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年内第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令人感到有点意外。此举沿用小幅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依旧直接针对控制银行体系流动性，希望有效减轻物价上涨压力，稳定通胀预期。

　　而随着一季度宏观数据陆续公布，通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对比关系和管理层的政策取向成为重新看待未来市场变化的一个契机。

　　人们普遍认为，新数据反映了国内经济增速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减缓，但继续处于高位的物价，无疑再度加深民众对于通胀的担忧。

　　值得关注的是，3月份出口增速放缓趋势未变,人民币贷款净增加额比去年同月减少了36%，整体而言，从紧货币政策的效果开始逐步显现。很多人都可以感受到货币收紧的力度。“紧缩型货币政策”似乎取得了很大成功。

　　然而货币供给规模的限制固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虚高物价的因素，但却无法在短期内缓解现实的供求矛盾，以农产品为主的食品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将很难避免，最终将导致整体CPI涨幅难以有效回落。近来国家发改委批准牛奶、食用油以及餐馆食品价格涨价，以及很多亚洲国家限制大米出口导致的亚洲米价上涨等等因素,都可能会对中国食用农产品价格产生实际的或心理的影响。未来一段时期的通胀前景仍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并仍然会让政府和民众保持高度警觉。

　　在经济学界，一个共识正在形成：2008年的中国经济受到世界经济增长趋缓的影响，面临“输入型减速”的可能。中国稳健的财政政策因此受到考验,专家们普遍期望其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中国从2005年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学界对它的解读和判断是名义稳健、执行明显偏松。

　　权威的观点认为，由于依然巨大的财政赤字刺激社会总需求，多项税收制度改革具有推动总需求的作用，而财政政策性补贴中的“平抑物价补贴”对CPI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财政政策实际上延续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惯性，未能有效防范并化解经济由偏热向过热的转化。

　　物价上涨压力趋大，消费将受到抑制；出口下行风险；再加上从紧的货币政策，显然会让经济存在下滑风险。而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增长的动力或将来自财政支出大幅增加。

　　随着舆论对于宏观调控需要加强艺术性的呼声不断增强，中国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能否彻底摆脱传统的“松”“紧”搭配，并实现在经济总量、结构和制度等多重优化目标下的协调，举世关注。

　　人们发现，去年年底中央确立的2008年经济工作基调“货币从紧、财政稳健”，其本身实际上就含有以财政手段对冲货币紧缩风险之意。当经济增长出现乏力迹象，“稳健财政”想必应该就是“宽松财政”。而政府正在不断增长的巨额的财政收入正是推行“宽松财政”的充分必要条件。

　　当开放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面临了更多的困境，政府开始意识到财政政策应在宏观调控中担负更多的职责，这对两大政策协调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人们还发现，迄今为止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主要通过关注总需求管理，致力于实行经济总量稳定。长远来看，两大政策协调，还必须关注结构调整性的供给管理、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制度优化等层面，这也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虽然在历史上，经常由中央确定一段时期内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方式，但往往只是确定了政策“扩张”或“紧缩”的大方向，在“松”“紧”力度，以及动态协调方面，都缺乏明确的原则，两大政策的配合也缺乏坚实的制度基础。

　　因此，至少短期内，财政政策应从名义稳健尽快走向实质稳健，消除财政政策的扩张惯性。

　　若要在短期内实现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需要多项政策手段的配合。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财政补贴政策，包括补贴低收入群体和补贴农业生产供给。前者可以减缓物价上行的社会冲击，为政策效果的落实提供更长的社会容忍期，而后者则可参与到增加产品供给之中，有助于直接抑制物价的上行。

　　人们一定都还记得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今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过的话：在今年宏观调控中，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主要措施包括：一是适当减少财政赤字和国债资金规模。同时，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中央建设投资进一步优化结构，重点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强水利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支持社会事业发展，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谢旭人还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支出管理，优化和调整支出结构，保证“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重点支出，要坚决控制和压缩一般性支出，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努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如果谢部长的承诺都能兑现,如果财政部打算要支出的这些钱最终都能通过各种方式送到城乡人民手中花掉，则刺激消费和投资，最后拉动经济增长的目标必然实现。

　　毫无疑问，2008年财政政策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应当继续发挥巨大的能量和作用。人们正热切期待着财政政策能够对冲掉信贷紧缩风险，并最终完成经济软着陆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