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坛之中国金融政策展望
李扬：首先有请浙江省副省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主席朱从玖先生；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李剑阁先生；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美国原副国务卿Richard N.COOPER先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行长吕家进先生；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李稻葵先生；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师、董事总经理黄海洲先生，大家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首先，作为主持人要声明规则，首先是时间不够，大家要控制时间。每个人顺序发言，限时7分钟，之后是提问环节，每个人不超过5分钟。
首先有请朱从玖先生发言！
朱从玖：感谢李扬院长的介绍。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各位老师，非常高兴参加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到这里来发言。
我们这一节的主题是《金融政策》。刚才吴晓灵行长已经在她的报告当中做了一个阐述，内容很广泛，包含的层面也非常多。金融政策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在我们当前稳增长和调结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金融政策对稳增长、调结构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金融的深化，金融政策跟我们各个层面的关联度都越来越高。所以当然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研究金融政策也要讲究方法，我觉得在方法论上也要有一定的辨识。我们现在关于金融问题的研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变得十分广泛和深入。我们通过观察发现，对金融政策其实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从金融业的自身，金融业自身很专业，内容也很多，很丰富，话题也很广泛，但是实体部门其实往往很难插上嘴。所以我们看到的，讨论比较多的都是我们金融行业领域里面的专家探讨得比较多，其实我们很少听到来自实体部门的一些声音，包括我们地方的经济管理部门。当然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已经有很多的文献和讨论了。第二个层面我觉得要考量的就是金融政策所涉猎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我们国内经济的领域里面已经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而且这个重视程度也在加深。我个人觉得，从实体部门来看，我们当前金融政策主要的方向应该是推动金融业更加“贴身”的服务实体经济。我们当前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界面上需要讨论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破解的难题其实非常多。这样一些难题对于我们在这样一个新兴加转轨的特殊时期，既要能够调结构，又要能够稳增长，还要能够惠民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从实体部门或者从地方的工作上来看，我个人觉得有五个方面想在这个场合提一下，需要金融政策加以关注。
一是金融政策的传导体系需要特别关注。大家都有一个经验，我们在制定金融政策的时候，我们的设计都是很精美的，很完善的，目标也是很清晰的。但是最后执行的结果跟我们初始的想法还是有很大的出入的，这就提醒我们，金融政策的传导体系很复杂，传导体系如果不健全、不完善的话，可能会给金融政策的效果带来很大的折扣。这个传导体系包括传导机制、执行金融政策的主体。我们当前处在这样一个改革和多变的时期，每一类的市场主体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金融机构本身作为金融政策的一个重要的传导主体，我们自身也在不断的完善自己。作为金融政策的受体，我们实实体部门的市场主体也在不断的健全和完善当中。所以这样一些主体的完善过程也告诉我们，金融政策的传导体系是需要不断健全的，使得我们的金融政策能够有效的传导到实际部门。
二是我们已经形成的、有广泛共识的、确定的一些金融政策要坚定不移的、彻底的执行到位。这句话的另一个解释就是我们现有的可能形成共识的，已经确定的一些政策方面的事情可能还没有执行到位。从实体部门来讲这个感受也是比较深的，比如说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推进的商业银行的改革，我们把商业银行从国有商业银行变成上市的主体，落实它的市场主体，落实它的自主权。但是我们从目前的很多事情来看，这样的自主权并不充分。比如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它的权限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在当前一些少数或者部分企业出现资金困难，需要一些商业银行的支持机制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并不是特别有效。再比如说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个题目已经拉开了，这样一个工作也展开了，大量的可能不能上市的一些公司也可以得到资本市场服务的这样一个概念被大家所接受。当然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在各个层次我觉得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和加强。
三是金融政策需要关注的是金融资源对于一个实体部门的企业来讲是一个外部融资，外部融资对于我们获得这些金融资源的市场主体企业是有很多的要求的。无论是上市还是获得银行的贷款，还是去发行一个债券，做一个资产证券化等等，都会对这些主体有很多的要求。这样的要求谁最清楚？我们金融部门最清楚。作为企业有时候并不是很清楚，即便是通过中介机构作为顾问，有时候也很难掌握我们这样一些政策上的精髓，准确的把握它还是有难度的。所以这就需要金融部门，包括监管部门、宏观调控部门、金融经营部门深入到实体部门当中去，帮助实体经济的企业更多、更充分准确的了解我们实体部门的结构，使得我们金融资源更加有效的服务到实体经济当中去。
在浙江我们有一个实践，我觉得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最近几年在推动市场主体的升级，提升发展。因为我们现在的市场主体全浙江省有300多万个大量的个体工商户，极少部分是股份有限公司。我们从省政府工作的角度会推动个体工商户比较大的转化为企业，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要转制称为股份有限公司，使得它们具备条件来获得更多的外源的融资，更多的金融资源。
