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演愈烈的美国金融风暴不仅对美国，也对欧洲、亚太乃至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造成巨大冲击。它究竟如何孕育、蔓延和扩散，又将如何收场，提供了哪些教训，已成为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根源在美国发展模式 

　　其实，金融创新造成的各种问题并非这次危机的主要根源，金融监管不当也只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外部诱因。美国经济真正的问题出在两方面： 

　　一是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美联储实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滥用货币发行权、谋取铸币税及国际货币的好处提供了可能，而低利率政策助长了借款人毫无节制的借款行为，刺激了房市的非理性繁荣。 

　　二是美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矛盾显现出政府的缺位。联邦政府大量的财政资源被用于国防支出，对低收入阶层住宅的支持严重匮乏，盲目将其推向市场的结果，刺激了房市的虚假繁荣，也孕育了巨大的风险。 

　　其结果是不得不通过所谓金融创新将风险转移给金融市场中的其它投资者，既通过海外储蓄弥补其储蓄缺口，又使风险扩散至世界各地，并以此来维护美国国内需求非理性增长的发展模式，这是造成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 

　　用纳税人的钱救富人？ 

　　当前，美国的救助计划包括注资收购不良贷款以及减税等刺激经济的措施，但问题是如何募集救助的资金？如何纠正储蓄不足的问题？显然，遏制消费，提高储蓄率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增加货币发行，则会进一步造成全球通胀恶化，加剧美元资产的贬值，导致世界经济的衰退。剩下的办法就只有增发国债了，但至少一半以上要靠海外投资者，尤其是中日及中东等国的外汇储备。 

　　因此，美国一些反对救援计划的人声称，这是拿纳税人的钱救助有钱人。甚至有人说，美国不应拿纳税人的钱给中国支付国债利息。这实在是天大的笑话。以美国10万多亿的赤字和普通美国人从不存钱的习惯，他们恐怕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买国债的。何况其国债收益率甚至连通胀损失都无法弥补，虽然纳税人还要支付点国债的利息，但国债投资者却要为之支付本金。 

　　国际金融制度必须改革 

　　前几年，美国人一直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高储蓄率造成了国际经济失衡。但他们没有注意到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美国过度负债拉动内需，增加进口，而中国则能够维持出口高速增长，形成大量外汇储备。中美之间的不平衡只是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突出表现之一，同样的不平衡在其他双边贸易中也存在，比如美日之间、中欧之间等，这是世界经济在全球条件下进行分工的产物。 

　　与中国依赖外部需求一样，美国高度依赖杠杆比率即外部资本的支持来发展经济，这种发展模式同样不可持续。如果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减少甚至没有向美国提供供给的话，再加上采用非美元货币作为国际结算的主要货币，那美国又如何维持国际资本的流入，以弥补其储蓄缺口呢？可见，美国也需要转变经济增长及金融发展的模式。国际金融制度中美元主导的格局需要尽快加以改革，多个主要国际货币共存应成为未来五十年全球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标。 

　　显然，改革现行国际金融制度没有多边的参与是难以接受的，中国的缺席则更是不可思议的。中国需要改变增长模式，但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中国。世界同样需要明白，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只有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是不够的，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必然造成所谓的各国进出口的巨额失衡；美元单一主导必然造成美元储备过量，导致美元计价的资产市场畸形发展；美国基于文化歧视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对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股权投资加以排斥以及对这些国家的出口限制更会加剧这种失衡。 

　　中国可考虑采取的策略 

　　现在可以肯定，此次金融风暴是二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金融动荡将会进一步深化，而美国经济衰退则刚刚开始，2009年的世界经济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由于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已是天文数字，居民储蓄从来没有高于10%，巨额的救助资金肯定要向海外投资者发行国债来获得。 

　　作为美国第二大国债投资者的中国同样面临艰难的选择。若中国帮助美国，短期内不仅有助于其维护稳定，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稳定，但也可能给中国带来风险。因此，中国应向美国提出全面的战略合作谈判，要求它进行全面改革，任何政策协调和合作都应有助于中国本身为原则。 

　　同时，中国应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可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增加国内需求，采取财政及金融政策，主要扩大铁路、农业高科技、新能源等领域的投资；增加医疗、社保、教育的投入，从而提升消费需求；启动国土的全面整治，恢复农村宅基地和厂矿区的土地复垦；改革税制，大面积、大幅度实行减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企业自有资金和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倾向。 

　　二是坚定地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严控房地产贷款质量，消除银行的隐患。同时，促进人民币在亚洲区域内贸易中的计价、结算，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积极拓展对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出口，完善出口结构；逐步完善外汇储备资产结构，逐步增加欧元、英镑、瑞士法郎、加元、澳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加大对海外自然资源的收购与投资力度；加强大宗商品定价机制建设的国际合作，与俄罗斯合作，吸收委内瑞拉、伊朗和尼日利亚等参与，在香港建立石油及天然气期货交易所，形成全球第三个能源定价中心。 

　　金融创新并非这次危机的主要根源，监管不当也只是一个重要的外部诱因，美国发展模式存在的缺陷才是引发灾难的最根本原因。因此，国际金融制度中以美元为货币体系主导的格局需要尽快改变，多个主要国际货币共存应成为未来五十年全球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标。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应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增加国内需求，采取财政及金融政策，主要扩大铁路、农业高科技、新能源等领域的投资；坚定地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严控房地产贷款质量，完善出口结构和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