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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城市看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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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涂涂 |
发布时间：2008-07-16 10:38 |
来源：南方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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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龙后的CCTV大楼。王军摄于2008年2月7日 |
□《采访本上的城市》作者
《采访本上的城市》就是用脚写出来的一本书，它包含了我在《城记》完成之后，对中国城市化浪潮的调查性思考，以及对相关历史问题的回顾。
———王军
从“开发权转移”说起
很高兴《采访本上的城市》与读者见面了。这本书汇集了我在2003年《城记》出版之后的调查成果，与《城记》不同的是，它更多地介入当代的城市问题，试图放宽到世界城市发展的视角，对中国当下的城市化作一番审视。我尽力使这样的审视更加综合一些，不仅仅着眼于城市的物质形态，而是更多地挖掘隐身其后的力量———土地制度、税收制度、法律制度，等等。我认为，这些看似无形的力量实则有形，正是它们改变着、决定着城市的面相。我在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看到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1800年所言“我站在上帝的祭坛上发誓，与一切强暴人类思想的行为誓不两立”，心中难以平静。如此“愤青”般的人权思想，在今天美国的城市形态里却是真实可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开发权转移 ”（TransferofDevelopmentRights）———假设所有土地拥有者都享有同等开发密度的权利，但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有的土地被政府指定必须进行低密度开发，这些土地拥有者的权利就受到了限制。怎么办？他们可以将被限制了的权利向外出售，出售给那些被允许进行高密度开发的土地拥有者 ———后者也只有向前者购买开发权，才能够实现超出同等开发权利的高密度开发。这样的买卖形成了一个市场，支撑其利润空间的正是“人人机会均等”的理念。你看，“自由平等”产出了如此真实的利润，它的生命力是如此强大，它决不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层面，它还被发展成一门技术———能够平衡社会财富的技术。如果我们掌握了这门技术，《采访本上的城市》所显示的那些在北京故宫周围突破规划限高的开发项目，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合理的控制呢？
我不是一个道德评判家，去诅咒故宫边上的那些“混凝土屏障”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我知道，这些超出规划限高的房子自我辩护的说辞是：不如此，经济上便不可行。假设这样的理由成立，可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将被规划限高所限制了的开发权向外出售，是一种更大的经济呢？当今人类的经济活动，有好几项让我特别感动，像“开发权转移”，让“自由平等”直接产生了利润；像《京都议定书》，为抑制全球变暖规定了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于是，工业化国家之间开始自行买卖温室气体排放权，“排放贸易”应运而生。如此对权利的买卖，不是对权利的亵渎，而是对权利的礼赞。
让贫苦人有尊严地活着
我在《采访本上的城市》里书写了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故事，这个有着700万人口的城市，凭借“城市属于人民”的理念，把路权向公共交通倾斜，让80%的人享有80%的道路面积，没花多少钱，就一举解决了看似积重难返的交通堵塞。“城市属于人民”是多么有用啊。
同样有用的还包括贫苦人在城市里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英国在二战之后的经济增长期，大量廉价劳动力进入城市，可他们无钱安居，也没有房贷信用。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大规模发展社会住宅，提供廉租住房。到1980年代，在这些劳动力积累了足够的经济实力之后，再将社会住宅私有化，以先租后售的方式，收回了投资。大量从银行借贷的社会住宅投资因此实现了回报，而最大回报获得者是整个社会。一个人操劳一生能换得一套房产意义重大，这意味着他还能“以房养老”。近年来英国政府再一次推动住房保障建设，伦敦2004年新规划把可负担住宅的2016年理想目标提高到50%，2016年现实目标锁定为 35%.能够启动如此大规模的可负担住宅建设，是因为住房保障已不再是政府的财政包袱，相反，它已成为能够产生稳定回报的投资品。你看，让贫苦的人在城市里安居，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不但能够产生利润，还使城市获得了廉价劳动力的支持，以低成本参与经济竞争，这是多么明智而人性啊。我认为，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是这样的制度设计。这些年，社会安居困挠着各级政府，住宅保障的重要性人人皆知，却难以推动。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确定的目标，是建立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供应体系，可是，由于缺乏与之配套的金融政策，这个目标至今未能实现。今年成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再次高调提出，但问题依旧———如无良善的金融政策对接，住房保障仍然是水中之月。