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坤荣：地方政府更要守好金融发展和稳定的底线
张平：下面有请沈坤荣教授，题目换了一下，我本来很期待想听他讲金融监管下的中国经济，因为众所周知，中国实际上几年货币释放的模式是透过金融创新放松金融产品管制的模式，进行了大量的货币增加，特别是从2015年9月以来，整个货币成数从原来的3.5的水平直接提升到9月份的接近5，一直提升到2017年的一季度货币成数已经高达5.28%，在这种条件下金融创新中的金融部门的交易成长非常快。国家也发现脱实向虚，因为都是金融部门之间的交易，所以采取了严格的管制措施，这种严格的管制措施也就导致了现在信贷开始了全线收缩。原来期望做这个，但是沈教授讲的深化供给侧改革更重要，把更长期的问题纳入到整个经济增长轨道里。现在有请沈坤荣教授来进行讲解。
沈坤荣：谢谢张教授的介绍，我当时报名的题目是金融监管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考虑到金融监管的背景，中国经济涵盖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揭发长期增长活力大的框架里，所以我主要还是讲一下金融监管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和短期波动产生的具体影响，我想这不矛盾。今天主要环绕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揭发长期增长活力来展开。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说短期成效十分明显。但是从推进结构性战略性调整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存在着不协调、不到位、不配套等问题。不协调主要表现在旨在推进宏观经济再平衡的“三去”力度不均，影响了供给侧改革的整体效果，并在局部领域产生了新的失衡。不到位体现在旨在揭发新一轮增长活力的“补短板”用力缺乏针对性，迟滞了宏观经济全面复苏的步伐。不配套主要表现在重点领域的改革滞后，甚至迟迟落不了地，新一轮增长的改革红利仍然没有有效的揭发出来。
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从四个方面来着力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空间。第一，如何处理好短期稳增长与长期增潜力的关系，着力在去杠杆和补短板上见成效。第二，处理好减少资源配置扭曲和创新驱动的关系，着力在挖掘长期增长潜力上下功夫。第三，处理好“五大任务”“三去一降一补”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着力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用改革来增强经济增长的活力。第四，处理好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着力拓展经济发展的外部空间，核心就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下面我想适当的展开讲一下。
第一，处理好短期稳增长和长期增潜力的关系。着力在去杠杆和补短板上见成效。在这里面“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项任务的“单兵突进”尽管在短期能够取得明显效果，但是如果缺乏其他任务的协同推进，会产生新的市场扭曲并会导致市场主体产生不适当的行为预期，进而削弱长期增长的潜力。我们注意到去库存作为短期稳增长有力举措取得了一些成效，中央政府这些政策通过地方政府的传导会有一些放大效应，使得扭曲了一些行为。因此是一种具有乘数效应的政策工具，单兵突进其实是弊大于利。
因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特别是运用政策工具来解决短期突出问题的时候必须处理好短期稳增长和长期增潜力的关系。对于具有乘数效应政策工具在力度上我个人用了两个词“轻踩油门”“轻带刹车”来减少宏观经济波动，并稳定市场主体对未来正面预期。
当前对于日益突出的房地产问题，要从长期眼光来看待房地产产业发展，避免由于政府过调而导致大起大落现象，稳定宏观经济和市场预期，在当下是十分重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研究经济增长与波动问题，必须关注地方政府行为。离开了地方政府行为这个视角去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我个人觉得只能是“隔靴搔痒”。我正在主持一个“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研究”国家重大项目，试图从多个角度对经济增长的下降和波动进行研究。我想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仅仅以一个方面“地方政府行为”视角作一点展开。
主要是五个视角。这里面地方政府影响经济增长和波动的视角里要讲的第一个就是张平教授希望我能讲的金融风险的问题。实际上考虑到当前日益凸显的金融加杠杆的风险，围绕地方政府的行为研究有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研究地方政府与相关利益部门的合谋行为。比如说在房地产调控上，地方政府表面上是为了控制房价，但实质上却和金融监管部门或者是金融运作部门、地方金融部门有一些合谋行为，引发了资产泡沫。而在中央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或者是从非经济手段进行调控的过程中，往往又会带来表外业务的过度收缩，产生波动的放大效应。刚才张平教授在主持引导话题的时候，他的想法我想可能也是这种想法的部分。这里面我没有作深入仔细的分析。
从最近这个问题在全国运营当中市场的反应来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和学界都有不同的观察角度，从中央的角度来讲，希望上下合力，共同维护好国家金融的安全。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集体学习时指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本地区金融发展和稳定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的防控格局。长期来看，较未成熟的金融体系和多元化的金融业态能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市场经济运行效率，丰富人民群众的投资渠道，将社会资金有效地转化为生产资本，推动经济的发展。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有自上而下的严监管和自下而上的机构自律，还需要地方政府严格遵守市场规律，守好金融发展和稳定的底线。维护好本地区金融发展和稳定工作，从而使得维护金融安全工作上下合力，齐抓共管，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的格局。这样的政策意图能不能得到贯彻，我们必须打上问号。
