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教授作主题报告
李扬：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参加这个会。我是人民大学的毕业生，本人也是研究金融的，所以17次会，我大概参加了10次以上。但是前两年很重要一个原因，我遇到吴晓求一说起这个事他就在叹气，说我们研究这个事一年不如一年，刚刚过去2012年十八大之后，股票市场有点反弹，大家有一点好的感觉，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在2000点在增长，所以研究对象没有生气，我们的研究也就没有底气了。
但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出现了非常多的新气象，我们的金融发展也有了新的方略，新的目标，所以我还是吴晓求的邀请，有一些想法和大家来交流一下。
我作为研究者主要研究的方向是理清若干概念，这么多年来，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想清楚就干了，干下去不知道是怎么样，而且通常出现一个问题，事情想得很模糊，要下大气力，下大措施。我们面对未来的10年，20年，30年，中国是在一个新的国际环境中，有新的目标，我们恐怕有很多东西需要改变，我觉得这就是需要改变的问题之一，不要你说不清楚就那么干了。我觉得我们会议讨论的对象也有点属于这个情况。
相关的至少两个概念，一个是直接融资，一个是资本市场，大家都是混在一起用，到底说的是发展直接融资还是发展资本市场，其实仔细琢磨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直接融资，我不主张用这个词，国际上通行的金融字典没有这个词，很早就从字典上拿下来了，因为它已经不能概括金融业发展的主流现象，很多东西你说不清楚的，特别金融创新大发展之后，产品，金融业务，已经不能准确说清楚它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了。中国还是处在初级阶段，有些事情还能说得清楚。
在中国说直接融资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先给个定义，一项融资活动中只出现一份和约，资金的提供者和资金的使用者直接定义这个和约，这就叫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就是两个以上和约，银行很典型的是两个以上的和约，银行跟储户定一个存款和约，和贷款户一个贷款和约，两个和约完成一项融资活动。
买股票显然是直接融资，债券是直接融资，尽管中间有投资银行参与，但是最后的和约是最终出资者和用钱人来订立的。
2012年社会融资总量的统计，15.74万亿，其中银行贷款2点几万亿，只占整个社会融资总规模的52%，2008年占72，从72降到52，一年降5个点，金融结构的剧烈变化是任何国家没有发生过的，这是中国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巨大变化。人民银行的贷款比重迅速下降，信用类债券到了13.4，委托贷款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要是按照我刚刚那的定义，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都可以归为直接融资，经过银行，经过某金融机构，只是过手，最后贷款的条件，风险的承担，利益的输送等等，是提供钱的人和用钱的人直接定义的。
还有一个银行兑换贴现的汇票，应该也是直接融资，那又是一个6点几。要这样算的话，直接融资不得了。
另外一个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按期限来分的市场，它说的是各种融资活动有期限，短期我们有货币市场，中期还没有特定的概念，长期肯定是资本市场，长期5年以上，如果说用期限来分市场，那就不只是可交易类的市场，银行长期贷款，客户的长期存款，政策性银行各种各样的活动，都是资本市场活动，因为它长期所以它可以和资本形成能够形成对应关系，所以叫资本市场，这是按期限分。中国也是不得了的一个比重，现在我们银行里中长期贷款占比是迅速的提高，改革开放初期银行能不能发放中长期贷款，这一点是有争论的，黄达教授论证了银行在短期资金来源的基础上可以发放长期贷款，用期限来分这个市场也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1991年联合国国民收入核算的手册明确的说，本统计忽略期限的分类，因为现在金融创新大家都交易，非常简单，很容易，几乎是没有成本的。所以用期限来分，他融资的时候一项融资活动成立的时候，你可以看清楚它是长期短期，但是它对经济实际发挥的作用，由于后来一系列的金融创新，连续不断的交易就被模糊了，因此这个划分就没有意义。91年是这样，2002年又重申了对于期限概念我们不重视了。
我这样一讲，我们一直说的直接融资也罢，资本市场也罢，两个概念不是一个概念，但是我们经常拿在一起讲，这是第一。第二，这两个概念现在都不清楚，我们写到规划里，你说怎么实施，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到了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的时候。
第二点，这次危机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金融不能脱离实体经济，所以党中央国务院最近讲了金融发展第一句话就是服务实体经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我们现在在讨论未来发展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中国未来发展要什么样的金融，要看我们干什么，我们主要任务是什么。显然我们今后是工业化，过去说叫工业化进入中后期，指的是传统工业化，重化工，电力，机械，以这些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化，新兴工业化出来了，已经从实验室走向经济活动，这些东西带来的工业化，那是工业化的主体，美国人在危机之初说，说美国人应对危机主要两条，第一条再工业化，第二条再出口，他说的再工业化，绝不是再修钢铁厂，再搞重化工，再污染，他搞的是第三工业革命，是搞智能，新材料，这个对中国来说，我们的工业化显然是不行的，传统工业化不能做了。