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把住房保障设计成优质的金融产品并大力发展，可能是中国拉动内需，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国际经济困局的最佳路径。中国出现了流动性过剩，银行存差节节攀升，表明中国市场缺乏能够吸纳大量资金并实现稳定回报的投资品。在这样的情况下，把流动性转化为国民福利，以住房保障促进经济增长，以此适应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满足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需，推动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公平，应该尽快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进入决策层视野。
期待更为理想的契约
在《采访本上的城市》里，我对中国目前的土地及税收政策进行了调查，看到了中国城市存在的一个基本矛盾：公共财政不善，公共服务的投入无法得到正常的回报。比如，现在大家都爱谈房价，那么，是什么构成了真实的住房价值呢？显然，住房的价值不只是砖头瓦块值多少钱，区位是决定住房价值的重要因素。公共服务的质量决定着区位的价值，哪里的公共服务投入越充足，哪里的住房就越值钱。公共服务的投入不会灭失，它积淀在每家每户的不动产价值里，在这个意义上，通过住房买卖就能够直接套现公共服务的投入。所以，按照不动产的市值，以固定税率征收财产税（propertytax）是必须的，即使居民不把住房作为投资品，他也应该为他享受着的公共服务付费，而财产税就是付费的方式。在美国，财产税是城市政府最主要的税收来源，通常占城市税收的一半以上，由于公共服务能够通过财产税回收，政府自然专注于公共服务的供应。
中国城市目前的问题是，政府的公共服务投入虽然使城市的物业得到了增值，其投资却无法从物业的价值中回收，唯一的回收方式就是拆房子、卖地皮。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之下，城市失去了稳定，谈文化遗产保护如同隔山打牛。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官员拼命上有污染的工业项目，即使城市的物业因此而贬值也在所不惜；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官员把历史文化名城当作地皮拆售，社会舆论再激烈也无所畏惧。这一系列怪现状与城市最为基本的契约———税收相关，很显然，我们需要一份更为理想的契约。
■他论
五年前，王军出版《城记》，当时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本书会产生那么热烈的反响。一时之间，关心建筑的读者、关心城市建设的读者、怀念逝去文化的读者、热爱老北京的读者，似乎都在谈论《城记》。
如今五年过去，王军带来了《采访本上的城市》。因为是报道的结集和扩充，这本书不像《城记》那样只是把焦点放在北京，篇章之间，也偶有重复，略略少了些整体的逻辑感。不过平心而论，比之《城记》，本书要深入得多，视野更是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比之《城记》对过往的怀念与清算，本书对当下的焦虑和呐喊、对未来的期许与热情，也要来得现实得多。王军用“非常城市”、“非常计划”、“非常规划”、“非常建筑”、“非常拆迁”五个刺眼的大标题表达出对现实的焦虑。王军说，这是他记者的职业决定的，“总是好奇非常之事，也是这个职业惹一些人生气的原因。”
虽然记者以批评为自己的天职，但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王军其实还是在转型成为学者，就像他的美国前辈简。雅各布斯一样。而作为学者，王军需要解决的不是批评，而是建设。所以，《采访本上的城市》，它的核心理念，就是介绍新都市主义，介绍这一早已在西方广泛开展的运动，介绍它对中国城市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影响。
“新都市主义”不是新鲜事，20多年前，它就在美国发轫了。简单定义“新都市主义”并不容易，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系统，用非专业的语言来概括它的主张，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鉴于现代主义国际风格与大都市结构的衰落，应该以小群落建构方式寻回往日亲切的市民生活空间，包括人性尺度的街道、邻里关系、公共建筑与公共空间。一句话，新都市，指向的是老式生活，把城市的尺度，重新以“人”来作为衡量标准。虽然作为一种美国城市规划流派，“新都市主义”在其他地方的实践多多少少有些水土不服，虽然“新都市主义”在过去几年间只是被中国的地产商作为一个新鲜的营销概念，根本没有多少实际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新都市主义”所批判的现代主义机械化城市风格和以城市内部高速路为特色的大都会，确实正在衰落之中，而“新都市主义”提出的生活理念，也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接受。王军历数波士顿的世纪大开挖（把横贯城市的高架桥改到地下，地面改回老式社区和花园）、奥尔良的老城保护等事件，关注的也正是在这新的思潮之下，城市与人关系的转变与发展。
就像王军强调的那样，中国的城市进行时是复杂的混合体。柯布西耶所代表的现代主义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机械化的小区规划还在继续上演，对大马路的追求也并没有终结。但与此同时，街区的复兴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公共交通也得到了更多的政策照顾，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是深入人心。这样的情境之下，或许新都市主义者追求的旧式生活并不一定能够真正实现，但我们还是已经有理由期待，城市会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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