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建锋 
　　
　　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同比增速为18.8%，创自1999年以来新高。但剔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速为12.8%，与过去两年的平均增速大致持平。这表明所谓“新高”只是价格因素作用下的“虚高”，启动消费仍任重道远。

　　近年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公务员加薪、提高养老金标准、减免农业税和学杂费等等，旨在通过提高可支配收入来刺激居民消费。这些举措确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03年至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从9.0%提高到10.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从4.3%提高到7.4%；与此相对应的是，全社会消费实际增速从9.2%提高到112.7%。

　　但是，继续通过政策性手段提高居民收入，一来可操作余地越来越小，二来在刺激消费时也存在边际效应递减、后继乏力的问题。

    以城镇居民为例，前三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3.2%，人均消费性支出实际增长9.8%。考虑到房价飙升、医药昂贵等后顾之忧，居民消费的这种增速实已不低，可继续“刺激”的空间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提振消费还需另寻他方。其实，可支配收入等于消费和储蓄之和，换一个角度来看，消费不足意味着高储蓄，而高储蓄则根源于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居民工资增长缓慢，企业利润很少分配，国民收入分配呈现三大结构性问题：政府财政收入增速远高于企业利润增速，企业利润增速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速，富人收入增速远高于穷人收入增速。因此，国民收入在企业和居民的初次分配中更倾向于企业，在政府和居民的再分配中更倾向于政府，在居民之间的分配中更倾向于富人阶层。

　　而就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而言，政府远低于居民，富人远低于穷人，企业则只投资不消费。如此，政府、企业和富人的储蓄率必然高于平均水平，从而在国民收入向他们倾斜之时带动总储蓄攀高，同时造成消费不足。

　　由此，进一步刺激消费，不能仅仅依赖提高居民收入，更重要的还是通过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平均消费率。首先，应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使企业财富更多地流向居民；其次，国企应定期向政府分红，以降低企业的储蓄率；最后，政府应扩大公共产品支出，从而在降低政府储蓄率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居民扩大消费的信心。（中国证券报·中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