法，苏州市国资委主任周志豪较为认同。

　　“就我们的实际工作而言，我觉得功能性国资，也就是新国资除了开发区的投入外，应该还包括自主创新等方面的国资投资。”

　　在开发区建设过程中，国资投入是政府意图的一种体现，它必须要有这么一块资本存在。目前，在苏州开发区投入当中，包括企业的厂房设备等等，国资投入约占三分之一,国有资产在开发区的功能性建设很重要。此外,自主创新方面的国有投入也是不可代替的,尽管国有投入不能替代研究机构，但是可以创造环境，例如产业园、创业园等等,都是高新技术的引导型投入。特别是一些比较大的高科技项目,比如在光电领域，昆山有一家龙腾公司，国资投入就比较大。

　　而浦东新区国资委副主任贾继锋则从另一角度诠释新国资概念。

　　“原来的划分方式把国资国企的概念限制得太狭窄了,这我和大家有同感。至于新国资，我觉得其本质是政府从资源到资产到资本的运作平台,从另外一个角度,它是政府经营城市的实施工具。”

　　这牵涉到政府目标和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如今,政府目标已经不可能通过计划经济形式实现，只能通过市场化的形式出现,这就需要一个企业化的载体。

　　从开发区的运作实践出发，贾继锋认为企业化载体一般有三种形式：政府性开发公司、纯粹性竞争性公司、还有一个居于当中的公司形态。而新国资可能适用的就是政府性开发公司，从而政府能够通过这一企业化形式，实现政府资源资产到资本的完整流转。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国有资产规划投资委员会常任委员杨建文认为：“新国资相对于老国资而言，应该具有不同于老国资的特征。新国资应该是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特点的新型国有资产，这个最为基本的定义我赞成，而且认为非常重要。这个定义提出来后，会遇到一个问题：市场经济是追逐利益的经济，但国资具有经济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是不是一部分国资体现经济性，另一部分国资体现社会性，这个判断需要斟酌。退一步讲，即使一部分国资不以企业自身营利为目的，也还是要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因此不能简单地讲非营利。” 

　　此外，杨建文还认为，新国资还应该具备几个特征，或者说需要增加几个限定：一是“符合国资功能转变需要的新型国有资产”。改革开放前，国资的功能很简单，也很明显，就是生产功能(满足人民消费需求)和安全功能(满足政权巩固需要)，但在转型时期，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的任务同时并存，对国资提出了新的要求，国资的功能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引领工业化，规范市场化，适应国际化，促进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这些是国资在新时期应该具备的新功能，应该承担的新职能，应该发挥的新效能。“我认为，只有具备这些新功能、新职能、新效能的国资，才能称之为新国资。” 

　　“二是符合提升我们党和政府执政能力需要的新型国有资产，这一点在我们发展的现阶段特别需要强调。”杨建文指出。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由于缺乏经验，跨越式非均衡发展过程中也累积了不少社会经济矛盾，这些矛盾并不能指望民资或外资来解决，也不能全部通过财政来解决，尤其在我们的公共福利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还不完善的时候，国资是政府协调、缓和、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工具。现在强调建设和谐社会，还得靠国资。国资采取什么形式才能更好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需要研究。但这种具有新形式发挥新功能的国资，就是新国资。 

　　“汪所长提出的开发区国资，是一种具有新形态和新功能的国资，我认同这是一种新国资。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仅仅是新国资中的一种形式。”杨建文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