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zb.jpg

2017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生活质量稳定 健康好于预期

主题为“加速中国经济增长转型与防范金融风险”的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2017)6月24日在京举行。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院长张连城在本届论坛上发布了2017年中国35个城市的生活质量指数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35个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保持稳定,健康指数状况好于预期。

更多>>精彩观点

会议信息

时间:2017年6月24日-6月25日

主办: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

   经济研究杂志社

   经济学动态杂志社

   香港经济导报社

往期回顾

| 第十届 | 第九届 | 第八届 | 第七届 | 第五届

更多>>现场图片

top文字直播

以下文字由速记稿改编,未经发言者与主办方审核,如需转载或引用请谨慎!中证网不承担引用以下文字所引发的任何后果。

  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加速中国经济增长转型与防范金融风险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

  张连城: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各位专家,早上好。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现在开幕。今天论题的主题是加速中国经济增长转型与防范金融风险,同时本届论坛将继2007年以后第七次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主办这次论坛的有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香港经济导报社。我是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院长张连城。首先由我介绍部分与会嘉宾,为了节省时间,不需要大家鼓掌,也不需要嘉宾站起答礼。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税务专家郝如玉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许宪春主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部门首席专家Olivier Frecaut先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学院院长、美国的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终身教授田国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高级研究学者沈坤荣教授;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郭毅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长江学者杨瑞龙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教授;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教授龚刚;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沈越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主任李建伟研究员;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高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昆亭教授;湖南大学经贸学院陈乐一教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彭建强研究员;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徐丹丹教授;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魏枫教授;海南大学经济与共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李世杰教授;华侨大学金融与经济学院副院长苏梽方教授。

  本次参会的来自出版社报刊杂志的学者和专家有:论文第一出版单位中国经济出版社毛增余副社长、编辑部李煜萍主任;生活质量蓝皮书出版单位社科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出版分社社长恽微、社长助理高雁;《学习与探索》杂志编审房宏琳;《经济纵横》杂志编辑李琪、任春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孙中博;还有来自全国高校研究部门、经济机构以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和首都经贸大学的专家、学者。不再一一介绍。

  下面我介绍来自东道主的领导、专家和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杂志学主编高培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著名学者、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张平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著名学者刘霞辉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研究员;经济研究杂志社张永山副社长;经济研究专题部主任金成武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常欣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财贸战略研究院综合部副主任汪红驹研究员;《经济学动态》编辑部主任杨新铭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室主任袁富华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资本论研究室主任郭冠清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付志峰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杨春学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郎丽华教授、副院长王军教授、副院长赵家章教授,党委书记徐雪教授、副书记蔡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经济生处处长祝合良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周明生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学院院长王少国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社社长兼总编杨玲;香港经济导报社副主编张立先生。参会还有来自首都经贸大学、中国社科院其他高校的专家、教授、博士研究生。

  我代表会议组织者向所有女士、先生,能够参加这次会议,11年来不离不弃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和去年一样,我们今年的论坛规模有所缩小,另外,已经参加了9届论坛的著名老一代经济学家、学部委员张卓元、杨圣明,发改委宏观院林兆木(音)、中国人民大学胡连武教授,提出由于年龄原因不再参加会议,我代表论坛对老一代经济学家多年来对宏观经济论坛的支持和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主任刘树成研究员因身体原因也不能参加本次论坛,他委托我让与会者表示崇高的敬意。我在此也祝愿他身体健康。

  参加本次会议的新闻媒体单位有: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证报、二十一世纪导报,第一财经日报,经济观察报,新京报,每日经济新闻,中国经济报告,香港大公文汇集团,香港商报,香港紫荆杂志社等新闻媒体。本届论坛由新浪网、中证网全程网上直播。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各位专家的光临并祝贺本届论坛开幕!

  下面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著名税务专家、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如玉教授致辞。郝教授目前正在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且有非常重要的事项正在讨论。

  郝如玉:尊敬的论坛主席、组委会、各位来宾、各位学者,大家早上好。

  从2007年到2017年,论坛见证了中国经济本轮周期从高峰到新常态,到目前正在走向触底阶段。每一届论坛的主题都紧扣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对宏观经济的分析判断都具有前瞻性,政策建议都非常有针对性。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调研也步入了第七个年头,不仅在促进民生改善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在调研方法上越来越与国际接轨,使数据具有国际可比较性。作为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我不仅亲历了历届论坛的召开和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发布,同时也见证了论坛和指数都已经在国内外经济领域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深深感到这两项工作和取得的成绩是来之不易的。

  在此再次向由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和香港经济导报社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的召开及第七次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发布表示热烈的祝贺。

  2017年,注定不平凡。国际范围内,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世界经济依然处于深度转型调整期,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基础依然脆弱,周边和热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加剧了世界经济复苏的难度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不确定性。在外部环境多变的背景下,如何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加速中国经济增长转型,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是当前学术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我认为,今年的论坛主题为“加速中国经济增长转型与防范金融风险”再次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我相信本届论坛会一如既往达到预期目标。

  大家很关心税收立法问题,依法治国、税收法定对税收法律制度的发展完善具有重大意义。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坚决维护包括企业在内的人民群众 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党和国家依法治国的决心。继 2016 年《环境保护税法》出台,《烟叶税法》和《船舶吨税法》已经列入 2017 年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计划,此外列入预备级论证、研究的立法项目有《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和《房地产税法》立法等。 这几部法律的修订,对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最后,我非常希望我们的论坛能够继续办下去,越办越好,同时希望我担任名誉院长的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借助论坛这个平台,在推动经济实验研究,繁荣经济科学,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经济发展服务方面多出成果,成为这一领域的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高度开放的研究机构,成为给政府机构提供决策参考的智囊团。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张连城:下面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来自北京市教委的新任校长付志峰致辞。

  付志峰: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我不是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没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所以不敢讲的太多,我只是在这儿代表主办方之一来致一个简短的欢迎辞。

  由首都经贸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香港经济导报等联合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今天在这里隆重开幕,我愿借此机会代表首都经贸大学对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对各位与会嘉宾、媒体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向从国外远道而来的各位专家表示诚挚的问候!首都经贸大学长期以来密切关注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问题,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已经举办了11届,积跬步至千里,积小流成江海。经过11年的不懈努力,影响力越来越大…得到了强烈的反响,我相信首都经贸大学在各位专家的帮助下,一定会取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学术成果,希望各位专家继续关注和支持首都经贸大学的发展。谢谢!

  张连城:香港经济导报社总编辑颜安生因为航班取消,所以没能够与会。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致辞并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宏观经济分析应注重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高培勇: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老师,以及媒体界的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这是我第一次以经济所所长的身份参加这样一个论坛,虽然在座的很多朋友我们经常见面,但那是在其他场合,所以以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论坛这样一个平台,我们能聚在一起,感到既高兴又新鲜。

  作为主办方,付志峰校长刚才已经致了欢迎辞,我除了继续表示感谢和欢迎之外,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只想借这样一个机会谈一谈我自己最近关于宏观经济分析方面的初步想法。起了一个题目,刚才张教授已经说了,是宏观经济分析应注重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之所以想到这样一个题目,我注意到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样一个字眼是在2014年开始形成的,是总书记的一次讲话,后来到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作出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这样一种重大的判断。

  2015年,先是提出五大发展新理念,紧跟着到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年末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正式提出,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这些提法当你一幕一幕的回忆起来,并且立足于当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时间过得非常快,已经有三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三年多的时间当中。大家想到2014年最初提出,叫做认识、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我们立足于当下就要问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不是已经认识适应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第二是不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阶段?我们不做圈外的考察,就立足于我们这个圈子。我们的宏观经济分析,比如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讨论中国经济周期问题,当我们在进行如此之类的问题的分析和研究的时候,我们的脑子里在认识、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表现?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道理非常简单。我们身后的背景已经发生变化,是经济新常态而不是旧常态,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也已经做出重大调整,我们正在做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遗忘的着眼于需求的那样一种措施措施。所以当意识到这一切一切都在发生变化的时候,我想恐怕得需要沉下心来作一番审视和检讨。这种审视和检讨的一个最常用的办法,其实就是比对,过去我们怎么做的,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现在做的和过去有哪些不同,当你意识到经济发展是新常态而不是旧常态的时候,当你意识到理念是新发展理念,而不是老的发展理念的时候,当你认识到政策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以往的需求管理的时候,那我们关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是怎样做出的?我们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又是怎么做出的。但不管怎么做出,我觉得有一条我们要坚持,总要有点变化。总要和过去有所不同,否则我们难以说我们认识、适应、把握、引领了新常态。

  当然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是不讲圈外,就讲我们自己。我们所做的宏观经济分析,总体上讲变化不大,或者不那么显著。我只举一个例子,是我相对来讲比较熟悉的例子,我是一直做财政税收的研究,对财政税收的形式和政策的变化相对比较敏感。比如说积极财政政策,我们对这样一个字眼非常熟悉,应该说它形成于1998年那场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朱熔基总理主政,当提到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二字时,我们知道它的基本含义就是扩张,所以看到积极财政政策就等同于扩张性财政政策,这是我们都已经认定的事实。那么当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形成过程当中的时候,首先是经形势判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社会总需求。很多人在解读这句话的时候,把适度扩大的“适度”二字忽略掉了,就把它理解为扩大社会总需求。再有人也会注意到,积极财政政策本来就是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但是从2015年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要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后边不断的加后缀。2015年提出基于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2016年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有力,今年又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

  当注意到这些字眼并且把积极财政政策等同于以往以需求管理为主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对今年的财政政策的安排是不满意的。我见到好多这样的提法和说法,就认为面对稳增长的这样一种强烈的需求面对经济增长下行的强大的压力,我们的财政政策不够积极,不够有效。当然更谈不到更加积极有效。我看到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一类判断和分析。但却是如此,如果说把这样一种政策安排放在经济的旧常态下,放在以需求管理为主线的扩大需求的财政政策的安排线索上的时候,我们的确认为现在的财政政策真的应该更加积极,或者进一步的扩张,比如说财政赤字。我看到有些我们的同行,当看到今年财政赤字安排在23800亿,并且财政赤字的增量只有2000亿的时候,经济学都深知,财政有没有赤字并不表明是不是扩张,财政赤字的规模也不表明扩张的力度,真正的扩张力度体现在财政赤字的增量上,2000亿的财政赤字增量怎么能说更加积极有效呢?因此,大家对今年的财政赤字的这样一种判断以及效应的分析,我觉得字里行间,言谈话语之间,总是说还不够。紧跟着的主张就是财政赤字要突破3%的界限,甚至我见到一个说法,突破8%也是可以的。甚至有人说10%又怎样呢?和其他国家比我们还处在一种怎么样的水平?如此之类。

  但如果说换一个背景,换一个政策主线,你的分析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比如你告诉自己,你现在处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你现在处在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新的政策框架条件下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判断,是不是要对以往政策框架下的那样一种判断做那么一点少许的修正呢?如果能做这样的调换,环境的调换和政策主线的变化,发展理念的调换的话,我想肯定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说3%,我们知道3%是怎么回事,欧洲国家自己也没有遵守这样一条线,但不管怎么讲,我把3%引入中国的时候,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安全的警示线来引进的,并且每年的记者招待会,每年的形式的通报会,在谈到中国的财政赤字有没有风险的时候,我们的领导人、部门负责人也总是说没有突破3%,因此我们的财政赤字不会带来风险,总是这么讲。所以在中国人心目当中,它实际上是一种标识,是一种心理的防线。当你走出3%这样一个控制线的时候,对于人们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产生怎样的影响,会如何影响人们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这样一种预期。这一点恐怕是要想到的,不仅影响到当前,而且影响未来。

  再比如,中国的财政赤字和其他国家财政赤字虽然都用得是赤字两个字,但是我们的国情不同,我们提到的公开讲的财政赤字就是讲四个预算当中的一般公共预算的赤字,23800亿,不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支的差额呢?但是脱出一般公共预算,看其他三门预算,我们看到了其他带有赤字的因素了吗?我们并没有看到或者看得并不是很清楚。不讲其他,政府性基金预算今年发行的债券就列了8000亿,这8000亿不是赤字吗?所以仅仅盯着一般公共预算而不考虑其他部分三本预算,从而没有对中国整个实际财政赤字做一个总体判断的时候,你恐怕也会觉得赤字的效用不够或者不过瘾,这是一个问题。

  再有,当你意识到今年的提法,就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社会总需求的时候,适度两个字和以往是不大一样的。适度表明什么?表明我们对于社会扩大总需求是要把握一定度的界限的,不是全力去扩大。适度也表明在扩大社会总需求这个线索上的行动是辅助性行动,而不是主力队员的角色。所以这个时候的积极财政政策的解释就不能仅仅用在扩大社会总需求方面的效应怎样这一个标准来作判断了,一定要引入供给侧的标准,引用结构性改革的标准,引用是不是推进改革的新的探索。这些东西不该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吗?再比如地方债,讲到中国的地方债的时候,总得要看到现行我们的财政体制不够规范,一旦稍有松懈。以目前地方政府行为的惯性,不控制地方债还会泛滥成灾。

  如果说从中央财政的安排上就按照3%以上的赤字去安排,比如4%、5%,给地方政府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呢?如此等等,当我们把这些东西都考虑在内的时候,恐怕我们对今年积极财政有关财政赤字的安排就不再是那样一种不满意或者觉得不过瘾、不够扩张的一种判断了。所以这时候是真的很有意思,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总是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当我们把立场变一变、观点变一变、方法变一变的时候,我想宏观经济分析得出的判断就是不一样的。

  再讲一个例子,现在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总是要提到减税降费,这是李克强总理在放管服方面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如果我们站在经济旧常态的背景条件下,并且仍然操用以往需求管理的政策思路的话,你总会觉得现在的减税降费的力度不够大。去年减了5700亿,今年计划减5500亿,说这样的减税力度不够大,而且也总会有人提出要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怎么加大呢?不惜扩大赤字。这显然放在旧的背景条件下,旧的政策框架条件下无疑是对的。但是当你意识到是在新常态背景条件下说话,当你意识到推进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需求管理的时候,我觉得情况就会有所不同。比如目前的减税降费的主要着眼点是降成本,而且降的是企业成本。把这样一种减税降费和它的目标相对接,你盯着降成本,这手启动减税降费,那头降成本,你得看一看减税降费在降成本方面究竟能不能有实效。比如说,按照不少人的主张扩大财政赤字去减税降费,扩大财政赤字之后的减税降费是用什么效应呢?常识告诉我们得发国债,不可能扩大财政赤字就完了,肯定要发国债,等于说用发行国债的办法去支撑或换取减税降费,再具体讲借钱减税降费,借钱减税降费能降成本吗?借来的钱终究是要还的。

  我们说政府债可以永久不还,不断的置换,把它忽略不计,但是不还的债要计息啊,不付息吗?付息。付的利息会形成什么?未来财政支出的叠加,会叠加到未来财政支出的基础上,今年借债明年就开始计息了,这些叠加的支出最终又是什么呢?形成企业新的税费的增量,羊毛主要出在羊身上。因此它是一种从根本上的减税降费的降成本的措施吗?显然不是。再进一步看,减税降费的目的除了降成本之外,就是调整资源配置格局,总得要把政府的一部分资源调增给企业吧,在政府支出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在政府发国债的办法,借钱的办法去支撑减税降费,实质的资源配置格局不会发生变化。他所带来的唯一的变化是政府融资方式的变化,原来是强制收上来的钱,现在变成借来的钱。不就是这样一种变化吗?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当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的时候,情况也会有所不同,你就会瞩目于新的减税降费的办法,而且瞩目于减税降费的可行性。

  今年的减税降费实际上是有新意的,这个新意是什么?就是一方面通过借钱减税降费,财政赤字的增量是2000亿,另外一方面是削减政府支出,尽管削减的规模不大,但总归提出了三个方面的线索。第一,一般性政府支出消减5%,现在已经部署了。第二,绝不允许增加三公经费支出,把三公经费的存量锁定了,经济增长,三公经费不涨。第三,削减非重点项目的财政支出。所以今年的减税降费是一种借钱减税降费,和削减政府支出支撑的减税降费,并行的减税降费的办法,得根据可行的空间来安排减税降费规模,所以就安排了3500亿的减税,2000亿的降费的安排。所以这样的理解,我们能够看得比较清楚。

  说了那么多,我只想说一件事,就是要引领好经济发展新常态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我们说了那么多,其实不是说企业要做什么或者政府要做什么,决策部门管理层要做什么,其实任何事情都是理论先行。我觉得更多的是经济、理论工作者首先要把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任务完成好。

  当前围绕着经济发展新常态,围绕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新瓶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执行过程中被打折扣,不由自主的回到原有的路径上去,形成路径依赖,如此等等,表面上看是实践问题,实际上是理论问题。我们没有把这些理论问题交代清楚,或者是交代了,但是交代的不够明白,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道理讲到让普通人理解扩张性经济政策那样的地步的话,我想障碍就会减少许多。我一提凯恩斯的那套东西,连普通百姓都懂,逆风行事,这套东西是多少深入人心,但是相对于新常态,相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讲的决不是非常透彻。好多人还不明白,究竟有何不同呢?特别是官员。官员在发言的时候总是两段,前面一段说一定要坚持发展新理念、坚持供给侧改革立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这种表态性发言是非常好的,但是一到具体措施的时候,他的政策立足点,理论基础基本上还是照搬老一套的思维方式。所以这样的情形我觉得不能再继续,再继续的话,认识、适应、把握、引领的道路就太漫长了。三年多的时间还是这个样子,显然不行。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一套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并且能够与大不相同以往的政策框架作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体系。

  所以总书记讲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这一套经济学的立足点显然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而不是经济发展的旧常态,显然是新的发展理念,而不是旧的发展理念,显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主线,而不是以需求管理的那样一套政策框架。因此在当前与今后这个时期,我觉得我们应当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把建立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讲好中国的故事作为中心任务,并以此引领中国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远大的任务,在此之前或者为了走向和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在当下我建议我们应当开始有意识的以比对的思维方式作宏观经济分析。

  当我们提出一个重大政策判断的时候,过去我们怎么说的,现在怎么说的,怎么变了,当我们提出政策建议的时候,总是要说以往该怎么提,现在该怎么提,总得要有点变化,我先不说“大不相同”,一定要不断的警醒自己,我们应当立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标准于践行新的发展理念。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张连城:高所长是我国著名的研究财政税收的经济学家,对我国财政政策在新常态下的实施提出了新的理念。因为中国现在的隐性赤字太多了,高所长建议一定要坚守3%的赤字不突破,否则中国经济运行可能会出现大的风险。重点应当依靠缩减政府财政支出来降低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在新常态下主张理论工作者应当把政策主张上升到理论层面,引领和构建新常态下的经济学。让我们感谢高所长的发言。

  下面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发言。

  张曙光:大家上午好,感谢主持人,感谢主办单位。大家知道,现在新经济确实如火如荼,距5月8号电子商务协会发布的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报告的数据,2016年中国经济市场规模3.9万多亿,比去年增长了76%。参与共享经济的人6000万,比去年增加了1000万。在平台上就业的585万,比去年增加了85万。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新经济对经济学理论的挑战。因为去年作了一些考察,到成都、浙江阿里巴巴的总部做了一些考察,也读了一些书。

  我今天想讲四个问题。第一,信息化生产力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力。第二,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从拥有权中心论转向使用权中心论。第三,平台和APP的分工方式和经济协调。第四,组织制度的铁三角的变化。

  一、信息化生产力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力。

  人类有三大技术和三大生产力,一个是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力,一个是工业化技术和工业化生产力,一个是信息化的技术和信息化生产力。信息化的生产力已经发展了三代,第一代是大型的计算机和哑终端构成的信息平台。第二代是互联网和个人分散的计算机终端构成的信息平台。第三代就是现在的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构成的信息技术平台。而信息化生产力是以现在的第三代的信息技术作为基础的。这个生产力,我觉得至少有三个特征。第一,如果说工业和农业生产力是局限在他的领域和部门,那么信息化生产力是全覆盖的。为什么?因为现在一切都可以数字化,图文可以数字化,位置可以数字化,甚至连人的动作都可以数字化。现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都可以数据化。所以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数字的海洋,这是第一个不同的地方。第二,工业和农业生产力,大家知道用的是实物资源,实物资源有限,而且一般不能排他性使用,用一点就少一点。但是数字和信息资源可以无限复制,可以排他性使用,而且使用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所以现在数字信息资源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资源,而且任何一个数据积累都包含着未开发利用的有价值的信息。第三,信息化生产力和工业化生产力是反向的。我们知道,工业化大规模、集中化、同质性,而信息化生产力小规模、大范围、分散化、网络化、异质性,所以是一种相反的生产力。既然是一种新的生产力,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因,必然会出现与之相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形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经济形态。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理论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二、从拥有全中心论到使用权中心论。

  我这个地方说一下,我把所有权等同于产权,包括占有权、拥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我这个地方讲拥有权就是讲的拥有关系,不包括其他关系。我们原来的工业化的生产力里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资源的有限性,所以这个假定是符合的。资源有限人类的经济生活就是争取资源,而争夺资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拥有它。但是刚才讲的信息化生产力三个特征,决定了现在拥有不拥有不是关键,而是你能不能使用,你怎么使用,这才是重要的问题,而且根据现在一些互联网专家的研究,怎么从所有权中心向使用权中心转变。

  我先介绍两个人的研究,一个是ZIPCAR创始人罗宾·蔡斯。在过去的经济里,物质资源由于有限性,人们占有它,就出现了非常存在的普遍现象,而大家又视而不见。每一个人不管穷富都有一些资产,但是这些资产里有的可以利用充分,有的不使用,有的使用一段时间,有的使用的效率很差。比如汽车,只是上下班用,家人出去用,其他时间都趴在车库里睡觉,蔡斯就把这种现象称为产能过剩,和我们现在讲的产能过剩不是一个意思。这就造成了一些过剩和滞存,造成了一些闲置浪费,共产经济就是在过剩产能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不见得要创造新的产品,而是在旧的资源利来创造价值。所以互联网提供了这么一个可能,人人参与,把这个可能变成了现实,蔡斯认为过剩产能、网络平台加人人参与是共享经济的三大要素。既然如此,使用权就越来越比拥有权重要。

  另一个人是凯文·凯利出了三本书,最后一本《必然》,里面提出新的技术从五个方面使得使用权越来越比拥有权重要,一个是轻型化、简无纸化到服务化。现在出现了一个趋势,产品就是服务,而这个产品作为服务的就是软件,现在软件及服务成为所有软件的一个共同模式。甚至基础设施及服务,你服务了就不需要也那些东西了,他的排他性,那些东西就不需要了。二是使用的及时性,必须满足立即实现,如果我借用、租用一些方式,那你想一想,拥有还重不重要?三是去中心化,把一切物质的、非物质的东西都流动起来,你想想流动还能拥有吗?所以拥有权实际上从你的指缝里流失了。四是平台协调,平台实际上一些工具是人肢体的延长,而平台实际上是人的大脑和灵魂的延长,这种状况也使得拥有不是重要的东西。五是云端,既然一切都存储在云端,手中的工具只是云端的一个接口,这种情况下那种个性化的拥有权确实不重要了。所以这样一系列的东西就使得拥有权逐渐淡化,而使用权逐渐上升。

  我觉得他们这些观察是有道理的,是一个非常符合我们经济学原理的东西,那你想一想,从社会来说,你拥有而不使用是一个资源的浪费,从个人来说,你拥有而不使用也不经济。比如你拥有一台汽车,你不使用,仍然要保养、要修理、要更换,一系列的麻烦都有,不仅要支付一定的资源,而且要占据你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看来,拥有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拥有权是有成本的。既然可以不拥有而能够使用,有免去了这些成本,而且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和满足,那么我觉得这是最符合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所以既然符合这个道理,拥有权的主导逐渐被使用权主导代替,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大家看我们过去的经济学是拥有权为中心的,不管是古典、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奥地利经济学都是拥有权中心论。现在既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变化,我们要不要面对这样一个变化来接受新经济的挑战,来研究新经济对于经济学提出来的新的问题,来发展经济学的理论。

  三、平台和APP的分工方式和经济协调。

  1939年科斯发表了企业性质以后,制度经济学里把经济协调概括为两个事情,一个是经济协调,一个是市场协调。企业协调是通过层级结构来借助于命令和标准完成,而市场协调借助于通过价格竞争来完成,行政协调实际上和企业协调是一样的,只是范围不同,而且这两种协调之间,大家知道是可以取代的。随着技术的发展,在市场和企业之间出现了一些中间组织和中间形态,比如说授权经营,比如战略联盟,还比如说奥斯特罗姆发现的公共食堂资源管理,这样一些中间形态。但是现在平台和APP的分工既非企业,也非市场,也和一般的中间组织不一样。说他不是市场,大家看平台是企业,APP也是企业,平台是大企业,APP是小企业,微型企业,个人企业,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完全像传统市场一样,因为平台开放资源,APP可以随意使用,而且编辑成本几乎为零,所以大家看在这里面并不按边际成本进行交易定价,这和传统市场交易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再比如说企业协调,大家看,平台既不是APP的老板,APP也不是平台的雇员,他们之间没有上下级的关系,领导、被领导的那一种关系。

  比如说奥斯特罗姆公共食堂资源管理最像这个东西计,但是奥斯特罗姆设计的的一人一票在这儿也不适用,他提出了八项原则,为了保证参与这儿的使用权,实际上他的八项原则在这个地方也不完全适用。所以我倒觉得APP和平台之间的分工是需要进一步来讨论的。一个是在这里边APP的参与完全是自由的,而参与的越多,对平台越好,平台越有效,所以在这个地方,自由成为经济繁荣的一个指标,所以自由的程度就是经济繁荣的程度,还有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独立性和自主性是区别于任何一个基于现有经营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平台和APP之间似乎只是一种合伙投资人的关系。但大家看,这里也很有意思,既然是平台以自己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投入,那APP以自己的创意,以自己的灵活性来投入入股,但又不是公司的安排,也不是子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