我们应对危机过程中，要投资，我们只好沿着传统的工业化走下去，事后我们发现更大的产能过剩，更大的浪费。在最近刚刚召开的经济工作会上，中央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判断是，重点是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这和过去不一样，要想办法创造一定的需求，吸收一些，想办法创造条件向境外转移一些，同时我们要经过严格的审定，坚决消灭一些，这都是传统的工业化的问题。
新兴工业化绿色的，智能的，信息化的，所以对工业化的需求也都对我们提出了大量的需求。于是我们金融要想办法给予满足。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不能满足这些需要。在新兴工业化和第三次革命中提出的融资的需求，相当于我们谈了很久的高新科技的融资问题，高新科技融资问题到现在已经很久了，过去我们都说要对应的创业投资，我们国家产生了好多创业投资之父，之母，我们金融所就有两个之父，到现在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没解决，中国的高新科技的产业化过程中的融资问题，应该说还是没解决好，这是要解决的，不解决好，跟不上新兴工业化的步伐，跟不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步伐。
第三个需求城镇化，在最近刚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也说了城镇化的问题，当然也强调了它的新的内容。城镇化首先需要的是大量的投资，而且投资需求和单纯的工业化投资需求不一样，因为城镇化过程中，我们面对的是大量的兼有私人产品性质和公共产品性质的混合产品，但是城镇化有私人产品，有公共产品，大量的是公共和私人产品混合的混合产品，与它对应的需求就不能简单的是财政，商业性资金，有大量的像政治性的资金，一项融资安排里面商业性为主，公共性副辅，它是一个结合的混合状态，这就要求我们有金融创新，现有的工具不能满足这个需求。
第三，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除了我们要搞工业化，搞城镇化之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要让我们人们收入水平低于经济成长的状况要消灭，要使得人群之间收入不公平的状况趋于合理，我们需要有金融工具，我们需要有财政的工具。
前几天我参加财政年会讨论的时候，我得到一个突出印象，全世界都在反省直接税为主，又想回到间接税，我们现在很难做到。因此靠财政手段难做，我们回到中央在几年前的号召，要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我们要创造大量的金融工具让人们获得财产，而且这个财产收入是增长的，不受通货膨胀的侵蚀，不受危机的冲击。这是我们今后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需求。
按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的要求，金融创新，金融发展，金融改革，就应该向满足这几个方面去走。我们需要长期资金，无论是工业化投资，还是城镇化投资，还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这里包括老龄化发展的情况下，要让人们跨期储备资源，也需要长期的，所以长期资金的配制问题，是我们未来金融改革发展的大问题。现在我们这种工具少。
股票本可以，中国股票炒得最凶，你说它是一个长期投资工具，说不上。债券，我们刚刚把它归在直接融资里，也不行，行得上的是社保，人寿保险，但是比重非常低，所以我们今后要设法能够发展长期资金的市场，发挥金融跨期配制的作用，这是我们改革的方向。
第二，我们需要股本，需要自己掏钱，中国发展很快，投资者很大，大多数用的是银行贷款，就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这次危机把危险暴露得非常。国外人说中国的金融存在潜在的风险，也讲的是这块事情。自己的钱是有风险的，它不会有系统性的风险，要守住两个底限，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底限，还有一个区域性风险的底限，是要把用自己钱的方式给它组织起来投放出去，这样风险不会成为系统性风险，不会成为区域性风险。
最后我们说说路径，说到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我们有一个潜在的路径，银行和市场此涨彼消，上世纪美国流传一句话，商业银行是本世纪的恐龙，因为在那里资本市场发展得非常快，取代了银行的功能。现在我们看到事实好像不是这样，我们在中国发展资本市场，不是此涨彼消，我们一定要探讨一个相互融合，彼此分工的一个机制，这符合国情，也是符合理论的。
我提出我们发展资本市场，不要动不动就脱媒，就脱离银行媒介，银行少一块，应该探讨如何让银行介入长期市场，股权市场这样一个机制。这个问题应该说提出来了，就是危机之后全世界的金融机构都有问题，相比而言，北欧的金融体系稳定一些，比美国的金融体系还要稳定一些，而北欧是基于金融机构的混业，这些事情都应该重新研究。
变革我们首先要辩证概念，用这个概念来研究我们的事实，再根据我们自己的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来制定我们的金融改革的发展规划，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能够成长。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