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上市，巨额不良资产如何处置？"分拆"和"整体"上市谁更有利？上市并非银行脱困的惟一选择，所有制与公司治理效率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话里话外
悬念没有终结 雨木
有关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改上市已经没有悬念。但银行究竟该怎样打扮上市，上市是否就能解决好银行的经营问题，特别是国有银行现有的呆帐如何处理？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悬念，更是银行业无法回避的话题。
本次专家对话的采访有些出人意料。记者事先准备了一大堆关于银行上市后会怎样的提问，不料寒暄不到三句，绰号"郎监管"的郎先生兜头就是一盆凉水：银行上市没用！而其他两位专家也一致否定了"银行改革一股就灵"的看法。
国有商业银行必须改革，这是共识。问题是怎么改？股份制改造当然是一种选择，但上市遮百丑或一股就灵的想法是万万要不得的。所有制与公司治理效率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银行经营的好坏，并非因为仅仅是国有或民营，国有控股公司上市圈完钱后依然亏损累累的大有人在，企盼银行上市就能解决一切只能是幻想，这或许也是"郎监管"大喊上市没用的根源所在。
银行上市带来的好处不言自明。国内那么多企业打破脑袋要上市，银行家们自然也不傻，上市募资至少可以补充资本金的严重不足，但这几年舆论对于国有银行的呆帐颇有微词，1999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1.4万亿元不良资产，到今年上半年，四大行不良贷款余额又超过2万亿元。呆账剥离几乎成了刀割韭菜，民众焉能不担忧？谁又能担保银行上市后不会故态复萌？
最新的报道是一些银行为了应付银监会的监管，人为地虚增票据加大贷款分母，降低呆帐比率；而国有银行内部的一些呆帐也并非想象的那样全是承担公共职能所致，金融腐败、金融犯罪引发的呆帐比人们预料的要严重；银行呆帐二次剥离的可能性并不大，国家对银行要做的应该是再次注资。看来，银行在上市前还真得好好管束一下自己的行为。
对银行积极创造条件争取上市的热情浇一点冷水，或许不是一件坏事。毕竟，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之路可能会很长，未来的上市也仅是开始。
银行脱困是否上市就灵
记者：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中国金融业改革极其重要的一环。有观点认为，上市是银行脱困的惟一出路，即“一股就灵”、“不股不行”。请问，上市是否真是银行改革的惟一出路？
郎咸平：我的观点非常明确，上市没用！民营化没用！当我们推上市的时候，推民营化的时候，没有一点反对的声音，这是非常可怕的。想通过上市、民营化等产权改革把银行做好的想法非常落后，是对银行业的无知。根据研究资料表明，银行业的盛衰主要是受到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和当地法制化水平的支持。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坏账比率都很高，这是经济转型期间很难避免的现象，必须正视，但是不能病急乱投医。我举几个例子：
就算在10年以前我们引入花旗银行,我相信目前的花旗银行也是有着百分之三四十的坏账。道理很简单：当10年以前的国有企业不想还钱时,任何金融机构都无能为力,这显然不是一个监管或股权结构就能解决的问题。同样，当你把中国银行放到纽约的话,纽约中银一样不会有严重的坏账问题。这绝对不是因为美国对银行的监管好,也不是纽约中银的领导人比国内中银领导人英明,而是因为当地的经济体系的质素和法制系统可以保证银行的债权。
在一个法制化不健全、经济落后的社会把银行办好可能性是零。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在我国法制化和经济实体不健全的情况下，急于改革银行产权。这既不治标也不治本。做一下调研你就会知道，全世界经营绩效好的银行都在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地区没有一家好的。因为这些地方法制不健全，借钱的人就是不还你又能怎么样？这些跟是否股份化无关。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坏账只会继续增长，即便上市一样会坏账累累。中国资本市场很多例子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点。上市确实可以通过市场化压力对经营者产生约束，但通过上市改变经营绩效是不可能的。我做过很多研究，从没有见过哪家企业上市后经营就变好了，这是天方夜谭。