  所以这里边的特征大家也可以看,说他是市场的平台协调,但他确实不是平台的企业协调,不是平台的内部协调,而是外部协调,不是企业协调而是平台的一种市场协调。如果这样说的话。还有市场协调也有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市场是一个信息分散的安排,是人类创造的一个解决分散信息不对称的很有效的工具。但是在这里,又是几种信息,所以这个问题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所以这种协调方式和平台APP之间的分工方式是高度相关的,所以他的协调方式我们也不能简单的概括。

  四、经济组织制度的铁三角的安排。

  最近在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在上海召开的第三次思想中国论坛,一个学者做了经济学前沿的研究,做了一个概括,实际上现在来看制度环境和组织的三角,就是权利、交易、合约都发生了变化,制度环境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现在互联网的即时通信,把时间、地域的观念改变了,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地球村,过去的中心化现在变成去中心化,过去拥有权重要,现在使用权重要。这一系列的变化使得我们过去研究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制度化学变化以后,铁三角的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

  我们简单来说,比如说权利包括决策权和财产权,过去我们可以看到,财产权和决策权是统一的,它的分类开始就是委托代理关系,决策权和拥有权分离,决策权成为代理人,而拥有权是委托人的,既然代理人的决策权来自于拥有权,这是一种变化的情况。现在的状况是拥有权和决策权的分离。在新的经济里,我们可以看到既然是使用权中心,那么他也就有了决策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APP没有平台的信息资源和网络的拥有权,但是他可以使用他,也通过使用分享了拥有权,同样平台也没有APP那样一些灵活的创意,但是APP的灵活性可以成为平台的财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拥有权的排他性、封闭性变了,不是一个绝对的产权,而变成一个相对产权。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看产权一系列的东西,产权的细分、产权的行使、产权的安排都变化了。

  举一个例子,我们过去争论的公有权有效还是私有权有效,到了新经济里看,还有多大意思?因为可以共有私用,也可以私有共用,也可以共有共用。现在共享单车是谁的拥有权?平台的拥有权?使用者的拥有权?实际上变成一个公益产品,所以产权一系列的理论也需要思考。

  再看合约,过去理论上有完全合约,不完全合约,这也是从拥有全中心出发的,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信息,信息完全不完全决定了合约的完全不完全。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信息是分散的,用市场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有几种信息也可以解决,因为市场既然解决了分散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但是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有些问题还需要通过集中信息来解决。集中信息谁来集中?怎么集中?集中来干什么?如果说政府来集中,而且把全部信息集中,来了否定市场,搞计划经济,这在三个问题上都错配。因而计划经济失败是必然的。但问题是计划经济失败,没有否定计划,也没有否定集中信息的必要。由于市场不能完全解决分散信息的不对称的问题,匹配的问题,就需要市场设计,这是201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尔文·罗斯关于市场设计理论,就是讲如何通过集中信息进行匹配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完成市场交易,没有否定市场自发经济的性质。但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的平台和APP就是一个设计的市场,不是政府来做的,不是否定搞计划经济,没有否定市场,而他正好既是一个设计的市场,也是一个自发性的市场。所以在这个地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解决了,一切信息都在平台上,都在云端,交易里既不可以事前隐藏信息,也不可以事后隐藏行为,这些问题都没了,所以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一种完全合约的状态,所以这个信息对大家都是公开的。

  再讲一下交易。有经济的交易,政治的交易,经济交易中,过去讲所有权的交易,一个是买卖,买卖完了所有权转移,还有一个是委托代理,把决策权给委托人,但是大家想一想,前一个交易比较简单,第二个交易就相当复杂,其实把决策权给委托人只是开始。而后边产生的那些问题才是过去的理论研究的中心,怎么让委托人、代理人能够按照你的意志来完成委托人的利益,我们过去的理论全部都集中在这个地方,但是大家看一看,现在的状况,既然拥有权不重要,使用权的交易里没有委托代理关系,那么那些问题全都不存在了,所以可以说交易的这种变化也使得我们要重新来看这样一些问题,而且大家看,由于使用权的交易里边,价格是租金,现在的交易里,既然不能按边际成本定价,那租金的分配、竞价可以按照使用效果来竞价,租金的分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这里面对租金理论也提出挑战。张五常,大家知道,对租金理论有很大的贡献,解决了分成租和净额租的效率一样,而且提出来租金核算理论,当然张五常的缺陷也在这个地方,仍然是立足于所有权来讨论租金的问题。现在租金在使用者那个地方集中,所以不光是租金核算,而出现了租金聚集的问题,也就出现了租金分成的问题,租金分成不仅要考虑平台怎么分,而且要考虑APP怎么分,而且现在来看APP在比例里占的是大头,这也是租金理论发生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今天讲这些是想提醒经济学家关注新经济对于经济理论的一些挑战,研究一些新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国内的学者对此关心的不够,看这个问题的多数是技术经济专家,而经济学家如果跟着那个去做,我们做不出自己的东西,而应该运用我们自己的长处来研究新经济的问题。谢谢。

  张连城:谢谢张老师的演讲,张老师演讲的四个题目是有内在联系的。我听出来了,就是信息化生产力是一种新型生产力,既然是新型生产力就应当有一种新型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这种新型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下边,所有权问题、使用权问题、收益权问题等等都相应变化,我们希望在更广泛领域听到张老师以后在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下还会发生哪些变化。谢谢张老师的演讲。

  下面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部门首席专家Olivier Frecaut演讲,他的演讲主题是金融风险防范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感谢。

  Olivier Frecaut:上午好,各位早上好,我的名字是Olivier Frecaut,我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我是法国人,我的职业生涯中,35年都是处理金融风险。我现在快退休了,至少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快退休了,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就是关于金融风险和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去防范金融风险。当然,今天我会尽我全力去演讲,我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此次论坛,并且能够和各位来宾分享我的一些看法,而且这都是一些我个人的见解。

  其实关于金融风险我们还有很多需要讨论的,对于风险防范也有很多需要讨论的,但今天我想谈一些我们主要防范的问题。金融风险我们可以更详细的去谈论一些。今天我也很高兴和大家来谈一谈怎么样去防范这些风险,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些金融风险来自哪里,我们也知道金融风险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我们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金融风险。所有这些金融危机其实都有很好的记录,我们也知道有一系列的研究,还出版了很多的书都是来分析金融危机,我不具体的来说,其中有一个是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的时候也关注了金融风险,而且做了很多分析。我们也知道这些金融危机代价都是非常昂贵的。

  (图)这个图就能看出来系统性的银行风险带来的一些金融的成本,还有是在产量方面、产出方面的减少。还有是对于金融系统本身,对于整体的经济来说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有一点忽略掉了,就是我们分析的框架,对于定量分析的共性的框架,这个是我一会儿会来谈论的。但是所有金融风险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在2007年或者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然现在这个危机已经过去了,我们所学到的就是从中吸取的一些经验教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们找到了很多问题,找到的很多问题就是我们在解决危机方面做了很多方面的努力,但是危机防范方面做的还不够,而且我们找到的问题,我们看到了很大的数据缺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如果我们想在防范金融危机风险方面做的更好的话,就需要有更多的宏观金融的连接,也就是防范、解决方面。

  我们有很多的成果,也在管控风险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像我这个部门也出了很多书进行分析,而且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系统去管理风险。而且这些分析都被很好的分析了,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去处理它是非常重要的,但防范是更重要的。在数据缺口方面,我们今天有一本书,今天也会讨论国际社会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我们有一个数据缺口的倡议,而且也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我们有一个金融稳定性的委员会,还有我在IMF的同事也做了很多工作。

  下面我来重点讨论一下关于宏观金融的连接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就是我们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学到了我们主要的一些金融连接,比如现在在金融部门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在整体经济中发生的问题,中间都有很好的连接。我们看到金融系统和宏观的经济,尤其是解决经济方面如何去连接,比方说在希腊,有金融危机的时候,他的金融危机非常严重,基本上是把整个银行系统都摧毁了。所以所有的这些负面反馈形成了一个回路,并且带来了一些宏观经济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相应的策略。当然这些都是全球公认的,政策的制定者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宏观经济的连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些连接还没有被充分的理解,这也是我想引起各位注意的。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充分理解这些连接呢?当然我们IMF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一些很重要的金融论坛和我的老板,IMF的总裁拉加德也进行了很重要的讨论,而且全世界也都在进行讨论,全世界很重要的一些人都在金融论坛上进行了讨论。但还是有一些挑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能够应对好这些挑战的话,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金融风险,最重要的就是防范。

  如果想取得进步,我亲爱的各位同事们,我们需要更广泛、更全面的方法,而不是我们之前采取的一些传统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要充分的理解,非常重要的金融部门的发展和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连接。这就会给我们带来我们需要的工具,这样才能整合宏观的经济,带来一个全面分析的框架,为什么在金融部门和宏观部门的分析没有得到很好的融合呢?因为有两个非常困难的概念的框架,就是宏观的经济主要是在国民的核算框架中,而金融的分析主要是基于企业的核算和企业层面所以这两者之间没有很好的沟通,他们的说话都没有很具体的同样的交流方式。所以如果我要开始,就像我说法语的话,你们可能听不懂,所以金融部门和国民经济部门是在两种不同的语言,宏观经济是说一种语言,也就是在座的各位,你们都说一种语言,而金融部门,就像我说法语,我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我们需要克服语言的障碍。所以这个挑战现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我们这个词汇表是没有得到攻克,也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假朋友,但是有一样的词,它的意思在不同的两个语言中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有更好的应对策略。而且是很重要、很广泛存在的一个问题。

  现在我想具体来谈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可以给大家节约一些时间,我首先给大家谈一些主要的区别,就是在宏观的经济分析和金融核算方面主要的一些不同。也就是国民的核算主要是公共的产品,主要基于的是公共政策,要知道在实体经济中发生了什么,我们去设计出一个比较合适的公共政策,但是在企业核算中,它是比较自私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计算出企业如何去盈利。而且它研究的是整个成功的行动,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目的。所以为了达到协调一致,国家账目核算需要所有这些交易人员都达到一个平衡,而商业会计核算的时候,他不考虑这种平衡,只是把经济体放到了中心地位。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在国家账目核算的时候,我们需要四个交易主体,两个使用方和两个资源方才能形成交易,在我们的商业核算方面,只需要两个元素,就是进和贷。所以在国家账目核算的时候,这种金融核算需要达到一种财富的平衡。在商业核算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最后一点就是在国家账目核算方面,我们要形成一种广泛的金融与债务的平衡,而在商业核算,基本上不考虑平衡的状况。在来中国以后,我可能会遇到一些情况,对于商业会计来说,对我来说可能什么都不意味着,但是商业核算会达到一个平衡。

  现在我要给大家以人类为主体做一个介绍,这是地球,是我们的蓝色星球,我们是人类,我们是处在一个社区当中,如果我们做资产负债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国家核算项目,只有两个元素,是实体的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因为所有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都是要达到平衡的,所以我们在考虑人类资产负债表的时候要考虑两个元素,一个是非金融资产,另外一个是财富。

  最后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家的财富。国家负债表在国家财富方面要包括三大元素,一个是非金融的资产,还有净债权和债务,也就是称之为国际净投资头寸,也就是说对于其他国家所有的债权和债务,这是一个更加广泛、更加全面的金融理解。

  每个国家的净资产,这和资产,和对其他国家投资的头寸相关,国际净投资头寸是国家净资产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成份,已经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清晰记录,已经放到了国际金融数据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些国家有正面的表现,我不想把这些名字都念出来,在这个方面不要讲得太过清楚。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国际基金投资头寸的数据来说,可以看到很多国家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是金融风险和金融事项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系。

  我想给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整个世界整体的债务情况和财富情况,整个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称之为国家财富方法,在这方面,我们出版了一些论文,出版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上,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找我要这个网站。我们把国家账目核算作为一个重要考量的方面,这样就能够提供一个非常概念化的框架,来设计更好的金融计量的项目。

  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方法为什么有用。首先它能够帮助我们研究之前搁置的这些案例,为了进行更加准确的研究,必须要研究一下以前发生过的这些案例,看看它为什么发现这个问题,如果你看一下我的论文的话,你就会发现不同的危机其实是有联系的,有一些隐藏的风险因素,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或者对将来的金融系统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比如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最后由纳税人来承担。

  当在印度尼西亚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了其中进行研究,我们两个研究团队,一个是宏观经济研究学者,来研究宏观经济,另外一个是来研究金融方面的问题。我们这两个研究团队做的研究内容完全不同,当银行出现损失的时候,这些银行的损失会形成一个由纳税人承担的负债负担,在当时我们这两个研究的结果,唯一的一个共性就是这些银行的损失。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通过国家财富方式可以准确的来指出这种积累机制,比如在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国家的这些财务机构应该考虑这种积累性的变化以及变量,在里我们有一些具体的数据,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会给你们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介绍了。

  当然我们发展出这样的应对方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整体性的解决方案,它包括确认风险的方法,也包括要开发更加便于操作的应急机制,最后要有一个早期的预警机制和快速的预警机制,这是一些详细的细节。

  最后我给大家讲一下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点,就是说这种新的解决方案面临着一些严重的制约因素,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些固有的利益集团造成了很多问题,现在我们还缺少国家账目机制的时间表,我们现在也没有非常准确的国家帐户的信息,还需要很多的时间来进行计量,我们现在还缺少采取行动的法律保障。我们现在还要把三个相关的专家领域联系起来,现在还缺少这种联系。

  最后讲一下中国具体的情况,如果中国出现了一些具体的风险,中国还有一些独特的优势,这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非常独特的情况。中国的风险是什么呢?也就是增长过快的情况是不是可持续的呢?中国的大规模的投资是不是有效的呢?中国的信贷扩张会不会造成未来的影响呢?中国的影子银行问题是不是会包括那些资产呢?中国也有一些独特的优势。第一中国是有非常棒的国家商业系统,如果看一下中国的资产负债表是非常好的,中国一个独特的能力就是能够促进经济的盈余,因为中国人喜欢存款,喜欢投资,也就是说中国人是非常生产力的,非常能够控制自己的消费,所以他们能够创造积极的盈余。而且在中国,人们教育水平不断的上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昨天在北京首都经贸大学我见到了一些年轻的、才华横溢的大学生们,和一些院士们,还有一些研究人员们,他们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有很多留学生来自于56个国家,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我是非常看好的,中国的教育非常发达,而且对于创新发明是持非常开放的态度,而且中国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来接受更加广泛的国际责任。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也就是一本书,关于中国的影子银行的一本书,在这里面有一章谈到了中国的资产负债表,也就是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显示在2016年10月7号,在华盛顿举办的一次会议讨论中,当时中国社科院也参与了其中,中国的资产负债表有些东西还没有翻译成英文,但我觉得这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国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对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借鉴经验。

  最后的结论是,我觉得各位同事们在谈到国际社会的时候,谈到国际大家庭的时候,要防范金融风险,是可以改善的。因为他可以改善,我们也应该、有理由来做这种金融风险的防范工作,并且改善防范的能力,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来改善我们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来预防金融风险,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改善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并且依赖于国家资产解决方案这个方法,现在我们需要更新的倡议,并且要在国际层面上促进更多的合作和协调,来推进全球资产负债表倡议这已经得到很多专家和学者的赞同。

  中国是可以成为一个最大的贡献者并且能够扩展这一方面的倡议,而且能够促进整个国际社会有更高价值的公共产品。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再见!

  张连城:非常感谢Olivier Frecaut教授。Olivier Frecaut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认识,认为防范的不够,处理很重要,但是防范更重要。国家的宏观经济等于国家的核算,金融等于企业的核算。它依据的是私人动机决策,宏观依据的公共政治决策,但金融部门依据的是私人动机来决策,怎么把两种不同的决策系统还有语言纳入一个共同的框架,这是一个防范金融危机的很重要的一点。这样应当有一个早期的预警机制,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但还需要法律保障。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中国有自己的优势,有可能践行Olivier Frecaut提出的建议。

  下面请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许宪春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微观调查数据如何向学术研究开放。谢谢。

  许宪春:谢谢张院长,尊敬的高培勇所长,尊敬的付志峰校长,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再一次参加中国经济与周期高峰论坛。我算了一下,我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参加的,没有参加11次,但绝大部分都参加了,我也特别感谢会议主办方每次都邀请过。

  今天我的题目是中国微观调查数据如何向学术研究开放。今天早晨吃饭的时候我遇到首都经贸大学的刘洪(音)教授,他说学者对统计有两个意见,第一是数据准不准,第二是数据开放不开放,也确实是,政府统计系统包括国家统计局和各个部门拥有不少数据,特别是微观数据、企业数据、住户数据,但由于保密的原因,向学者开放的应该是不够的,学者这边急需用数据,但拿不到数据,那边有数据,由于各种原因拿不出来。所以这是当前政府统计部门面临的问题。我是今年4月份离开统计局,3月份正式宣布不再担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今天我是第一次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的身份来参加这个会议,以前都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来参加这个会议。来之前受宁吉喆局长的委托,如何向学者开放微观数据。后来依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的团队,来对一个是对国家统计局的微观数据做一下清理,就是各个专业统计的调查制度怎么样,包括资料来源,调查方法,统计指标的计算方法,历史上的变迁等等。同时,我们研究了美国、欧盟、日本,微观数据如何向学术研究开放,特别是像美国五大局的数据,如何向学者开放。

  我们研究知道美国普查局在美国全国设了24个点,也叫数据开发中心,18个点设在高校,其余6个点设在学术研究机构,有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上的保障,既能够对学术研究开放,同时也对数据进行保密,我们研究之后,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并且协助国家统计局制定了开发应用微观数据的一套试行办法,这套办法国家统计局经过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并且在5月24号正式印发了通知,这个通知中,明确国家统计局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建立一个数据开发平台,将来数据开发平台一旦正式启用,有资格的、符合要求并经过申请批准的学者可以到这个开发中心,利用国家统计局的部分微观数据。一会儿我会介绍。这样就给搭建一个平台,在国家统计局数据拥有者和学术研究者之间搭一个平台,学术研究可以在这个平台进行使用数据,我在下面主要是介绍这个问题。这个虽然和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不是很有关,但是我相信所有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问题的学者可能都离不开数据,特别是官方的大量的微观数据,所以它也和我们的论坛密切相关。

  我要讲的是五个方面,一是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开发应用的调查意义,二是中国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开发应用的现状与挑战,三是发达国家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开发应用的基本经验,四是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关于开发应用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做的若干准备工作。最后简要介绍一下国家统计局关于逐步开发应用微观调查数据的适应的办法。时间关系,我可能每个部分讲得短一些。

  一、微观调查数据开发应用的重要意义。有四个方面,但我们知道微观调查数据涵盖的信息是非常大的,应该是非常宝贵的经济社会资源,既具有经济社会价值,同时具有重要了学术研究价值,当前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在保密的前提下,对学术研究开放,使之得到充分的开发应用,发挥它的作用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像美国、欧盟、日本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受数据保密性等方面因素的制约,中国政府微观数据的开发应用主要限于政府统计系统内部,主要是汇总一些宏观的数据来进行研究,对学术研究的开放是不够的,从而这些重要的数据资源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目前学术研究对政府微观数据需求越来越强烈,政府微观数据开发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深入发展,形成更多具有原创性和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政府微观数据具有丰富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在政府部门发布的各种汇总层次的宏观数据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学术研究部门拥有开发微观数据充足的人力资源能力和潜力,也具有开发应用这些数据资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保守数据秘密的前提下,向学术研究开放资源,让学术人员开展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形成更多具有原创性和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提升我们国家的实力。在国际重要的期刊特别是顶级期刊,想发表数据,我了解,很多是用微观数据来进行研究的,所以中国的学者如果在国际的顶级期刊上发表更多的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利用开发应用的微观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有利于更好地服务于宏观决策,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学术研究人员通过开发应用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可以深度挖掘政府统计部门在宏观汇总数据中缺失的信息。针对于这些信息所隐含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提出更加精准的量化依据和更加到位的政策建议,因为利用了大量的微观数据,利用更加精准的量化研究和更加到位的政策建议可以发挥数据的作用,在宏观决策中的作用,可以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三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公众,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学术研究成果在社会上进行广泛的传播之后,使得社会公众更加了解数据所反映的深层次的问题,可以让社会公众在各自的领域更加科学、合理的判断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也有利于推动改进和完善政府统计,提高政府统计的公信力。微观数据开发应用的学者,通过应用能够更加详细的了解政府统计,能够提出更加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从而有利于改进和完善政府统计。通过对政府微观调查数据的开发应用,学术人员可以更加深入理解政府统计,信任政府统计,维护政府统计的权威性,提高政府统计的公信力。学者通过开发数据,一个是更加详细的了解政府数据,一个是更加深入的理解政府数据,这样便于他们在对政府统计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能够解读,能够更加相信政府统计,所以有利于提高政府统计的公信力。

  二、中国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开发应用的现状。应该说政府统计系统也做了不少努力,利用微观数据的汇总数据,为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各个部门判断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规划提供了大量的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依据,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服务。可以说在每个月结束之后,在每个季度、每个年结束之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都是在数据发布之后,所以对于判断经济社会形势是非常有用的,政府统计部门也作了大量的工作,不仅是国家统计局,各省统计局以及市县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政府统计系统也采取合作研究和签订保密协议的方式,允许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学者在约定的条件下使用部分的微观调查数据,比如说人口普查数据,在一部分学者中已经在采用。但是由于政府统计系统大部分人员从事的是统计制度方法的究和制定,数据的采集加工和处理,专门从事开发的统计人员是很有限的。有机会的政府统计系统开发这些微观数据的学者也是很有限的,所以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应用。】

  政府微观数据开发应用也面临很多挑战:一是法律法规制度上不健全。我们研究发现美国、欧盟、日本在开发微观数据的同时,都是逐步的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既保证数据的开发能够顺利进行,也保证数据的安全,所以法律法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保密性的挑战,因为政府微观数据包括企业数据和住户数据,企业数据往往涉及到商业秘密,而个人数据往往涉及到个人隐私,统计法规定可以推断出个体信息的数据是不能对外披露的,要进行严格保密。这是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开发应用面临的最大挑战,又要开发,又要保密,这是一对矛盾,如何有效的解决这些矛盾就很重要了。

  三是人力物力方面的挑战,因为你要想开发政府微观调查数据要做一系列的基础性工作,包括对微观数据进行清理,清理之后便于学者开发应用。历史上各个专业的调查方法、调查制度都发生过变化,你要在开放数据的同时把这些制度方法的变化告诉学者,不然的话学者用的时候可能会用错,会有问题,不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变迁,拿来就用之后就会造成数据的不可比,就会带来问题。

  为了向学术研究开放政府微观调查数据,需要对相应的数据进行脱敏和加密处理,形成可供开发的数据,避免数据在开发应用时泄密事件的发生,现在泄密可是不得了,所以一定要做好数据的脱敏和加密处理。为了向学术研究开放政府微观调查数据,需要对相应的数据进行长期维护,需要对数据开发应用进行系统有效的管理和监督,以使这项工作有序有效进行。

  由于这一系列挑战,大量的政府微观数据远没有得到开发应用,造成宝贵的数据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高校和科研机构大量的学术研究人员无法开发应用政府微观调查数据,造成宝贵的人力资源的浪费。政府微观调查数据没有在宏观决策和国家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在服务于社会公众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没有在学术研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发达国家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开发应用的基本经验。基本原则有四条。一是在保守秘密的前提下,尽可能将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向学术研究开放,发挥这些数据的作用。二是政府微观调查数据的开发应用不得泄露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三是对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开发应用的方式和成果发布做出严格规定。四是要求微观调查数据的开发应用符合政府部门的利益。不能由于开放对国家统计部门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是难以持续的。我们对美国、欧盟、日本的数据开发应用中的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梳理之后觉得这四条是最重要的。

  微观数据的主要做法。一是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及配套制度。发达国家在微观数据开发应用过程中都是伴随着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对数据开发应用做出明确的规定。二是共建研究机构,这是一种方式,开发政府微观数据方面,有些国家是采用共建研究机构,设置第三方机构的方式。比如政府统计部门、高校或者科研机构共建数据研究中心,这是美国采用的方法,数据研究中心在政府统计部门与学术研究之间架起桥梁,便与对政府微观调查数据的开发、权限、范围和流程进行管理。由第三方,一方是政府,一方是学术研究,当中是平台。三是采用协议方式开发应用数据,这是一些国家普遍采用的方法。采取协议方式对开发应用的保密性、互惠性和适用范围进规范,对开发应用者的行为进行约束。四是采取多种途径提供数据,实现数据合理开发和保密要求的平衡,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比如欧盟就有很多方式向学者提供数据,有远程的提供,也有人提供你的磁盘,但是你到期之后必须销毁,或者到期之后返还。这是一些严格的规定。这是国际上发达国家如何开发政府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和做法。

  四、清华大学关于政府微观数据开发应用的一些工作。

  一是整理政府微观数据资源清单,把每个专业的报表制度、调查范围、调查方法、数据分类、计算方法、历史上如何变迁做了一个详细的清理,这是国家统计局各业务司的配合下由清华大学数据研究中心来把事情做完。二是整理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开发应用的国际经验,就是我刚才讲的美国、欧盟、日本,他们是如何开发微观数据的,总结了几条原则和经验。三是就中国政府微观调查数据的开发应用提出政策建议。四是协助国家统计局拟订开发应用微观调查数据试行办法。5月24号国家统计局正式印了开发应用微观数据的试行办法,我下面会简要给大家介绍。

  这个办法规定了数据开发应用的范围,首先哪些专业开发,一个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财务状况调查,二是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三是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现在应用于这三个领域,也是学者最常用的领域,也是政府统计中比较规范、比较完善的一部分。