从学术的角度来讲，实际上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是有一种博弈行为的，不一定是听你话的。所以银行资金实际上存在资金所谓的空转行为，潜藏巨大风险。资金空转就是资金在金融体系内流转而不流向实体经济。实际上金融空转就是资金流转中一个“时点”现象。而商业银行的理财空转、票据空转、同业空转、信贷空转这种模式是盈利模式的需要，但是对整个国家的金融安全能不能有效的提供长期增长的资本支持是背道而驰的。
在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之前，资金空转则会加速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的膨胀，形成金融业产业繁荣的虚假现象，金融机构丧失了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对经济长期增长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即使最后资金流到实体端，但是由于过多的链条，导致了资金运行的阻滞和成本的提高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资金空转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的风险。
必须看到当前所谓一些“地方金融”仍然游走与监管边缘。比如各类地方交易场所中经营中涉及到的类期货问题及违规发放不受监管的金融产品。所以严监管不仅是专业监管部门的事情，也是地方政府比较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对待非法集资、金融欺诈以及变相高利贷等违规违法案件，更需要地方政府以积极严肃的态度来妥善处理。
这些过程可以看到中央政府、中央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博弈关系。从评论的角度来讲，金融监管的力和度如何掌握，资金空转、资金脱实向虚将会对中国金融稳定产生重要影响，可能还是负面影响。2015年的“股灾”、2016年的熔断和近年来的房地产泡沫，都揭示了新时期防范金融风险的迫切和维护中国金融稳定的重要。金融监管的力是对着影子银行发的，影子银行在中国金融这样一个刚性的体制里，它的存在有现实性，存在的就是合理性，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没有金融的毛细血管，而整个国家经济需要这种金融的毛细血管，我们没有，所以市场自发形成了很多类似于影子银行的混沌的边缘状态的金融机构，发达地区多如牛毛，处处都有。
但是如果真正把它去除掉，整个毛细血管坏死，整个肌体就会有问题。所以在监管的力和度之间要寻找好平衡。对于利率水平、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金融周期都要深入研究。因此加强金融监管需要与实体经济改革步调协调，政策制定者、实体经济、金融市场协调运作，都是一个整体。将资金空转的“水”赶到实体经济的“渠”里，真正赶进去了水到渠成才是真的。但是由于链条过长、成本过大，或者资金本身的空转，使得很多实体企业望着资金到不了自己的企业中，所以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困惑的虚假金融的繁华和实体经济凋敝现象共存的现象。从当下中国经济来说，这是一个不得不防范的现象。
透过这个表面现象，可以看到我们在调控经济运行的时候，这种市场运行为基础的调控和政府监管之间的一刀切的行为的逻辑关系，我想这是我们需要研究，透过表象背后的经济周期和长期增长之间的协调和关系的运行。
这是一个视角，我没有做深入的或者用其他的模型来做，但是在做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参照其他的以前研究。在这个论坛上，我曾经讲过好几个地方政府行为的案例，比如说投资波动的“黄灯效应”，在十年之前这个论坛初创的时候就讲过地方政府的逆向行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行业投资的结构性失衡，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微调的失效和地方预期之间的差异，使得行政性的调控开始进入，而这种调控会放大经济增长的波动。
比如说学习效应、理性预期，还有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行为。比如说投资波动，当然还有腐败行为，我曾经有两篇文章都涉及到2000年的税收竞争的文章和地方政府行为的中国经济波动的研究，这些都是从投资的角度去深入的从变量的角度分析。
税收竞争，我们说地方政府保护市场分割以及重复建设，一系列的过度竞争会导致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带来空档和短期波动，而且放大效应，这在经济研究上有过这样的成果。开发区建设、招商引资恶性的竞争，这些东西和当下新的表现就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和宏观经济波动之间。长期以来地方政府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尽管土地财政模式是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增长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近年来这一个模式已经诱发越来越多的问题，比如带来了房地产市场的波动。
我们做过一项研究，从土地财政和行政干预的视角对地方政府行为用“引致经济波动机制”进行了探讨。发现土地财政直到现在控制房价的形成干预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我们认为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避免让土地财政绑架政府，绑架中国经济，为此需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用更加清晰的分权体制，规范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逐渐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使中国经济形成行稳致远的治理架构，这个研究也开始形成，这些都在研究都是实证的、规范的，用国际可比表的方法来展开。
