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天津的人，大概都会对那里极富特色的街道印象深刻：明明看到高耸入云的电视塔就矗立在半空，远远地向你招手，但摸着或宽或窄的道路寻下去，走着走着，你往往会吃惊地发现，电视塔竟跑到了自己的身后。因此，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天津游街串巷，千万不能“认死理儿”。 

　　其实，不能认死理儿的，又何止走路呢。在许多情况下，在许多事情上，认死理儿往往都难有好结果。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更不能认死理儿，尤其是不能“死认”或“认死”教科书上的“理儿”。因为教科书往往是死的，被奉为圭臬的经济学理论往往是死的（因为设定了过多的完美的前提条件，所以，其指导现实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实在是没人说得清楚），而死的教科书，死的理论，一旦直面纷繁复杂、鲜活生动的经济社会生活，往往就没了方向，干出一些指东打西、指南打北的事情来，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本报在今年年初美国次贷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曾经提醒过，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要特别警惕并认真研究危机向更深层次发展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同时，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已经身处两难之境的央行的货币政策上，面对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需要多个部门的通力合作，需要做好一系列的基础性工作。 

　　时隔五个月后，央行的官员公开表态承认，当前确实面临两难的选择。这个表态的实质是，面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央行的作用已经相当有限。承认这一点，其实用不着有“不好意思”的心理———在中国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下，无论是以往还是可预见的将来，央行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的余地，其实相当局促。 

　　这种窘状，在“利率不敏感”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别的国家，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往往比较管用的利率调整，具体到中国，往往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对利率不敏感的，并非一般的民营企业、普通居民、普通的贷款买房者———他们对利率的调整还是相当敏感的，而是那些大企业和各级地方政府。当拥有巨量存款的大企业或者各级地方政府想做点什么“有利可图”的事业时，仅仅是部级单位的央行，想必是不太容易阻拦的。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利率往往就是装点门面的东西。但用来装点门面的东西，相对于那些“敏感人群”，却往往又是精确制导炸弹。 

　　出现这样的局面，根源显然不在央行身上。中国不是美国，中国的央行也不是美联储。所以，面对复杂的形势，不能简单地、教科书般地，以要求格林斯潘或者伯南克的标准来规范周小川。 

　　综合而言，目前困扰中国的一个结点性问题是，人民币在对外升值的同时，对内却持续贬值。这种情况其实与日本等国家或地区当年的情况十分相似。而那些国家或地区的结局———人民辛苦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财富转瞬即被劫掠一空，我们能够最终避免吗？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在迫切需要直面的问题。 

　　在人民币对内持续贬值的情况下，按照一般的教科书式的本能，肯定需要提高利率加以控制。但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发达国家逼迫人民币快速升值的背景下，利率的提高，在“无助于”抑制通胀的同时，必定进一步加剧升值预期，从而完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加息———升值———流动性增大———进一步通胀———再加息。 

　　这种自我强化的循环假设，目前应该是可以成立的，而这种循环最终将导致的结果也是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央行官员认为“人民币、美元利差逐步接近不是问题”的观点就很值得商榷了。 

　　目前，我们基本可以预见的是，在房贷危机进一步发展逐渐拖累美国总体经济的同时，解决起来遥遥无期的伊拉克问题，以及可能成为“第二个伊拉克”的伊朗的问题，决定了美元将长期疲软下去。美联储本次降息，很可能才是开了一个头。我们目前虽然还不能十分确定美元的降息周期已经开始，但加息预期却是彻底“灰飞烟灭”了。到什么时候，美元才能再次坚挺起来、人民币升值压力能减小甚或消失呢？那就要看美元什么时候能从人民币身上捞上一把了。 

　　要避免被别人捞一把，肯定需要拿出适合自己的办法来。如果一味地按照别人发明出来的“完美理论”应对之，很可能就要走到电视塔的反面去了。 

　　前一阵子被广泛担心的猪肉问题，9月份以来出现缓和的迹象，年初宋国青“猪无半年贵”的预言好像正在慢慢实现。虽然经济学家对CPI的担心可能会因此有所减轻，但可以肯定的是，刚刚被激发起养猪热情的农户们，又将面临肉价下降的担心了。 (木木/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