四是金融政策需要考量金融服务的可持续性和可预见性。实际上对于我们企业来讲，这也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我们众多的工商企业来讲这也是一个很困惑的事情。有时候不知道下一笔的融资和贷款还能不能得到，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了这个事情，但是程度还是需要加深的。对于我们单个企业这是很致命的，我不知道下一笔贷款和融资能不能得到的话，我这个企业能不能继续下去就变成一件有问号的事情。这也是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的信息对称性问题，也是我们金融运行体系的一个透明度的问题。从实体部门来看，非常迫切希望我们金融部门能够提升我们业务的透明度、政策的透明度，使实体部门能够清晰的预判它是不是能够稳定、持续的获得外部的金融资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五是金融政策要关注民间金融的发展情况。刚才晓灵行长在金融政策的报告定义当中涉及到了民间金融，民间金融在我们当前的经济体当中占有很重要的份额，它服务着一大批的企业，这些企业从我们持牌的金融机构那里是得不到金融资源的，获得不到支持的，但是民间金融可以帮助很多企业能够获得金融资源。它有不规范性，有多变的一些特点，但是它在经济当中确实是一个支撑。
浙江从温州金改出发，我们制定了《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来规范和推进民间金融的发展。我觉得未来我们的金融政策应该把民间金融运行的一些特点，服务一些什么样的企业，它的规范性如何，怎么样来提升它的效率，防范风险等等，都需要纳入到金融政策的体系当中来，这对于金融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经济的运行也是非常重要的。
李扬：朱省长是从事金融研究的，之后是货币政策，再接着是金融监管，到地方去被监管了，所以他的感受是弥足珍贵的，他讲的这五个方面是注重传导，希望大家各种政策能够落实，希望产融结合，希望政策透明稳定，希望关注民间金融。这五个希望我觉得对于我们下一步研究金融政策是非常之重要的。既然是希望，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做得并不是特别够。在我看来，因为做得不够，才有影子银行的大发展，才有互联网金融的大发展。所以要想对有些一些新的金融事务进行有效监管的话，我们必须推动金融改革。方向是向实体经济靠近，提供贴身服务。
下面有请李剑阁先生发言，有请！
李剑阁：各位嘉宾，早上好，非常高兴参加中国金融政策展望这个章节的讨论。刚才主持人李扬院长说朱从玖从监管到被监管，其实他没到被监管，他还是省长，我倒确实原来是监管部门，现在是被监管了，因为我现在是申银万国的董事长，原来在证监会工作过。我今天从这个角度来讲，展望未来金融政策5—10年的走向，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我考虑有五个大的背景可能需要我们考虑。
第一，我们在今后5—10年里我们面临是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阶段。去年刚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了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明确了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和主要的方向。昨天几个部门的发言，几个“一行三会”领导的发言，从他们的发言中可以感受到未来金融政策的走向主要是要减少前置性的审批，事前的审批，而要加强事中和事后的监管。所以，总的来讲这是一个方向，金融更加减少管制，减少审批，鼓励创新，鼓励市场竞争，开放市场，而且对民营参与金融也打开了大门。当然也要避免在金融创新中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原来预见不到的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我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些我们认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前段时间有几个部门出台了一个文件，说要鼓励或者是优先考虑不发达地区企业上市，有这么几个部门联合发的一个文件。这就使我想起当年我在中国证监会工作的时候，我们曾经把上市当作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的一个手段，而且是成为上上下下，好像是一个共识，这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和改革大的方向是不太符合的，这是我感觉我们在预测未来金融政策走向时需要考虑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大的方向。
第二，中国正在从一个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过程中，同时，正在向高收入迈进。同时，中国人又有相当高的储蓄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考虑金融政策的时候，我们经常批评中国的投资率太高，应该转向由消费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我们做了好几年，为什么做不成呢？我觉得和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是有关系的。大家公认的几个数据，中国公民多少年来储蓄率始终保持在20%，加上政府的储蓄率和企业的储蓄率，在50%。像这样高的储蓄率其实就决定了中国有比较高的投资率。因此，现在尽管大家在说不能再搞刺激政策，但是大家看到最近金融政策的走向，对于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应该进行投资，现在还是再继续安排，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走向，我们不要被一些其他的判断所误导。
第三，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最近兰德公司讲，到2020年，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达到若干改革目标的那一年，我们中国老龄化程度会超过日本。我觉得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国的中低端的就业岗位劳动力会开始感到紧张，这样促使我们在低劳动力成本的行业逐步失去竞争力，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我们将有更多的机械取代劳动力。因此，这个时期我们对于增加自动化和机械设备替代的投资可能还会加强。第二个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就是进入退休年龄的老人会越来越多，现在关于养老体制的讨论最近也有展开，过去中国是现收现付的一种养老体制，后来逐步统账结合，也就是现收现付加上基金积累，现收现付是缴费确定型，基金积累是缴费确定型的，对于缴费确定型分两种，一种叫实账型的，我们从上个十年基本上一直在强调要把个人账户做实，但事实上这恐怕有非常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没展开深入讨论，十年前我们层次做过一个研究报告，国务院领导也听了，但是没被高度重视。后来所有的文件中仍然说要把个人账户做实，现在越来越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将来肯定会进入记账式的个人账户，这也对金融提出了一些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我们今后出台所有的金融政策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中国老年人养老金的安全性和它的增值。