  开发应用的数据,一是经过抽样后匿名化处理的样本库数据,不是把所有的数据都开放。比如说工业的财务报表上有38万多家,目前在起步阶段不是把38万多家都拿出来,要抽取一部分样本。二是抽样原则和抽样比例由各专业司确定,比如跟工业相关的数据由工业司确定,住户调查数据由住户办来确定,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由国家统计局的人口司来确定。抽样的比例、抽样的范围会随着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如果我们在试点过程中觉得比较完善,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更多的来开放这些数据。

  开发应用数据的时间长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财务状况调查是2012年以来的数据,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是2005、2008、2010年的年度数据。人口普查是1%人口城市调查数据是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数据开发应用方式。一个是对象,目前暂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境内具有法人资格的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其中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应具有一定的资质,不是所有的学校,要规定一个范围,特别是起步阶段,要求比较严格。同时要求以单位名义申请,不接受个人名义申请。

  数据的存储和维护,对开发应用的微观调查数据进行抽样和必要的技术处理,使之无法识别或判断单体统计调查数据的身份。将开发应用的微观调查数据存储于特定的服务器,与存储普查和常规年度数据的服务器进行物理隔离,这是单独一个服务器。国家统计局数据管理中心负责开发应用的微观数据进行信息技术方面的管理和维护。

  开发应用方式。国家统计局和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共加数据开发中心,设在高校或者科研机构,通过网络终端和国家统计微观数据开发服务器进行连接。网络终端不保存数据,仅设置数据佛问功能,申请者通过审批后,到数据开发中心开发应用微观调查数据。

  流程,首先提出申请,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填写指定表格的申请书,包括研究目的、研究计划、预期成果,拟使用的数据,并说明这项研究对微观政策制定和政府统计产生的积极作用,互利性的原则。接受申请,数据开发中心组织专家对提交的申请进行初步评估,国家统计局有关组织业务司和专家进行最终评估。首先是研究中心评估,数据开发中心做评估,然后是国家统计做评估。数据使用是通过最终评估的申请者到数据开发中心通过网络终端访问国家统计局微观数据服务器使用数据。

  监测,申请者在利用微观数据形成研究报告后,需将研究报告提交数据开发中心进行初步评估,初步评估通过的报告需经国家统计局进行最终评估。成果发布,经过最终评估后可公开发布研究成果,并报国家统计局备案,研究成果应注明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微观数据开发数据库,并声明研究成果只代表作者观点。一个是你的研究成果一定要说明你应用了国家微观调查数据库,另一方面你要说你的观点是个人观点。组织实施,是在国家统计局各职能部门的管理和协调下做的一些工作。

  数据开发中心负责提供数据开发应用的场所,承担网络维护建设。监督申请者按照协议规定使用数据,协助国家统计局起草数据开发的各项规章制度,聘请专家对数据开发应用申请者和研究结果进行初步评估。国家统计局无偿提供基础数据,数据开发中心作为非盈利性的独立法人,对数据开发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必要成本予以考虑,也就是说对开发应用的学者要适当收取费用,弥补成本,使得这个数据中心可以持续的进行。

  国家统计局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设立首个数据开发中心进行试点。这是第一个试点单位,条件成熟后再增设其他数据开发中心,对于运作不力的数据开发中心,国家统计局有权要求限期整改和予以撤销。

  这是目前针对国家统计局微观数据没有得到开发应用,针对学者迫切的希望开放数据这种实际状况,受国家统计局的委托,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经济社会中心作了一系列准备工作,这项工作得到国家统计局的高度重视和推动,我们中心也在密切的配合这项工作,一旦条件成熟,就向学术研究机构开放这些数据,相信这些数据会对学术研究工作有好处,同时一旦成熟了,还可以在全国其他高校设立开发中心,更方便学者在各地开放这些数据。就像美国普查局在美国全国设置了24个点,这样对学术研究和应用数据研究带来非常大的便利,也通过这种研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推动数据在宏观决策和社会公众应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同时推动政府统计工作的发展。

  我就介绍这些,谢谢大家。

  张连城:我们博士和硕士在一起写学术论文的时候,在创新与不足那样一段里都有那样一句话,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较差,本论文有可能在某某某方面存在不足,许局长从国家统计局调到清华大学以后,这种情况可能将来会有所改观。感谢许主任的讲话,谢谢许宪春主任。

  下面是茶歇时间。

  张平:下面有请沈坤荣教授,题目换了一下,我本来很期待想听他讲金融监管下的中国经济,因为众所周知,中国实际上几年货币释放的模式是透过金融创新放松金融产品管制的模式,进行了大量的货币增加,特别是从2015年9月以来,整个货币成数从原来的3.5的水平直接提升到9月份的接近5,一直提升到2017年的一季度货币成数已经高达5.28%,在这种条件下金融创新中的金融部门的交易成长非常快。国家也发现脱实向虚,因为都是金融部门之间的交易,所以采取了严格的管制措施,这种严格的管制措施也就导致了现在信贷开始了全线收缩。原来期望做这个,但是沈教授讲的深化供给侧改革更重要,把更长期的问题纳入到整个经济增长轨道里。现在有请沈坤荣教授来进行讲解。

  沈坤荣:谢谢张教授的介绍,我当时报名的题目是金融监管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考虑到金融监管的背景,中国经济涵盖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揭发长期增长活力大的框架里,所以我主要还是讲一下金融监管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和短期波动产生的具体影响,我想这不矛盾。今天主要环绕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揭发长期增长活力来展开。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说短期成效十分明显。但是从推进结构性战略性调整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存在着不协调、不到位、不配套等问题。不协调主要表现在旨在推进宏观经济再平衡的“三去”力度不均,影响了供给侧改革的整体效果,并在局部领域产生了新的失衡。不到位体现在旨在揭发新一轮增长活力的“补短板”用力缺乏针对性,迟滞了宏观经济全面复苏的步伐。不配套主要表现在重点领域的改革滞后,甚至迟迟落不了地,新一轮增长的改革红利仍然没有有效的揭发出来。

  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从四个方面来着力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空间。第一,如何处理好短期稳增长与长期增潜力的关系,着力在去杠杆和补短板上见成效。第二,处理好减少资源配置扭曲和创新驱动的关系,着力在挖掘长期增长潜力上下功夫。第三,处理好“五大任务”“三去一降一补”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着力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用改革来增强经济增长的活力。第四,处理好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着力拓展经济发展的外部空间,核心就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下面我想适当的展开讲一下。

  第一,处理好短期稳增长和长期增潜力的关系。着力在去杠杆和补短板上见成效。在这里面“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项任务的“单兵突进”尽管在短期能够取得明显效果,但是如果缺乏其他任务的协同推进,会产生新的市场扭曲并会导致市场主体产生不适当的行为预期,进而削弱长期增长的潜力。我们注意到去库存作为短期稳增长有力举措取得了一些成效,中央政府这些政策通过地方政府的传导会有一些放大效应,使得扭曲了一些行为。因此是一种具有乘数效应的政策工具,单兵突进其实是弊大于利。

  因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特别是运用政策工具来解决短期突出问题的时候必须处理好短期稳增长和长期增潜力的关系。对于具有乘数效应政策工具在力度上我个人用了两个词“轻踩油门”“轻带刹车”来减少宏观经济波动,并稳定市场主体对未来正面预期。

  当前对于日益突出的房地产问题,要从长期眼光来看待房地产产业发展,避免由于政府过调而导致大起大落现象,稳定宏观经济和市场预期,在当下是十分重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研究经济增长与波动问题,必须关注地方政府行为。离开了地方政府行为这个视角去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我个人觉得只能是“隔靴搔痒”。我正在主持一个“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研究”国家重大项目,试图从多个角度对经济增长的下降和波动进行研究。我想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仅仅以一个方面“地方政府行为”视角作一点展开。

  主要是五个视角。这里面地方政府影响经济增长和波动的视角里要讲的第一个就是张平教授希望我能讲的金融风险的问题。实际上考虑到当前日益凸显的金融加杠杆的风险,围绕地方政府的行为研究有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研究地方政府与相关利益部门的合谋行为。比如说在房地产调控上,地方政府表面上是为了控制房价,但实质上却和金融监管部门或者是金融运作部门、地方金融部门有一些合谋行为,引发了资产泡沫。而在中央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或者是从非经济手段进行调控的过程中,往往又会带来表外业务的过度收缩,产生波动的放大效应。刚才张平教授在主持引导话题的时候,他的想法我想可能也是这种想法的部分。这里面我没有作深入仔细的分析。

  从最近这个问题在全国运营当中市场的反应来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和学界都有不同的观察角度,从中央的角度来讲,希望上下合力,共同维护好国家金融的安全。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集体学习时指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本地区金融发展和稳定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的防控格局。长期来看,较未成熟的金融体系和多元化的金融业态能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市场经济运行效率,丰富人民群众的投资渠道,将社会资金有效地转化为生产资本,推动经济的发展。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有自上而下的严监管和自下而上的机构自律,还需要地方政府严格遵守市场规律,守好金融发展和稳定的底线。维护好本地区金融发展和稳定工作,从而使得维护金融安全工作上下合力,齐抓共管,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的格局。这样的政策意图能不能得到贯彻,我们必须打上问号。

  从学术的角度来讲,实际上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是有一种博弈行为的,不一定是听你话的。所以银行资金实际上存在资金所谓的空转行为,潜藏巨大风险。资金空转就是资金在金融体系内流转而不流向实体经济。实际上金融空转就是资金流转中一个“时点”现象。而商业银行的理财空转、票据空转、同业空转、信贷空转这种模式是盈利模式的需要,但是对整个国家的金融安全能不能有效的提供长期增长的资本支持是背道而驰的。

  在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之前,资金空转则会加速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的膨胀,形成金融业产业繁荣的虚假现象,金融机构丧失了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对经济长期增长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即使最后资金流到实体端,但是由于过多的链条,导致了资金运行的阻滞和成本的提高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资金空转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的风险。

  必须看到当前所谓一些“地方金融”仍然游走与监管边缘。比如各类地方交易场所中经营中涉及到的类期货问题及违规发放不受监管的金融产品。所以严监管不仅是专业监管部门的事情,也是地方政府比较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对待非法集资、金融欺诈以及变相高利贷等违规违法案件,更需要地方政府以积极严肃的态度来妥善处理。

  这些过程可以看到中央政府、中央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博弈关系。从评论的角度来讲,金融监管的力和度如何掌握,资金空转、资金脱实向虚将会对中国金融稳定产生重要影响,可能还是负面影响。2015年的“股灾”、2016年的熔断和近年来的房地产泡沫,都揭示了新时期防范金融风险的迫切和维护中国金融稳定的重要。金融监管的力是对着影子银行发的,影子银行在中国金融这样一个刚性的体制里,它的存在有现实性,存在的就是合理性,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没有金融的毛细血管,而整个国家经济需要这种金融的毛细血管,我们没有,所以市场自发形成了很多类似于影子银行的混沌的边缘状态的金融机构,发达地区多如牛毛,处处都有。

  但是如果真正把它去除掉,整个毛细血管坏死,整个肌体就会有问题。所以在监管的力和度之间要寻找好平衡。对于利率水平、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金融周期都要深入研究。因此加强金融监管需要与实体经济改革步调协调,政策制定者、实体经济、金融市场协调运作,都是一个整体。将资金空转的“水”赶到实体经济的“渠”里,真正赶进去了水到渠成才是真的。但是由于链条过长、成本过大,或者资金本身的空转,使得很多实体企业望着资金到不了自己的企业中,所以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困惑的虚假金融的繁华和实体经济凋敝现象共存的现象。从当下中国经济来说,这是一个不得不防范的现象。

  透过这个表面现象,可以看到我们在调控经济运行的时候,这种市场运行为基础的调控和政府监管之间的一刀切的行为的逻辑关系,我想这是我们需要研究,透过表象背后的经济周期和长期增长之间的协调和关系的运行。

  这是一个视角,我没有做深入的或者用其他的模型来做,但是在做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参照其他的以前研究。在这个论坛上,我曾经讲过好几个地方政府行为的案例,比如说投资波动的“黄灯效应”,在十年之前这个论坛初创的时候就讲过地方政府的逆向行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行业投资的结构性失衡,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微调的失效和地方预期之间的差异,使得行政性的调控开始进入,而这种调控会放大经济增长的波动。

  比如说学习效应、理性预期,还有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行为。比如说投资波动,当然还有腐败行为,我曾经有两篇文章都涉及到2000年的税收竞争的文章和地方政府行为的中国经济波动的研究,这些都是从投资的角度去深入的从变量的角度分析。

  税收竞争,我们说地方政府保护市场分割以及重复建设,一系列的过度竞争会导致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带来空档和短期波动,而且放大效应,这在经济研究上有过这样的成果。开发区建设、招商引资恶性的竞争,这些东西和当下新的表现就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和宏观经济波动之间。长期以来地方政府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尽管土地财政模式是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增长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近年来这一个模式已经诱发越来越多的问题,比如带来了房地产市场的波动。

  我们做过一项研究,从土地财政和行政干预的视角对地方政府行为用“引致经济波动机制”进行了探讨。发现土地财政直到现在控制房价的形成干预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我们认为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避免让土地财政绑架政府,绑架中国经济,为此需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用更加清晰的分权体制,规范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逐渐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使中国经济形成行稳致远的治理架构,这个研究也开始形成,这些都在研究都是实证的、规范的,用国际可比表的方法来展开。

  环境治理。习近平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在环境治理上也可以找到地方政府的行为的中介,是怎么影响长期稳定增长和短期的效果。我们可以从两个视角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进行研究,一个视角是从地方政府间的环境治理的竞争展开,比如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竞争,因为现在都说治理环境好,实际上这里面有一种污染的就近转移的行为。这个很类似地方的之间的税收竞争。另一个视角是从地方政府自身的环境治理政策展开。

  就第一个视角而言,我们做了两项研究。我们发现地方政府间的环境规制竞争会对污染治理、长期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第一项研究就是我们讨论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竞争,这个研究在刚刚的经济研究上,有一个环境规制引起了污染就近转移这么一个实证研究,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环境治理的规制的竞争使得污染企业开始就近转移。虽然某一个地方好像是在环境治理规制上有一个好的规制,但是在总体污染排放不利而且增加,而且这种对国家是非常不利,所以这项研究很重要。

  第二项研究了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竞争对长期经济增长不利影响,主要从生产力角度考虑。

  实际上我们在环境治理存在规模效应、污染企业跨地迁移过程中在空间上逐渐扩散,削弱了污染治理的规模效应,不利于全局性环境治理。而且污染存在区域性的特征,就近转移不能改善局部状况,同时不能缓解污染在局部地区集中排放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威胁。而环境治理竞争和城市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也有研究,这些研究我们发现是逐底竞赛还是向上攀升的过程。有两个点需要注意,环境规制水平在上升而不是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各个地方环境规制水平也在区域发散过程,而不是趋同。这说明地方政府参与的逐底竞赛和意味着趋同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参与了不同形式的环境治理,经济发达地区形成“竞相向上”式竞争,环境一好,服务业发展也好,形成正向循环,而不发达地区觉得反正把污染企业引过来,说不定还能带来一些新的发展机会,所以“逐底竞赛”使得地方环境之间的差异水平在扩大。波特认为环境规制可能会倒逼企业从事创新,从而使得企业乃至国家的竞争力得到提升。这也说明背后机制在企业通过创新可以降低自身的污染成本。

  但是我们发现当地区之间环境规制程度逐渐拉大以后,企业可能不会通过创新,而只是通过跨地产业污染转移降低污染成本。如果企业更多通过迁移而不是创新来降低污染成本,这使得环境规制创新的倒逼机制无法实现,破坏了“波特假说”成立的规范体制,从而会对中国长期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到不发达地区增长率很高,为什么?比如说在发扬光大的补贴二十年前的补贴现在没有了,反而到那边有补贴,这样的过程从第一个视角的研究可以看出来,各个地方政府就环境治理的共同目标达成协同规制的共识对于环境治理以及长期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不过协同规制的前提在于地方政府做好自身的环境治理工作。是不是真的做好了,所以我们要从第二个视角开展展开。我们深入分析讨论了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做好自身环境治理工作,以及中央政府应该如何做好环境治理的激励。具体而言,我们评估了各个地方政府自主推行的水污染治理政策“河长制”正在全国如火如荼推进的效果怎样。我们形成了一个成果,叫治水先治官,河长制降低水污染了吗?这样一个论文。

  实际上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效应河长制在推进过程中十几年,最早是在无锡,由于太湖蓝藻事件之后慢慢形成,由于行政边界管不到的河道,所以要用河的行政负责人负责的河长制。在推进过程中省长省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形成一系列治污的政策,如何评价这些政策我们做了一系列研究。从微观数据的获取等等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不显著,一开始是很不显著的,但是慢慢开始显著,到最近我相信长期坚持下去会有效果。但是这个过程在继续推进河长制过程中,一方面要遵循水污染治理的客观规律,避免毕其功于一役的急切心态,而更需要水污染治理长期性和坚持性。另一方面避免地方政府可能存在着粉饰性的治污行为。

  刚才这几个案例,我们说无论是投资波动、税收竞争、土地财政、金融风险、环境治理,都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以及对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的放大效应带来的效果。不仅是金融。所以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详细分析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处理好长期和短期的关系。第二个是处理好减少资源配置扭曲与创新驱动的关系,不展开讲了。五大任务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我也不展开讲了。还有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如何来拓展外部空间,这个是我们国家战略里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有机联系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怎么推进国家战略,使得中国经济的增长有了可靠的微观基础。中国经济的波动能够尽量的平缓而减少波动的影响。所以用最后一张PPT来总结一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尤其在当下,在房地产去泡沫,金融去杠杆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我觉得需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适应新环境。第二,构筑新动力,从创新质的提升。第三,扩展新空间。这是三个有机的部分,驾驭复杂环境,实现以外部拓展和总量增加的空间,赢得中国改革和提质增效的时间,用空间换来我们的时间。在十九大召开之前我们首先要稳住中国经济的发展,去除可能存在的隐患和风险,这是当下最重要的。我想提供一个视角给各位同行分享一下最近的研究,也算是对我们这个论坛的阶段性汇报。我记得曾经有一次飞机降不到北京我都参加了论坛,很高兴在这里学到很多谢谢大家。

  张平:讲得非常精彩。我们在1994年分税制,1995年商业银行法,整个的宏观框架在那个时候树立起来,到了今天似乎新的财税、土地、金融的新框架需要重塑,这可能是我们下一次重要的主题,因为现在已经把这些问题直接推到了学者研究的最前沿。税收不改,地方政府行为变不了,地方政府行为变不了,金融跟进地方政府的融资体制也变不了。这一套东西新的框架都是与当年的分税制和金融体制高度相关,所以面临的新宏观管理框架越来越重要了。

  我们说到这些问题,现在有请张连城教授给我们讲点愉快的东西,生活质量和健康是如此美好。

  张连城: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是社科院经济所和首经贸合作成立的一个研究机构,所以我可不是代表首经贸,我代表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发布2017年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今年的主题是生活质量指数稳定,健康指数好于预期。

  首先我对这一次的调查作几点说明。这次调查还是包括主观满意度调查、客观指数计算。主观满意度调查今年主要是通过移动电话进行调查,放弃了固定电话,主要是源于中国居民通信习惯的变化。但是我们保证了调查结果在空间上分布的合理性和广泛性。

  今年3到4月间有一百多名调查员工作两个月,获得有效随机样本10885个。主观满意度的指标今年有所变化,2011-2016年社会保障主观满意度指数问的比较笼统,但今年问的比较具体,主要是针对居民对医疗保险个人负担部分提出问题,这样使得调查结果更真实。另外,今年我们的生活感受满意度指数由以前的生活节奏、生活便利满意度修改为通过国际通用的八条简明量表(SF-8)调查方法得出居民健康指数来替代生活节奏满意度指数,这样更能真实反映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还可以进行国际比较。】

  (图)新的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体系。其中健康水平指数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两个部分,各占50%的权重。赋值期间也是0-100%,用Tscore的方法处理调查数据,得到了相关赋值。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对主观满意度的调查结果。从主观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来看,中国经济持续承压,但是主观满意度指数趋稳。(图)今年35个城市主观满意度五个分指数的总指数情况。从今年的调查结果来看,生活水平满意度分指数是通过提问居民收入现状满意度和收入预期满意度两个问题提出的,在排名前十位城市当中东中西部城市占的比例是4:1:5。在排名后十的城市当中东中西部城市的比例是5:2:3。在排名前10的城市当中生活水平满意度上升幅度较大的城市是贵阳,从去年的30到第3,其次是上海、乌鲁木齐、长沙。排名后十城市中满意度下降最大的是南宁,从去年第三下降到今年的31。大连、海口、昆明下降的幅度也很高。

  35个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总指数可以通过五个分指数得到说明。第一个分指数是城市生活水平满意度分指数。从生活水平满意度分指数调查的结果来看,在排名前十的城市当中生活水平满意度上升幅度较大的城市是贵阳,从30上升到第三。然后是上海、乌鲁木齐和长沙。在排名后十城市当中满意度下降幅度最大的城市是南宁,从第三下降到31。大连、海口、昆明下降幅度也很大。刚才说错了,应该是生活满意度分指数的比例。

  生活水平满意度分指数五年以来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五年来生活水平满意度分指数在今年的调查结果是最高的一年,我们分析了一下原因,为什么今年调查的生活水平分指数最高,原因可能是2016年住宅价格暴涨,这也许是中国城市居民对收入最满意的一年。这是生活水平满意度指数。

  第二个分指数是城市生活成本主观满意度分指数。生活成本满意度分指数是35个城市从来都不满意的这么一个指数,但是不满意的程度有所不同。从区域分布来看,排名前十位城市当中东中西部比例是3:3:4,排名后十位的城市当中,东中西部比例是6:2:2。总体来看东部城市不满意的数量和程度要高于西部城市。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生活成本连续六年没有一个城市的分值超过50分,说明35个城市居民连续六年对生活成本都不满意,与2016年相比,2017年人们对城市生活成本满意程度有所下降,这可能也跟房地产价格上升有关系。

  第三个分指数是城市人力资本主观满意度指数。人力资本主观满意度指数实际上是居民子女受教育质量的满意程度。2017年排名上升幅度最大的城市是南京市,从去年的排名第26上升到今年的第5,其次是深圳,从去年排名第24上升到今年第7。今年对人力资本最不满意的城市是武汉市,从去年的排名第一,降到今年第35。合肥、南宁、北京、沈阳、杭州下降的幅度也很大。分区域看,东部城市满意度要高于西部城市。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满意度指数总体比较稳定,2017年略有下降,但仍处于满意期间。我们昨天晚上进行分析,伴随二孩政策的实施,以及优质资源的相对短缺,未来几年不满意的程度也许会提高。总体来看在中国上学难的情况依然存在。

  第四个主观满意度指数是社会保障满意度分指数。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指标,今年的社会保障满意度指数主要是针对您对医疗保险个人负担是否满意提出问题,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笼统的提问您对医疗保障、社会保障是否满意。2017年排名上升幅度最大的城市是福州市,从去年33上升到今年12位,其次是长春,从去年第26,上升到今年第8。特大城市当中广州从去年第18位上升到第1位,深圳从30位上升到第17位。除深圳之外,北上广都排列在前十位城市当中。今年对社会保障最不满意的城市是武汉市,从去年排名第5,降到今年第32,南宁、大连、济南下降的幅度也很大。

  从动态角度来看,社会保障满意度指数总体比较满意,2017年有所下降,这可能与我们改变提问方式有关。

  第三个问题是今年新开始的居民健康水平指数调查,居民健康水平指数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居民健康水平指数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部分是采用的世界通用的SF-8方法进行调查测算,SF-8健康调查简明量表是一种用于调查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新型普世性问卷,是第一次在经济研究基础上建立的简短调查量表,目前世界公认的,使用最普遍的生命质量测量工具是36条量表,该量表在各人群的适用性都得到得到肯定,8条简明量表是在36条基础上开发出来的简短替代版本,目前已经被翻译超过一百多种语言,使用范围非常广泛。

  SF-8健康调查主要来自于美国政府对兰德公司最大健康研究成果的资助。这个项目创建的一系列健康调查包括SF36、SF12、SF8,SF8简短适用,使用范围非常广泛,我们采用了SF8,提问8个问题向居民进行调查。

  8个问题包括身体健康的四个问题,在过去一个月总体而言您觉得您的健康状况如何,包括很乐观、乐观、一般、不乐观、很不乐观。第二个问题是在过去一个月您是否因为身体健康问题而限制了您的平常体力活动,例如走路、购物或者爬楼梯,也有五个相应的备选答案。第三个问题是在过去一个月无论是在家里或者是在户外,您是因为您的身体健康问题而无法进行日常工作,例如打扫房间、洗衣、煮饭,也有五个备选答案。第四个问题是在过去一个月您是否感到过身体疼痛,有六个备选答案。

  关于心理健康的四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是在过去一个月您有多少时间感到精力旺盛,有五个备选答案。第二个问题是在过去一个月,有多少时候您会因为身体健康或者情绪问题而减少社交活动,例如与家人或者朋友聚会,五个备选答案。第三个问题是在过去一个月您感觉到情绪问题困扰,比如焦躁焦虑、抑郁或者是烦燥感觉,五个备选答案。最后一个问题在过去一个月,有多少时候因为您个人情绪问题造成没有上班、上学或者进行其他日常活动,五个备选答案。

  健康水平指数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的总指数调查结果是这样的。从调查结果来看整体上来看35个城市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加权平均值是52.52分。分城市看,除北京最低为48.23分外,其余34个城市的得分都超过50。从构成健康指数两项分指数来看,北京居民主要认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较差,排在35位,心理健康也较差,也排在第35位,所以两项综合就是35位。相对其他城市而言,北京市民自认为身心健康都不行,深圳居民也有类似的感觉,他们分别排在34和33,在这里总指数排在第34。这与广州市居民和银川市居民形成了鲜明对比。

