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近日在“中国进出口企业第六届年会”上列举德国和日本企业的经验后表示，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正从金融领域向消费、投资等实体经济发展，导致一些私营企业和机构陷入了暂时的流动性不足困境，这为我国企业进行海外扩张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从鼓励中国企业加速海外并购以及建立全球产供销网络的角度来看，上述负责人的话不难理解。对中国企业而言，海外并购是国内企业获取国际化经验的主要途径，无论是从规避贸易壁垒、降低生产成本、掌握海外国际性企业核心技术和提高品牌影响力角度考虑，还是从降低美国次贷危机和国内人民币加速升值角度对中国不利影响的角度考虑，这都不失是一个成本最小、见效最快的好办法。 

    问题在于，在当下次贷危机所引致的敏感国际时局下，如何在海外并购中“只求所用，不求所有”，使那些拥有知名品牌、强大国际营销网络和较强研发能力的国际性企业为我所用，而又不至于被并购方所属东道主国家人民非议或基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强烈政治反弹，这是困惑我国并购业界多年的一个难题。 

    据商务部统计，从2002年到2007年六年间，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到597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60％，特别是2007年，中国公司并购海外公司的有37起，相比2006年增长了117.6％。而来自同段时间的中兴通讯、中海油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历史数据显示，这恰恰也是中国内地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国际化过程中遭受非议和有关国家发出不和谐音最多的六年。 

    频繁的海外并购在热闹过后陷入被否的寂静，这肯定不是中企海外并购的应有之义。于是，有人将这种现象归于内地政府扶持、有关政策保障不到位，譬如与有关国家签订经贸合作、投资保护、避免双重征税的政府协定并提供税收便利，放松外汇使用的相关管制等。这当然有道理，甚至说是当下海外并购失败的一个症结之所在，但客观说，这并不是海外并购频频失败的根本所在，也不是制约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制度瓶颈。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一直在为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献计献策，此次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对海外并购的表态与此前其他相关负责人对此的表态基本是一以贯之的，而且也确实在做实在的努力。上周末，中国外管局批准中国中钢集团公司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生产商中西部公司的收购，且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本次收购已无需像过去那样获得中国商务部的批准，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实际上，我国近些年的海外并购成败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制约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步伐的核心因素既不是国内配套政策没跟上，也不是政府疏于扶持，而是中国企业的本土化路径不对所致：不熟悉东道国法律、偏重商业考量和热衷于搞上层沟通路线而忽视敏感行业的政治风险，这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最大障碍。毕竟，简单地聘几个当地人、在该地建几个工厂就说已经实现了海外并购的本土化，也太牵强了。 

    海外并购的本土化路径并不是没有做充分准备的一头热的本土化，或国内企业管理层脑子里想当然的个别环节本土化，如果这样，并购不失败反而变成偶然了。真正的本土化是要切切实实地将本土化真正揉在中企海外并购的各个环节上，从意向谈判前的本土化宣传到真正谈判、并购评估直至签署并购协议、财务交割等都要将本土化以最大的耐心贯彻之，即既要识大体，也要拘民族小节，充分利用好在东道国的子公司、关联企业或东道国贸易伙伴进行本土化公关。如此，再借助政府的政策鼓励助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方才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甚至是圆满的结果。 （作者单位：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