环境治理。习近平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在环境治理上也可以找到地方政府的行为的中介，是怎么影响长期稳定增长和短期的效果。我们可以从两个视角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进行研究，一个视角是从地方政府间的环境治理的竞争展开，比如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竞争，因为现在都说治理环境好，实际上这里面有一种污染的就近转移的行为。这个很类似地方的之间的税收竞争。另一个视角是从地方政府自身的环境治理政策展开。
就第一个视角而言，我们做了两项研究。我们发现地方政府间的环境规制竞争会对污染治理、长期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第一项研究就是我们讨论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竞争，这个研究在刚刚的经济研究上，有一个环境规制引起了污染就近转移这么一个实证研究，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环境治理的规制的竞争使得污染企业开始就近转移。虽然某一个地方好像是在环境治理规制上有一个好的规制，但是在总体污染排放不利而且增加，而且这种对国家是非常不利，所以这项研究很重要。
第二项研究了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竞争对长期经济增长不利影响，主要从生产力角度考虑。
实际上我们在环境治理存在规模效应、污染企业跨地迁移过程中在空间上逐渐扩散，削弱了污染治理的规模效应，不利于全局性环境治理。而且污染存在区域性的特征，就近转移不能改善局部状况，同时不能缓解污染在局部地区集中排放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威胁。而环境治理竞争和城市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也有研究，这些研究我们发现是逐底竞赛还是向上攀升的过程。有两个点需要注意，环境规制水平在上升而不是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各个地方环境规制水平也在区域发散过程，而不是趋同。这说明地方政府参与的逐底竞赛和意味着趋同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参与了不同形式的环境治理，经济发达地区形成“竞相向上”式竞争，环境一好，服务业发展也好，形成正向循环，而不发达地区觉得反正把污染企业引过来，说不定还能带来一些新的发展机会，所以“逐底竞赛”使得地方环境之间的差异水平在扩大。波特认为环境规制可能会倒逼企业从事创新，从而使得企业乃至国家的竞争力得到提升。这也说明背后机制在企业通过创新可以降低自身的污染成本。
但是我们发现当地区之间环境规制程度逐渐拉大以后，企业可能不会通过创新，而只是通过跨地产业污染转移降低污染成本。如果企业更多通过迁移而不是创新来降低污染成本，这使得环境规制创新的倒逼机制无法实现，破坏了“波特假说”成立的规范体制，从而会对中国长期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到不发达地区增长率很高，为什么？比如说在发扬光大的补贴二十年前的补贴现在没有了，反而到那边有补贴，这样的过程从第一个视角的研究可以看出来，各个地方政府就环境治理的共同目标达成协同规制的共识对于环境治理以及长期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不过协同规制的前提在于地方政府做好自身的环境治理工作。是不是真的做好了，所以我们要从第二个视角开展展开。我们深入分析讨论了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做好自身环境治理工作，以及中央政府应该如何做好环境治理的激励。具体而言，我们评估了各个地方政府自主推行的水污染治理政策“河长制”正在全国如火如荼推进的效果怎样。我们形成了一个成果，叫治水先治官，河长制降低水污染了吗？这样一个论文。
实际上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效应河长制在推进过程中十几年，最早是在无锡，由于太湖蓝藻事件之后慢慢形成，由于行政边界管不到的河道，所以要用河的行政负责人负责的河长制。在推进过程中省长省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形成一系列治污的政策，如何评价这些政策我们做了一系列研究。从微观数据的获取等等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不显著，一开始是很不显著的，但是慢慢开始显著，到最近我相信长期坚持下去会有效果。但是这个过程在继续推进河长制过程中，一方面要遵循水污染治理的客观规律，避免毕其功于一役的急切心态，而更需要水污染治理长期性和坚持性。另一方面避免地方政府可能存在着粉饰性的治污行为。
刚才这几个案例，我们说无论是投资波动、税收竞争、土地财政、金融风险、环境治理，都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以及对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的放大效应带来的效果。不仅是金融。所以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详细分析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处理好长期和短期的关系。第二个是处理好减少资源配置扭曲与创新驱动的关系，不展开讲了。五大任务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我也不展开讲了。还有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如何来拓展外部空间，这个是我们国家战略里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有机联系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怎么推进国家战略，使得中国经济的增长有了可靠的微观基础。中国经济的波动能够尽量的平缓而减少波动的影响。所以用最后一张PPT来总结一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尤其在当下，在房地产去泡沫，金融去杠杆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我觉得需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适应新环境。第二，构筑新动力，从创新质的提升。第三，扩展新空间。这是三个有机的部分，驾驭复杂环境，实现以外部拓展和总量增加的空间，赢得中国改革和提质增效的时间，用空间换来我们的时间。在十九大召开之前我们首先要稳住中国经济的发展，去除可能存在的隐患和风险，这是当下最重要的。我想提供一个视角给各位同行分享一下最近的研究，也算是对我们这个论坛的阶段性汇报。我记得曾经有一次飞机降不到北京我都参加了论坛，很高兴在这里学到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