  下面具体看一下身体健康的调查结果。从身体健康调查结果来看,身体健康指标包括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主要是总体健康状况,健康限制平常体力活动,健康是否限制日常工作,身体疼痛这样四个方面的问题。北京市居民在上述身体健康的四个方面都排在第35位,深圳市居民除总体健康状况排名第29位外,其他三项比如健康限制平常体力活动、健康限制日常工作、身体疼痛这三项都排在第34位。大连市身体健康指数很稳定,四项都排在33位。相对来看广州市居民认为自己的身体比较健康,四项指标均排在第一位,上海市居民分别排在第25位、3位、4位、7位。上海人除了认为自己总体健康状况比较差之外,像身体健康是否限制平常体力活动、是否限制日常工作、是否身体疼痛这三个方面都排名靠前。另外重庆、银川排名也比较靠前。】

  关于心理健康的调查结果是,心理健康包括精力健康或情绪限制社交活动,受情绪困扰,情绪不好限制日常活动,包括上班、上学和其他活动,这样的四个方面的内容。在这四个方面的指标当中,北京市居民排在35、34、35和9。北京市居民认为自己精力不好,健康或情绪限制了社交活动,而且经常受情绪困扰,所以前三项都排的很低,35、34、35。但是北京市居民虽然情绪不好,但是他们不任性,不影响他们的日常活动,不影响上班,也不影响上学,还有其他的活动。相比之下深圳市居民就比较任性,这四个指标都排在靠后的位置,分别是34、35、31、34,情绪不好就不上班、不上学。相比之下广州市居民情况好得多,四项指标分别排在32、2、3、1。也就是说广州市居民除了认为自己精力不够旺盛,其他都名列前茅。上海市居民四项指标分别位列第10、6、23、4。也就是说上海市居民除了受情绪困扰较大以外,其他都排在前十。上海市居民虽然受情绪困扰比较大,但绝对不影响社交、学习和工作。心理健康最好的城市当属银川市,银川市除第四项排在第2位,其他都第一。郑州市居民四项指标都排在前十位。在此,我们祝福身心健康的银川市居民和郑州市居民。

  从不同性别、年龄、学历和是否在职健康状况分析。从性别上看男性心理健康指标要略高于女性,从年龄上看中年人的心理健康指标相对较差,也就是31-40岁、41-50岁的群体心理健康指标相对较差。从学历上看,文化水平越高心理就越健康。从工作状态上看,在职与非在职群体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指标差别可以忽略不计,前者只是略高于后者。这是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的综合情况。

  如果把中国的居民健康水平指数做一个国际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居民的健康指数,MCS是心理健康指数只有48.31。苏格兰格拉斯哥居民心理健康指数是45.3,心理健康指数是44.4。美国在2003年的一项调查,身体健康指数49.27,心理健康指数49.22。美国2016年最新的一项调查结果是健康指数是51.6,其中身体健康指数50.8,心理健康指数是52.4。而中国的健康总指数还有分指数都高于上述这些国外的居民。

  从总指数来看,除北京、乌鲁木齐、深圳和大连低于美国2016年平均值,其他城市都高于美国平均值。从身体健康状况来看,除北京、深圳、大连、厦门、南宁、南京低于美国平均值,其他城市均高于美国平均水平。从心理健康指数来看,除北京、乌鲁木齐、深圳和大连低于美国平均值,其他城市都高于美国平均值。

  2016年是中国人身心最愉悦的一年,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房价暴涨给人民收入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增加了很多财富。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汇报一下客观经济指数的计算所得出的结果。

  今年客观总指数和去年的调查方法一样,也是通过官方文件所得到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保证了权威性。中国城市生活客观质量总指数也是有五个分指数构成,调查结果是这样的。北京连续五年位列榜首,这可能是疏解北京人口比较困难的根本原因。连续五年排名前十名的城市还有深圳、南京、广州、上海、西安。在排名后十位的城市当中哈尔滨、海口、南宁、福州、西宁、郑州、重庆等七个城市已经连续五年位列后十。2017年低于50分的城市和去年一样,仍然是西宁、重庆和郑州。从区域比较上看,排名前十位城市中东中西比例是6:1:3。排名后十位城市当中东中西部的比例是2:2:4。东部地区生活质量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从动态变化角度来看,客观生活质量指数在连续两年下跌后,2017年基本企稳,这也和房价上升相关。

  35个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总指数的分值和排序情况可以通过五个分指数得到观察。第一个分指数是生活水平客观分指数,生活水平客观分指数包括消费率及其增长,人均财富及其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六个二级指标构成。通过对这六个二级指标的计算,从分值看城市间、地域间生活水平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在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当中东部城市占了9个,中部占有1个,西部是0个,排名后十位当中东中西部城市比例是1:3:6。北上广深四大城市自我们开展调查以来连续七年位列前十位当中。南宁、重庆、西宁三个城市连续六年,太原连续四年位列后十位城市当中。此外2016年生活水平分指数有22个城市低于50分,今年有17个城市低于50分,比去年减少了5个。

  从动态变化角度来看,2015-2016年生活水平客观指数连续下降,今年略有上升,上升原因是房价上涨使人均财富增长较快。除大连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之外其他城市未见下降,虽然今年的生活水平指数有所上升,但仍低于2015年以前。

  第二个分指数是生活成本客观分指数。生活成本客观分指数的调查结果可以看表二,城市间生活成本一看就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生活成本最低的城市是昆明市,在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当中东中西部各有一个城市,西部有八个城市生活成本相对较低。昆明、长沙、呼和浩特、西安、银川、西宁七个城市已经连续五年排名前十。在排名后十位城市也就是成本最高的城市东部九个,中部一个,没有一个西部城市。成本最高的城市是深圳,连续三年位列最后一位,在排名后十位城市当中也就是成本最高的十个城市,北上广深,除去广州已经连续五年名列其中,杭州也连续五年名列其中。总体上看东部地区生活成本绝对高于西部地区。

  从动态角度来看,生活成本指数在2017年有所下降,表明生活成本有所上升,这与生活成本的主观满意度下降是一致的。

  第三个分指数是人力资本客观分指数。人力资本客观分指数的调查结果如表三,排名第一是南京,第二是贵阳,第三是武汉,排名最后的是西宁,其次是厦门、重庆。北上广都在名列前十,深圳排名22,和去年的排名相差不多,这是一个极其稳定的指标。】

  在描述人力资本客观指数中解释今年人力资本为什么会下降,主要是因为今年的教育、文化、娱乐占消费支出比重有所下降,这也许和公款消费受到限制有关。从动态变化看人力资本客观指数极其稳定,但是近两年都有所下降。

  第四个客观分指数是社会保障客观分指数。在社会保障方面可以看到北上广深四大城市名列前十,排名前十位城市当中十个城市都是东部地区城市,在排名后十位城市当中东中西部比例是2:3:5,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东部城市要比西部城市富裕得多。尽管如此,但是从动态变化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客观指数在连续下降两年以后,今年有所企稳,但是近两年的分值已接近50分的临界点。

  第五个指数是生活感受客观分指数。生活感受客观分指数的调查结果,北京、广州、深圳都名列前十,上海排第24,和去年差不多。生活感受指数比较高的除北京、广州、深圳还有海口、南京、沈阳、呼和浩特、哈尔滨、武汉等城市,武汉真是一个奇怪城市,客观指数都不落后,但是主观满意度有好几项都排在最后。

  从动态角度来看,描述生活感受客观指数的一级指标包括生活便利、生活环境、收入差距感受。从动态变化来看,与其他四个分指数不同,生活感受客观指数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近两年基本持平。

  这是关于生活质量的调查。除去主观满意度调查和客观指数调查之后又搞了专项调查,继去年之后第二次进行了就业前景调查。

  就业前景专项调查的问卷是您对未来一年内您所居住城市的就业前景是否乐观?回答是很乐观、乐观、一般、不乐观和很不乐观,并给予相应的答案赋值。指数越高说明该城市的居民对就业前景月乐观,反之亦然,乐观与不乐观的临界值是50%。这项调查不计入我们的生活质量体系。

  专项调查是就业前景调查结果可以从表当中看出来。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35个城市当中广州分值最高,广州市居民对就业前景最乐观,分值最低是呼和浩特市,呼和浩特对未来一年就业前景最不乐观。排名前十城市当中上升幅度较大的城市依次是贵阳、兰州、西宁、广州、乌鲁木齐、海口。排名后十位城市当中下降程度最大的城市是太原市,从去年第1下降到今年第33。其次是重庆、济南、呼和浩特、南宁、哈尔滨。在排名前十城市当中东中西部的比例是4:1:5,排名后十位城市当中东中西部城市比例是2:5:3,总体来看中部城市就业前景要好于西部城市。

  总体上看,在35个城市当中,今年有12个城市高于60分,去年只有一个太原市高于60分,今年均值是58.11,略高于去年的57.41,如果考虑到误差项也可以看作与去年基本持平。58.11分表明城市就业前景依然很不乐观。

  就业前景不乐观的原因可能从中国近年的经济增长数字的变化趋势得到说明,这是中国2008年到2017年季度GDP增长率的情况。从2010年二季度到2016年三季度,中国已经有26个季度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2016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是6.7、6.7、6.7。第四季度上升到6.8,今年第一季度上升到6.9。一般来说预期都属于适应性预期,虽然近两个季度GDP增长率微升,但没有给人们带来更乐观的就业预期。

  如果按不同性别、学历、工作状态和就业前景来分配,我们可以看到从性别上看,男性的乐观程度要略高于女性0.4个百分点。文化程度上看对就业前景表示乐观和很乐观的,大专及以上群体占52.38%,大专及以下群体占45.61%,文化程度越高就业前景乐观程度越高,但是高的幅度并不是很大。从工作状态上来看,对就业前景表示乐观和很乐观的就业人员占51.02%,无工作人员占46.12%,在业人员乐观程度略高于无工作人员。

  如果从不同年龄段对就业前景来看,对就业前景乐观和很乐观的年龄段是20-30岁人群,其次是31-40岁人群,第三是41-50岁人群,第四是51-60岁人群,最后是51-60岁以上人群。总之年龄越小对就业前景越乐观。很不乐观和不乐观的年龄依次是20岁到30岁人群,51-60岁人群、41-50岁人群、31-40岁人群,最后的是60岁以上人群。就业前景不乐观和乐观最高值都是20-30岁的年轻人,可能反映了年轻人对就业前景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存在地区差异。

  最后是今年调查的结论。当年中国经济仍处于转型与改革的攻坚阶段,经济结构调整的效果初步显现,宏观经济运行平稳,生活质量指数稳中有升。但是地区和城市建存在着较大生活质量差距,生活成本进一步上升,优质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以及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还有不容乐观的就业前景,依然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未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要解决上述问题,可能关键是要稳定经济增长,同时各级政府要继续致力于加强民生体系建设,实现居民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这是我们本次调查的结论。

  谢谢大家,耽误了大家的午饭时间,今天的汇报就到这里。

  张平:上午会议结束,谢谢大家。


  郎丽华: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下午的上半场由我来主持,我是首都解决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郎丽华。下午第一位作演讲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终身讲习教授田国强,题目是中国改革、发展与经济学习学逻辑。

  田国强:谢谢主办方的邀请。我差不多是从第一届就参加,中间好像隔了一次,只要有时间都来参加这个会。我这个题目改了一下,换了一个内容,感觉那个内容稍微有一点理论化,我想讲一点稍微具体点的东西。所以今天的题目是对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观察和思考。

  中国经济整个局势就是中国正处于转型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但是最近这些年三十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很多人就把这种下滑认为是新常态,真的是新常态下的潜在增长就下滑了吗?所以这是我们学界和业界都关注的问题。当然毫无疑问,通过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要素驱动,劳动力和资本的要素驱动,经济的边际递减规律确实逐步在下滑,整体性的趋势是下降。但是这么一个下滑的程度是不是要来的这么快,在短短几年GDP的增长速度从将近10%掉到7%以下,下降3个百分点。一般来说即使生产力下降,感觉也不应该下降的这么快。即使抛开深化改革和治理等制度建设方面带来的可能的红利,不光是深化改革,仅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力等方面来看,中国潜在增长率并未大幅度下滑,这是我今天报告的一个基本结论。

  为什么导致了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这么大的差距?如何缩小这种差距,使得潜在增长率实际增长率。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现在不说又好又快,只说稳中求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扭转这种下滑的趋势。尽管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但是归根结底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高效率,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二是勃发创新力,任何一个经济体实际上就是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最后到创新驱动,就是提高效益和勃发生产力,这两者都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关键在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改革增长的红利。

  一般而言,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主要是对任何一个国家是放慢作用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周期性,一种是结构性。结构性是随着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生产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有一定的周期性原因甚至有一定的外部原因,但是我认为它不是造成中国实际增长率大幅度下滑的根本原因。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好得很,比将近八九年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好得很多,为什么我们的增长速度会继续下滑呢?我认为关键的是制度性的根源因素,怎么样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实行转型驱动。

  尽管从短期来看,通过政府采取一系列的财税和货币的手段,有一些指标实际上是好的开始,但是随着政策的收紧,好像又有一点下滑的趋势。我在两年前写了一篇文章,发在中央党校的上面。我当时就分析了经济下滑的五层因素,刚才已经提到了要素驱动红利衰竭,第二个因素是政府主导动力的枯竭以及国企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三是政府施政过程中出现严重的不作为。四是新常态理解的偏误,当然是国企产能过剩和政府主导,前三个是经济上的原因,后面是治理方面的原因或者是理解偏差的原因。

  两年过去了我分析的那五个原因是不是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呢?我感到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有些甚至是恶化。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导致了当前实体经济发展的困境。稍微分析一下,可以看出来的确根据要素递减归一发生了作用,人口红利开始下降,但是下降的速度实际上没有什么明显,实现的区域,左边是已经发生的,后面是预测的,是在下降,但是下降的速度不是那么快。当然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非常明显,也就是说一味靠财政政策、一味靠追加投资所带来的效益呈加速度下滑。

  政府主导的动力的枯竭、公共服务能力的欠缺、内生增长匮乏,通过这两年前我分析这个原因,后来十八大五中全会又谈到了“三去一降一补”是否好转了?我感到依然如故。说明政府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来自三个方面,一方面通过生产性的土地,通过经济增长的税收,二是通过卖土地,商品用地,是政府土地财政一大块,三是把土地作为抵押,形成了政府的收入进行城镇化和发展。可以看出来基本上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循环,土地财政靠这种方式不是长治久安的,也不可能长期这么下去。可能还会继续十年、二十年,二十年以后怎么办?况且现在土地财政不可持续性的现象,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有很大的风险了。

  由于政府仍然是发展型的政府,在它需要解决补位的地方没有做,就是在市场失灵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方面没有去做,使得老百姓有钱不敢用,考虑到生老病居教的问题,就是生计的问题,养老的问题,看病的问题,买房子的问题和小孩子女教育的问题,使得中国的需求居民预防性储备过多,消费意愿不足。

  国有企业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经济活力下降。通过进一步政府的行为主导,进一步的把国企做大、做强就很难说,做优更加不太可能。国有企业什么时候做优,能够解决效率低下、挤压民企,造成机会不公以及不利于创新,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国企产能的过剩采取的措施都治标不治本,可以看出来2016、2017年,凡是国有经济或者国企有差别,国企多的地方基本上是经济速度下降最快的地方或者是影响最大的。比如垫底的辽宁、陕西等等。

  当然政府目标普遍确实,不作为、慢作为严重。地方政府的官员很难做,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并且很多文件相互打架,一方面要求你搞生产,又有其他的活动,仍然是跑项目,拿批文。当然由于这些在经济活动方面没有放松,民企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并且拿到批文,因为他不作为也更加困难。所以导致了政府的办事效率低下。

  新常态的理解出现偏差。因为所谓新常态根据我的理解或者中央文件中说的比较清楚,就是粗放式的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所支撑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性,要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治理方面有所作为。也就是十八大三中全会两个最大亮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知道怎么样就把经济增长速度,低速增长和新常态挂在一起,我不知道这么的逻辑是什么。

  这五重原因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三个结构性失衡,所以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一个就是经济结构的失衡,无论是需求不足产业过剩,市场结构的民企和国企没有处于同等地位,转型驱动没有更快的从要素驱动向效益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型。二是体制结构失衡。仍然是三重三轻,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发展逻辑缺位。三是治理结构的失衡。贫富差距的问题、社会能力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执行力不足问题导致治理结构失衡。如果这三个问题不能解决,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只能是过去几十年当中,一如既往随着政策收紧而波动起伏。就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反复循环,没有没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的综合改革的治理,发展逻辑和治理的逻辑都有较大问题。

  实体经济出现这么一个不景气和解决这五重原因,根本的还是应该回到制度,建立一些最基本的基础性的制度,才是最重要的,否则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一些学者所说的工业革命或者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都不可能出现。企业家天生就创新精神吗?不见得,国企被垄断起来就创新吗?不见得。还是最基本的竞争市场,竞争导致利率下降,利率下降导致企业有动气去创新,创新得到了垄断地位,垄断地位又导致了更多的企业竞争。这么一个竞争导致创新,创新导致垄断地位,垄断地位导致竞争的循环。需要解决的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个边界最关键的就是政府的定位,定位的最关键的就是治理,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边界的界定,当然这就牵扯到了改革,改革就是一种规则的重新设计。

  我刚才已经说了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现在上海财大宏观经济分析也分析到了如果只是看两个部门,一个是农村的城乡改革和国企改革,如果能够较为理想化的实现,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在未来很长时间都可以保持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比如,在七八年内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如果改革不到位,增长还会下降,相差2个百分点。这是我们量化的估计。

  基本的结论就是,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真正关键还是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做什么,应不应该做的问题,方向性的问题不解决,怎么可能解决如何做、怎么做、做不做得成和怎么做才最优,这是我在去年接受中央工作会议开会之前央视新闻联播我讲到的话,从长远的发展来看,标本兼治的任务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制度供给的改革,是能不能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所以说中国改革的理论指导还是要回归到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逻辑和常识。

  我非常高兴一些学者新的观念和一些老的学者都在,越来越认识到基本的经济学逻辑很重要。包括今天许局长谈到的数据怎么做学问,我觉得要回归到经济学逻辑。

  我的结论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进行民营经济主体化,可能有人要批评我了。民营经济为主吗?因为实实在在的说民营经济在过去改革开放当中无论是在就业和经济增长中发挥主要作用和占主要地位,我提出了主体化,就被有些学者批判了,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金融市场的放开和开放化,也就是金融市场不能只是歧视新的东西,应该对所有的开放。当然金融行业是有外部性,我们需要进行一定的规制,不能一味的放开,但是还是要由竞争产生效益。还有金融行业的对外开放,现在设计政策都在慢慢收紧,前几天陆家嘴会议周小川谈金融的开放很好。最后是土地要素的私有化、市场化。

  谢谢大家。

  郎丽华:田国强教授的演讲,告诉我们中国经济这些年增长率持续下降,无论从要素、资本还是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来看,中国还是有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为什么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下滑呢?田教授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原因,但最根本、核心的是制度因素,所以深层次制度改革是关键。其实这也应和了库兹涅茨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条件是充分条件。所以中国深化制度改革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下面有请杨瑞龙教授,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演讲题目是国有企业宏观分类与微观分类改革。

  杨瑞龙:非常感谢大会给我们提供每年一次机会到这里会会老朋友,见见新朋友,非常愉快,同时还可以去香山转一圈,是额外的收获。

  今天我的发言和田院长有关系,他把实体经济了崛起和恢复看成关键是改革,我借着这个话题,改革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就是微观主体重塑,一个是发展民营经济,一个是国有企业改革。会议是一个宏观问题,但是宏观经济的长期增长还是金融防范风险和微观有很大关系,所以就讲一个微观问题,就是国企改革问题。谈起国企改革心情格外沉重,为什么沉重?我是长期从80年代关注国有企业改革,搞了三十多年,但是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二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表,现在挖出来了,现在发表没有问题。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没有什么进展,至少在理论逻辑上没有进展。可以说很多领域里我们的话语、讨论问题都有很多的变化,唯独这个领域没有变化。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人来讲确实挺沉重的,但为什么没有进展?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是在这样一个逻辑里面讨论问题的,什么逻辑?是在一个国有制的框架里面探索找到一种什么样的企业组织形式,使它能够像民营企业一样有效率,我们想找到一种企业组织形式,承包制、租赁制、现代企业制度,国有制还保持了,但是非常有效率。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吗?事实告诉我们很难,这个困难其实不是我今年发现的,是我二十年前在郑主编的杂志上就发了这个文章,尽管发了二十多年了,但今天来讲还不陈旧,因为我发现当时我在这篇文章发现这个逻辑里来进行改革的话,有两个难题是难以解决的。第一个难题是你想达到我们的改革目标,国有制的改革目标我们早就清楚了,80年代初就明白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当时也很早就明白了,政企要分开,但是我们政企分开分了二十多年来,分开了吗?当时国家写了很多文件,国家经贸委主持的,我就问国家经贸委,现在国资委主持了我就问国资委,你们告诉我,一二三四五,这样做了政企就分开了,他们讲不出来,他只会告诉你一个口号,政企要分开,怎么分开没有具体措施,是要在国有企业框架里政企分不了,因为国有制的产权虚化是所有权的明确,错,国有企业所有权的归属是非常清楚的,是归国家所有,但是国家本身是一个抽象概念,国家是没有行为能力的。这个财政为国家所有一定要为国家找一个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只能是政府,不可能在政府之外找一个代理人说这是国有企业。因为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我们老是埋怨国有企业领导为什么有问题不去找市场,你去找市场,但是国有企业的领导也抱怨,你让我去找市长,最终是市长说我行,不行也行,市长说我不行,行也不行,我就是一张纸一支笔的问题,是市长决定的。我首先要集中精力搞定市长,如果还有精力的话,我再去搞市场,所以为什么国有企业老是干不过民营企业,不是国有企业的人不行,到今天为止国有企业里面的管理人员普遍素养要高于民营企业,那为什么干不过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是100%精力搞市场,国有企业领导人有50%精力就不错了。这就是政企要分开,问题是政企分开了,政府不能任命总经理,政府不能干预重大决策方针,那这个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吗?一定不是国有企业了。所以政企真的分开了,国有制一定不存在了,国有制实实在在存在,政企一定分不开。

  当初搞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时候,我们有四句话,叫做产权明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这四句话里我认为政企问题都解决不了,政企问题解决不了产权明晰肯定解决不了。当时国家经贸委主持座谈会,我讲了这句话他们挺不高兴的。他们当时说现代企业制度一年试点,两年推广,三年成效,我给他们讲现代企业制度过去不行,现在不行,将来也很难行,因为政企问题解决不了。这是第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你想让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所有权具有可转让性。所有权具有可转让性不仅仅对企业的充分自主权至关重要,当企业作为长期行为的时候具有调整资产的权利,而且资产具有可转让性是赋予股东应用形式退出权,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可自行惩罚的重要手段,所是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果企业进行改制以后,要保持国有制性质的话,所有权就不能转让,因为所有权一旦同意自由转让,国有制一夜之间就没有了。这就是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造成股份公司之后,股份要讲成份,国有股、法人股、公众股,原因很简单,这个公司公开上市以后,我们要把国有股转让出去,限制的话这个企业就是国有企业,政府说了算。所以当国有企业所有权是既可以自由转让,这个国有制一定保不住,如果要保住所有权就不能转让,不转让政企问题又难以解决。又回到原点。

  当遇到这两大难题的时候理论是缺失的,如果用西方经济逻辑讨论这个问题解决的话唯一出路就是私有化,但中国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搞私有化的,这个路肯定走不通。如果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来解释的话,那市场机制怎么发挥作用呢?逻辑走不通。所以当下要参加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讨论会,你不能随便参加,你首先看谁主持。因为现在有两个不同的主持,如果走错门被批得体无完肤。所以理论上是缺失的,由于理论上的缺失,我们高度分歧达不成共识,很多问题上达不成共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们用不同的逻辑来解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国有企业的评价也是完全多元的,国有企业盈利了人家会说没本事,盈利算什么本事,你垄断。国有企业是垄断,垄断的话傻子都能盈利,所以很恶毒的人讲如果要让垄断国有企业盈利的话,董事长不要让人来干,猴子来干,因为猴子不要脸,那个肯定盈利,到时候赔本了呢?赔本就是没有本事,所以国有企业盈利也是恶的的评价,赔本也是恶的评价。国有企业领导很有怨言,怎么能这样要求我,因为既让我进,你是让我马而跑,又让我马儿不吃草,因为你让我干民营企业不愿意干的事,经济不好了民营企业可以让工人下岗,国有企业就不行。但是国有企业领导也很有怨言,怎么能这样要求我呢,你既让我进,让马儿要跑,像私营企业那样要效率,但是你又让我马儿不吃草,为什么?你让我干民营企业不愿意干的事情,都让我干,经济不好了,民营企业可以让工人下岗,国有企业就不行。所以国有企业领导也很有怨言,我做了很多民营企业不爱干的事,你怎么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说明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让国有企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到底让它干什么。你不能让它什么都干,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国有企业能够像民营企业一样要效率,同时让它干民营企业不愿意干的事统统揽下来。