我反对国有银行民营化的倾向，中国银行应该坚持国有。现在中国经济好了，银行肯定会赚钱。外资银行正是看到这点才争先恐后地往里挤。我们国有银行坚持了这么多年，现在经济好了开始挣钱了，却要民营化，就要放弃？这种想法太笨。上海实业、中海油、中国远洋都是国有企业，都是香港最好的公司之一，绝对比民营企业要好得多。当然，产权有产权的问题，这我也承认。只要政府不指指点点的，找绝对专业化的团队经营，国企跟花旗有什么差别呢？等着收钱就是喽。今天你不要把国有企业看得那么差，当初决策错误不是国有企业的问题。国有企业有它的好处，民企有它的坏处。有人说国有企业没效率，民企更有效率，可效率是双刃剑。它经营有效率，剥削政府一样有效率，剥削股民也一样有效率。两种企业各有各的问题。我们不能把民企捧上天，视其为"万灵丹"，把国企摔到地。
詹向阳：我认为“一股就灵”是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股份化上市只是国有银行转轨改制的道路之一，但不是“第一”,更不是“惟一”。其实，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重点和切入点不应该是产权由单一到多元化的股份化改造，更不能坐等上市，而应从理顺和健全产权管理关系入手,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没有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产权关系理不顺，实现国有银行综合改革关于“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务状况良好”的目标就无从谈起，即使股份化也难以改变原有弊端。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就不需要股份制改造了。股改对国有商业银行至少有三点必要性：可以改造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吸引多元化资本进入；可以为银行补充资本金找到一条政府拨补以外的市场化途径；为改善国有银行公司治理提供了机会。但是股改并不天然地意味着国有银行可以藉此实现经营机制的市场化转变。只有从公司治理入手才能彻底改变国有银行的经营模式和经营机制。迄今为止的各种治理模式和治理实践都表明，所有制与公司治理效率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并不是私有制必然有一个高的治理效率，更不是公有制必然意味着治理效率低下。产权改革并不是公司治理的必要条件。如果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即使产权结构改变了也不能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我国相当多的国有企业上市的实际情况就是明证。所以，并不是一定要先改变国有产权才能推进银行改革，才能建立高效公司治理。
吴晓求：我们商业银行改革10多年了，有进步，但与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银行体系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差距的核心是银行改革缺乏一个市场化平台。而资本市场为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的改革，包括业务整合、业务创新和理念创新提供一个很好的市场化的平台。这个平台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上市，上市使商业银行的运行建立在资本市场的基础之上的，使其按资本市场规则运营。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制上市将使中国金融业改革出现突破性进展。这也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意义所在。如果资本市场是一个小河，国有商业银行这些航空母舰就不可能下水。资本市场必须做大，国有商业银行才能成为汪洋中的航空母舰。
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要上市？上市确实能够给国有商业银行带来一些体制上的好处，比如说能够逐步按市场的规则来运行，一定程度上能抵御行政干预，增强公司透明度。但如果认为补充完资本金就高枕无忧的话那就错了。
巨额不良资产谁来埋单
记者：国有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始终是中国金融业的一大心病。1999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1.4万亿元不良资产，到今年上半年，四大行不良贷款余额又超过2万亿元。银行要上市，不良资产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对新的不良资产该怎样处理，是否应进行二次剥离呢？
