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06年关于宏观调控方向定位的讨论中，关于是先动价格还是先调汇率，理论界争论得很激烈，最后货币当局显然接受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频繁操作至极致时（2007年10次上调准备金率，6次加息），加快升值不可避免地成了央行最后的武器。

　　很遗憾，加快升值抑制通胀的教科书在中国最终没能实现，现在看来，反而被投机的热钱所利用，搬着石头砸了自己的脚。1月—4月份储备创纪录地增加了2600亿美元。中间有多少热钱，多种版本的测算各执一词，但不管怎样，金融顺差替代贸易顺差的危机征兆已开始显现。

　　调控方向试了一圈，发现最后又回到了起点，经济体价格体系的扭曲是永远回避不了的结。

　　中国也在为长期价格管制和扭曲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大量资源消耗型产业向中国转移，使得短期内中国制造业急剧膨胀，国内初级产品对外依存度急速上升，如此，中国经济必然与可能是全球最不稳定的货币——美元，拴得越来越紧。只要美国人一松货币，中国就得承受原材料上升这种输入型通胀的压力，用政府财政“扛”着。

　　但是这种“扛”必然是有限度的，政府财政总有扛不住的时候，必然传给企业，当企业通过生产率的提高也无法从内部消化成本上升压力的时候，就只能选择外移，让下游企业和消费者承担，最后的结果只可能演化成全面通货膨胀，以需求骤然下降、产能过剩、经济陷入通缩的泥潭而告终止这个周期。

　　所以，某种程度上讲，本轮通胀是过去三十年被管制价格的全面反弹，带有为从前高增长、低通胀的“奇迹”埋单的性质。通胀的显性化和扩散化意味着既往的靠低要素价格高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尽头，而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确立的前提和核心在于整个价格体系的重构，即要从根本上纠正价格体系的系统性扭曲，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在内的价格形成机制。

　　理顺要素价格机制、逐步解除价格管制、释放通胀压力的改革成为治理本轮通胀不可回避的、最根本的任务。如果回到货币学派眼光来看，放开价格管制实质上是最有效的需求紧缩，只有要素价格上涨，才会迫使那些严重消耗资源的企业关门停产或转型，迫使企业节能减耗，迫使企业节约要素的使用，迫使企业自主创新、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来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

　　当然，理顺价格改革可能会使企业面临短期的痛苦调整。国内要素价格与国际价格的接轨，国内短期CPI和PPI可能较大幅度上涨。但可以预期的是，这个过程不会很长，因为中国放松价格管制的直接效果，会导致全球商品市场价格开始向下回落，因为价格的放开，意味着商品市场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能源需求增长的预期要大幅向下修正，所谓中国需求一直是国际投机资金角逐商品市场的最好理由。随着中国因素的降温，必然导致资金从商品市场撤离。

　　坦率地讲，当下国际能源价格飙升，某种程度带有国际炒家在要挟中国政府、中国经济的成分，它们在博弈中国政府不能迅速、根本上推动理顺价格体制的改革，这个过程拖得越久，商品市场这个泡沫牛市就能持续多久。

　　现在看来，期望国际能源价格大幅回落，时机有利时再启动价格改革的患得患失想法是天真幼稚的，试想，大家都知道你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性改变的趋势，投机资金会真正撤离吗？（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 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