  由于这些问题不清楚,导致一包不灵,一租不灵,一股也不灵,并不是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不灵,就是环顾世界就这么多的形式,没有更多的形式了。到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发现我们把世界上所有的形式都试了,在国有企业都试了,发现试完还不行。那怎么办?我们还要改,我们找不到外面的,就得自己想的企业组织形式叫现代企业组织制度。找一个词你现代企业制度说到流行的国际规则上找不到对应的东西,现在企业制度给老外讲,他可能没有听说过,这是中国人自己造的词,反正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是现代有效的企业制度就叫现代企业制度?我会说大学宿舍里面店,是夫妻老婆店最有效率,不是股份制有效率,那能不能说夫妻老婆店是当代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你可以这么说吗?不可以这样说。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股份制,但是股份制前面试了不行,还造了一个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95年我发表经济学论文中提出反思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在国有制框架里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很有可能把国有制的弊端和市场经济的弊端优美的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不仅仅达不到我们预想的改革目标,而且有可能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恶果,国有资产流失。我在那篇文章里就用了委托代理框架证明在国有框架里搞股份制改造必然发生资产流失。委托代理人,信息不对称,还有代理问题,这样的话股东还要给他进行约束和激励,但我们的股东不是一个真的股东,是假股东,因为具体是有一个官员来行使所有权和投票权。所以不承担后果的那个官员是非常容易被收买的。所以当股份制改造的时候,总经理在偷油的时候,我们全国人民都看到了,老鼠偷油了,但是唯独谁说没有看见?唯独是监管油缸的猫没有看见,哪里我没看见,为什么猫没看见,因为猫被老鼠搞定了。国有资产流失不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吗?这可能会导致一场不公平的改革,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当我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刚开始不久,但是不幸而言中了,所以中国腐败高潮有两次,一次是价格双轨制,一次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尽管改造了效率,但是导致了不公平,实际上还有更好的办法,提高效率再改得公平一点。

  我在文章里对这个逻辑提出了反思,我不赞成所有国有企业都要进行市场化改造,我认为应该根据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差异和所提供产品的性质不同提供改革路径,具体的我就把这篇文章里分为竞争和非竞争性,非竞争一类是公共产品,一类是自然垄断。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国家所有,国家经营。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由于既要参与市场竞争,背后又有国家安全性的目标等等,所以我主张股份制改造,国有资本控制地位,叫国有国控。竞争性国有企业原则要放,但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主张大型竞争性国有企业产权都要改制,中小型竞争国有企业全面放开。那就是分类改革,后来在1997年上把分类改革更加模式化、细化,这篇文章很高兴当时怕别人给我戴帽子,我写这文章就把文章题目写得特别庸俗,我把它当成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理论思考,多庸俗,但是是故意的,让人家不要关注我这文章,我怕别人给我戴帽子。

  分类改革写完以后,1997年写完将近二十年没有写国有企业改革,人家老说你专门研究这个为什么不写,我说我该说的都说了,再说是破坏环境了。因为写文章要印刷,印刷是纸做的,破坏环境。到了2015年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个文件里面终于把我1995年讲了那么东西,当然我不敢说看了我的文章,但是那个时候比较完整简述了分类改革的思想。2015年文件里出台了通过对于不同行业的国有企业的界定功能、划分类别,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制、分类考核。但是分类标准不一定一样,这个文件把分类标准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我当时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没有本质差异,因为商业类分为自然垄断和竞争性,自然垄断和公益类就是非竞争性,所以分类标准没有差异。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基本思想是该国有的政府好好管起来,该市场化的政府就别伸手了,一旦国有企业市场化了,政府伸手了,将导致一场不公平的改革。这是我的一个理念。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就是根据产品的性质和行业特性两个维度形成功能导向分类方法。我把横轴划为竞争和垄断,纵轴是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具体我在第二项线,产品竞争的公共产品,行业特征是垄断的我认为是国家所有、国家经营。产品性私人产品的,具有垄断特征的,国有国控。私人产品和竞争性的我认为是产权多样化和非国有化。我认为是宏观分类,也就是说我们既要让坚持公有制为主,不要留在口头上,我是中国最坚定的坚持公有制的人,因为我找到了公有制存在的地方。公有制这个地方存在是合乎经济逻辑的话,那你应该坚持,如果这个地方不应该国有企业待的,你非要待,政府横插一手,导致吃喝玩乐都报销,全把你搞完了,所以有些国有企业在股份制改造当中把链条拉得比人还长,为什么要搞这么长?搞到后来你都不知道哪里,所以有的帐面上有20亿、60亿,往下一查在哪啊?上帝知道在哪里。但是账目上还有,我们要避免这种情况。要坚持公有制,让公有制呆在该呆的地方。

  公共产品和自然垄断,公共行业国有国盈,自然垄断国有国控,国计民生的行业就领带了,共产主义领导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其他地方该放就放,这样社会主义金色大道越走越敞亮,老百姓对社会主义越来越有信心。所以这就要分类。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讲一下微观分析的问题。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宏观分类,微观分类因为具体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国有企业怎么搞分类改革,刚才我们讲的都是宏观层面,进入操作层面就是微观分类的问题。微观分类的话我认为入手肯定是混合所有制改造。混合所有制改造重点就是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怎么推进分类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扎实的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造。2015年的党的文件和2016年的国务院文件,都作出了具体的部署,我认为在微观层面进行分类改革的话,首先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分类标准。因为2015年的文件整体上写的不错,但是到了操作层面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谁出资、谁分类。这就把分类标准变成主观标准了,这在操作层面就有可能耽误国有企业改革,因为按照这个标准的话,你这个企业算是一个垄断企业还是公共产品经营企业,不是客观标准说的算,是所有者说的算,所有者是政府,政府说了算,可能是这个企业是竞争性企业,或者是个垄断企业,我不能放,我要抓。举个例子,中国建筑是央企,我认为中国建筑不就是造房子吗?它是纯粹式竞争行业,这么大的大央企国家掌握不掌握对建设公有制不是很重要的,在我看来中国建筑就是竞争行业,应该要加快步伐。假定所有者说了算,他肯定说我这是一个垄断企业,我赞成不要放。变成一个客观标准有没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学过产业理论的人都知道国外有一套产业分类标准,国家发改委在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客观的产业分类标准,我们可以以发改委产业分类标准为基础,吸收西方国家产业分类的标准,来制定一个我们国家的产业分类的负面清单。比如石油,我们可以分为炼油、产油、加油站,不同的行业,具体的其他行业也可以细化分类,在分类的时候可以再明确哪些行业属于公共产品行业,哪些行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哪些属于竞争性行业,对号入座,比如中国建筑就是竞争性行业,你是石油行业就是垄断性行业,政府就要保持控制权。清清楚楚的。微观分类的改革首先就要解决分类标准客观化。

  对照这个具体的分类标准就可以操作,这个东西我写了材料给了国资委,国资委肖主任还挺认真给我了批示,后来他们找我讨论。我说这是可进行操作的,完全可以操作的。第二个微观分类就是落实到具体的国企,重点的自然垄断行业,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是从一般的角度这么说,比如以中石油为例,一般认为这是垄断性行业,国有国营,但是不尽然,因为过去二十年在深化改革很多垄断性的央企、国企凭借垄断地位获得了强大的市场识别势力和融资优势,凭借优势涉足很多竞争性领域。当他们在竞争领域发挥出来挤占民营企业生存空间,比如房地产,很多地王都是央企。微观分类就是要根据央企里面把主业和副业分类,主业应该是国有国营,副业很多是竞争行业,该放放,该分离分离,很好的抓手就是混合所有制。另一种微观分类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分类涉及到总部。第三是员工持股制度。

  我想说一点,文件写得很好,但是没有动静。因为当下中国不仅地方政府存在懒政慵政,在中企也存在这种情况。因为这一次傅成玉在政企会议上作的大会发言还是引起了很大震荡,描述了当今国有企业改革当中雷声大雨点小,原因是干得好的没认可,干的不好的有口号,有了争议没保护,出了问题要追责,干得多的毛病多,不干事的最快活。因为好多国有企业搞民营企业融合,因为你做一个资产定价和利益界定没有客观标准,没有客观标准一得罪人,人家就写举报信。可能一查你混改没有问题,但是一查查到前面,就很多问题出来了。很多人出安全考虑就不弄了,这是实实在在推动分类改革关键的关键是重塑改革动力机制。只有把动力机制建立起来,改革能够在实际行动当中,我们的改革还是非常有希望的。总体上来讲就像刚才田院长讲的,既要坚持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能推进下去,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二十年、三十年是没有问题的。谢谢大家。

  郎丽华:谢谢杨教授。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二十年,一直没有进展,让杨老师心痛二十年。为什么没有进展?因为在国有企业框架下两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是政企分开的问题,一个是所有权可交易的问题,原因是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杨老师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列宁曾经说过国家是什么?国家是法庭,国家是监狱,国家是军队,总之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杨老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下提出了国企怎么改革,就是分类改革,重塑改革的动力机制。杨老师也是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的特聘教授。

  下面有请杨春学教授,他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有请。

  杨春学:我这个题目看着很时髦,但是一听就知道是理论性很强的问题,时间原因很多地方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晰。

  话题的解释。大数据及其应用在十多年以来就产生,国外国内都有,出现一种声音这个东西是不是能使我们建立一种新型的计划经济?这是十多年来的话题。近两年因为马云说了,还得到了若干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批判,当时我看了他们的批判觉得很有意思,批判过程中他们引用哈耶克在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争论中的观点,但是因为这个观点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让我很吃惊,因为哈耶反对的就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正因为这样的原因,重温那场争论并不是没有用的。

  计算机与计划经济的梦想。上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争论中,就支持计划经济的兰格等一些人证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在理论上可以证明有效力。证明这个东西的理论框架就是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正因为一般均衡论框架,后人把兰格模式称之为新古典社会主义,我们知道它最有名的名称叫市场社会主义,后来又称为新古典社会主义。因为力在证明以计划经济公有制为基础计划经济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他们这种思维方式完全是跟古典经济一模一样。新古典主义都可以获得完整的信息,为什么不可以假定中央计算委员会也可以获得完整信息呢?只要可以获得完整的信息,一般均衡率就可以减出来。

  到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我们知道熊彼特一伙,当时经济学家都认定30年来的大战略里兰格是对,从理论来说他们胜利的,哈耶克是错的。这几个意识一直保持到上世纪90年,重新反思。多年之后这场争论兰格写了一篇东西,1957年写的叫“计算机与市场”。之前我们说熊彼特他们对市场争议的仲裁结果不满意,他说你们认为兰格是不对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兰格看到二战之后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他感觉很高兴。现在有了计算机,有了信息相关方面的数据,这样在计算上就没有问题了,你不是我没有信息,给我信息也没有办法算出来,现在有计算机了,可以算出来了。有了计算机以后算,计算机就可以实现。市场不可以复制,请计算机可以带来一种机制的语言,他用一般模型证明计划经济可行性,就相当于解,里面的一组方程。

  从此以后就有了计算机社会主义很著名的提法,从随着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兰格梦想一再出现。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博丁顿《计算机与社会主义》。1997年美国学者安迪写了一篇《信息技术与社会主义的自我管理》,随着计算机网络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政府可以像商业街、研究机构那样,通过互联网,分享他们庞大的数据库和经济模型工具。现在马云说了这个话,而且引起的争论,就是兰格梦在中国某些大脑里重新出现。

  所有制里面哈耶克等人始终认为兰格梦不可能实现,因为核心论点是利用一般均衡解出的新古典价格不能等价于市场自由形成的价格。因为这两种价格包含的信息是截然不同的。这里面就包含了所有的学者都认可的,哈耶克对理论经济学巨大原创性的东西,就是自由市场形成中的价格,之所以能够引导资源走向有效配置,皆因为它包含着市场参与者分散化的个人“默会知识”。

  什么是“默会知识”?我们可以定位,包含两个基本部分。一个是我个人某种偏好,以及偏好的感觉、心理和机构的知识,而且是感觉知识,我不应该认识那么清楚。当我个人针对特定时间的,面对特殊情况怎么进行处理,这样的一种认识。简单来说只可心领神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比较典型的就像老中医,我很厉害,我就一个儿子,我要把我的知识传给我儿子。但我不管怎么教我还是学不到那么高明的知识,因为我给每个人治病的时候凭借着我的经验知识,号脉,号脉过程中很虚的东西没有办法告诉我儿子,我只能告诉处方。“默会知识”就是这样的东西。

  比较有意思的是生理和心理感觉来看产生于个人的感觉经验,蕴涵于个人的“思考技巧”、习惯、禀性、习俗之中,无法言传的“诀窍”。应用于个人对特定时空环境的反应,是三个层面的,每个人表达的效果都不一样。

  这种“默会知识”如何转化为价格形态的形式,成为一种价格形态的显性知识,这是价格形成的问题。按照一般理论来说,这种转化是通过市场过程来实现,通过市场过程,价格体系会记录下参与者在市场活动中留下的零星的、分散的“默会知识”,并且通过对这些知识进行编码、整合,创造出以价格形态出现的共同知识。或者说,通过市场交换行为,价格以其特有的形态,把个人的“默会知识”转化成了一种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可以利用的楷体性新知识形态。到底市场过程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

  市场过程有两个核心的东西,一个是竞争,一个是交换。竞争和交换存在着两个相关但完全不同的角色。竞争充当发现个人的“默会知识”和创造新知识的功能。从一种发现过程。迫使企业家在与消费者的互动行为中,发现事前观察不到的消费者偏好和满足这种偏好的有效方法。而且满足方法都在市场过程中产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生产者同时把自己的“默会知识”投入到竞争过程中。

  在市场过程中交换充当了对“默会知识”进行编码、整合,传递的功能,比较具体的来说,交换是以动态的方式、动态的形式,不断充当着对竞争过程中发现的“默会知识”进行编码、整合,传递由此而形成的新知识。具体来说,在市场交换过程中,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在不断对市场商品进行评估,以便得出新的选择。每种商品的价值又涉及到无数种商品的生产、交换过程,就如同笔的故事所描述的那样。在这个评估过程中,竞争的压力会使消费者的价值评估带有主观,使消费者的价值评估,通过生产者的选择行为,使得这些信息能够以完全传递到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市场上,从而形成使消费者的偏好传递到整个经济体系价格体系。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著名的表达:价格体系是一种信息交流机制。新古典主义学家们经常引用哈耶克这一著名表述,但是对哈耶克论证的这套东西不用了,为什么?哈耶克对价格形成的分析,价格之所以能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是是对“默会知识”进行整合、编码和传递,这一套官邸是没有办法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得到结实的。我们可以明白一个什么道理?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行关键问题所在。大数据我们可以获得再完美的信息,计算不可能取代市场中的竞争和交换的核心作用,这才是真正的整体性的计划经济不可行的根本原因。

  现在我们来看,大数据不能我们摸到无形之手的指尖,摸到它才能通过某种政策使市场运行得更好。我认为是能摸到的。经济学里市场支出有效率,价格只是传递信息的一种机制,而且还有非价格的市场机制,只要想一想科斯的观点,包括阿科罗夫讲的,市场价格传递信息并不足以让所有的市场有效地运行。大数据尽管不能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可以利用它来改善摸到无形的手指尖的那部分,来改进企业的运行。

  还有固执于自发秩序的最优性,而经济走向极端,认为所有的人和秩序都是不可行的,我们前几年活动讲的那个讨论劳动市场匹配都是不可行的。大数据能不能以某种方式让我们获得哈耶克所说的某种时空的非常具体的知识和零星化的知识,我认为可以。时间原因不可能说得很详细,我在思考这个问题。一个方面可以获得,一个方面是怎么应用的问题,应用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微观层面,不可能不对经济进行管理,要获得比较好的信息,这就是宏观层面的。原来我们没有大数据或者有关方面的技术进步不可能获得和利用,现在获得了可以改进政府的管理。大致就这样,谢谢大家。

  郎丽华:谢谢杨老师,杨老师是从计划经济开始,他认为计划经济主要的缺陷是无法解决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满足越来越多样化的需求的问题,从而使经济计划出现一种常态,就是短缺经济状态。有了计算机是不是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实现计划经济的梦想呢?杨老师认为是不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计算机并不能够替代市场所存在的竞争和交换这个核心,也就是“默会知识”。所以杨老师的结论就是计算机大发达、大数据再完美还是不能取代市场的作用,市场所处的核心竞争和交换的作用。这是杨老师第一次以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的身份参加这个论坛,社科院经济所和我们首都经贸大学是一家人,所以经常串门是新常态,我们也欢迎其他的教授经常到我们经济学院串门。

  下面有请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教授龚刚,题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构建好国家创新体系。

  龚刚:也参加了好几次了,而且是第一次参加以后后来就没有断过,每次都感到有很多的体会。今天讲这个题目就是比较白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构建好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先回答这个问题一开始由这个问题引起,也就是现在主流的解释,就是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好像今天有些人也说了这些事。我一开始从来就不这么认为,这次当了访问教授第一次当了研讨会,他们中财办交给他们的认为,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基础,他们的提法就是“三去一降一补”,所以我当时就懵了,不应该是这样。他们说这就是泛泛的提法,媒体的提法。看了一下确实是这样,完成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等等,这是发改委的一些文件还有新华社的报道都有点类似。

  我的问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吗?要知道“三去一降一补”是2015年年底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2016年布置的五大任务,这是一个年度工作会议,解决的是当前所出现的问题,当前出现的问题就是当前经济出现的一些短期问题。经济学当中称为商业周期问题,这里面有周期,有增长,这是两种类型的问题。如果说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短期问题,这无疑会大大降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三去一降一补”的一些措施,比如去杠杆,用债务置换,去产能一刀切的按比例关掉一些锅炉,降成本就是降电价等等,这难道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吗?你们觉得吗?那太小看了。如果“三去一降一补”实现了呢?我想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了,今年当然还在说这个事,但是已经取得很大成功。这个问题解决了是不是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顺利完成了?我的结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是“三去一降一补”。

  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是什么?我当时提出的新概念以后,南开经济学报约我写了一篇文章,“新常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讲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和新常态连接在一起的。毫无疑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的是长期增长问题,而绝不是短期的商业周期问题。为什么推动经济长期的增长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这之前无论是在官方还是经济学家的眼里,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什么?是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大家都很清清楚,通用的语言,投资、消费、出口。为了推动经济长期增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而使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也就是说不是以前的三驾马车,现在是在供给侧了,不是在需求侧,新的发展阶段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新常态。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在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是中国未来对内主要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是我个人认为。

  新常态理解的很模糊,我给经济学写了一篇文章,用新常态这个词,评审们就说新常态是政治语言,没有经济学基础。我想说明的是到底有没有经济学基础?我认为有。这里面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假设。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是经济结构,也就是资源禀赋的结构不断演变和升级过程,从而形成不同发展。不同发展阶段意味着不同经济环境,从而对经济体形成不同的约束。由此而产生不同的经济变量的决定方式和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意味着不同的经济增长动力,从而意味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模式相适应。提出一个概念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错配,必然会给经济体带来扭曲,由此而产生各种问题。

  所以经济发展战略是一国经济活动的基础,是体制设计、政策制定和行政规划的依据,是一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化,从而必须契合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下的经济增长动力。我认为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假设。

  如果按照这样的假设首先要证明当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陷阱以后,其发展过程可以明显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之前所说的剩余劳动力消化过程中,把之前需求拉动型的三驾马车的推动看成需求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二是技术的追赶过程。这两个阶段的理论没有时间展开,我想是完全可以从宏观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中的拐点理论的启示,同时也可以构建数理模型进行证明。文章已经写了,而且是在亚开行的经济研究所的上面,网上都可以下载,今天没有时间讲,有严格的数学证明。

  从贫困陷阱走出后就要发展成两个阶段,两个阶段是有理论基础的。所谓这里面可以很明显区别特征一个是消化剩余劳动力,一个是技术追赶,一个是生产方式是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转变,是通过投资不断增加资本,一开始劳动密集了,后来资本密集。然后从第二阶段资本密集向制度密集转换,劳动力市场由于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另一个是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库兹涅茨曲线一个是在前半部分,一个是在后半部分,消费占GDP比例一开始是下降,后来是上升。投资占GDP比例一开始上升,后来是下降。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入点,一个是需求规定性经济常态下,另外是供给决定型经济。经济增长动力一开始资本投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只要投入资本,消纳剩余劳动力建工厂就可以了,还包括技术的投入,但是到了第二阶段只能技术投入,因为动力已经不足了。发展水平,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一个是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这当中有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理论都有都可以证明。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第一,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大规模剩余劳动力有没有?已经不多了,招工难在东部沿海已经出现了。综合失业率的统计大概是在6.6%,失业率水平和城镇失业率是一致的。什么概念?法国、西班牙是10%以上,中国是6.6%,剩余劳动力确实不多了。

  Kuznets曲线是不是已经出现了?确实已经出现了,我们的收入分配,全国开放的研究,经济系数2008年0.49亿,这个非常高,但是到2015年的时候是0.463%,城乡差别样如此,拐点已经出现了。劳动者报酬占工资收入,也就是现在劳动者报酬的增长率大于GDP增长率,占的比例,这个曲线拐点已经出现了。

  资本密集吗?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资本密集型的经济特征,中国的钢材一向是世界上最糟的,连续十几年,而且进一步增资扩展的空间已经很少了,发展资本型密集型企业在现实中必然依仗大项目来稳增长,而产能过剩多集中在资本密集型企业,比如钢铁。

  有了这样一个概念以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逻辑是什么?首先新常态的常态下,也就是说一般情况小不能考虑临时性的经济波动,而考虑一般状态的时候,中国是供给决定型的经济。也就是说经济的产量主要由供给、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要求上,而不是三驾马车决定,之前是的,但是现在不是了。如果一个经济体是供给决定的,其生产要素等等之类的基本就接近充分就业。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因为它已经是供给决定的经济了,从常态下。当然强调短期商业周期的问题还是需求决定的,凯恩斯那套还没有问题。

  很多人会说我们不是大量产生过剩,怎么是供给决定。产能过剩是一种结构性扭曲,由经济增长的方式错配所致。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由结构问题造成的产能过剩,并不意味着经济就是需求决定了。因为任何产能的运行都要劳动力,当经济社会总体在劳动力短缺的时候,需求的增加,即使是过剩产能行业的增加,只能是劳动力因工资的高低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工资会增加很快,结果经济有可能明显不增加或者是稍微有一点增加,但是通货膨胀就会增长很快。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逻辑起点,目标是什么?在两阶段中间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好像经济学的本身也很混乱,有人说是伪命题,我可以说绝对不是伪命题。为什么出现中等收入陷阱?首先,经济体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的时候,人均收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消化剩余劳动力,另外是技术进步,所以动力充沛。到了中等收入人均收入的增长只能依靠技术进步,增长动力减弱。关键是技术进步,其模式也不得不转变,也就是说引进技术将越来越困难,只能依靠自主研发。以前是可以很容易引进,现在不行了,我和前沿国家接近了谁还给你引进了?关键是转向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并非容易,在实际中可能遭到瓶颈。

  为什么会困难?第一,前期发展已经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和所养成的惰性。因为发展初期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而技术进步意味着节省单位产量的劳动力投入,其比较优势不明显。第二,技术本身也可以传播,可以引进,发展初期可以很容易引入技术,从而发展技术。第三,自主研发本质上是和发达国家竞争,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我们说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绝非历史,需要大规模的前期投入,需要高质量的能力资本和大量的研发经费。林毅夫说,一般地,研发投入的每一个百个立项,到最后大约只有五个取得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在十个申请专利技术中大概也只有一到两个具有商业价值,你可以看出这里面风险有多大,从这个数据也可以得到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概念。

  产业结构里面还有供给侧结构性,结构是什么概念?结构绝对不是一二三产业,或者是比例,是指产业结构而言,当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时候,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国际社会加工和组装,以次进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是全球产业的分工体系。而当剩余劳动力不复存在,人均产量的进一步增长只能来自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即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提供核心零部件或者机械化的智能化的加工提升。在这一阶段遇到阻力,如果说在经济发展中的第一阶段,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链的竞争对手是其他的发展家,那么经济进入中等收入之后,竞争对手则是那些提供核心零部件和直接进行产品设计,管理和营销的发达国家,而竞争的手段只有自主研发,没有其他道路。所以自主研发不行肯定就不行,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有一个模型很简单证明什么时候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的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率如果等于或者低于前沿国家的技术进步率,我们值得是永远的落后,只能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一个数学定理可以证明。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使自主研发技术进步大于前沿国家,比如美国2%,我们必须得2%以上,逐渐的会超过美国。所以根本原因就是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的不足,过分依赖技术引进,从而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引进落后再因为的恶性循环。

  在具体的模型中我们已经做了,发展中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基金所能进行自主研发,以实现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大于前沿国家。问题在于没有引进、没有模仿的条件下,技术进步是如何实现的,其条件是什么?机制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保证,特别是政府在一过程中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说主流的内生增长理论很简单,技术进步取决于一国的研发投入,研发人员和研发经费,通过一定数量的研发投入,通过某种概率来实现技术进步,这种内生增长模型已经告诉很清楚。尽管这样解答并没有错,但仍然留下了巨大黑箱,让我们无法看到研发是如何启动的。如何通过各种传导机制形成技术进步,并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前苏联研发投入很大,通常4%以上,远远大于发达国家,有时候达到7%,但经常是用于军事,7%的研发投入都用于军事。所以最后都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经济增长。因此这样的纯粹的函数分析法,无助于让我们理解技术进步的本质和所需要的各种制度和网络环境。

  现在我进入正题。研发投入首先本身并不能成为生产力,因为研发投入的成果仅仅是知识,不能产生生产力,研发投入仅仅是知识,知识转换成生产力必须有一个过程,叫创新,没有创新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无所用。我找了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就是国家创新体系这个概念。

  事实上任何一个经典和有意义的创新都应该被理解产生于特定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这有一个定义,文献当中有,所谓国家的创新体系是指公共和私营机构,包括个人、企业、大学、金融机构和政府研究机构等,所形成的网络,在该网络体系中,人们持续交流活动和相互作用使得新技术的研发得以启动,持续和传播,并最后形成商业化形成的实质的生产力。对政策制定者而言,了解国家创新体系可以帮助确定杠杆点,提高创新的绩效和整体竞争力。