第四，中国金融业正面临着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因为我们的金融改革和其他的各项改革一样，都是由对外开放来倒逼国内的改革，特别是前不久召开的博鳌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宣布开通沪港通，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当时我就说对这件事情的评价不以行情论利弊，它不见得短期对A股、H股有重大的行情上的帮助，但是应该看到它打开了一个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突破口，对于中国资本市场和国外的互联互通起了一个示范性的作用，这个将来也是金融政策的一个重要走向，今天可以沪港通，明天可能有更多的互联互通的形式出现。
第五，互联网对金融业全方位的渗透。我觉得大家所讲的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稍微有点儿问题，这个英文词是由目前在国内被认为互联网金融最早提出和最早做出理论概括的谢平提出来的，接着有一个什么问题？好像互联网和金融原来没有结合，现在突然结合，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现有的金融业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在全世界也是比较早利用互联网和电子技术的。中国的资本市场一开始就是无纸化的，国外很晚很晚，比我们晚得多才实现无纸化和电脑自动撮合。所以，这个概念的简单提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像到今天为止中国的金融业才开始和互联网电子技术相结合，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为什么大家又说现在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很大呢？我的认识是这样的，原来我们互联网和金融业其实已经高度的结合了，但是突然现在来了一个外来者，这个外来者就是原来不是搞金融的，借助于互联网进行商业活动，比方说电商，这样的企业它完全不是搞金融的，它是一个外来入侵者进入了你这个行业，所以带来了新的冲击，当然也带来了新的思维，对我们传统的金融制度产生了冲击。因此，这是需要下一步我们金融政策走向当中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所以，互联网金融现在越讨论越糊涂，可以说中国现有的金融业是互联网和电子金融最大的一个用户，没有别的行业比这个行业采用的技术更加先进。我们应该注意到电商进入金融业，当然它也符合向民营企业和各个社会资本开放金融业的一个大的趋势。这个现象值得欢迎，同时它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是未来金融工作者在呵护和监管中如何取得平衡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谢谢。
李扬：谢谢剑阁，剑阁我的印象一开始进入社会就是从事改革的，一开始花了很长时间从事改革，所以对改革非常熟悉，后来他当监管者，然后当被监管者，但是始终不忘改革。刚刚他提的五个主要的问题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我们整个改革会深入，中国高储蓄、高投资状况的持续，以及人口老龄化进一步的发展，还有一个对外开放，最后说了互联网，我同意他的看法。当然，我们今天不讨论互联网，但是我想说的是也许基于互联网的金融会使得中国金融业有大的发展，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的过程，移动互联现在是中国在世界上排名第一，而基于移动互联来展开金融活动，一定是我们的一个强项，谢谢各位。
下面有请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原副国务卿Richard N.COOPER先生。
Richard N.COOPER：非常感谢大家，首先我感到非常荣幸受邀参加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同时我也要祝贺清华大学成立国家金融研究院，刚才吴院长也提到，我参加了《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4》的工作。我是唯一的一位外国发言嘉宾，我想讲一下国际的一些背景，刚才李剑阁先生给我们介绍了中国的五大背景，我要给大家介绍国际的背景。
上海有非常大的雄心壮志，在2020年成为国际的金融中心。这样一个愿景我觉得据我所知是中央政府也非常支持的。我首先想问的就是上海如果要成为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的话，它需要有哪些先决条件，哪些是必要条件，哪些是充分条件，哪些是上海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主要条件，这是值得我们讨论的。
我们如何为上海成为世界或者国际金融中心创造条件，这也是非常大的问题。上海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应该具备的这些条件，我们怎么样给它创作出来这些条件。昨天我们讨论了很多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我们有哪些必要条件。有一系列国家在世界各国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些条件，已经有了这些必要条件，但是还没有获得我刚才提到的充分条件，使之具备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我想讲三个必要条件：第一是规模，必须要达到一个最基本、最小的规模；第二是汇率可兑换；第三是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争端处理机制。
首先讲一下争端解决机制，我们不会太多的去研究，但是如果大家真正进入到现实的金融商界，我们就会发现争端经常会发生，所以必须要创建一个处理争端、解决争议的这样一种机制，能够和平的、公平、公正的处理机制。要将这样一个城市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必须要让大家认可这个城市是建立起了一个有效的公平公正的争端解决机制，而且是根据每个案件的真实情况，哪怕是一个小人物，也能够在一个争端处理的案件当中击败一个大人物，只要道理站在小人物这一边，所以我们要建立起这样一个完全公正的争端解决机制，就需要法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体制、平台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公平、独立的平台，他们能够抵制任何有关系、有政府背景的人士或者团体的压力，而且还必须要有公平、公正，有丰富经验的人做裁判，他们知道有哪些先例，而且他能够分析清楚这个问题的复杂之处在哪里，而且处理争端机制的人他们能够很好的去听取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阐述，而且必须要能够确保多种信息的充分和透明，能够让正方和反方的律师充分的提供证据，为政府提供充分的信息，以避免出现影响国家安全的事件。
