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广州演讲称，“大学学费要提高，因为念大学的大多数不是穷人，穷人只占10%到20%。穷人上大学要依靠贷款和奖学金”。同理，“电费也应该涨价，然后提高最低生活标准补助穷人”。

　　这两年经济学家们热衷语出惊人，茅于轼老先生的“涨价说”照例激起一片骂声。那么，谁是茅于轼眼里的“富学生”？这所谓“富学生”又占几成？

　　众所周知，穷和富，本身只有相对意义，如果硬要把“穷”的标准降低到一贫如洗、三餐无继，那么茅老先生所说的“大学里只有10%到20%穷学生”不难成立。在剩下80%到90%“不穷”的学生中，不排除少数人含着金汤匙在嘴里，但绝大部分人出身普通工薪家庭，仅仅因为这些人家通过“挤和借”可以把高学费凑齐就判定他们富裕，就有些强盗逻辑了。而由工薪家庭充当承担溢价与支付补贴的主力，与个税起征点太低对中间阶层造成的伤害无异。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富裕的差生去英国（自费留学），成绩好的学生去美国（拿奖学金），成绩和家境都一般的学生在国内跟高学费死磕，最穷的学生连大学进门费都交不起，又何谈进去后争取什么奖学金”。

　　去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研究报告显示，86.1%的公众认为大学学费“太高”。而《“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称，大学学费在近20年上涨了约25倍，近10倍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幅。

　　退一步来讲，评价大学学费是高是低、合不合理，并不在于购买力，而在于值不值得购买这一教育产品。近年来大学教育逐渐向职业培训看齐，而社科院刚刚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2007年全国高校近500万毕业生中，至今还有100万人工作无着。在“前途渺茫”的背景下再叫嚷“学费要涨”，无疑是将高等教育的性价比进一步拉低。

　　在茅老先生看来，多收上来的三五斗可以让穷人碗里的粥变稠，但谁来保证这一分配公平合理，且最终能够到达目的地？对高校投入难以落地有个经典的说法，就是“没看见大师，只看见大楼”，多收多少学费能经得起“乱盖、乱花、乱发”？

　　福利经济学有个著名的“漏桶原理”，是说富人粥多人少，穷人粥少人多，于是政府决定从富人的锅里打一桶粥送到穷人那里，遗憾的是那只桶下面有个洞，一路漏过去粥已经所剩无几，这就是执行的成本与无效率。在国家二次分配本身漏洞颇多、执行成本巨大的情况下，再凭空赋予高校、供电局等等“调节贫富权”以期达到公平合理，只不过是多炮制了一批桶，要收的是大多数人的粥，而每只桶都有可能是无底洞。

　　不知从何时起，经济学家发言总喜欢声明“不怕挨批”，仿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殊不知经济学家既无需取悦大众，也没必要标榜独立。按实验室里的逻辑讲问题、一味渲染“穷富差距”、洋洋洒洒的发言往往亦遭遇“漏桶原理”，一大半都不知去了哪里，只言片语摆到公众面前，难免带种馊的气息。实际上他们是被利用成了“把钱收上去”的工具，而到了“发下来”的环节往往只能“一边去”。如此损害的是个人的名誉，更是经济学家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