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勒·柯布西耶访问南美。在飞行家的帮助下，他从空中考察了里约热内卢。飞机在高空中为他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视角，从这个制高点看下去，里约热内卢被简化成一座线性城市，它像一道飞檐那样伸展，一边是浩瀚的大海，一边是陡峭的火山岩（《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三联书店）。

　　受这次经历的启发，柯布西耶做出了阿尔及尔的城市规划。这一次，壮观的海岸飞檐、巨型结构的公路从南美搬到了北非，仍然令人惊叹，甚而“性欲亢奋”。城市规划集中体现了柯氏的城市理念，那就是“有组织的、平静的、有力的、通风的、有序的实体”。还有一个共同点，他规划的所有城市都只适合空中俯瞰，而不是活在其中。

　　俯瞰，是一个超越的视角，同时也是一个简化的视角。它似乎一览无遗，实际上却极端抽象。它崇尚简约的线条、几何的色块和巨大的体积，几乎本能地厌恶复杂、混乱和细节，因为这些现象是非数字的，而“人类的幸福已经存在于数字、数学、经过计算的设计和规划等术语中”（《勒·柯布西耶全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如果说俯瞰的视角等同于极权主义的视角显得有些牵强，那么柯布西耶已经给出肯定的回答。他的格言就是“规划：独裁者”，因为“真正的专制统治者并不是人，而是规划。正确的、现实的和精确的规划是全面而和谐的”。

　　最能体现柯布西耶精神的也许还不是城市规划，而是统计学。统计学与城市规划一样，背后都活跃着权力的身影，都具备同样的俯瞰视角。在城市规划中，最没有发言权的最不值得描绘的就是被规划的人。在统计学中，最没有细节特征的也是人，他们在抽象化的过程中成为数字和代码。

　　城市规划与统计学的双重压迫，犹太人深有体会。早在1769年，普鲁士的犹太人已经是统计学的重点关照对象，诸如《地区性犹太人家庭一览表》这样的统计量表是国家统计系统的常规组成部分。到了19世纪，犹太人的出生率、数量和分布是国家的重要讨论话题，像《论犹太人问题：统计学讨论》、《犹太人问题：统计误差》、《论犹太人之命运：生物统计学研究》这样的文章时有所见。德雷福斯事件前后，无论欧洲还是美国，在狂热的反犹情绪支配下，“犹太人统计学”成果颇丰。《犹太人能力的比较分布》、《论英国犹太人的比较人体测量》、《犹太种族统计学的内容》等等，是统计学为以后的大屠杀铺平了道路。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规划和统计结合得十分紧密，足以说明它们在本质上的一致性。1941年纳粹占领阿姆斯特丹期间，城市统计办公室制作了一张犹太人分布地图。依靠详细的人口统计量表，6.5万犹太人以每10人一个点的方式标注在地图上。这张地图为城市规划、犹太人聚集区的设计和有效屠杀提供了最好的工具。

　　简·雅各布斯也注意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欧美城市规划理论与统计学的紧密结合。这使得人们对所谓城市问题进行俯瞰式分析成为可能，声势浩大的规划调查、规模宏伟的移民计划变得越来越容易。

　　与俯瞰的视角相对的，简·雅各布斯像一个真正的步行者那样进入和观看城市。她观察城市的细节，并就那些最日常的事情提问：“为什么孩子们喜欢在热闹的人行道上玩，而不是封闭的院子？为什么旧金山市中心的联合广场从空中俯瞰显得特别单调，可实际上却魅力无穷？为什么一个自治的街区治安好过那些名家规划的高档社区？”

　　正是对这些细微之处的思考，让雅各布斯得出了颠覆性的结论：“城市不能成为一件艺术品。”那些城市规划者企图用简单清晰的方式表达城市的基本结构，其实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城市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结构系统，理解城市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城市自己，而不是其他的客体。“只有充满活力、互相关联、错综复杂的用途才能给城市带来适宜的结构和形状”（《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译林出版社）。

　　就像雅各布斯所说，围绕着城市发生的事情其实并非晦涩难懂，任何人都可以看懂。关键在于，人们用这样或那样的视角来看待它，实际上体现的是权力关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