吴晓求：我认为剥离一次可以，不能再剥，再剥离由谁来埋单？这始终是一个问题。二次剥离会让商业银行形成一个没有约束的机制--如果产生不良资产，反正最后都会剥离。当初剥离的1.4万亿不良资产主要是由体制及外部因素造成的，是给我们银行几十年发展遗留问题还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要剥离1999年以后形成的不良资产就没有任何道理了，剥离将会引起很大的“后遗症”，只能由国有商业银行自我消化。
詹向阳：我认为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的彻底解决最终需要国家的帮助。因为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主要是体制性原因。国家帮助不一定就是二次剥离，国家可以给政策，国有银行主要靠自己的力量也能较快地解决不良资产问题。最关键的还是理顺国家与国有银行的关系，切实把国有银行当作金融企业看待，分离政府的职能，对银行实行单一国有金融资本保值增值目标约束。从公司治理入手，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市场化的经营机制，彻底改变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这是治本的办法。否则，不良资产问题即使解决了，还会重新堆积起来。
国有银行“软肋”何在
记者：有人认为四大行产生巨额不良资产的根源恰好是因为国有产权制度，国有银行产权管理关系该如何理顺？
詹向阳：国有银行产权制度的弊端并不在于产权归属制度及关系，即不在于国有，而在于产权管理制度及关系。目前国有银行的产权是完全为国家所有，不存在“产权不清”的问题。症结在于国有银行产权管理关系不清不顺，存在着“所有者缺位”及由此导致“所有权管理缺失”，进而造成所有者意图不清，经营者目标多重的治理结构缺陷。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些“病灶”在现实中的发作：
一方面，政府把国有银行当作宏观调节工具，将公共管理和宏观调控目标当作对国有银行的管理目标和约束，要求其对社会和经济的稳定负责；另一方面，又把其当作国有信贷的经营者，要求其对国有信贷资本保值增值负责。在这两种职能的作用下，国有银行具有“第二财政”和货币经营企业的“双重角色”，国由银行经营目标的多元化，以及经营行为财政化、行政化，大量不良资产皆源于此。这种治理缺陷是国家公共管理职能和其所有者的管理职能混淆的结果。
吴晓求：国有商业银行在现实中还承担了很多公共职能，如稳定社会、扶持弱势群体等，这与企业的商业目标是矛盾的。我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这种公共职能应该逐步退出，否则，中国会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国有商业银行虽然是国有的，但不能承担公共职能。公共职能可以通过财政去解决。所以，无论商业银行上市与否，作为一个市场主体，盈利的目标是不能变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甚至是惟一的。当然，国家的货币政策确实需要国有商业银行进行配合。这要求宏观经济调控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商业银行有利于货币政策的实现，只不过这种实现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的。
记者：能给国有银行产权管理制度及关系的改革开个药方吗？
詹向阳：理顺国有银行产权管理关系是关键，这是国有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前提。其主要包括三点：
一是分离政府职能。在政府诸多管理职能中，把国家对国有银行的所有权管理职能分设出来，使之与公共管理和宏观调控及制定政策等职能相分离。
二是建立国有商业银行所有权管理职能部门。从政府诸多管理机构中分设一个专业的国有信贷资本管理职能机构，令其专门行使国家对国有银行的信贷资本的所有权管理。这个机构的职责只对国有信贷资本或金融资本的保值增值负责。鉴于银行及其经营的国有信贷资本具有不同于一般工商企业和产业资本的特殊运作方式和规律，不宜将国有信贷资本的所有权管理与一般国有资产管理混在一起，我建议应当单设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机构，从组织体系上将其与一般国有资产管理区别开来，比如可以在国务院现有部门之外设立一个专业的金融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三是国有银行经营目标单一化。在政府分离职能实行单一所有权管理条件下，国家对国有银行实行"国有信贷资本保值增值"单一目标约束，使其不再承担公共管理和宏观调控等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实现经营目标单一化和经营机制市场化。
