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研究员演讲
王一鸣：非常荣幸有机会参加这次论坛。资本市场应该是经济的晴雨表，所以我们这个板块主要是讨论未来经济中长期的走势。
中国经济十八大提出了两个倍增，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要比2010年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也要翻一番。从中国经济过去的增长趋势来看，多数的学者都认为，翻一番是能够如期实现的。但是我们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阶段性变化的时期，我们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这么一个时期，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已经在开始发生变化。
我记得像我们周边的国家，东亚国家，像日本，1973年以后，韩国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基本上终结了他的高速增长阶段，所以很多人讨论，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不是也是中国经济变化的一个拐点。
我们看一下，其实中国经济本世纪以来它的高点是在07年，07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4.8%，以后就已经开始下降了，在金融危机前经济增速就已经在放缓。刺激计划以后，经济有个强劲的反弹，但是能量释放以后，经济又回归到加速的过程。去年三季度，又是降到一个低点，7.4%的增长率，四季度是回稳了，未来的走势会怎么样，这就是我们所需要讨论的话题。
从中国经济来看，这一轮经济放缓已经有些跟以往不一样，有些内生的结构性的变化，包括潜在增长水平的下降，如果说以前的经济波动是需求性的因素，这次应该说已经带有结构性变化的因素。从当前来看，中国经济面临几个比较大的挑战，一个就是外部需求的收缩，尽管12月出口数据有明显的反弹，但是全球经济低迷的格局短期内很难改变，美国的财政悬崖没有根本解决，因此它已经在接近上午上限，货币政策已用到极致。
从国内来看面临几个突出问题，一个是生产要素成本的迅速上升，特别是劳动力的成本，如果到沿海和企业家去接触，他们反映最大的就是人工成本迅速增生，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成本也有上升的压力。
第二个突出的困难就是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我们过去的产能扩张相当一部分是靠国际市场的扩张来平衡的，由于国际市场的收缩，加上我们这些年产能迅猛的扩张，产能过剩的压力迅速的凸显，我们钢铁、有色、水泥，产能规模达到了以前难以想像的地步，包括新兴产业，包括光伏，美国双反以后，同样面临严重的过剩的压力。
我们只有改变原有的模式，提升我们的价值链，这个就面临着一个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约束，我们原来传统的代工、加工贸易的模式，就是这种制造业发展的模式也已经走到极限，这是短期的。
从中长期来看，随着我们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的加快，劳动力增长的放缓，人口红利逐步的消失，我们的储蓄率一定会向下调整，劳动力的供需形式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这次经济放缓为什么没有出现08年大量的农民工的返乡，沿海还存在着招工难，这还是和劳动力供需有关联的。
中国在资本投入放缓的情况下，惟一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力，这是未来经济转型的根本，现在又面临着我们企业层面研发、创新能力不足这种制约，我们过去提高全要素生产力主要是从劳动生产力比较低的农业部门向制造和服务部门转移，进入本世纪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是放缓的，这也会对未来经济有重要的影响。
还有一个就是资源环境的约束，我们的能源消费，10年是32.5亿吨标准煤，2020年能不能控制在50亿吨标煤，这是一个外部的硬约束，全球的气候谈判也很困难，俄罗斯现在又退出了，他说中国你这么高的增长，很难起到效果。
所以中国经济阶段性变化，意味着它的经济增速肯定相比过去30多年接近两位数的增长，一定会下一个台阶，这个台阶是多少，我个人认为就是7、8%这么一个平台上。所以这种增长是以后经济增长的常态，它也是符合规律的。
当然在经济增速放缓以后，我们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以前没有遇到的问题，包括资本市场，包括财政金融，因为经济高速增长期迅速的扩张，是有经济增长做支撑的，以前包括财政大规模的增加投入的计划，金融信用迅速的扩张，以后也会发生变化。
中国经济要微细一个比较强劲的增长态势，我觉得要做几件事。时间关系我就不说了，最后一句话，要微细一个高增长，两条，一条通过改革，提升优化我们的资源配置，让要素流动起来，来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的动力。改革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做起，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做起，当然为了更好的发挥政府的带动效益，也可以从政府自身做起，我们要在这些领域找到改革的突破口，来优化我们的资源配置。
第二，面对新的产业变革的潮流，中国要维系一个稳定的增长，一定要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要全面提升我们企业的研发能力，中国的企业未来这种最薄弱的环节约束就越来越显现出来了，不突破这一点，我们很多技术路线和生产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我们的压力就会进一步增大。谢谢大家。
刘元春：感谢王院长的精彩演讲。他从内生结构性因素，和整体增长的资源环境因素，阐述了中国宏观经济步入到新常态，又从政策层面提出两种稳增长的思路。应该说为我们下面几位嘉宾发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讨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