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危机是周期性还是结构性原因大讨论

　　刘元春：谢谢焦局长的精彩发言。遵照主办方的意见，我们延长10分钟。

　　感觉6位嘉宾都对相关的问题做了一些论述，我有一个问题希望各位嘉宾解答一下，目前我们常常谈到中国处于一种新常态的状态，低增长，不低的通胀，这是我们经常讲的新常态的内涵。但是如果我们纵观全世界都是如此的，经济增长比较低，但是通货膨胀不低，比如印度，俄罗斯，巴西，经济增速都下来了，但是通货膨胀并没有下来。

　　因此我们就会考虑一个问题，目前全世界步入这种状态，是不是全世界都处于内生性结构性力量的大时期，还是我们周期性因素还是一个很主导的因素？这一轮的经济下滑到底结构性内生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哪个更强？因为这是我们判断下一步经济增速到底在什么位置的一个关键。因为我们讲经济下滑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滑到何处，怎么滑，可能是大家真正关注的要点。

　　王一鸣：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从世界来看，通胀的高位跟金融危机后量化宽松的政策是分不开的。现在不光是美国和欧盟，安贝上台以后也信誓旦旦，也要实行量化宽松的政策。我问日本的一些企业家，我说你们有能力去吸收这些蒸发的资金量吗，他们的回答好像是不，现在怎么有新的增长点，他没有实质性的需求。

　　所以全球的经济增长的低迷和通胀的高位，我觉得这个结构性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关键之所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我们要从原有的结构转向新的结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还没有找到进入一个新的轨道的一个路径，也没有找到未来新的增长点，尽管现在新的产业变革，新的科技革命，产业有些苗头，但是还没有形成强大的市场力量，能够引导资源向新兴的领域去流动，所以这就是我认为的，恰恰这个困局也是未来找到新的路径的一个前夜，现在就是黎明的前夜，一旦形成势头，未来走到新的路径上，全球经济新的一种繁荣也就会出现，谢谢。

　　高培勇：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导致危机的因素究竟是结构性的因素大一点，还是周期性的因素大一点。这让我想起这四年多来，我们的经历，比如说08年刚刚步入危机的时候，官方用了一个表述，百年不遇，前所未有，就这场危机的特殊性。但是究竟怎么特殊法，其实大家当时的认识远不如今天这样清晰和深刻。

　　最初无非就是操用反周期的办法应对危机，但是这四年走下来，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危机持续的时间如此漫长，显然和战后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是不一样的，原来讲二战以后经济周期是在缩短，而不是在延长，长达四年近五年还看不到走出危机的这种前景和希望，现在还在说何时走出危机还难以预测。

　　第二个特殊现象，我们真的有危机吗，比如说四年多，你走到全国各地去你发现很多地方还是很繁荣，该增长增长，该过日子过日子，我们到底有危机吗，是不是中央关于危机形势的判断上过头了，如此等等。这两个特殊现象实际上都在提醒我们，这一次危机的特殊性就在于，如果我的判断，结构性的因素显然是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两者交织，是导致这场危机深刻的原因。

　　胡祖六：我是这么看的，在实际中，理论和实践是比较模糊的，在我们观察这次漫长的危机中，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表现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用会计准则中的先进先出来描述，美国09年入伍，11年出，欧洲是10年入伍，12年出，新兴市场国家是11年入伍，13年应该出来了，日本从来没有进去过，也就没有出来的说法。

　　之所以新兴市场国家受影响比较弱，刚开始后来产生，是因为它的初始条件还可以，是拖延了这样一个波及影响。但是最终还是要受到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是一个结构性的。美国经济基本出来了，但是他进入一个新常态，在危机以前他可以实现4到6%的增长，这个增长是非常少见的，现在基本上稳定在2、3%之间。像中国维持在7到9这样一个区间，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大家是经历这样一个周期性变化，这个周期性基本是两年的一个周期，但是从全世界来讲，由于先进先出一浪一浪的调整，持续的时间还是比较漫长，结果是大家都稳定在一个相对低的水平，但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这种增长的结构性差异仍然存在，增长速率的区别还是存在的。如果说在以前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是6个百分点，或5个百分点，现在仍然是增长速率的差距也是5、6个百分点，这个不一样是一个结构性的。

　　刘元春：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几位嘉宾精彩的演讲。同时也感谢各位来宾和各位与会的朋友们，感谢大家在快到一点，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还坚持在会场的各位朋友。我们下一个节目就是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