监管能否提升银行经营
记者：最近银行业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面对监管部门降低不良贷款率的要求，一些银行采取了增加贷款加大分母的错误做法。请问，加强监管对改善银行经营绩效和减少银行坏账能起多大作用？
郎咸平：监管银行不会产生好的效果。虽然大家都管我叫“郎监管”，但我认为，股市监管和银行监管是两回事儿。银行的问题不是那么单纯的，全世界的银行，政府加强监管或不加强监管结果都很差。因为银行的经营主要和经济环境有关，这不是一个加强监管能改变了的问题。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加强监管效果可能更差，因为反而会束手束脚。
世行的经济学家Barth,Caprio&Levine等三人收集了一些国家改革银行加强监管的方案,其中包括限制银行承销证券,限制银行承销保险,限制银行投资地产,限制银行控制非金融机构,限制非金融机构控制银行。他们想观察一下到底这些监管政策的实施对于银行经营效率,金融体系的发展，对非金融体系和股市的增长和对银行危机的影响。结果出人意料。没有证据显示加强银行监管可以有效的减少银行坏账，政府加强监管的方案非但没达到原先提高效率和稳定金融的目的,反而造成了更坏的负面效果。中银香港是个典型的例子,香港中银上市时成立了风险管理系统，尽管引进了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类似周正毅的事件还是照样发生。
当然加强监管还是相当重要的。例如对于政策的贯彻，银行的利益输送和腐败的整治还是相当重要的。但是根据世行和我本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加强银行监管能否有效地改善银行经营绩效可能是存疑的。我认为我们主管当局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监管的问题。
“整体”“分拆”孰优孰劣
记者：目前对于国有银行上市形式的争论非常大，主要分为两派：整体上市派和分拆上市派。如果银行真要上市，究竟该选择何种方式更有利？
吴晓求：我主张分拆上市，可以把一些比较好的资产组成一个银团，银团下可以有你控股的商业银行。把一些分行改造成一个独立的控股银行来上市，当然被改造的分行是业绩比较好的，不良资产不太高，符合上市的股份制要求。比如将深圳、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区的国有商业银行组成国有控股的股份制银行。上市银行可以收购母公司资产，通过市场化机制来慢慢地消化不良资产以实现整体上改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状况。
金融企业上市需要达到有关标准，比如，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在严格意义上说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是不可能的。要上市除非剥离或者分拆，否则整体上市困难重重。整体上市我觉得不是一个恰当的方式，即使按8%，中国银行的信贷资产是近4万亿，核心资本3000亿，按1元/股，也要达到3000亿股本金，按照现行法律流通股要达到上市后的总股本的25%，即流通股要有1000亿股左右，如果发行价在2元钱，流通股发行筹资额就是2000亿元。市场可能承受不了，船大而水浅。整体上市短期内是比较困难的，分拆上市可能性很大。
国有商业银行在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时候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即超过上市公司要求的不良资产如何处置。这种不良资产如果是上市公司标准范围内的可以由后来的股东来一块承担，但如果是超过了现有的标准，就不应该由新股东来承担。如果它超过的话怎么解决？整体上市实际上就是把不良资产一股脑儿甩给社会和市场，我始终认为这对市场发展和流通股投资者是不利的。
詹向阳：我倾向于整体上市。分拆上市实际上会导致中国银行业走上一条分散化的不归路。这不符合中国金融和经济整体利益。这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所以殊途同归地选择整体上市的根本原因。