第二，要实现人民币百分之百的完全可兑换。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百分之百必须要达到的必要条件。比如在看到伦敦这样一个最重要的全世界金融中心，我看到有相当多的金融交易不光是用英镑来计价，很多是美元、欧元的交易。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出现以人民币为计价的金融交易在伦敦不断的崛起，随着上海有这样一个雄心壮志要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所以我相信上海打造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肯定是要把人民币考虑进去。对于外国人士，包括本地居民能够自由的买卖人民币，没有任何限制，而且可以是短期的持有人民币的资金或者是短期的根据持有人的决定去对这个资金进行买卖，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自由度。我们可以这样来设想，在这样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当中，本地的金融机构，中资机构肯定要参与，光靠外资银行肯定不够。
上海要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我相信本地的金融机构、中资的金融机构一定会在上海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的人民币必须要对于本地以及外资的金融机构都实现完全可兑换。最终的目标就是要使得人民币不光是对于机构，对于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每个个人都能够实现完全可兑换。这样的话，每个个人，包括每个机构都可以自由的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如果有一些本地的居民或者本地的机构没有办法实现完全可兑换，那么他们就可能会被排除到国际金融体系之外。一个可兑换的货币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而且它能够实现宏观审慎监管。当然，现在监管机构也有自己重要的考虑因素，有时候要打造一个全方位的国际金融中心，货币的可兑换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且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这几年也敦促一些国家解决资金外流、过度流出、过度流入的情况，如果资金过度的流入流出，跟一个稳健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不匹配的。
第三，中国实体经济从规模上已经相当大了，中国的金融机构、金融行业也是非常大了。通过昨天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不仅是要打造一个多层级的金融中心、金融体系，所以我觉得在规模上肯定不存在问题。讲到规模，顾名思义就是还要达到高流动性和非常高的营业收入。所以对于外资银行来说，一项资产能够高速流动起来，在我看来要打造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有一点大家经常会提到的就是，没有必要非得建立一个完全浮动的汇率机制，我觉得我们可以自己提醒一下过去的历史，在19世纪的英镑，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的美元机制，英镑和美元在那个时候都是全世界经常使用的货币，但是在那个时候英国和美国使用的都是固定汇率机制，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还处于金本位的时代，所以并不是说要搞一个浮动汇率机制。但是同时我们要确保一国的货币政策，能够确保这个货币在国际汇率机制当中是稳定的，所以一方面不一定非得要搞浮动汇率机制，但是我们要确保货币政策的稳定性。
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条件是不一定非要做到的，就是在国际收支方面，不一定非得是经常账户的赤字。现在美元是一个国际储备货币，而且美国在过去30年都是处在经常账户赤字的状态之下。我也想提醒大家，这一条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在一战之前，英国当时是处在严重的经常帐户赤字，而且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美国当时是美元刚刚崛起的时候，美国有着非常大的经常账户盈余。
下面我来讲一下这个先后排序的问题，在一个理想的、充满耐心的世界里，我们是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改革都实施下去，就在我们今天会上讲到的所有改革都做完了，然后再建立起一个完全可兑换的汇率机制。我们不希望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企业都进入到中国市场，这样的话会给中国的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威胁和危害。但是我也注意到，有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大家并不总是有耐心，大家都非常着急去买车，大家并不是依然采用老的交通方式，要快速的开车，把速度拉起来。同时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快速，今天是周日，是闭市的状态，如果今天晚上发布消息，明天新闻上就说人民币马上可以实现完全可兑换了，这是可以由中国政府做出的决定。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有高风险的决定，会直接威胁到中国的金融体系，但是也不会摧毁中国的金融体系。我认为如果人民币完全可兑换的话，可以实现经济改革、金融改革的加速实施，而且也能够推动改革新的动力、新的势头。
我总结一下我的演讲。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目标？为什么这是我们的一个宏伟的理想？这是中国政府的高层领导人有这样一个宏伟的抱负。中国政府讲述的一些相关立场比较模糊，我觉得更多谈到的是尊严、信誉，而不是谈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的好处和益处。所以我猜测，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这个目标应该更加清楚的规划出来。因为这不仅会影响到现实操作当中的细节，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到中国金融改革未来所走的道路，谢谢！
李扬：谢谢。中国在改革过程中非常需要来自国际，对中国具有同情心、友好，而且专业的一些建议。刚刚Richard N.COOPER是从上海金融中心建设需要的充分条件、必要条件，以及创造一些条件阐述了非常好的意见，我非常赞同他把一个公正的处理机制放在第一位，七八年前我们从事中国地方金融生态评估的时候我们就阐述了这个看法，我们不怕一个地方产生金融风险，怕这种金融风险得不到有效的管控，我们不怕一个地方产生金融犯罪，我们怕这种犯罪得不到公正的处理，所以，我们根据这个评价地方金融生态，我们看重的是这样一个制度环境，非常高兴Richard N.COOPER先生阐述了这样一个看法，确实对中国来说，一个公正公平的环境现在恐怕非常之重要了。吴晓灵行长，我们俩现在都在人大财经委，我们肩负着制定这样一些好的法规的职责，当然好的法规制定出来了还得实施。谢谢。