  阿特金森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三个方面。商业环境、管制环境、创新环境。商业环境包括企业制度,包括国有企业改革是很重要的环境,是通过管理者天赋,什么样的体制显示什么样的管理者。还有时间维度,时间维度很重要,到底是考虑是的短期效益还是长期效益,一个国有企业领导干部任期三年,最多六年,两任,他怎么考虑创新和技术研发?不可能的。我认为国有企业最主要的问题是追求短期利益,要往上升,我要往上升,短期内把企业做好就往上升了。这是时间维度,只考虑短期利益的企业不可能进行创新。当然企业商业化还有经营体制,比如能否提供商业银行体系还有文化因素,有没有冒险精神,还有对科学的尊重,对科学家尊重吗?形成管制体制,大学里是形成体制。管制环境,对垄断是不是有了容忍,一旦我们对垄断有了容忍,这个被保护的企业是不可能进行创新的。税收方面,贸易政策等等方面也会激励或者阻碍研发。研发体系包括大学的等等,科研机构的,这些体系对它的知识流转体系,就是怎么从研发出来到最后形成生产力。苏联做的就不好,讲到军民融合开始讲这个事了,之前很少讲。人民资本体系,那就是大学教育。

  这里面很重要的是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什么作用。政府在这里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研发首先要说整个过程是基础应用到方案商业化,商业可行等等,之前这个阶段一定是政府的大量投入,投入研发,然后帮助商业化,美国就这么做的,美国在国家有一个国防部,叫国际技术研究院,从研发到最后实现商业化过程一手介入。

  没有时间给大家展开了。中国有很多该改革的地方,中国有大国优势,也有制度优势,毕竟也创造了一些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中国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基本制度,当然也有很多问题和不足,比如教育体制,教育体制是最重要的,还有企业制度的改革,还有文化因素,现在所有的人长大了想当明星,而不想当科学家了,而我小时候就想当科学家,观念不一样。包括对科学家是否尊重。我们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怎么是对物尊重,应该是对人尊重,我发明的东西应该是我的。政府行为最重要了,政府的积极有为的企业是家是经典创新的退守和催化,否则中国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从研发开始,技术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怎么样进行商业化,商业化的对象是私营企业,而不一定是国有企业,但是确实前面的所有的东西都离不开政府一开始前期的投入。

  中国各级政府不缺乏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中国经济建设方面。中国政府企业家精神通常体现在经济建设,搞高速公路,建房地产,一个开发区等等,大量的搞房地产。中国在科技军转民机制也没有像苏联那样启动,中国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上的投入和关注不够,政府在其所关注的领域又存在着大量的乱为和腐败。这些乱为和腐败已经使得一些所谓“去除一切产业政策”的观点在经济学家们的争论中占据了上风。

  十八大以后反腐虽然使中国的腐败之风有所收敛,但随之而来的懒政之风,又是之前不完美的企业家精神,主要是体现在房地产等等之类上的,不完美的企业家精神荡然无存,所以对政府的建议应该继续秉持其优良的企业家精神,除了必要的基础建设之外,政府的企业家精神不应体现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方面,而更应该体现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方面。中国应尽快启动科技方面的军转民机制,很好的疏通知识传播和应用机制,为了尽可能减少政府在官员创新中发生乱为和腐败,可以参照美国国防部的DARPA机制,让非公务员系列专家去识别和主导创新项目,去支配相关领域的研究经费。

  政府陷阱,如果失败是创新游戏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如果政府积极有为的企业家精神对创新至关重要,那么社会就必须更宽容“政府失灵”。也许,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难题在于政府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政府在具有不确定的创新活动中积极有为,但由于社会和公众不能容忍政府的失败,更有可能政府在创新活动中存在不廉洁的行为所以政府有为也无法让人接受。而当没有高效廉洁的政府在创新活动中发挥积极有关的企业家精神,中国将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这是我的发言,谢谢。】

  郎丽华:龚教授在有限时间内提供了清晰的思路,“三去一降一补”是短期问题,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沾边的。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与新常态联系在一起的,是长期问题,新常态这个词不是政治词,是有经济理论基础的。而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就是构建国家创新体系,为自主研发技术进步结构升级提供制度保障,这里面最关键的还是政府行为,那就是政府做该做的,不做不该做。

  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教授,题目是国家资产负债表视角下的结构性改革。

  张晓晶:我最近做资产负债表比较多,今天围绕国家资产负债表谈改革。下午我听了大家的演讲,我发现尽管题目不太一样,但其实主题是非常收敛的,都是跟改革有关系,跟供给侧有关系,跟市场化有关系,跟国企有关系。所以今天我要讲的主要是围绕这方面的内容来进行我的分析,而且尽管是叫国家资产负债表,因为时间关系主要围绕资产的角度,特别是社会存量资产结构的角度来看一看应该怎么改。

  首先做一点点广告,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也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出了两本专著,现在来看这两本专著没有英文版,但是很多学者和部门已经翻译过去了,今年要出第三本。在座包括许局长还有IMF的Olivier Frecaut教授对我们的研究都比较了解。这是我们研究在国际上的引用,第一个是IMF的,第二个是沈联涛一本英文的书,还有经济草案杂志,这是比较主流的一个学术杂志,今年第一期一个文章。下面是一些列表,不详细说了。最后一个是大家知道21世纪资本论,作者叫托马斯·皮凯蒂,他们有一个最新的论文,中文的微信好像在国内也很流行,讲到中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我们是上周刚刚从他们那里回来,进行了很详细的讨论。大家可以看到,包括OECD,就是和Piketty团队进行讨论,下面这个图是统计部门的讨论都是关于国家资产负债表。

  重点讲一下在整个财富分配中有企业、居民、政府,主要是这些实体部门。当然包括金融部门。这里最最重要的是什么,改革最主要的点是什么?广义还是政府部门、公共部门,概念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这里面不需要做很详细的区分。去年的时候有这么一本书,新国富论,讲的是不仅仅是新兴国家,不仅仅是中国公共部门有很多的财富,其实在发达经济体他们也有很多的公共的财富,公共资产,但是他们的管理利用的质量很低。如果提高他们的管理运行效率就会撬动新的财富杠杆,产生新的财富效应,也就是说所谓的新国富论。这里面有几组数据。

  首先是全球公共性商业型资产达到75万亿美金,我们发现的数都可以自己想办法来估算,并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是给我们一个概念。第二是2011年的时候,是来自福布斯2000家全球上市公司里,央企占到公司的总市值11%。2014年财富500强企业里金砖国家的企业有三分之二都是国有企业,剩下的多数也或多或少享受政府资助或者支持。刚才谈到的都是经营型的,政府还有非经营型的,比如科教文卫其实有很多还是公共的资产,有政府在管制,很多事业单位都还没有改。所以提高公共财富的利用效率是新国富论的重要来源。

  下面我们给出一些数,就是我们自己估算的,当然有商榷的地方,因为毕竟不同地方对于财富的估算都有自己的不完全一样的方法,特别是和OECD讨论以后发现了这个问题,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大体的图像其实不会有多大的差别,这是我们算出来的广义政府的净资产。(图)紫色的柱子基本上是四分之一左右,接近25%。我们同样的可以拿这个作为一个对比,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居民部门的财富,居民部门的财富最高的蓝色的柱子,发达国家基本上是40到90之间,中国是40、50。但这次和国外专家讨论,他们如果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那么划分他们就把企业部门,因为我们这里面广义政府是把国有企业搁进去,剩下企业部门的份额全部搁到了私人部门,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私人部门就是居民加上了企业,为什么要加企业?他认为这些企业的股份最终是由私人持有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后面有估算可能会作一定的调整。

  (图)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大家会看到最上面的图,如果我们往前推,推到50年代是什么样,90%、100%吗?其实不是,是不符合大家直觉的。那个时候很低的,刚建国的时候公有资产没有那么多,78年以来是从70%下降到现在的30%,我们给的结果是24%、25%左右,他们是30%,这里面有一些估算方法的问题。可能在这里面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中国政府掌握的资源是最多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大家再去看这个图,这是IMF的估算。我们会看到比较有意思的,大家仔细去看会有什么规律?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芬兰、俄罗斯这些国家政府的净资产都是正的,有些国家非常高,而发达经济体,英美日德基本都是负的,因为我们估算日德不到1%,英美基本都是负的。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分别,前面这些国家很有是资源型国家,国家掌握了很多资源,或者说这些资源在政府手里,所以才会出现这么一个高的比例,就是正的资产。

  通过前面这些分析和发达国家和其他很多国家相对比,中国的公共部门,广义政府部门掌握的资源是最多的,这个改革的含义非常之明显。我认为这也是中国最关键的改革,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希望所在,就是对社会存量的资产进行重新优化配置。为解决当前政府配置资源中存在的市场价格扭曲、效率低、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创新配置方式,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市场化手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大方向都指出来了,我们想一下政府掌握了这么多资源,主要是哪几种资源?其实建议里就有一个区分。第一个是大量自然资源,土地、森林,还有矿产。还有就是非经营的国有资产,事业型单位、科教文卫很多。再就是经营型国有资产,国企是很典型的。其实就是这三类。改革的方向其实已经指出来了,我们经常会说中国的改革文本其实是做的最好的,已经把很多问题讲的很到位了。对于自然资源主要应该怎么办?建立产权制度为基础,实现资源有偿获得和使用。自然资源的利用所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煤矿开采和其他的金矿开采里面的腐败,包括还有环境的问题,还有可持续的问题。非经营国有资产这里面其实要强调一个,就是科教文卫这些东西过去是由政府提供的,想一想是不是这些公共服务只能由政府提供?显然不是。这里面也讲到要引入竞争机制。就是很多的公共服务可以采取什么方式呢?采取政府购买的形式,让市场来提供,包括教育很多方面。我觉得这是都非常重要的方向,这里面很多方向不是我个人提出来的,是政府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但是可能没有做。国企刚才几位老师在这个问题,但是怎么改重要的是去试点。深改组35次会议关于试点讲的非常之多,就是还是要基层来创新,我们其实不知道怎么去搞。杨瑞龙老师提了二十年前怎么说,其实不是理论上重复什么话,而是在实践上怎么创出新的路子,这才是关键。包括最简单,从管资产到管资本怎么管。管资产就是看到那些东西,是可见的东西,具体是哪个行业都要管。管资本就不是了,管资本的角度就是你是什么样的形态已经不重要了,最后你都资本化了。但是这个会不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所有权要产生交易了。刚才杨瑞龙老师提到了说这是没有解,说是不可以交易,我不这么认为,可以交易,为什么不可以交易?国有企业是可以卖的,为什么不可以卖?关键时刻卖它还能起到很大作用。

  下面我简单说一下跟国企公有制相关的,前面是从大面上社会存量资产范围内重新进行结构性的优化。(图)这还是讲国有企业的重要性。这是前十大是指这些国家,38个国家你们国家最大的十个企业找出来,这里面国有企业占比不是数量,是把产值、销售额、利润率、资产,把这些所有指标综合一下,按照相同的权重最后得出来这么一个东西,这是一个指标,我们也可以估算。第一的还是中国,基本上90%多,国企在这里面占了很大的比重。

  (图)这个是我们估算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企业部门的国有资产到底是多少,我们先不说整个国家,整个国家刚才算过了,今天讲国有制的时候会说在企业里面,国有企业到底有多少,我们是用什么,我们是用非金融企业的国有资产加上金融企业的净资产,相加来看看国有的份额到底是多少。我们经过估算发现,在非金融企业,国有占比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下跌,跌到不到三分之一,大概31%左右,最近上升到四成左右。而金融企业总资产的国有占比,则从10多年前的80%以上,下降到现在的60%多一点的水平。通过这两个数我们可以进行估算,最后发现整个的总的数据是到现在我们的企业部门国有占比不到40%,39.5%。公有制为主体还能不能保得住,这是非常关键的数,还要算其他的数,比如GDP的贡献、税收的贡献、就业的贡献、投资的贡献,我想告诉大家,所有的这些贡献都比这个数值还要低。之所以算这个数就是想看看如果从资产的角度是不是会好一点,其实也没有更好,不到40%。而且大家看得很明显,2011年以来国进民退非常明显,上得很快。那个时候大概不到32%多一点,现在39.5%,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结论。

  我们算跟人家算有什么不一样?他们算的是现在大概的共有是50%左右,他们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把一些不是上市公司的企业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到底占多少,他们也做了区分和估算,当然在讨论的时候说都可以以后再进一步的来调整,也没有说哪个是更准确的,我想我们的这个数据和他们也有接近的地方。40%、50%左右,他们可能估的更高一些。

  国有企业,经常说国有企业效率低,但经常看到学术文章说国有企业特能赚钱,别瞎说利润低了。看看国有企业怎么赚的,这是一篇学术论文讲了一个事,现在垂直一体化以后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国有企业主要占据了上游,而非国有占据了下游,加入WTO以后下游的生产越多出口越多,挣的钱越多,对不起分给国有企业部门的也会越多。这个逻辑非常重要,我不能说这是唯一的逻辑,但是这个逻辑大家一定要记住,也就是说国有企业能挣钱,很大程度上依赖它的垄断地位,或者是政府给的你是老大地位,所以它在蛋糕中间分的多。完全通过这个是不能得出来国有企业的效率超级高的,这是有问题的。

  最后,面对现在的情况,大家想想我们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要不要改?这可能提的有点太过分了。现在十九大报告在起草,我觉得很多问题可以拿出公开讨论,这不是我首次提出来,其实已经有一些看到个别的专家也在提出来,特别是在内部讨论的时候提出来。首先公有制为主体,是跟什么有关系?我认为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密切关系,怎么来解释?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公有制这样的概念实际上是扣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搞社会主义,我们需要有公有制这样的制度特点。当然现在说大家有新的总结,据说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特色是共产党领导,当然这也是重要特色。公有制是扣社会主义,什么扣初级阶段呢?就是多有所有制共同发展,初级阶段就得多元发展,生产力水平低。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是要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这是第一个要理解的。第二,公有制为体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建国初期是公有制为主导,大家可以去查。建国初期是公有制为主导的,公有制占的份额并没有那么大,只是后来慢慢资本的尾巴都割掉了才那么大。今天回来说能不能以公有制为主导,公有制很好,能体现社会主义特色,无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国计民生的产业,还有公益性还有很多方面都可以起到健康引导作用。我觉得后面也是要扣后面的初级阶段,要多种所有制平等保护和公平竞争。刚才说的国有企业上游和下游的非国有企业我认为不是平等竞争,还有共同发展。

  这是我一个简单想法,并不是想改变根本性的东西,只是完全从刚才的数据和理论分析,我们有可能能推出来未来所谓的结构性的改革、制度性的改革朝着哪个方向,到最后就是我们希望是这样,国有企业就不应拘泥于数量比例上占优,因为我们都已经估算过了你的占优不成立,如果你要专门强调这一点,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自圆其说,我们现在搞的公有制,所以做优做强和引领方向。如果国有企业的份额不是说我非得50%以上,什么能保证国有制?这一可能有些人不同意,我们土地是国有或集体所有,这是对公有制最根本的保证。有了这样的方向,社会主义的方向一定能坚持下去。谢谢大家。

  郎丽华:谢谢晓晶,张晓晶一上来给我们做广告,但是那个广告对我们来说是信息分享。本来国家资产负债表我觉得是技术性特别强的东西,但是讲了之后逻辑特别清晰,我们知道资产负债表能干什么,能分析出来什么。根据张晓晶的分析,我们看到国民财富结构的国际比较当中,我们发现中国政府所掌握的财富和掌握的资源是非常多的,所以2011年以后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对存量资产的优化必须进行重新的配置,也就是要大幅度的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会不会引起问题、引起争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其实可以讨论所有制结构问题,特别是对各类所有制进行平等保护。我觉得给我们进一步的改革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谢谢。

  下面有请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高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昆亭教授,题目是要素结构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研究。

  陈昆亭:非常高兴继续参加这个论坛,也参加了好多次,我感觉这个论坛的质量确实越来越好。上午给我的最大启发就是高所长讲到他的观点,讲到理论的重要性,发展到今天的确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理论紧缺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座很多都讨论到的。今天讨论的比较集中,很多都很近似,我的演讲报告就是要素结构与长期可持续增长。我和大家略有不同的,我可能会从更长的角度来看增长的问题,看要素结构变化的一些特征。

  提出几个问题,第一,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要素有哪些?这个问题比较简单。第二,要素结构变化的诱因机制与经济总动态阶段性特征怎样?第三,各种要素在不同增长阶段的贡献影响重要性程度怎么样。第四,我国当前结构性现状及调整改革思路思考。

  第一,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要素有哪些,这可以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认识,新古典比较宏观就是资本、劳动和技术。内生增长阶段有新的认识,比如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一致增长的理论,因为一致增长理论进一步的从人口结构、贸易、文化制度、地理条件等诸多因素进行考虑。增长理论发展似乎有自己的线条和路径,最近的一些研究已经讨论到了包括资源的约束,还有要素结构等方面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总体的探讨。时间关系不细细讨论,我想说的重点尽可能的把它割裂到稍有宏观一点的资本的结构、劳动的结构、技术的结构,其他的当然也都重要,但是我在这里先不展开。

  要素结构变化的诱因机制,这个要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变化机制是什么,是怎么变化的。经济总动态的阶段性的特征是怎样的。从成因机制的角度,首先是内生的思想,所谓内生的思想这里有不少研究,比较早的引入有从劳动的异质性的角度引入有很多讨论,包括内生增长理论和异质增长都有这方面的讨论。最近雷玉辉(音)教授也在谈论新结构,新结构最主要的期望是希望能够找到结构变化内在规律,这种思想潜在的反映出内生的思想。所谓内生思想可以从市场主义的角度,是有无形的手,市场作为机制下会自动的转化变化,这是一种思想。另外还有一种思想叫外生的思想。外生具体的表现比如计划生育政策,这显然是引致劳动结构变化的外科手术性的制度安排。当然这实际上也还有,我在2008年的时候也有富国之路的讨论工业革命之后前后变化的讨论。

  宏观上笼统上说这样的划分,结构要素变化实际上内因的机制这些方面应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待研究的东西。比如资本的结构、技术的结构,这个方面的讨论就尤其少,上午的时候有不少嘉宾讨论到了这些方面的问题。

  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就是要素的价格与要素结构动态之间的关联。一个是要素价格是内生的思想,要加上内生就是市场作为一个机制,一般所谓的理论,一般均衡的思想都是讲市场可以自动的实现出清,就会存在价格水平使得市场能够出清,价格就产生了。这种理论思想我们说是内生的角度。动态随机般均衡研究的是周期短期的现象。长期之间会是什么样子呢?也就是要素价格有没有外生决定的机制,我们现在提出来是有,这可以探讨。比如说垄断价格的制度,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主观决策均有外生性,外部价格的冲击,同时也有长期偏离均衡的潜在趋势。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利率扭曲文章里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也没有多少引用率。在这个里面我们讨论了价格在中长期有没有扭曲,有没有偏离潜在趋势的可能。为什么讨论利率?因为利率是一切价格的基础,讨论所有扭曲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利率在作怪。假如说管理宏观经济,我们当做是玩儿游戏,如果只是看哪里有扭曲,哪个地方不对去管哪个地方,一定管不好,一定要找到内在的机制,找到根源性扭曲的东西,这方面的理论探讨我觉得可能尤其的重要。我们在这个研究之中分析了不光是中国,其实全球近些年的宏观理论大家也都在反思和认同,其实利率是有长期偏低的,特别是近二十几年,利率一直执行着较低的利率的政策。长期的影响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可以证明利率扭曲的结果很严重,导致了有一系列的扭曲,一个是收入分配,再一个当然就是直接影响到了要素的配置,也形成了一些扭曲的结果。

  当然还有一个正在研究过程中还没有发表的,就是关于工资扭曲,我们想是两个方面的价格,一个是资本价格,一个是劳动价格,劳动价格的扭曲在我们国家也非常严重。比如老师的工资普遍偏低,这是很严重问题,扭曲的结果也就是创新部门,这种扭曲非常严重。

  要素结构长期化的动态就是资本的动态,劳动结构的动态等等,这些其实在中长期是会有什么样的关联?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简单分析。龚老师是两个阶段的理论,我提出了三个阶段的理论,这一点都不矛盾,这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会分成两个段,我是在研究具体近现代宏观经济总体发展,从工业革命之前到工业革命之后,一直到后工业革命之后的阶段。我倾向于分成三个阶段来看。实际上这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要素贡献影响都是不一样的。比如初始阶段,农业经济向工业化转化的阶段,这个阶段,初始资本比较低,从资本积累,从资本的要素结构性特征是规模比较低,会具体的有很多深入的东西,没有办法探讨。还有劳动,劳动是技术化水平比较低。第一个阶段劳动的转移是主要的增长动力,也就是说即将是在经济研究的近期会发表出来,在第一个阶段主要的增长动力是劳动的转移,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这是作为支撑主要的增长动力。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说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化的过程,在这个阶段资本持续的聚集,规模逐渐增大,聚集度逐渐提高,这是资本结构的特征。从劳动的要素结构特征表现为知识化水平逐渐增高和技术化劳动的比例的逐渐提升。在第二个阶段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我们有模型,有详细的推导,可以演化证明,在这个阶段主要的动力源是劳动数量的下降来换取质量的上升。这个思想和异质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的这些专家看法是一致的。

  实际上已有的增长理论到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探讨前两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的讨论研究比较少,后工业化之后的阶段,最近也有一些研究开始注重讨论到这个阶段,实际上一般的理论会认定说经济发展进入内生增长之后会进入平衡增长的路径,进入这样的均衡状态好像就可持续了,就是稳定的。基本已有理论的研究也证明有一个均衡的存在,都是想着方法要证明这样均衡的存在。问题是这个均衡真的存在吗,均衡是否是稳定的,如果说不稳定有没有什么条件,我觉得这是从理论上值得探讨的蛮重要的问题。结论是不一定是稳定的,我们可以证明在前两个阶段因为主要的动力源是与劳动有关,第一个阶段是劳动转移,第二个阶段是劳动质量换数量,都和劳动要素有关,第三个阶段劳动也就无关了,劳动所带来的增长的收益的劳动红利已经结束了,这是蔡昉式定义的劳动红利结束了。实际上还有一种新的观点,其实有一种新的红利正在产生,刚才龚刚教授详细证明了,到第三个阶段主要就是要靠技术进步没错,我们的理论也支持这个理论,我们从更加长期宏观的角度也一样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进入第三个阶段真正支持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来源于技术进步,知识化的部门的,我们的模型可以证明要实现第三个阶段可持续性也就是第三个阶段的均衡,有可持续的增长,均衡有可持续正的增长率要有条件的,不是没有条件的,条件有两条,一个是合理的配置,第二个是创新部门的补偿性要足以补偿,生产性部门下降的态势,我们有一个定理可以证明这一点,只要创新部门的补偿是足以补偿生产部门的衰减就可以实现的,这是第三个阶段主要的阶段特征。

  结合这些理论,也结合一下当前我们国家主要结构性的状态和主要可能的一些建议。第一个就是资本价格管理,结合了我们的研究,资本品或者是资产的价格,如果允许长期偏离这样均衡的水平,我们叫做自然利率的水平,这个问题很严重,会导致严重的扭曲。所以我们要重视长期自然利率的参考价值,来抑制资本市场结构性扭曲关键的基础。就是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解决收入分配差的根本。第二个方面就是劳动价格管理,基本的收入要大幅度提升科教研部门的劳动价格的基础部分,目标就是引导顶尖聪明人才流到这个部门从业,和刚才龚刚老师说的国民创新的体系是不谋而合,可以从理论上提供支持,他说的比较具体怎么干,我是说这个东西很重要。第三点就是教育部门管理应该取消限制劳动流动性的各种条款,就在三天前教育部到广东去开会,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会是干什么的,就是因为最近高度人才流动性,浙江被广东搞去了好多,浙江就告状,主要领导就批示,说要去研究,就马上拉到广东开会,东部的高校领导搞到广东去,那不就得当面提意见。这个事情本身的做法是不对的,不能说允许流动促进如果遇到事情都这么处理这个思路是不对的。如何让要素的价格回归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一个恰当的水平、一个长期不置于偏离于均衡水平的状态,并且从根本上探讨去行政化的方法,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谢谢大家。

  郎丽华:谢谢。下半阶段是由经济研究常务副总编郑红亮教授主持,在他主持之前,我们先进行茶歇,茶歇15分钟。

  (茶歇)

  郑红亮:很荣幸后半场由我来主持。下面首先有请国务院发展中心李建伟部长作主题发言,大家欢迎。

  李建伟:非常高兴一年一度的聚会,我也是尽量赶回来。今年我们的题目是转型和金融风险防范。转型实际上就是结构转型,上半场很多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谈论转型的问题,其实结构转型包括方方面面,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结构的转型,同时也是一个消费结构、贸易结构,同时也包括收入分配结构。

  转型期风险是非常高的,我们会议聚焦在金融风险,大家都知道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金融风险问题是非常突出的,因为昨天我们刚刚在贵阳市结束了全国经济形势分析会议,大家对这个问题反映都是非常突出的。除了金融风险之外,其他的风险也是非常突出的,特别是在转型期,其中有一点大家都知道,人为财死,为了钱的问题在转型阶段引发的社会问题会更为突出。可以说收入分配也是整个研究界或者政府决策界都很关注的一个中长期的大问题。

  我们怎么来看收入分配或者是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要进行收入分配结构的改革或者是制度改革、结构调整,今天我想从要素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谈一谈我个人近期的研究。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有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就是不同时期包括前面有专家提到过,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库兹涅茨拐点,但是这种拐点的主线下一步是不是有规律的,现在社会上的仇富心理、各种不是很健康的心理,跟我们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改,我们这种结构的演变到底有没有内在的规律性,如果有我们所有的改革都应该建立在尊重结构变化的规律基础上一再去做相应的调整,否则你的改革会越变越乱,不改可能会好一些,改了之后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新问题。

