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式各样的“客户”对于地下钱庄“超乎想象”的需求和信任，发人深省。非国有部门对中国GDP的贡献超过了70%，但是它在过去十几年里所获银行正式贷款却不到20%，因此，目前全国中小企业约有三分之一强的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途径。非法融资或是洗钱活动当然应该严厉打击并肃清，而对地下融资，治本之计还在于从源头上放松金融压抑，规范民间融资。毕竟，疏胜于堵。

　　据媒体报道，近日官方成功破获一起特大地下钱庄——“杜氏”钱庄，涉案金额惊人。该钱庄在去年至今年5月短短一年半时间内，非法交易金额高达43亿元。通过地下钱庄，大量非法资金已流入股市、楼市。

　　地下金融的存在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规模到底有多大？说法不一。笔者注意到，一项由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在全国20个省份的实地调查显示，中国地下信贷规模已近8000亿元，地下融资规模占正规途径融资规模比重约三分之一。考虑到这项调查样本覆盖到20个省、82个市（县）、206个乡村、110家中小企业和1203位个体工商户，其可信度应该有一定保证。而此前花旗银行一份研究报告的估计更惊人：在2004年5月到10月期间，银行居民存款流失额在9000亿元左右，而这些资金都用于自己投资或民间融资。

　　相对于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活动的地下金融，其实并没有一个严格定义，也被称作为黑市金融、非正规金融或“草根金融”等。地下金融仅是个中性称谓，并不等同于非法金融。但随着非法融资案的屡屡曝光，地下金融几乎成了过街老鼠。

　　其实，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在“杜氏”钱庄案例中，人们看到，各式各样的“客户”对于地下钱庄的需求和信任“超乎想象”。这无疑发人深省。

　　显而易见，民间金融繁荣是金融压抑的必然结果。尽管中国经济改革已走过了将近30年，但金融始终基本为国有垄断。金融压抑和低效率的国有银行垄断造成严重的信贷歧视，非国有经济部门深受其害。国内权威杂志《中国社会科学》就曾刊过论文，指出虽然非国有部门对中国GDP的贡献超过了70%，但是它在过去十几年里获得的银行正式贷款却不到20%，其余的80%以上都流向了国有部门。在此背景下，目前全国中小企业约有三分之一强的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途径。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金融压抑扭曲了资金配置。政府控制金融，造成了资金在体制内外的价格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官方利率一直比非正式信贷市场的利率低50%至100%。最近几年，国家允许银行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时可采用比官方利率高10%至50%的利率，可是，市场利率仍然比最高利率高出50%。

　　地下金融为居民存款向体制外流动提供了通道，这种的存款流失实际上是在实现资金的市场价值。资金在市场部门具有更高的价值或更加稀缺，就意味着该部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而通过地下金融实现资金流动就是一种优化配置的过程。所以，地下金融的繁荣是对金融压抑的一种市场反应，也是对落后金融体制的一种替代。结果是，地下金融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体制弊病，资金向最需要的部门流动，从而整个经济的效率因此得到提高，产出得以增加。

　　其实，在金融压抑得不到改善的前提下，地下融资是一种达到次优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地下金融会帮助民营经济绕过僵化的落后体制，从而实现落后体制无法实现的效率。然而，问题是，民间大量通过地下融资犹如饮鸩止渴，成本十分高昂。

　　首先，地下金融风险巨大。由于缺乏必要的金融法规规范，地下金融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资金的供给方和需求方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因素，信用难以确立。正规制度的缺乏也使金融中介和融资企业滋生短期行为，在高昂回报的刺激下，非金融企业以实业为名变相非法融资便屡禁不止。

　　其次，地下融资的高利率一方面正确反映了资金的市场供求，但更大的一块是为了补偿高风险。另外，一般说来，融资成本随融资规模的增加而下降，因而金融具有十分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地下金融因为分布零散，难以整合重组，因而无法达到最小有效规模，融资成本也就居高不下。

　　最后，地下融资繁荣最令人担忧的后果是其中的非法融资有自我制度化的趋势，这会使将来的改革成本无限加大。地下融资每年近百亿的利息会形成相应的利益输送渠道，并足以滋生强大的利益集团。而要改革各种非法融资，相关势力就会百般阻挠。地下融资的这种十分顽强的强化蔓延机制，将使金融制度正规化遥遥无期。

　　显然，地下金融应区别看待，非法融资或是洗钱活动当然属于打击肃清之列；但不可否认，由于金融压抑，很多正常的融资需要得不到正规金融部门的满足，就只能剑走偏锋了。笔者这里关注的是后者。在转轨体制下，地下融资是对金融压抑的一种纠正，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但副作用巨大，而且是累积性的。治本之计还在于从源头上放松金融压抑，规范民间融资。毕竟，疏胜于堵。（傅 勇/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