下面有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行长吕家进先生发言！
吕家进：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这为金融业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天论坛的主题是《金融政策的展望》，我想借此机会围绕普惠金融政策的制定谈一点个人的认识。建立普惠金融政策体系需要理性认识，全面的研究，坚持好以下四个原则：
第一是坚持普惠服务的原则。
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孟加拉的乡村银行的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说过，每个人都享有获得信贷的权利。同时，我也认为普惠不等于恩惠。和政府的扶贫，社会的慈善是不同的，普惠金融既非计划手段，也非平均主义，而是要用市场化的机制和商业化的手段让更多的人以合理的价格和便捷的途径获得各种的金融服务。
第二是坚持社会责任的原则。
传统观点认为普惠金融成本高、成本大，出于体制理性、成本偏好等原因，大银行总是倾向于为高收入群体提供服务，而将普惠金融留给小银行来做。我认为普惠金融并非是小银行的专利，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变迁，以及信贷技术的发展，大银行更能发挥小银行所不具有的资金的优势，包括规模的优势，以及经济范围这样一些优势。在履行国家的服务战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
第三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普惠金融在强调包容性的同时，还需要满足商业的可持续性。普惠金融不能简单的被看成是小业务，我们认为小业务有大市场，小业务有大功能，普惠金融触角虽小，但是在最后一公里中发挥着雪中送炭和难中救济的功能，普惠金融理应成为金融业的商业蓝海。
第四是坚持创新发展的原则。
普惠金融有其自身的特点，不仅需要金融机构在盈利的模式，服务的理念，产品和技术方面进行创新，还需要我们的政府机构在监管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做好创新。普惠金融体系的提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一大突破，构建中国的普惠金融体系，这个政策体系需要立足于四个转变：
一是从金融机构的建设向金融功能建设转变。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遵循金融机构观的农村金融改革现在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或者出现了一些局限性，亟待强化农村金融体系所承担的金融功能，实现金融要素在城市和农村，在高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之间双向自由的流动。
二是从城市金融思维向农村金融思维的转变。在构建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时必须从城市金融思维向农村金融思维转变，在金融产品的设计，服务的方式，客户的营销，风险的管理，考评激励等方面，不能简单地照搬城市金融的运作模式。
三是从商业化的改革模式向多维度的改革模式转变，构建中国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必须结合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以及互助金融的协作作用。
四是从片面衡量指标从综合衡量指标转变，一个好的普惠金融体系能实现服务范围的广覆盖，自身商业可持续，社会福利最大化。
要达到上述目标关键是处理覆盖面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有效的评估衡量普惠金融发展的状况，建立一套综合的统计，包括这样一个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国普惠金融体系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创新普惠金融的组织体系，解决普惠金融供给不足问题。关键是要创新普惠金融的组织体系，要鼓励现有金融机构向县域乡镇延伸业务，而且还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有序引导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进入这个领域；
二是丰富普惠金融的产品体系，需要创新金融的模式和扩大信贷担保范围，构筑小额信用贷款、抵押担保贷款、低保机构…普惠产品体系。
三是要强化普惠金融的政策这个体系，发展普惠金融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要加强信贷、产业、财税、投资政策的协调配合，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和财税政策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四是要健全普惠金融市场体系。需要健全包括银行、保险、证券、期货、信托等在内的功能完备的普惠金融市场体系，充分发挥不同金融机构的协同效益，实现综合化、一体化的服务。
五是拓宽普惠金融的渠道体系，发展覆盖金融离不开覆盖城乡的金融服务网络，互联网金融具有交易成本低、覆盖范围广，效率高的优势，与发展普惠金融进行配合，鼓励互联网企业和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来创新金融服务方式，为社会各阶层提供良好的服务。
六是优化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发展普惠金融需要构建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需要围绕城乡居民、小微企业开展信用等级的评价工作，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同时也需要加大金融支持教育的普及力度，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风尚。
发展普惠金融路虽远，行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研究普惠金融政策体系和有效实施普惠金融的政策必将是一个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效的这样一个艰巨任务，需要社会多方面来共同努力。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作为中国普惠金融的先行者，将为探索大型商业银行，实践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做出新的贡献，谢谢大家。