当前国际银行业的潮流是什么呢？银行资本的高度集中、超大规模集中、强强联合、大大联合是国际银行资本一个鲜明的特点。中国在加入WTO后面对的正是这种超大规模的跨国银行的进入。难道我们还要走一条与国际潮流截然相反的--分散化的道路？目前国际上的某些专家很热心于给我们出分散化的药方。最近亚行研究所出了一份研究报告，叫做《中国银行业治理改造问题报告》。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银行业治理结构改善的第一步就是银行所有制的分散化，改变国家是银行惟一所有者的产权结构，并认为这是中国银行业现在和将来的目标。换一句话就是分散化才是中国银行业的出路。很多学者也认为，什么时候把国有银行拆散了，打破垄断了才能实现市场化。那么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国情来看看是不是应该这样呢？
西方认为东欧通过国有金融资本的私有化实现市场化的道路是成功的。那么现在东欧金融资本是什么局面呢？75%的金融资本属于外国资本所有，只有25%属于国家所有。在这种条件下，一个国家自己的金融主权和经济主权都没有了，不管它说起来多么吓人，都是一个事实。所以当老外给我们讲波兰和匈牙利等成功地通过私有化而实现了市场化的时候，我们就问他，在你们国家75%的金融资本都为外国人所控制的时候，一旦国际上发生金融风波，你们用什么方法防止资本外逃？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还不深刻吗？
如果把现有的国有银行全部拆散，拿什么和入世以后进来的国际银行大鳄相抗衡呢？我们现在拼命地努力希望在5年过渡期的政策保护下把所有的历史问题都解决，真正具备国际竞争力。而这需要我们牢牢地占领国内市场，我们现在惟一可以和他们相匹敌的只有一点，就是规模上的相对应，我们的吨位也不小，我们还占有本土优势，但如果把吨位全部拆散、全部变成小银行，外资银行通过收购三下五除二就使我们的国有银行都改姓了花旗、汇丰或者摩根大通，那时中国金融业主权何在？经济主权何在？国家的独立和经济金融安全何在？
作为国有银行自己来讲，整体上市是惟一的出路。我们要在5年内解决亏损和不良资产的问题，必须依靠内部平衡，把资源向一部分效益好的行倾斜，让能够创造利润的拼命创造利润，用创造的利润消化这些应该退出的分支行。银行机构的退出不是一朝一夕的，得有一个过程。否则，中国经济就有坍塌的危险。退出需要时间和过程，需要利润来消化。利润哪里来？只有靠效益好的行，但分拆上市的话，总行与上市银行就成了多级法人关系了，就没办法调节它的利润了，因为上市公司要对股东负责。这就会使历史问题的解决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最后很可能的局面就是国有银行整体上的灭亡，上市的分支机构重生。这还是分散化的结局。这不是我们希望的。
银行改革应着眼“五化”
记者：国有银行不改革,以前政策贷款所造成的银行坏账问题就不能解决,而且还有可能急速恶化并连带拖垮来之不易的经济建设成果。银行除了股改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好的改革办法呢？
郎咸平：我的解决方案是，银行改革必须循序渐进，首先对经济成长要有自己的把握，法制建设要加强。不论如何改革中国的国有银行制度,前提是债权人的利益必须得到保障。也就是我们需要建立起一套保护债权人的治理机制,而这套机制必须有效的提高银行的经营绩效并减少银行的经营危机。我国银行体系坏账问题严重,现时绝无能力改变存量的品质。但我们可以透过增量品质的控制慢慢的改变存量品质。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言,引入国外金融机构和加强监管的做法无法有效提升银行经营绩效和减低经营危机,这也是为何我国贷款增量品质在2000-2003年间没有改进反而还有恶化趋势的原因。我认为国有银行的改革问题不是产权问题也不是监管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重要,但不是第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法制化没有健全之前，我们惟一能做的是在国有体制的基础下，从五个方面进行改革：
第一是人员专业化。目前国有银行的领导可以自由转成其它非银行单位领导,因此他们对于银行改革或坏账的问题就不是那么着急了,反而中国人民银行比国有银行着急。因此对于银行从业人员的专业化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国有银行领导必须决定是否专职留在银行,一旦决定就不可再行转业,也就是必须利用行政命令强迫银行领导人的利益与银行挂钩。
