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有研究机构在其研究报告中称，珠三角地区企业外流有进一步加速的迹象，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空心化之虞。无独有偶，也有媒体报道，国内有关专家根据一些主要经济指标的比较，认为广州、深圳已经退出一线城市之列，其未来发展前景堪忧。

　　对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并非一天两天的事情，许久以前，即有专家陆陆续续表达了这样的忧虑。但是，这种忧虑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缓解，反而日甚一日。发展到今天，专家们不但已经彻底把深圳、广州排除出北京、上海的竞争对手之列，甚至已经开始拿重庆之类的后起之秀衡量其未来的地位了。

　　这些专家的结论虽属一家之言，但确实是很好的攻玉之石。其实，珠三角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遭遇的困惑，极具标杆意义，中国许多地区以及城市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遇到了同样的困扰。

　　在外部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作为经济学中的所谓“理性人”，在选择发展路径的时候，会本能地选择“坦途”避开“险路”。比如，对“来钱快”的产业，各地都趋之若鹜，不计后果地大干快上；而对见效慢，需要长期投入人力、物力、资金的产业，却都退避三舍，哪怕这些产业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也“不关我的事”。

　　但事物的发展往往就是这样吊诡。当所有人都做出了理性选择的情况下，整个国家的发展却有可能逐渐走入险径。发展经济，有时候与做人道理相通，在许多时候是没有终南捷径可走的。耍小聪明，或许能快意于一时，但当外部环境发生较大的变化时，往往就难免付出巨大的代价。比如汽车产业，全国各地不计成本地争相引外资入室，并美其名曰：以市场换技术是做大做强的捷径。但实践证明，终南捷径的尽头永远不会等着一个强大的汽车王国，有的可能仅仅是一个看起来比较美丽的博览会。

　　发展经济、建设国家，没有终南捷径可走。但千千万万前赴后继者奔波于这条“鸦片之路”的现实背后，显然有一个制度引擎在不舍昼夜地轰然作响。一直以来，GDP指标是考核政府管理者的唯一指标。只要GDP搞得好（而不管导致了什么现实结果），就前途光明，反之，前途黯淡，甚至可能就根本没有前途。这种考核思路，这种GDP崇拜，“遗毒”甚广，以致对整个社会的运行都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比如，以当下某些大学所谓校长的考核标准，用40年写出一本书的马克思、用毕生心血做了红楼一梦的曹雪芹，恐怕都毫无疑义地属于应该下岗之列。

　　终南捷径存在论就是这种考核标准大行其道的思想根源。其现实结果是，许多人的思想日趋懒惰，整个社会的发展日益浮躁，产业发展、企业运作日益追求短期效益。目前，这种抢子孙饭碗的经济运行模式显然已经走到了尽头。从这个意义上讲，珠三角经济的所谓“空心化”，深圳、广州被“踢出”第一梯队，倒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或许就有可能逼出一个全新的珠三角。

　　要打造一个全新的珠三角，打造一个全新的中国，显然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彻底拨除终南捷径迷雾。虽然发展经济没有所谓的捷径，但破除思想束缚却有快捷的好办法，即彻底改变考核官员的体系，还原GDP的本来面目。GDP仅仅是衡量经济发展状态的一个指标，不能偷懒地把它变成吕洞宾的“金手指”。GDP只能是官员能力考核指标之一，除此之外，还必须考核的内容应该包括：医院数量（医疗水平）、学校数量（教育水平）、居民收入、物价水平、环境状况，等等。所有这些指标综合起来，就大致可以构建起一个居民幸福指数。以此指数的高低来衡量管理者水平的高下，不但使居民可以亲身参与到对“父母官”的考核中去，而且也有望从根本上杜绝表面文章和近视眼，彻底杜绝“断子绝孙”的做法。不下苦功搞好经济，一个系统、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居民幸福指数是上不去的。

　　温家宝总理在年初两会上答记者问时曾说，“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正如总理的预感，在已经过去的近五个月时间里，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集中遭受了众多艰险的考验。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韧性的民族，面对重大的历史性的考验，往往能爆发出罕见的智慧和能量，解决问题的过程，往往注定就是浴火重生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最困难一年”阴云的背后，就应该孕育着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