李扬：谢谢。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新概念并不是特别多，普惠金融是一个新概念，公告公布的时候好多人打电话问什么是普惠金融，怎么会写一个“发展普惠金融”。很大一个事情。今天吕行长从原则、转变，还有任务方面对普惠金融做了非常细致的阐述，有两个是特别重要的，一是普惠金融是金融，现在很多地方强调普惠，而忽视了它的金融。所以，发展普惠金融主要是要找金融，它的金融特征，它要有成本，要能够可持续，要让做普惠金融的人能挣钱，否则这个普惠金融就是一个别的东西了，这点非常重要。二是现在要比较多的用互联网技术，刚才吕行长也说到互联网技术解决了所谓普惠金融的两大难题，第一进入门槛问题，基于互联网一块钱就可以进去，我们现在私人银行部3000万才能作为它的服务对象，而在互联网这个世界上一块钱就可以得到服务。
我们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最新的信息处理平台，掌握原来在传统金融业中没有的信息来实现我们的金融业务，这是非常大的题目。
下面我们有请李稻葵教授。
李稻葵：各位来宾，同学们，我作为清华经管学院的老师出现在今天这个场合，平时我都是坐在台下看芭蕾舞表演，音乐表演，今天让老师们当了一次明星的感觉，在会场主席台发表观点。作为清华大学苏世民项目负责人，我向吴晓灵院长、李剑阁院长、廖理院长对国家金融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清华大学苏世民项目让发达国家学生能够了解中国，回去之后进入到政府，进入到国会、商业界，在决策岗位上作出更加合理理性的决策。2016年这个项目开始以后，我们的学生们将不断参加五道口金融学院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今天的论坛，直接和我们国家金融人士学习请示。
我今天早上从浙江回来，参加了调研活动，有很多的感想。
第一，作为一个推论，当前金融改革重中之重就是应该解决商业银行当前运行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当前经济增长的速度在放缓，因此带来了很多企业信贷风险在加剧。信贷风险的加剧直接反映在商业银行不良率上升，我在浙江花了很长时间做调研，因为城投债到现在谁也不敢弄，到期就发新债，谁也不敢暴露出来，到现在任何的反应没有，但是风险是巨大的。再其次，到经济放缓之后，我们所说的各种各样的影子银行的通过信托，通过理财产品，尤其是通过同业拆借所隐含的风险将暴露出来，同业拆借规模达到1100个亿，其中主要是同业拆借，基本上是自营业务和贷款的存量单位1：1.8的关系，而同业的风险目前为止还没有暴露出来。不言而喻，商业银行现在是中国经济运行大的风险，做一个推论，我想讲的是，现在但是关注的商业银行的三项改革，目前关注的事情首先是利率市场化，再就是银行的准入，还有就是存款保险机制。这三件事我经过调研，我之前也做了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不认为利率市场化短期内对中国经济有影响，我们的银行的结构还是大的银行市场占有非常高，大的银行市场上有溢价能力，我不认为谈到可以一窝蜂的盈利。存款也是一样，我们事实上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只不过是没有公开，如果推出一个保险机制的话也是一个负的效益，比如说50万以上的存款没有保险的，就是这么一个机制，短期内反而有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改革长远很重要，短期可能要一步步的推进，比如说从新银行开始。
第二，该怎么办？我们金融的问题、商业银行的问题该怎么办？我想强调的是，可能应该抓三件事情，是燃眉之急的。
一是影子银行一定要阳光化，我刚才仔细听了吴行长的报告，我想对影子银行的判断，如果说两年前还可以是客观、中性的，认为是一个传统的金融业务的一个补充，现在恐怕挑战大于风险，这是我个人的观点，需要紧紧抓住这个风险解决问题；影子银行应该阳光化，一部分当年为了突破贷款限制的影子银行，体外循环的一定要纳入正式贷款的管理，纳入风险拨备的机制和不良债务的考核机制。另外一部分，应该转换成债券，比如说信托的一部分，就把信托做成真正的信托，让信托市场上发债，变成真正的信托，而不要找银行。
二是还有一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就是地方投资平台应该债权化，很多地方的平台是长期债务，是地方银行要进行长期发展所发的债，现在变成地方银行短期的包袱，把目前的债务变成银行贷款，对于银行整个风险评估而言是带来负面冲击的，所以必须要债务化。怎么债务化？必须一点点进，找一些经营比较好的，信用比较好的，政府运营比较好的，财政状态比较好的地区进行试点，发城投债，甚至由财政部暂时发出一部分的特别国债，这部分特别国债再转给地方债。当然这个前提我相信是可以绕过目前的《预算法》的，晓灵主任在忙这个事情。
三是在《预算法》不做重大修改的前提下，也可以进行一部分地方债的发行，我个人认为应该逐步推出。通过这个方式，把部分城投的贷款转换成可持续、公开的证券。资产证券化我们喊了多年，试点的规模也扩大，从几十亿人民币变成了上百亿人民币，但是远远不够。尤其不够的是，我这次调研发现，现在银行不愿意把真正适合于证券化的资产房贷证券化，相反把企业的债款变成证券，这条路是非常难走的，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企业的经营情况只有银行了解，你把它打包上市变成一个债券的话，那么债券投资者是很难了解这个具体情况的。而相反，房屋贷款相对而言比较标准，风险也是比较低的，利率是浮动的。所以这一部分是最适合于证券化的。如果能够顺利的实行房屋贷款的证券化，我相信会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副产品。那就是我们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率会提高，就是商业银行股市融资的这种可能性会下降，从而又带来一个很好的后果。那就是在股市上，占A股20%以上的商业银行的这些股票，它的价格就能够回归到正常的水平，目前大部分银行都跌破了净限值。
如果紧紧抓住这三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不仅能够让我们的经济放缓的风险缓解，而且也能够来股票市场的发展，而股市的发展在我看来，短期内主要是民生问题，如果股市的价格能够有所回升，回归理性的话，将会带来一大批股民的幸福感，这是一个民生问题，而不完全是一个金融的问题。
李扬：谢谢，说了一大堆事，也说了一大堆观点，点点热点，点点有争论的。我想下一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对这样一些问题做专门的讨论。下面有请黄海洲发言！
黄海洲：非常感谢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的论坛，我准备了一个PPT，但是可能没有时间把每一页都给他们讲。刚才李剑阁董事长讲了中国金融改革的五大背景我都赞成，我事先跟谈没有协调过，我是讲中国金融这里面可能有四个方面的重要变化，或者是现代化值得期待。所以我想从这个意义上，从五大背景来推出这个金融的思考。因为时间的关系，很多方面我可能无法展开详细讲，我想讲几点。
第一，刚刚李剑阁董事长讲了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变化实际上是全面深化改革。
国际上2008年危机以来，昨天我们开始讨论，实际上也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如果把全球经济做三个大的板块来分析的话，我想第一个大的板块就是美国一方面通过三次量化宽松，把经济稳下来了，同时在三次量化宽松的过程里，美国完成了去杠杆化的过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出了这么大的危机，用了五年时间完成了去杠杆化的过程，欧洲第二大板块去杠杆化过程基本上还没有真正的开始，我昨天大清早从欧洲刚刚回来，总体的感觉欧洲经济有恢复性增长，但是去杠杆化路途还很遥远。