第二是业务专业化。我认为在我国现行体系和法制不健全的架构下，我们对贷款客户的监管应该大于对服务的重视。我国银行体系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和先进国家不同，先进国家的经济体系质素和法制系统可以保证银行的债权，因此银行经营的理念对于服务的重视大于对贷款客户的监管。我国情况不同，银行信贷员专注于某种特定类型的贷款常常会由于业务垄断而面临腐败，利益输送和坏账等等问题。一些地区性的信用合作社则是信贷员处理太多不同行业贷款,因此不但面临腐败等问题还带来不专业化的问题。目前国内金融改革的大趋势是取消信贷人员制度而代之以国外行之有年的客户经理制度。但我国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和国外大相径庭，我们还没有良好的法制，因此过于强调全方位服务反而造成专业化的不足和贷款质素的下降。我认为在现阶段，我们对贷款客户的监管应该大于对服务的重视。最好的例子就是温州的地下钱庄信贷员对于贷款企业专业了解深刻而且勤跑企业监管。因此提高信贷人员专业化素质是我国银行改革的主体。为了强化专业化，我们可以考虑重组各分行而由各分行从事几项专业贷款任务,进而形成规模经济加强贷款人员专业化的培训，并产生协同效应减低个案监管的成本。
第三是风险分散化。贷款风险问题一直是国内银行界头痛的问题。目前银行对于风险大的贷款有时采取专款专用的方式，但还没有形成全面制度化的模式。我认为未来的贷款必须完全形成专款专用的模式,借款人再也不能碰到钱了,所有的贷款直接打入使用人手中。譬如该贷款的三成用于购买机器设备,而七成用于发放薪水。正确的做法是由银行将三成贷款直接打入机器设备供货商手中而不经过借款人,另外要求借款公司的所有员工到本银行开户而后将七成贷款打入每人账户。如此一来,由于借款人碰不到钱，因此他的倒闭与否和贷款的安全系数脱钩。也就是这个贷款不是贷给单个借款人，而是贷给整个社会，包括工人,供货商等等。也就是贷款越多，贷款的风险就摊得越低，而风险的最下限即是这个社会的整体风险。除非这个社会倒闭才会影响到债权。
第四是信息集中化。以往国内的状况是同一家银行的两个分行之间的客户信用信息都是不太流通的,因此给了有心人可乘之机。比较理想的形式是全国各个银行的信用信息必须汇总至中央处理系统存盘,而个别银行可以透过缴费方式使用该系统。目前人民银行信贷台账系统基本已具备这个功能，而且该系统已推广到省一级银行。
第五是贷款零售化。国营银行的经营方式是吸收零售存款后再用批发方式贷放给国有企业,因此存款和贷款风险期限不吻合,加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解决的办法应当是将零售的存款转贷给信用良好的零售借款人。我建议仿效香港财务公司的做法,由银行将贷款批发给银行所属的财务公司,而后再由财务公司转贷给零售客户。但是财务公司的资格认定就相当重要,原则上财务公司应该对银行款项给予某种担保,并对分割的小市场有着深刻的理解,例如A财务公司专业从事某社区的汽车贷款,而B财务公司专做某小区的房屋贷款等等。目前国内也有类似的做法，譬如温州的地下钱庄系统就和香港的财务公司概念类似。
我认为，银行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法制化的建设和整体经济素质的改善。绝对没有可能在一个不良的经济体系质素下先行改革银行。而且我认为引进国外银行的思维无助于解决国有银行现存的问题。另外银行监管对于贯彻政策的执行，防止腐败和利益输送虽然重要，但是否能透过监管改善银行经营绩效和减少银行经营危机恐怕是存疑的。我不认为国营银行体制是银行改革的阻力。
吴晓求：控制新增的不良贷款主要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根本性的。也就是说要使整个商业银行融资规模、存贷款规模、资金运用的规模在整个金融体系大大下降。因为，整个规模下降了，不良资产就可能不太多了。这显然要通过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来完成这个目标。现在我们是资本市场与银行贷款的比是15：85，等到20年以后，到了40：60，那时候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就会大大下降。这是一个根本举措。
第二个比较现实的，即如何完善商业银行的内控机制，包括风险识别措施、识别技术和风险控制的一系列措施。内控太强也会产生副作用--不贷款了，从而造成银行体系资金过剩，据说我们银行体系内部有4万亿过剩资金。这意味着有4万亿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是在银行体系内部运行。这说明金融资本到产业资本的流动环节出现了一些障碍。这个障碍可能是体制上的、产权制度上的，技术层面的，也有金融的组织结构上面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发展一些中小型区域性或者社区银行可以使这个问题得到缓解。（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评论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