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对于胡适的判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以胡适之是为是，以胡适之非为非，其二是不以胡适之是为是，而有自己的判断。这两种情况又可以做一番分析，每当邵建回到历史的情境时，其是非标准是按照胡适的是非来划分的，比如书中第三部分第十小节《枕上炸弹诗》中，提及胡适的“炸弹诗”以及革命诗，邵建虽然认为“这是胡适一生中的希奇”，但同时又说：“也是三十岁的他未泯的血性”。

　　不以胡适之是为是者，也为数不少，比如书中第二部分第十小节《世界公民》中，关于胡适对于世界公民的认识的反复，邵建论道：“其实胡适是对的。他反对的不是爱国，而是国家主义……”胡适自己认为不对的，邵建却认为是对的。考察起来，两个人都没有错，只不过，时空不同了而已，在九十年前，胡适有那样的认识，已经难得，他显然没有置身于“国家主义”这一类的语境当中。放眼今天，邵建所言当然也没有错。不过，我们品评历史人物，最好还是回到历史的情境之中好，至少在这件事上，我更认同胡适自己的说法。

　　说到胡适的是非，顺便说说胡适的选择。对于胡适，我曾经说过一段这样大不敬的话：“就学术水平来讲，胡适在其同时代人当中是极其一般的。胡适的伟大，在于其人，在于他在激变时代每每做出的理性的选择。”在我看来，胡适早年的暴得大名，不过是因缘际会，而在其成就大名之后的中年之际，每一次的选择对于我们如今的警示意义更大。可惜的是，我在各种版本的胡适传中少有看到对于胡适的选择用浓墨重彩的，即使有，也都是抱着批判的态度，不疼不痒地说上几句。

　　对于这样的选择，邵建在此书中有几处着墨不少，其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驱赶末代皇帝溥仪出宫。这在当时是轰动全国的事情，在这一事件上，胡适的选择是为清廷辩护，胡适的着眼点是法的程序，而非结果如何，用今天的话说，则是“程序正义”。为清廷辩护，让胡适的声誉受到了影响，但是，风波随后又起，之后的胡适又参加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善后会议，为此，胡适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声誉降低到了极点，几乎丧失了当时所有以他作为导师的青年，但是胡适认为：“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在失去青年的拥戴之后，积极的胡适依然不计得失，依然是强硬态度：“尤不能谄事青年人”。试问当今立言者，有几人能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