广大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一个主要的原因，有各方面的原因是因为过去五年广大新兴市场国家都是把杠杆率推上去了，昨天演讲当中也有一种表述是讲中国经济现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三期”叠加，一期指的是以前的刺激政策，我们属于一个消化期，实际上不光是中国，印度、巴西，其他的国家也都处在一个消化期的过程。所以，往前推，可能对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说在未来的三五年的时间里大家都要消化原来的刺激政策，而在消化刺激政策的过程中，美国也要加杠杆，美国要退出QE了，这实际上从全球的格局来讲对我们会面临一些比较大的挑战。
国内最主要的，五个背景刚刚李剑阁董事长讲的很清楚了，如果从金融改革上可以期待的话，可以把它解读为金融改革的“新四化”，第一个是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我个人认为实际上就是深化改革在金融里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包括李剑阁董事长讲的将来可能要减少事先的一些审批，增加事中和事后的监管，包括放宽银行的准入政策，包括等等一系列，这对中国经济、金融业的发展长期的影响是巨大的，非常非常大。中国目前的金融生态是这样的，如果把整个金融系统拿出来看的话，整个银行业占的资产比例大概是93%以上，如果好的发达的经济体，银行业占的比重只有60%稍微多一点儿。中国整个的银行以外的证券、保险、资管等等加起来占的整个比例只有大概7个点，在这样一个大的生态环境下，实际上如果没有利率市场化，整个大的生态环境很难得到改变。所以，打一个比喻来说，整个金融生态里可能有一棵大树，树下有一些小草和一些小树，这些小草和小树晒不到太阳。所以，没有利率市场化，证券业、保险业、资管，其他方面的发展我相信是很难的。所以，这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在金融业最重要的体现。
第二，总结为货币国际化。
货币国际化也是前面几位讲的以开放促改革的体现，不简单是一个人民币怎么走出去，不简单的是一个资本项下开放或者是经常项下开放问题，刚刚Richard N.COOPER教授也提到，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将来有机会把自己的货币变成一个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这条路有很长时间要走，走的过程中，实际上以开放促改革对金融业而言，实际上货币国际化可能涵盖很多的内容，包括沪港通，包括李剑阁董事长提到的也可能有其他的通，比如从北京到香港直通的。所以，这是第二个大的领域非常值得关注的。
在利率市场化，货币国际化能够推进的前提之下，未来三五年，从资本市场角度出发，我觉得国际资本化是一个大的看点，三中全会的公报里对这个有重要的表述，这个表述里表达了比如为什么跟资产化、资本化，从以前的管人管事管资产怎么变成一个资本化运营，资本化运营如果得以实现的化，实际上是国企改革的第二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而这个方面如果能做好的话，给资本市场带来一系列好的红利。我想大家也很关注这些年来，比如上证指数，比如跟美国的纳斯达克或者跟美国的SNP之间的差距，过去的三五年拉的越来越大，上证指数如果将来我们期待有好的表现，国企资本化改革如果不能完成的话，我觉得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前面“三化”如果能大力推行的前提下，我觉得最值得期待的，从资本市场角度出发是投资证券化，对应的投资专投化，过去十年作为一个投资标的而言可能不是在股票市场上，可能作为中国全国最好的标的就是在房地产，房地产需要投资，尤其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进一步深化转型，中国投资机会还很多，包括在技术、设备等方面。
剩下的时间给大家看两张图（PPT），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第一张图讲的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力，大家认真看看，实际上是一个山字形的，三十年改革开放造了一个新的高山，而这个高山实际长每个周期差不多是十年，十年跟中国的政治周期有吻合的。第二张图（见PPT），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还有很多的机遇，这是基于IMF的计算，认为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增长率贡献来自哪些地方。按照IMF的贡献，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大概有55%是来自亚洲区日本以外，IMF的估算未来十年全球增长的贡献力中国有30%，这个我想我们改革现在遇到了一定困难，经济增长现在短期也面临着下行的压力，但是我们不要失去对改革的信心。短期的压力看得很清楚，从股市来讲，欧洲、日本、美国都走出了低谷，中国现在可能还是在低谷徘徊，中国什么时候能走出低谷有两点可以给大家一个启示。
第一点启示，大家比较上证指数跟美国标普500的指数，实际上2001年纳斯达克泡沫破了之后，美联储连续11次加息，11次减息，美国的股指开始往上拉，中国还进行了几年比较痛苦的调整。在这个痛苦调整的过程中，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国务院九条，之间的分杈大概有个五年，现在2008年危机以后，全球股市同步下跌，全球股指调整最低的低点是2009年3月9号，到2010年年终中国股指跟西方的股指美国欧洲已经开始出现分野了，现在这个分野已经有四年，上一次分杈是四到五年，我想现在已经有了四年，这是第一个可以观察的角度。
第二个启示，我们这次论坛开始之前，正好是春风化雨，因为国务院新九条出来了，我相信新九条对我们将来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谢谢大家。
李扬：谢谢海洲，海洲长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对宏观经济，特别对全球经济运行，资本流动有非常深的见解，最近回国服务，立足香港，两边看，所以，他有很多的经验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但是每一次高论都不可能充分的发挥，下次我们再找个机会专门给个论坛你来好好讲。
我们的嘉宾发言到这里，下面是提问。首先针对朱从玖省长，浙江杭州成为创新型企业，尤其是金融互联网企业的聚集地，最新的东西又聚到他那儿去了，这种现象与地方金融政策有何关联，未来在这方面有何规划？您对金融创新和经济转型的关系怎么看？
朱从玖：谢谢这位听众的问题，非常感谢你看到了浙江经济当中很亮的一个亮点，希望你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跟互联网相关联的电商产业，互联网金融等等，确实在浙江杭州有非常大的发展，在全国应该也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与地方的金融政策关系不大，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现在在谈论互联网金融政策的，或者说对互联网业态未来发展指方向的基本上都是中央的金融监管部门，或者金融政策部门，很少听到地方政府对互联网金融有些什么政策。所以地方在金融政策方面是比较少的，但是地方有很广泛的政策，除了金融政策之外，其他多方面的政策都会支持到我们的发展，这是一定的。