  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是指的国民收入在劳动力和资本要素这两者之间的分配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国内外的研究是件很长,从亚当斯密开始就研究这个问题,到近几年包括IMF在2015年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分析报告,报告我都非常认真的看过。观点不太一样,但总的来说,早期注重的是从宏观角度来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也就是说你的收入分配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投资或者是积累以及和消费的关系问题。后来,在中国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这一套从再生产的角度来研究收入分配和投资和积累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55年库兹涅茨提出了收入分配的“倒U理论”,这个理论一提出以后一直到现在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当然中间有剑桥学派直接把收入分配作为理论的核心进行研究,基本结论就是要经济增长要保持一定的投资率,资本家的手段要占有一定的比率。在不同发展阶段,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我这个研究是从哪个角度来呢?是从增长循环这个角度,收入分配是经济增长循环过程的一个节点,由经济增长来决定,同时这种结构的变化又决定了未来的发展。我们以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建一个模型,同时总结出方程,分析他的基本规律。模型结构就是以国民收入分配核算体系为基础建立的随机模型。通过这个简单的模型可以把它的劳动报酬占比、资本要素占比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推导出来。

  有一个基本的结论,经济波动的形态,就是要素收入分配波动的形态,差分方程大家都知道,系数决定波动形态,系数取决于投资加速数和经济增速,当你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于投资加速数决定的系数的时候,它的波动就是收敛的,否则它的波动就是发散的。这一点说明你的要素收入分配本身是周期性波动的,任何一个周期性波动本身就有动态均衡值,动态均衡值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几个方面的因素,消费倾向、出口占比、出口倾向,最重要的还是经济的投资加速数。

  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来分析,刚才昆亭分了几个阶段,不同时期你这种要素收入分配的动态的趋势应该是怎么走,经济的投资加速数也就是说你产出每增加一个点到底需要多少投资,他的基本规律就是工业化过程中加速数是不断提升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消费率是下降的,投资率是上升的。同时,表现在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上,劳动报酬占比是一个下降的过程,资本要素收入占比就是一个上升的过程。当到了工业化后期,你的经济的投资加速数往下走的时候正好就会发生一个拐点的变化。劳动者报酬占比就开始上升,资本要素收入占比就开始下降,这是对理论的基本分析。当然还需要做一些更细的传导机制,这一块我估计赖教授也会讲到这些问题。刚才昆亭的演讲中也说了,在工业化早期的时候劳动力是过剩的,劳动价格是相对较低的,资金是短缺的,收益率是比较高的,前面有一位教授提到过整个收益率现在开始下降,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开始出现这种情况,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了,中国2010年以后劳动力从过去过程转变为供需基本平衡,结构性供给不足,属于涨的比较快,但是资金方面出现了相对过剩,虽然说钱多钱贵,但那是一个泡沫化的问题,是脱实向虚的问题,但总的来说资金过剩的时候,你的资金的投资收益率会下降,这个时候整个的要素收入结构会发生U型转变。

  还有为什么它周期性波动,理论上说了它的机制是什么,这和以前的研究是串在一起的。从居民收入的正态分布,消费需求就是周期性波动的,你消费需求是周期波动的,投资率、消费率肯定也是周期性波动的。满足这一块,整个的要素收入分配结构肯定也要求你是相应的周期性波动。

  来做检验,以中国为例来看一下,我们的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到底是怎么演变的,有两个统计数据的来源,或者是统计口径。一个是用各省的收入法GDP可以算出一个结构,基本上是U型演变规律,当然拐点大致上是在2007年,还有一个统计口径是资金流量表这个数据,算起来差不多拐点是出现在2011年,这两个数据都有用处,因为统计数据的口径不一样,所以分析的时候需要讲求统计口径的一致性。

  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来影响到了中国的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U型变化?根据理论上的一些分析,我也做了一些分析,一个是投资加速数不断提升,还有是消费倾向也在相对下降,经济增长指数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从循环发展的角度来说,还有出口倾向,出口倾向就是出口占GDP的比例。这种实证分析的结论基本上和理论分析完全一致,按照中国从1992年到现在做的质量分析结果,基本上你的投资加速数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当投资加速数上升的时候,劳动者报酬占比肯定是下降的,而且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对资本要素占比来说,投资加速数提升,中国的资本要素收入占比就会提高。消费倾向和出口倾向影响也都是非常显著的,具体的情况我不再细说。

  图形比较也基本上能够反映劳动力供求格局变化跟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基本上是一致的,按流量表计算的整个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是2011年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的是2010年以后全国求人倍率提高到1以上,从过去的过剩转为过去慢慢的总量供给不足。比如说到今年一季度求人倍率已经提高到1.13倍。

  从资金供给角度来跟资本要素收入占比进行比较的话,其实这个结论也差不多是相应的,我把资金供求这一块用相应的统计数据,贷款、存款,存款这一块要扣除法定准备金率,资金需求是包括贷款,包括直接融资两部分。整个来说,他们的结构跟我们的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U型转变基本上是一致的。

  你在分析了这个因素之后,下一步会怎么走,这个表非常简单,就是做分析的时候做的比较多。一个是未来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在的增长率做一个预测,前面几位专家都说过了,这一块我们做过很多,整个的潜在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力规模或者是人力资本的水平。还有一块是技术进步,整个算下来以后,潜在增长率总的趋势是往下走的,当然实际的走势肯定是一种周期性波动下行的状态。还有一块是技术进步,你的技术进步过去是后发优势,花很小的代价就可以实现快速的提升,慢慢进入了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是自己靠自己发展技术的时候,这时候技术进步速度肯定下来。劳动力供给的规模是多少?基本上就这么多,2017年是峰值,到2025年下降到7.6亿人,你的出口倾向、消费倾向基本上是按照自身的内在趋势进行外推的。在这几个外生的因素确定以后,来模拟预测,根据前面整个计量分析的结果,模拟预测我们下一步劳动者报酬占比和资本要素收入占比会怎么走,差不多。劳动者报酬还会慢慢的提升,比如到2025年大概能提高到53.69%,资本要素收入占比这一块肯定是要下降的。这是对未来的预测。

  最后,预测完了以后,原因看清了,未来得发展趋势看清了,在这种发展趋势背后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首先是必须要加强保护不同要素的合法权益,大家一说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然后就说应该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降低基本要素收入占比,这个观点在前几年还是比较盛行的。从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说,两者的合法权益都必须要保护。

  二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劳动者报酬占比提升跟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完全是两回事,大家可以去看IMF有一个分析报告,你在最终占比提升的过程中,不同群体的工资涨幅是不一样的,高素质劳动力可能涨得更高,在劳动报酬占比提升的同时,你的收入分配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不能说因为你进入了转型期,因为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导致这种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本来大家现在缩小,因为收入下降了,差距缩小,收入水平下降,就非常容易引发社会问题,进一步扩大,社会问题会更严重,所以我们必须要要进一步防范。

  三是必须要防范因为劳动力市场供求格局变化、工资涨的很快,导致劳动成本过快上涨,如果过快上涨,比如说让工资高于经济增长,高可能是老百姓喜欢,但过高了意味着你的成本上涨的也是非常快的,成本上涨就意味着企业竞争力下降,整个经济竞争力会下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这一块也必须要防范。

  四是抑制资本过度集中引致的财富过度集中,刚才昆亭教授讲的时候讲到了资产价格的问题,这是过去我没有考虑到的。但是资本要是越来越集中,这是收入差距扩大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一方面要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化的扭曲,更重要的还是要防止转型期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让资本要素进一步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时候整个经济的两极分化会更加严重,比如现在大家都关注top1,1%收入人群占比越来越多,两极分化越来越多,不光是中国,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一块也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遗产税的问题等等,具体的政策我就不讲了。

  五是拓展实体经济融资渠道,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建立限制资金脱实向虚的管控机制,这一条和昆亭教授讲的有点不谋而合,但这点非常重要,而且你要抑制资本过度集中过程中要实现金融服务的均衡化。这一块也得建立相应的金融体制,特别是金融服务体系。

  我就简单讲这么多,不正确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郑红亮:建伟部长探讨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素结构收入分配的U型规律,经济研究的目的也是要探讨规律,而且规律探讨清楚了,对现实改革发展都有指导意义。而且很重要的一点,现在中央很需要这方面的,中央领导出访,比如我们找到规律了,他出去跟外国专家交流的时候,我们是按照我们的经济规律来做的,不是说照搬西方做成功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谢谢建伟教授。

  下面有请北师大赖德胜院长作主题发言。大家欢迎。

  赖德胜:谢谢郑老师,也谢谢主办单位的邀请。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很有意思,因为发言的嘉宾很固定,每年80%的人员都是重复来,但每次开会都有新的发言和新的研究进展,因此非常感谢主办单位邀请我来。我是比较老实的,还是紧扣风险两个字,因为我自己不搞金融,搞了一个失业风险,但我个人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风险,最后都可能会影响到就业,或者就业本身影响到别的风险,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相关的。实际上影响就业因素非常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结构调整与转型增长,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会对失业的风险有影响,一是增速的放缓、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技术进步、四是新经济增长,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很难区分开来,至少这四个维度和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看增速放缓问题,按照这两种定律,增长速度和失业率是有关系的,最近几年增长速度下滑比较明显,从8%到现在6点几。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失业率基本是一个直线,登记失业率就四点几,刚才龚教授讲的是6点多,但是国家公布的登记失业率是百分之四点,几基本上是一条直线,从调查失业率来看的话,也差不多。

  因此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经济下滑和失业率之间没有影响,发改委老问我们什么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原因,统计的数据本身有问题还是说增长的就业弹性发生变化?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包括刚才李部长也讲到,我们的求人倍率最近一些年是上升的,我们的失业率不变,同时求人倍率是上升的,是很好的,因此总理也是很有底气的说我们的速度在6.5%是可接受的,因为我们的失业问题和就业问题压力不是很大。但是我想,目前登记失业率是稳定的,或者求人倍率是还不错的,并不等于未来会继续这么好,也许经济增长的面前有一个实质,可能当年或者一两年反映不出来,但是四五年以后就会反映出来,因此我觉得如何来应对经济持续下滑或者经济在低水平增长的情况下,我们的失业率可能会增加风险,是要引起我们关注的。今年第一季度的求人倍率跟上个季度比起来下降的比较明显,不同的企业求人倍率变化不一样,或者不同地区也不一样,不管怎么说这是可能的一个风险点。

  第二,在经济收益下滑过程中还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于什么原因什么含义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改革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一定会导致一些企业会释放出劳动力,比如说我们高官方的估计,仅刚谈和煤炭两个行业就要释放出180万职工,需要重新安置和分流,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比如说社科院曲玥教授的分析,产能过剩行业里可能要释放出2700万的人员,那个数据很大。比如很多上市公司公布他报表的时候,也会说今年要释放多少劳动力,比如主要煤炭公司基本上都有分流人员的任务,其实无论是钢铁还是煤炭行业,有三个特点。第一,一般是国有企业,第二,一般是依托他的资源,比如说煤炭,整个煤炭可能跟城市是有关系的。第三,这样的一个企业很大,而且比较封闭,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分流的行业里,职工有一种特殊的资本,我们称之为叫专业性人力资本,这种专业性可能是体制专业性,也可能是资源专业性,比如搞煤炭的产业工人,一辈子搞煤炭,对煤炭相关的技能是很熟悉的,这种转变就很难走到别的地方去,同时这些地方一般比较集中,没有别的产业,80%和70%的员工都跟煤炭相关,因此对这些企业职工的安置问题特别困难。我们有调查表明,很多小城镇可能70%的员工都是跟那个企业连在一起的,他们这种产业的转型以及就业的转型非常困难,对我们失业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根据智联招聘的数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集中的行业的求人倍率是比较低的,全国平均水平是1.9到2之间,他们一般都是0.3点、0.4,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业里,他们的失业风险对整个大的失业影响还是有可能取代风险的。

  技术进步,对于就业的影响是我们一直关注的问题,也是经济学里一个经典的问题。去年司法部提出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什么含义,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根据以往的工业革命来讲,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对劳动力市场,对就业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这次工业革命,以人工智能、机器人、区块链等等为标志的,现在争论很多,对我们的就业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多数的研究或者是主流的观点认为是会导致就业的两极化。就是高技能的人就业岗位不用担心,但中等技能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减少,但是低技能的人也无所谓,比如干一些体力活的人,一般机器不好替代,因此就业两极化非常明显,比如像马其顿、巴拿马新增加的就业岗位都是高技能和低技能的,中间技能的劳动者岗位是丢失的,但是中国最后一个柱子,中国是例外,中国是中等技能的增加的挺快,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趋势。

  同时,有很多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对目前劳动力和就业的替代,中国是70%的岗位都可以替代掉,因为我们产业结构比较低端,即使考虑到世界进程来讲,我们也超过一半的就业岗位可能会被替代,这个比印度,经合组织都要高。随着技术进步,我们国家会不会也发生大量被替代的可能性。实际上国际上有很多不能被替代的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我们的用工成本越来越高,很多企业有强大的动力用机器去替代,包括富士康、东莞的企业,很多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这个风险在最近几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新经济,今天上午张曙光老师讲了新经济对经济流动的影响或者是挑战。新经济和技术进步有关系,但也可以做一个分析。根据有关的研究,随着中国新经济在全世界都是很好的,发改委前两天时间找我们,说新经济的发展和就业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可能调整政策,中国新经济速度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其他国家,而且中国在某些领域还处在领导的作用。新经济该对就业的影响有利有弊,既创造的岗位,又毁灭了岗位,同时新经济导致的新的就业生态和就业形态,对就业数量的影响,我们觉得是要做详细的研究。比如说德国,我是用的波士顿的数据,德国在制造业领域里,比如说因为新的技术的应用,比如机器人的应用,导致了减少了61万的岗位,包括组装、包装、生产的岗位61万人,但是又创造了96万的岗位,因此整个增加了35万岗位。有增加就有创造,包括中国电商现在这么发达,快递这么发达,当然增加了很多就业岗位,但引起了我们的一些实体界的就业,因此增加和减少的是两类不同的人群,两类不同人群是不能得到抵消的,因此如何来应对这种新经济的发展对就业岗位的破坏或者对于那些影响就业群体的再就业,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认真应对的问题。

  总体来讲,在经济转型增长中,在产业迈上中高端的过程中,就业岗位的破坏、就业岗位的创造是同时发生的,从长远来看,就业岗位创造一定会超过破坏,否则我们就没有几百年的经济的增长和就业增加。短期来看,就业岗位的破坏是很明显和严重的。因此,中国未来若干年可能会面临就业的风险,如何采取措施来应对失业风险,对整个经济转型都非常重要。

  我觉得有下列几点建议。第一,将就业作为更加优先的目标来实施。刚才张晓晶也讲了,中国的文本是很漂亮的,2010年就已经通过“十三五”规划提出来,要把就业作为优先发展目标。但是在实际进程中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最近两年,因为计划生育的问题,鼓励生二胎,很多女性不愿意,因此有些地方出政策,产假是1年,产假1年对女性生二胎是很有动力的,但是对于扩大新增女性的就业就是一个重要的障碍,很多企业不愿意雇佣女性,因为要有一年的产假期,后面还有哺乳期,所以把就业作为优先发展的目标,很多政策的出台就要进一步的思考。我有一个很成功的典型,最近扶贫做的很好,地方政府官员都把扶贫作为优先发展目标,就业如果从一个文本上的概念,就业优先落实到各地,从地方到中央的政策实施里面去,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要增强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这里要保护好或者改造提升传统的经济部门,比如国有企业、制造业,这是就业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如何来改造和提升他们吸纳就业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现在实体经济也发展。同时又要大力鼓励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培养新的动能,来培育新的就业的领域和增长点。第三,关注经济结构调整冲击严重的重点群体,保障底线就业。我们的新经济或者是技术进步一定会替代创造就业岗位,但会使得另外一个群体找工作很困难,这个群体应该采用兜底政策,比如社会保障做的更好,还能不能对那些困难群体,比如农民工,甚至大学生,还有家里面零就业的劳动力,给予特殊的关照,使就业民生的资本织的更牢。第四,加强人力资本培养,有效提升劳动者素质。这个讲的很多,特别是新劳动力好办一点,既有存量的这一块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培训工作我觉得是要花更多点功夫。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教育改革和培训改革,我们的教育能不能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劳动力市场变化所发生对竞争者的需求,我们的人力资本生产者能不能提供,培训机构能不能使再就业劳动者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我就不细讲了。

  这就是我要分享给各位的观点。谢谢大家。

  郑红亮:赖院长是长期研究这个领域,对这个问题作了很深入细致的分析,从改革去产能当中肯定要产生失业这些问题,还有这个里头有失业,就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不同的阶层碰到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最后为政策建议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谢谢赖院长。

  下面有请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综合部主任汪红驹教授做主题发言。大家欢迎。

  汪红驹:尊敬的各位专家,我非常感谢主办方给我20分钟的机会向大家作一个简短的汇报,我的题目就是关于金融业增加值的问题。因为最近几年我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提高的非常快,也受到很多的关注,我这里主要向大家从三个方面来汇报一下,第一就是特征事实,二是重估结果,三是未来趋势。

  我们首先看到一个特征,就是我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从历史上看,有一个周期性上升的态势,总之图上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从1980-1990年,还有2005-2015年这两个非常明显的上升期,从1980-1990年基本是从2%左右上升到6%左右,上升了4个点。从2005-2015年,从4%上升到了8.4%。在2016年略微有一点下降,下降了0.1个百分点,降到8.3%。

  从季度数据来看,2017年1季度金融业占比仍然保持在一个相对高位的态势。2017年一季度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大约在9.5%,与去年一季度相比降低了0.23%。从金融业增加值的增速来看,2017年一季度金融业增加值增加了9.1%,也比去年低了0.1%。但如果从金融业拉动GDP增长的幅度来看,2017年一季度金融业拉动GDP增长大约是0.9%,而且比去年一季度略高0.01%。从这个数据来看,好像金融业拉动GDP增长的幅度还是比较高的。而且今年一季度的时候,经济增长率6.9%,有一点出乎意料。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一下,我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一些情况。重点看一下美国的情况,比如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二战以后,一直到2000年是比较确定上升的一个态势,到2000年左右达到顶峰,那个时候因为美国的科技泡沫破灭之后,美国金融业的增加值占比开始下降。而且到2007年、2008年的时候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之后经过美国比较长时间的经济调整,现在美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又在开始缓慢的回升。而且在2015年,大约回升了7%左右,需要大家关注的还有一个点,就是日本的金融业增加值在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前达到高点,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而且一直到目前来看,最近十年左右也还是一个下降的态势。从发达国家历史来看,金融业增加值也有上下波动的趋势。

  (图)如果把新兴市场国家和OECD国家两组国家进行相互的对照,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到新兴市场国家,包括南非、中国还有印度、印尼、俄罗斯等等,像这些新兴市场国家,金融业产出占GDP的比重略高于OECD国家,而且如果看横轴的人均GDP对数值的话,正好区分了两组国家。从具体的数据来看可以发现,从1990年以来,印尼、墨西哥、土耳其、俄罗斯这些国家金融业产出占比相对比较低一点。这三个国家均值低于4%,但是巴西、智利、中国、印度、南非这几个国家金融业产出均值超出5%,分别是7.4、5.5、5.6、5.4、7.8。中国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金融业占比的标准差是1.28和1.54,波动幅度在新新兴市场国家属于比较高的两个国家。在OECD国家当中,我们可以发现金融业产出占比特别高的那些国家都是一些小国,像卢森堡,1995-2016年卢森堡金融业产出值就是25.8%,还有瑞士在1990-1995年间,金融业产出占比均值为10.6%,这两个国家在OECD国家当中,金融业产出占比居高位,其他多数国家的金融业产出占比位于3%-8.5%之间。如果看这些国家的标准差,冰岛、卢森堡、瑞士、爱尔兰、英国这几个国家的标准差基本上就在2%左右。其他这些OECD国家的标准差是低于1%的,像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这些国家都低于1%。比较大的一些经济大国,这些国家的金融业产出占GDP的比重相对稳定,波动幅度较小。

  通过以上几个特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金融业产出占GDP的比重高位已经受到很多的关注,有很多的研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比如说研究我国金融业产出占比比较高的原因,有些人认为是资金脱实向虚,还有人从影子银行的角度来研究,认为影子银行把金融业的规模已经大大的扩张了。但是金融业产出占比处于比较高的位置,将来怎么办,就要通过采取金融去杠杆的手段来降低我国金融业的比重。也有一些研究是从金融安全的角度来研究,比如我国的金融业产出占比处于比较高的位置,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的金融安全,而且从美国的历史上来看,金融业产出占比处于比较高的位置的时候,将来就有可能要回归。

  我们现在要向大家汇报的一个问题,我国的金融业产出占比有没有高估的一个问题。首先我向大家介绍一下统计局算金融业的方法,2017年国家统计局印发了《季度地区生产总值核算方案》,金融业分为银行业及其他金融活动、证券业和保险业三类,分别以人民币存贷款余额、证券交易额和保费收入为相关指标对季度金融业增加值进行推算。推算的公式就是用当期的金融业增加值=上年同期金融业增加值×当期金融业增加值发展速度。

  其中发展速度就是涉及到很多的换算系数,比如说当期的金融业增加值发展速度等于当期的银行业及其他金融活动增加值发展系数乘以一个系数,加上当期证券业增加值发展速度乘以一个系数,加上当期保险业增加值发展速度乘以一个系数。这三个系数分别表示了上年年度的银行业以及其他金融活动的增加值还有证券业增加值、保险业增加值占金融业增加值的比重;当期的银行业及其他金融活动增加值发展速度要通过人民币存贷款余额的发展速度与国家换算系数的换算,其他的证券业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保险业也同样用这个方法,把它换算出来。

  其中有一个特点,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方法有些缺陷,如果按照国民收入核算原理,收入法金融业增加值-等于各法人活动单位的劳动者报酬,加上生产税净额,加上固定资产折旧,加上营业盈余。但是传统的方法基本的数据是人民币的存贷款余额和证券交易额,还有保费收入等。这三个指标与金融业增加值之间是缺少必然联系的。因为随着金融业发展,有很多金融创新,还有税制改革,比如2016年推出了营改增,2017年我们可以发现金融业交的税比2016年有比较大幅度的下降。还有很多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的业务与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可能没有什么关系。传统方法是有些缺陷的。(图)从右边这个图上可以发现,存贷款的同比增速与金融业上市公司利润的总比增速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用其他的方法可以重新估算一下,比如用上市公司的数据来估算,基本的方法就是用收入法,金融业增加值,用劳动者报酬加生产税净额,加固定资产折旧,加营业盈余,用这个公式来计算金融业增加值。优点就是与国民收入核算方法匹配,而且上市公司数据相对来说比较完整,比较及时。但是也有缺点,比如样本偏差问题,这个比较难解决。还有金融监管类的服务没有纳入,因为金融业除了企业之外,还有很多是与政府的监管有关的。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增加值,我们用新的方法来核算,就是根据证监会,把沪深股市金融业上市公司分成四类,按照前面的方法来计算,大约来说金融业上市公司增加值占全部金融业增加值的44%,全部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大约为7.6%。推算起来,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大约为3.4%。经过计算之后可以发现,2016年金融业占比从8.3%降为6.7%。从季度数据来看,2017年一季度金融业占比从9.5%下降到7.7%。

  从传统方法和新的重估方法的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传统计算方法具有逆周期平滑的作用,比如说从年度数据和季度数据来看,一般的结果在经济增速下行的阶段,我们重新估算的增速低于统计局公布的增速,但是经济上行阶段,重估的增速高于个个统计局公布的增速。

  未来趋势和结论。因为传统计算方法比较突出地反应逆周期调节的趋势,不能及时反应金融业真实的盈利状况。金融去杠杆措施是要清除或者消化过度繁荣时期的有毒资产和负债。传统方法是倚重金融业的规模指标,随着存贷款增速等等规模增速指标下降,有可能会直接导致金融业指标占比下行。

  采用收入表估算的话,短期内金融业的盈利和薪酬增速有下行压力,按照收入法计算的金融业增加值也有向下修复的趋势。因为计算方法有差异,统计局公布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数据与其他国家的可比性比较差一点。

  最后一个结论,金融业产出占比应该反应经济中必要的金融活动,与其他行业相比,金融业对GDP的合理贡献是风险调节后的收入。未来金融业发展不能紧紧依靠规模扩张,而且需要通过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和产出效率,来改进金融发展的质量。

  谢谢大家。

  郑红亮:谢谢汪红驹教授,等于说现在对金融业的发展脱虚向实说的比较多,红驹做了一个比较扎实的估算,还是比原来的偏高,可能没那么严重,这对我们采取一些相应的政策措施还是很有意义的。谢谢汪红驹。

  下面有请湖南大学经济贸易学院的陈乐一教授作主题发言。大家欢迎。

  陈乐一:各位专家下午好。这是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我是第十一次参加,也就是说连续十一次参加,我是年年增加,没缺过一次,觉得十分荣幸,在这里非常感谢经济周期的研究大家,像刘树成先生,张连城院长等领导的盛情邀请,祝经济周期论坛越办越红火。

  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影响物价波动的倒“U”型效应研究。张晓晶教授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就是今天的主题很聚焦,都是与改革有关、与市场化有关的,供给侧方面的,讨论的很集中,主题是很聚焦的,我这个题目是市场化改革。

  我的选题也是紧密结合了今天会议的主题,就是加速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市场化改革是我国经济转型必须坚持的方向,它对过去我国30多年以来的物价波动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数字化改革影响物价波动呈现了倒“U”型效应,这也是我和我的学生们在研究课题当中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这也算是一个观点。抛砖引玉。

