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与效率改进路径
主持人 张平:
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演！由于第一节的时间拖得比较多，现在刚进入主旨讲演环节当中。我想调整一下，先请袁富华做主题讲演，希望你以更快的速度进行讲演，给张连城老师留下他的发言的时间，把郎院长移到下午进行讲演。下面有请袁富华。
袁富华:
下面我尽快把我们课题组的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些研究向各位老师作一下汇报。题目是“中国生产函数分解与效率提高路径”。我们提出的问题是“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转换的挑战及对策”。
袁富华:
主要内容提示。首先是课题组的前提研究，从2011年到2012年，课题组针对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增长的一些问题，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结构性减速的问题，一个是产业效率抑制性的问题，这主要立足于宏观层面。我们现在做的工作，进一步思考了中国结构性减速的微观机制是什么？分为四个层面：一是生产函数的分解来考察结构性减速内在层面。二是经济增长转型过程中特质化事实、悖论和挑战。三是在前两个分析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雏形机制和风险累计。四是产业发展的竞争性市场建立。
袁富华:
下面我们看看结构性减速的宏观策略，我们达成几个认识。第一个认识是：什么是结构性减速？结构性减速是我们2011年和201年初步探讨的问题，就是在长期增长过程中，工业化阶段向城市化阶段转变之间，生产率的整体下降所导致的潜在政府率下降趋势。这个是通过发达国家近100年的增长经验和拉美国家的增长现实得出的一个认识。结构性减速主导因素，包括三个方面：
袁富华:
第一个方面，人口结构变化和劳动力拐点的出现。二是长期增长过程中生产函数要素弹性参数逆转，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的逐步形成，投资率增长速率和城市化率出现倒U型的状况。三是关于阶段性划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转换，从高速向高效增效过渡。高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工业化阶段一，已经逐步失去效率提升的动力，例如近几年持续出现的资本回报递减问题。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将开启经济稳速增长阶段二。这是我们主要研究的一些问题。
我们进一步把减速的因素归纳为两类：一是系统性主导因素。所谓系统性的减速主导因素，是指短期内不可控，一类是人口结构化和劳动力拐点的出现。二是长期增长函数要素弹性逆转，这也不可控，因为国家随着收入分配和富民政策的实施，要素参数肯定要发生逆转，劳动弹性增大，资本弹性减小。
袁富华:
第二，可控的因素，就是政策性因素，指的是投资机理和投资效应的机理。经济结构孵化趋势向，投资增长的机理和投资效应的改进可以缓和减速过快的振动，以达到我们期望的高效增长的中速的平滑路径。下面看一下正在做的中国生产函数分解，这个分解的左侧，就是我们的指标栏，包括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实际增长和潜在增长一个总的拟合，第二个层面是潜在产出的三因素分析，我们继续对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劳动生产率继续进行分解，就是所谓的因素细分。
袁富华:
第三的层面，实际产出增长因素分析，GDP的增长是由劳动生产率、增加率构成的，劳动参与率变化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变化率、总人口增长率这四项加起来就是GDP年度的实际增长率。
第四个层面，人口与城市化数据的解释。人口与数据化这一项我们进行分析和预测的目的，根据我们倒U型假设，是为了分析未来智力投资增长率。再看看数据，首先是在数据表墒，包括以下内容，要素弹性函数逆转，二是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投资会出现减速，这是两个主要的东西。在目前中国下一个生产模式之下，要维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袁富华:
我们归纳出了结构性减速的六个特殊化事实，这六个事实就是导致中国结构减速必然发生的原因，一是分贝效应导致减速，就是分解表上计算的要素弹性参数逆转。过去30年根据我们的计算，资本弹性是0.6，劳动弹性是0.4，未来十年，有可能资本弹性下降，劳动弹性会上升，这对资本驱动的增长打击很大。人口转型导致加速，这是根据分解公式里面的劳动立项。第三个特殊化事实是生产力再退步导致减速，这是根据分解表里强要素劳动生产率等于一产、二产和三产劳动力的加和，其中三产劳动力从长期来看，它是减速的，导致整体经济增长减速。
袁富华:
我们过去测算了碳排放，节能减排标准导致减速。还有就是资本效率递减的减速效应，根据我们增长分解的表，以及表里暗含的公式。我们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中国的未来经济减速，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结构性现象，现有模式没有持续增长的解，如果中国依然按照现有的投资驱动模式走下去，是没有解的。
如果达到持续增长路径，就要寻找效率提高的微观机制，要针对效率提高。我们进行六个减速特殊事实进行归纳，就是分配投资悖论。根据我们的分解计算，在人口转型的系统性因素作用之下，要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要么要素弹性参数逆转不发生，就是要么维持现有的分配政策不变，要么维持现有资本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变，这二者是必须其一的，不然的话，就不能保持经济有高速增长。前一种模式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增速原则，后一种模式将加剧增长的不可持续性。这就是中国未来的悖论。
袁富华:
中国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遵循了一个理论假设，非常明显，赶超经济中政府行为替代市场机制，以达到动员储蓄和投资的目的（典型如频繁的宏观调控），这是我们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假设。这个假设出现了问题，就是所谓的出清机制被认为阻隔。市场出清机制障碍的存在，导致低效率边缘企业不断累积，进而拉低整体投资报酬率。垄断倾向明显产业组织形式，广泛存在于各种产业当中，尤其是服务业当中，使得产业升级的原则难以发挥作用，产业升级的原则最基本的是两个效应原则，所谓高关联度、高劳动生产准则，在促进机制、被人物阻断情况之下无法发生作用。
袁富华:
权衡策略，如何在这两难之中进行权衡。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经济减速的系统主导因素确实存在，有两大因素：人口结构变化和劳动力拐点的出现。二是长期增长函数的弹性函数逆转，这是一个长期因素存在。在承认这两个减速主导因素之下，我们提高效率从什么着手呢？劳动生产率等于资本深化，我们从资本报酬和递增的角度进行产合，这也是政策可以着力的地方，其他都着不到力。首先，我们30年的经济增长的基本假设，一定要改。中国经济由高速向高效增长的关键环节，就是产业组织形式再造。我们建议大概分为几个方面，首先是完善市场出清机制，解决投资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出清机制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二是相对价格体系调整，刚才几位老前辈谈到了这些问题，我就不多说了。三是服务业竞争的加剧。四是优质人力资本市场识别和创新市场生产机制。人力资本和创新的培育离不开政策规划，但是效率持续提高所依赖的优质人力资源，是绝对不可以通过政府规划能够产生的。例如一些企业家高技术人才的识别，必须通过竞争机制识别来培育。这是我们对人力资本的一个看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