讲到有什么规划，规划还没有，都是自发发展的。我知道杭州市领导确实在做这些规划，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一有消息我就会告诉你。
谈到金融创新和经济转型的关系，那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看到硅谷的案例，中国很多投资方面，业界、金融界和实业界都在关注，金融创新会通过一些新的金融工具、新的金融机制的引入来推动新型产业的发展有一些新兴产业它获得的金融服务支持是很不够的，这个显然是需要创新的。
我想在这里再说一遍，我们整个经济的转型是有多个层面的，我们现在看的比较多的是讲企业，在产品上讲得比较多。其实转型是一个综合的，政府的转型、商业环境的转型，整个我们经济的运行机制转型都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些转型相互配合，才能够推动真正的转型。这里面有一条希望大家关注的就是保险机制的运用，保险机制的广泛运用可以有助于我们的转型。所以在保险机制上，需要有更多的创新，更多的开拓，来支持产业的发展，支持我们社会管理的环境，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经济转型都是非常有益的，谢谢！
李扬：谢谢。下面的问题是问剑阁的，在深化金融改革的过程中，金融业应该有怎样的准备，最近一个时期，很多金融改革的重大举措密集出台，这对金融机构带来哪些挑战？
李剑阁：我现在是一个从业人员，现在国九条出来之后，这几天忙于这个会，我还真的没有非常长的时间来认真的学习和消化。但是我粗粗看了新的国九条，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总的来讲是一个重大利好。当然确实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因为对于我们一个证券公司来说，传统的一个是IPO挣钱，一个就是股权交易赚钱。现在IPO经常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打打停停，这个收入很不稳定，靠天吃饭。现在证券交易佣金由于竞争的原因在下降，所以对于券商来说业务创新和转型也非常重要。国九条实际上是给我们松了绑，开了很多新的发展空间，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基于。但是同时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行业现在高度开放，刚才我提到了一些原来电子商务的行业也进入了这个领域，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很大的挑战。
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简单回答这些，谢谢！
李扬：下一个问题是提给Richard N.COOPER教授。几年前美国经历了利率市场化，从美国的经验看，中国应当接受什么样的教训？
Richard N.COOPER：可能从美国的经验当中也学习不到什么东西。因为美国利率的市场化是我们先有了一个很大的货币资金市场之后，然后我们又实现了一个利率市场化。所以利率的监管方放宽和利率市场化在美国是在其他的金融行业整个市场放开之后的一个回应。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中国的情况跟美国当时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今天上午我们也学到了很多。
现在我们谈影子银行的问题，很多的存款进入到一些理财产品的账户或者信托的账户，我们很多的银行可能都是在争夺这些存款，也产生了影子银行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认为，中国的问题和情况与美国当时是有很大差异的，很多的政府官员和外部的观察人员不断指出我们要平衡中国经济，要对中国的存款进行更好的利用。我们目前可能是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的状态，仍然有如此高的存款率。我们怎么样使得家庭的存款能够真正的转变成为消费，这是我们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当年美国利率市场化的放开与目前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
李扬：吕行长，你对民营银行发展如何看待？这对于现有的国有银行意味着什么？
吕家进：民营银行的发展是当前各级政府和金融业高度关注的事情。作为大型的商业银行，对于民营银行还是持欢迎的态度。因为在我们国家，整个金融的工具，特别是某些领域限于这些金融工具相对缺乏，还是不够的。我们认为应该支持这个民营银行来发展，之后会形成一个良好的竞争机制和合作机制，这是我们的一种期待。在今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之中需要一些民营银行在更多的领域发挥作用。
李扬：李稻葵教授，您在几个月前曾通过微博发表对房地产市场形势的看法，对于当前的形势您有何新的看法？
李稻葵：感谢大家的问题，首先我想声明，去年10月份有一个微信的文章挂着我的名字，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将出现急风暴雨式的下降，这绝对不是我的文章，稍微知道一点背景的人也能识破这个骗局。这位老兄是20年前大学毕业，我没有这么年轻，这位老兄又是学建筑的，学土木工程的，我没有那么幸运，学土木工程的现在非常的风风火火。
我的观点是，房地产行业的确进入了一个转折点，但是我不认为房地产行业将会出现美国2007年、2008年那样大规模的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我只讲一个，就是现在已经有房子的，持有房产的这部分家庭，我不认为他们会像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前那样被迫抛售，因为中国家庭的杠杆率是很低的，中国人买了房子一般不会抛售。所以顶多影响的是新的增量的部分，而增量的部分我相信房地产商现在是高度关注这个事情，会调节他们推出新产品的速度。所以整个房地产行业将进入一个秋天，而不是冬天，会调整。
李扬：谢谢。最后一个问题是提问黄海洲，汇率方面，人民币汇率未来会是怎样的趋势？今年出现的人民币贬值是短期现象还是趋势性的？
黄海洲：我谈一谈个人的看法。我觉得汇率问题很重要，我刚才也讲了货币国际化是“四化”里面很重要的一化。我个人认为，短期形成的一些汇率贬值对汇率形成机制是有好处的，否则的话以前只是人民银行外管局作为人民币单方升值的话，是支撑交易对手唯一的单方。短期的汇率贬值有利于形成行人民币双向互动，人民币双向互动有利于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形成。长期来讲，我觉得人民币没有什么贬值的压力，只要中国经济能够走好的话，所以说我相信这个也有利于货币国际化的长期运行。资本项下开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自己要把自身的事情做好，要把汇率双向形成机制的重大机遇抓住。
李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发言以及问答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嘉宾的发言和精彩观点，同时感谢广大听众的耐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