  首先我简要介绍一下市场化改革影响物价波动的传导机理。在市场化改革的初始阶段,引起物价波动的体制因素并不复杂,变化幅度也比较容易控制,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价格改革开始转向形成机制的革新,其他改革已经全面展开,整个经济处于新旧体制转轨的过渡时期,此时引起物价波动的体制因素复杂,波动幅度变得剧烈,对物价的控制更加困难。到改革的深化阶段,诱发物价波动的经济体制因素不断减少,并且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对稳定物价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整个过程中,市场化改革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效应。

  我从四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价格模式转换影响物价波动的传导机理。价格改革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调整比价关系,不断放开商品定价管制、增加完全由市场定价的商品种类。价格改革在三个阶段中的力度不断加大,物价波动的幅度也不断加大。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市场经济体系建立,价格体系逐步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渐占主导地位,价格机制开始发挥导向和调节作用。价格改革对物价波动的影响慢慢减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平抑物价波动,从而价格模式转换影响物价波动具有倒“U”型的效应。

  改革初期,商品市场供给不充足,供需状况表现为“隐蔽型通货膨胀”,价格改革使广大居民被抑制的需求突然释放出来,无疑会引发物价上涨。在经历过最初的比价关系调整引起的物价上涨后,居民产生了价格改革必然较快地引起通货膨胀的适应性预期,甚至认为价格改革等同于物价迅速上涨,从而降低了对价格改革的承受能力。人们会根据预期修正他们的经济行为,囤积甚至抢购商品,特别是生活必需品,把未来的消费行为提前,短时间内市场会累积并释放大量需求,这必然使得物价上涨更加严重。因此,每当价格改革措施出台时,物价往往大幅上涨。

  物价上涨到一定程度,可能会扰乱经济秩序,或遭遇资源约束。此时,中央政府会采取措施认真治理。同时,人们的消费行为趋于理性,价格总水平逐渐恢复到原来的均衡位置。

  第二个方面,农产品“价格-价格螺旋”影响物价波动。“价格-价格螺旋”参考了发展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一个理论,从他那儿参考过来的。我们可以认为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能够很灵敏地传导到农产品的价格,然后影响食品价格,最终影响物价总水平波动。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政府对“三农”的关注日益提高,这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务农收入稳步上升。巩固了农业基础地位,减轻的农产品“价格-价格螺旋”对物价波动的影响。

  从经验事实来看,1978年以来每轮较大幅度的物价波动都与农产品价格有关。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市场化改革措施往往就体现在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上,历次市场化改革实际上大体是从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开始的,大家都形成了共识,实际情况也就是这么回事儿。而食品价格在物价指数中占比最大。同时,农产品的产品特性容易引起总体物价水平“价格-价格螺旋”上涨。

  价格改革从农产品提价开始后,工业部门的货币工资提升,即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工业消费品的价格提高。结果,非农产品轮番涨价,物价总水平上涨。且非农产品的涨价大大快于农产品的涨价速度,其中,农药、化肥、种子、机械使用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在粮食统购统销逐步放开的条件下,农产品价格逐步由市场调节,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必然推动农产品价格进一步上升,形成“价格-价格螺旋”式上涨,物价运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而物价波动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当这些正常或者受到影响时,政府部门就会采取农副产品价格管制、居民食品补贴、投放储备农产品等措施平抑物价。

  第三方面,微观主体软约束竞争机制影响物价波动。微观主体软约束竞争的集中表现是国有企业的转轨体制,体现为投资预算软约束、不规范涨价、收入攀比等行为,推动投资、消费双膨胀,从而加剧物价波动。在市场化改革的深化阶段,国企改革不断深入,大量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成为完全竞争市场主体。民营企业发展迅猛,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超过国有部门。这些都使得市场化改革对物价波动的影响物价减小,从而“软约束竞争”机制影响物价波动具有倒“U”型效应。

  经过放权让利和经营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大部分国有企业仍然未能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只不过是一种有权、有利、无责任的不完全市场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既依赖市场又依赖政府,或者说是一种“超经济的市场主体”。首先,作为投资主体,企业预算软约束,大量资金被配置在生产效率低下的项目上,难以生产出足够多的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吸收市场上的大量货币,却引起了投资膨胀。其次,它作为经营主体,由于企业管理普遍不佳,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无法消化上游产品价格的提高,只能通过提价转嫁压力,即以成本推进方式造成了价格总水平的上涨。

  在市场化改革深化阶段,“软约束竞争”机制开始弱化,国企改革不断深入,大量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成为完全竞争市场主体。市场化改革对物价波动的影响逐步减小。

  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影响物价波动,市场化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克服政府在这方面存在的缺位、越位、建立规范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随着改革的深入,宏观经济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政府对物价的控制能力有所增强,开始对稳定物价产生作用。

  在改革早期和中期,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的双轨化非常清晰。剧烈的物价波动不能在改革的早期和中期受到控制。

  在改革的深化阶段,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由加剧物价波动转为稳定物价波动,这大概就是市场化对物价波动的影响,通过这样一些价格模式转换,农产品“价格-价格螺旋”机制、微观主题软约束竞争机制及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四个方面呈现出倒“U”型。

  具体的分析。有一个指标测度描述,关键是对市场化的程度做了一个测度,是用四个指标和成综合性的市场化指数,一个是价格市场化指数,二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三是非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四是政府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GDP的比重。其实我国我国市场化程度指数一直在稳步提高。

  以价格市场化程度为例子,价格改革进程的分析。90年价格市场化程度有所降低。市场化进程趋势图,(图),89-91年停滞不前,97-2000年指数轻微下降。

  (图)CPI波动趋势图。93年左右达到极大值,然后逐渐变小,可以用“过山车”行情来形象地描述,在时间轴上表现为近似倒“U”型的形状。两者关系的描述性分析。(图)

  简单做了一些实证分析和变量。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化改革对物价波动的影响,显著存在倒“U”型的效应,对应的时间段是92年到94年。进一步表明价格模式转换对物价波动的倒“U”型更为明显。

  这是我和我的学生提出的一个观点,在课题研究中发现了这么一个现象,提出一个观点求教于大家,具体提出的政策建议,还是在深化改革中缓和物价波动,深化价格体制改革,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价格关系,完善与市场供求决定价格的机制。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大化。加快要素价格形成体系改革。还有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不能简单的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应该标本兼治的实施农业经济政策,培育合适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保护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真正保证充足的农产品供给。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构造参与物价运行的良好微观经济基础。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加强区域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统筹运用宏观政策工具、财政工具。

  我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郑红亮:谢谢乐一教授,他的发言使我们想起价格双轨制包括1988年价格抢购风波,老百姓说马上要价格改革了,就是涨价,当时很多都到百货公司买了好几台电风扇放在家里,过两天就涨价了,总结了倒“U”型的规律,我觉得还是挺受启发的,谢谢乐一教授。

  下面有请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宏观室常欣研究员作主题发言,大家欢迎。

  常欣:感谢大会给这样一个机会。今天的会议主题,后一部分是关于防范金融风险,应该说这个话题作为我们国家的宏观决策部门,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就把这个问题提上日程了。特别是防范所谓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金融部门的去杠杆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做长期跟踪中国的各个部门的杠杆率变化,我们发现从2011年开始跟踪研究的过程当中,从最开始大家比较关注的政府部门的去杠杆,逐渐到非金融企业,最后到了去年开始的金融部门的去杠杆,是这样一步一步来演进的过程。

  为什么现在开始关注金融部门去杠杆,我觉得可能需要回答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金融部门加杠杆的含义是什么,它是怎么样形成的。我们在金融去杠杆的过程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效果如何,下一步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努力和推进。我觉得可能需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

  今天我想围绕着金融部门去杠杆的问题,主要是从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同时我希望把这个研究不仅仅局限在金融部门去杠杆,还拓展到整个货币供给和货币创造的话题,所以是试图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主要讲这么几方面的内容。第一,从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来看一下基础货币供给的新变化。这里面主要是两个机制的变化,一个是外汇占款,另外是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第二,想看一下其他存款性公司,因为存款性公司包括两块,一块是中央银行,一块是除中央以外的其他存款性公司,他的资产和负债结构,从他的负债方的变化,我觉得可以由两个关键词,从过去几年的情况来看,一个是同业存单的发展,一个是同业理财的发展。从资产方的变化也有两个关键的领域,一个叫委外投资,一个叫同业投资。这是从其他存款性公司的角度来看。

  第三,金融机构的信贷收支表。主要侧重在人民币的信贷收支,来看一下货币创造或者是信用创造的新的变化,也就是看一下传统贷款渠道和所谓的有价证券,或者是证券净投资渠道,两个渠道彼此的变化是什么样子的。

  第四,回到金融部门去杠杆的题目,简单看一下目前进展的情况和我对这个问题简单的思考。

  首先,对这个框架做一个总体的概括。我刚才谈到了三张表,央行或者是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其他存款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还有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这三张表涉及到两个主体,一个是中央银行,另外一个是商业银行,或者是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类的金融机构。三张表,两个主主体,涉及到两个部分,一个是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主要是体现在外在货币的概念,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投放的是本位币或者是纯货币,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是金融体系内部创造的货币,叫内在货币。内在货币是通过商业银行广义的信贷投放形成的信用货币,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概念和框架。这是我把我刚才说的货币创造和货币供给两个方面整合到一个所谓内在货币、外在货币、本位币和信用币的框架内进行分析。

  首先看一下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看到从这个表中主要看的是过去几年当中,在基础货币供给上出现了一个什么新的变化,也就是说外汇占款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的变化情况。这里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货币供给里的一个基本概念,货币供应量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基础货币,一个是货币乘数。基础货币也就称为高等货币或者货币基数,基础货币主要有流通中的现金,商业银行的库存现金,还有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货币银行学的理论。我这里简单的跟大家作一下回顾,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通过这个我们进一步来看中国过去的几年或者是更长时段,来看一下基础货币在投放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说到刚才的外汇占款,外汇占款是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当中属于资产方,资产方国外资产其中叫外汇占款的部分,也叫外汇资产。实际上这个变化趋势是和我们国家的国际收支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特别是中国进入新千年以后,如果看国际收支格局的话,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是一种双顺差格局,所以带来一个什么影响呢?和就是整个央行的外汇占款的规模大幅度上升,可以从这个表上看到,上升的非常明显。高点上升到了2014年10月份的27.2万亿,之后发生了什么?中国的国际收支格局在过去几年当中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从长期的双顺差变成了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逆差,这样一种格局从2012年就开始显现,但是更明显的这样一种进展是从2014年的下半年或者是第四季度开始进一步显现,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样一种国际收支格局的变化,导致了外汇占款出现了一个趋势性的下降,也就是从图中可以看到,2014年四季度或者10月份开始就一直在下降,在下降的过程中,我们过去长期依靠外汇占款这个渠道来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作用在不断的消减。这是从外汇占款货币供给的渠道来看它的变化。

  为了弥补外汇占款下降所造成的基础货币投放的缺口,央行采取的什么措施?从2014年以后,央行就创设了很多新的所谓货币政策的工具,实际上带有一定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工具。比如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也就是俗称的算酸辣粉,还有中期借贷便利MLF,还有抵押补充贷款PSL,MLF有人叫麻辣粉,还有今年以来为了进一步补充流动性,应对春节期间流动性的波动,又推出了临时流动性波动的便利,是TLF,有人叫甜辣粉。这样一系列的货币的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来对冲外汇帐款下降所带来的流动性缺口,这些新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反映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当中,怎么反映的,科目叫什么?叫做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债权。从这张图可以看到,2012年前后开始,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的增长也是非常明显的。

  接下来我把刚才说的两种机制放到一起看他们这种共同变动的情况下对基础货币供给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其中这个图当中比较粉色,底下的是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债券,蓝色的是外汇占款,黄色的是基础货币或者是在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项当中的储备货币这一块,也叫基础货币的投放。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我刚才说了蓝色的外汇占款在下降,对其他存款性公司是在增长的,所以导致了在基础货币投放当中,基本上还是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没有出现大幅的下调。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长期依靠外汇占款,但外汇占款出现下降之后,因为我们及时的补充上了新的供给机制,所以使得基础货币的投放和供给方面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的。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

  如果我们把这两种投放方式的占比,再把它们分别和基础货币做一个比值,来看一下占比变化情况,也是比较明显的。蓝色的是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对基础货币投放的占比是从2014年开始不断的往上升,而粉色的是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投放的比例是在下降,正好是此消彼涨的关系。所以从不同的几张图当中,我们试图跟大家梳理一下,在过去几年当中,随着国际收支格局的变化,我们在央行资产负债表当中所反映出来的货币供给格局的货币供应的基本变化。

  其他存款性公司负债方的变化。我刚才提到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个叫同业存单,实际上从2013年12月开始允许发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在过去几年当中增长的非常之迅速。梳理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快的涨幅,原因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同业存单在科目处理当中放入了应付债券,不是放在同业负债当中,所以不受银监会127号文的规定,就是同业负债占比不能超过总负债的三分之一,就不受这个规定。另一方面,从业存单不计入存款,所以不用缴准。还有一个方面,在发行同业存单的过程中,中小银行发的比较多,因为小银行一直没有正式的实施流动性监管,没有进入这个框架。跟整个资金的投放结构直接相关,在现在的公开市场操作过程当中,央行直接面对的主要是一些大型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还有一些一级交易商,但其他的一些中小银行还有非银行机构只能通过同业拆借、同业回购、同业存单这样的同业方式从刚才说的那些大型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一级交易商那里间接获得流动性,所以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格局,所以导致同业存单发展是比较快的。在同业存单发展过程当中,主要是中小银行占的比重比较多,数据是到2016年末的时候,城商行主要代表中小银行,存量比大概占到一半,股份制银行是48%,而国有商业银行只占到1.2%,非常之低,所以从这个结构上也可以看出在整个公开市场操作的市场结构当中,大银行和小银行资金的融出和融入的格局。

  同业存单,计入到银行应付债券的科目,在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债券发行,在总负债当中,债券发行一方规模变动,债券发行随着同业存单的发展,占比变化还是比较快的。

  同业理财,理财分为表内和表外,过去来讲表外占了保本和非保本,非保本就是所谓的表外,表外占比现在占了绝大多数,大概现在80%左右是表外的,因为表外是不受资本监管约束的。同业理财,理财当中面对不同的持有者,同业之间的理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图当中占比是上升的。

  刚才我说有了同业存单和同业理财的变化,所以导致如果我们看其他存款性公司的负债端的变化,就可以看到过去是对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负债,是它的主要负债来源。但是因为有了同业存单和同业理财之后,现在的负债主要是来自于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债务和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务,还有债券发行,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资产方的变化,主要是委外投资,主要对接的是一些资管产品,特别是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来说的,这也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通过委外来做到,因为有资产荒和低利率所以就是委外所承担的叫加杠杆,加错配,提高资产收益率的作用,这也是委外增长非常快的原因。

  同业投资,刚才说同业之间的互持理财,互持存单也是为了所谓的期限错配,来获得套利收入。这是同业的资产。

  相应的刚才有了同业在资产方的变化,委外投资和同业投资之后,反映在其他存款性公司当中也是对其他金融机构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债权占比也是在迅速提升的。因为有了非存款的负债的来源和金融机构之间彼此之间的信用扩张,就使得商业银行的资产扩张的速度远远高于中央银行的资产扩张速度,这个表中也是非常明显的反映出来。

  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主要反映的是基于刚才我说的整个资产和负债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货币创造或者是信用创造的新变化,过去我们的货币创造主要是靠传统的贷款,因为按照传统的货币创造,存款创造贷款,贷款又变成存款,是这样一个货币创造过程。但是刚才我提到现在有很多金融创新,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趋于多元化,所以货币创造的渠道也多元了,除了传统的发放贷款,比如说购买外汇,购买债券,开展同业业务都能够创造存款和货币,反映在金融机构的信贷收支表当中,特别明显的可以看到,底下粉色的叫做有价证券投资,实际上包括债券投资和股权其他投资,油价证券投资在整个货币创造过程中是在进一步加强,而相对来说蓝色的传统贷款渠道一直比较平稳,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

  刚才我前面提到除了基础货币供给还有货币乘数,在过去几年当中它的变化是增长的非常快,为什么快?一方面是因为央行的降准,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货币乘数。另一方面,货币乘数的提高也反映了金融体系内部货币创造能力上升的原因,就是影子银行货币派生功能在逐渐增强,导致了货币乘数的提高。

  最后是去杠杆,去年第四季度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去杠杆,措施无非就是两套政策体系,一个是货币政策,一个是监管政策,货币政策是缩短放长,一个是准加息,就是多次提高政策利率。监管政策包括把表外理财纳入MPA,还有银监会出台了一系列文件,针对所谓的三套利,四不当等等。还有资管方面出台的一些政策,还有正在讨论将同业存单纳入同业负债,占负债不超过三分之一的监管范围,刚才我提到的,现在还没有纳入,接下来可能要进行纳入考虑。去杠杆的目的,这一系列举措的目的,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加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的能力,就是从成本方面来给他压力,另一方面压缩资产收益,进而压缩套利空间,这是一个基本的目的。

  初步的效果,基本上反映了我们在信用创造过程当中,货币创造当中,很重要的是整个证券投资,证券投资其中一部分就是股权和其他投资,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去杠杆已经开始放缓了,进而带动了M2的增速也是开始往下走,所以去杠杆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接下来,未来除了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在起作用之外,我个人觉得进一步的去杠杆应该还是和实体层面的改革进一步结合起来,因为金融部门的加杠杆实际上反映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为了规避现有的一些贷款投向的限制,通过多层嵌套,底层资产还是流入一些灰色地带,比如融资平台、房地产、过剩产业等等。另一方面,金融交易是通过期限错配来应对资产荒,为什么出现资产荒,就是因为投资回报率下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存在着非常明显的资本错配,大量的僵尸企业、预算软约束企业、过剩产能企业占有大量资源,拉低了整个社会投资回报率。从这两个方面,都共同指向了如何去僵尸企业的杠杆,如何去政府的隐性债务的杠杆,所以我觉得金融是实体的镜相,所以要金融去杠杆最终还要回到实体部门,通过改善实体部门的产出效率,然后为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提供好的环境。

  这就是我要说的。

  郑红亮:谢谢常欣,她讲了货币创造新变化对于我们认识央行货币政策的效果,还是很有启发意义。最后一位压轴的发言,是北师大沈越教授,大家欢迎。

  沈越:谢谢主持人,谢谢论坛给我这么一个发言机会,其实我的时间很不巧,但是我自己要求的。我嗓门比较大,可以给大家提提劲。

  我的题目是中国经济脱虚向实,任重道远。讲三个问题。

  第一,我不是专门研究增长的,也不是专门研究金融的。但是我很珍惜这一次论坛给我的机会,我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讲一些基本的观点。我们的经济体脱实向虚的形成,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除了实体经济的增长以外,改革的成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支持的,尤其是08年危机以后,为了保增长,后来稳增长一系列的措施,在迎着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经济脱实向虚。

  有一个简单的表。96年中国的M2只有7.6万亿,金融危机前的07年是40万亿,2016年末到了155万,年均增速超过了20%,其增速明显超过了GDP的增速。尽管近年来M2的增速总体上呈递减趋势,但GDP的增速也在下滑。而且使M2与GDP的比值一直在上升。从20年前的1:1上升到了今年的1:2.1。

  (图)这有一张表,大家看最右边那一栏,是2016年年末的数,M2是155万亿,今年3月份已经超过了160万亿,比值已经超过了2.1,比20年前,我们现在经济总量的取得,投放的货币要多了一倍,变成了2。

  超发的货币到哪去了?这是最近时段以来经济学者最关心的问题,多种说法,经济货币化的吸纳,实体经济的吸纳,外汇占款等等,当然都很有道理,尤其是刚才常老师作了很详细的数据说明。但有一个渠道似乎没有说透,而且把简单问题复杂了。超发货币最主去出的是虚拟经济,通过各种渠道最终在人们手中形成了既无消费需求,又直接投资需求的多余货币,催生虚拟经济繁荣。多余货币的虚拟资本化,资本的本性增值保值,造成了金融业的畸形发展,形成虚拟资本的自我增值和自我循环的一套系统。

  弗里德曼几十年前有一句名言,通货膨胀始终是一种货币现象。不过这种说法,是虚拟经济还没有成气侯时候的说法,是一个真理。但是现在虚拟经济已经成了气侯,我可以套用他的话说,虚拟经济的泡沫始终也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没有超发的货币,不会导致多余的货币,形成一个自我增值、自我循环的系统。这个系统多余的票子流到哪,哪就是泡沫泛起。刚才常欣老师作了很深刻的分析,我把它称之为通过理财、私募、信托,各种各样的我统称为中国式的衍生品。

  到了股市股市就泡沫,到了楼市,楼市就泡沫,股市、楼市都不让做了,就外汇投机,资金外逃。一旦在这种情况下某一种商品供给出现暂时的短缺,那么一下泡沫泛起。比如大家通常讲的“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都是因为有大量的虚拟经济的货币投机因素。所以说我个人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脱离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自我生成、自我循环的系统,催生的泡沫。这个危害对中国现在实体经济还有很大增长空间的中国经济来说,它的伤害很大。

  金融业的高收益导致了很多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往虚拟经济,利率居高不下,融资难、融资贵成为常态,而且民营经济首当其冲。经营环境恶化,部分内资、外资企业逃离。当然也不是说当局没有重视到这个问题,但是往往采取限制流动性的问题,去杠杆的问题,马上就导致钱荒,逼着倒发货币,加大泡沫。虚拟经济的野蛮生长的负面效应影响了非经济领域,把中国最优秀的人才要学金融学。关于这个问题,清华大学生物学的施一公多次提到,自然科学和医学科学吸收不到最优秀的学生,最优秀的学生全到清华经管院,这是有问题的。

  应对泡沫中国比西方国家有更多手段,但这些手段大多是行政性限制措施,有按下葫芦起来瓢的效应,仅以近年的调控措施为例。2015年流入股市,引发股市大涨,随后投资资本的套利退出引发大跌,最后用行政命令限制国有企业进行套利行为,才勉强稳住了股市,当然这个过程国有资产流失。之后资金又大量涌入房地产,导致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暴涨,结果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一季度,密集型的行政性限购措施才抑制住了房地产泡沫。之后这些钱又涌到外汇市场,不得不出台行政性限制换汇和限制对外投资的一系列措施。

  前两年讲的很多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的进程戛然而止。之后,还会出现什么情况不知道,还会对哪个部门进行行政性的管制,我不太清楚。当然我认为,行政性管制来抑制泡沫的最大危害还是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抑制。政府行政性管控资源的作用越来越大,并有逐步转变为统制型经济的危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名言将沦为一句空话。总之,抑制金融风险,抑制虚拟经济野蛮生长,推动中国经济脱虚向实,采取微观化的行政性限制措施,最多只是权宜之计,从长期来讲弊大于利,并不可取。去杠杆和防范金融风险最有效的措施是从宏观上管住货币,在微观上依靠法治而不是临时出手的行政性措施,张晓晶老师讲了一个是短期的,我说不仅是短期,我们现在去杠杆的很多措施是行政化的措施,这些行政化的措施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尤其是管住货币,釜底抽薪。

  近年来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央行也开始逐步放慢M2的增速,2016年增速回落到了11.3%,5月份比较可喜,9.6%,但是我说这个9.6%能维持吗?维持不住,这毕竟是一个进步,问题在于能否将这一货币政策持之以恒,才有可能通过适度增长来逐步消化已经过多的货币存量,逐步为中国长期稳定增长营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其关键又在于政府、央行能否承受的住各种倒逼增发货币的压力。其中最大的压力就是能否顶住经济增速下滑的压力,这可能是很难的,所以我认为经济脱虚向实的关键就是对经济增速的调控问题。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判断,对抑制过去一味追求GDP增速做法起到积极作用,但究竟中国经济增速多少是合理的,仍存在争议。在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深度调整,世界经济前景尚不太明朗,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没有多大实质性进展,危机期间强刺激措施尚未完全到消化位。经济结构调整也没有取得明显效果,6.5%的增速实际上有点偏高。这是我去年在会上就提出这么一个观点。

  中国长期的潜在增长空间较大,通过扩大投资,放水漫灌,加杠杆等方式,完成6.5应该没有问题,但这种做法弊大于利,涉及到对潜在增速的预测问题。现在大概两种方法,一个是政治决策确定的经济增速。“十三五”确定的是6.5%,实际上是10几年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来的20年要翻两番,因为全面的经济增速比较高,倒算出来6.5就能完成15年前的任务,所以说确定了6.5。根据15年前的政治决策而不是根据中国实体经济来制定的增长率,这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二是根据各种历史数据推演出来的经济增速,大多似是而非,也不大可信。

  卢卡斯批评已经证明,在预测经济增速的模型中,依据历史数据进行简单回归而得出的参数是不可信的,因为其忽略了历史、现实、未来在经济结构上的差别。采用这样的参数计算出来的结论,可以解释过去的旧常态,却难以准确地外推出现今和未来的新常态。目前许多对中国潜在增长率预测大都没有考虑新旧常态转换引发的经济结构变化,存在高估潜在增长率问题,还不用说像清华大学中心为了论证政治正确性而做出来的一些预测。

  总之,中国经济规划中增速多少都存在高估的潜在增长率,以此为依据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助推中国经济的同时,也催生了虚拟经济的生成并形成泡沫。当然如果世界经济复苏加快,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落实到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顺利,中国经济结构深层次矛盾化解,6.5%的增长目标则无需过度刺激也有可能完成。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稍微好一点。但是我担心的是什么呢,如果出现转机了,增速又加码了,就出现了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再加面,追求更大政绩的增长速度。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郑红亮:谢谢沈老师,沈教授刚才讲的脱虚向实的关键,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太追求速度,6.5就可以了,看来是政府工作报告采用了沈教授的数字。6.5是一致的。

  非常感谢后半段6位专家的精彩发言,也非常感谢各位坚持到现在。散会!

  (结束)

top论坛日程

中国证券报社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不得复制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 2016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