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风暴，正在让整个世界不可自拔地陷入到风雨飘摇之中。随着蝴蝶效应的传递，中国的民生压力也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峻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裁员和农民工返乡的热潮。尹蔚民预计，年底到明年失业率要比现在更高。
 
　　我们正身处一个历史性大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社会格局和利益分配机制正面临着重大的调整，这将无可避免地影响到部分人群的命运沉浮。可以说，正是无数的民生困境和集体焦虑，对30年来迅猛发展的中国构成了某种全新的挑战。如何在这个艰难时节树立起现代政府的公共形象、奠定现代政府明晰而负责的行政伦理，就成为一个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现实命题。政府必须为国民基本福利承担责任，成为危机当头的社会共识。   

　　越是经济不振，民权的保障和民生的托底越显得重要。唯其如此，社会才能避免人心的浮动和基础的不稳，也才能有望依赖民众的共同努力，走出经济低谷重返景气通道。回顾历史，这个理念发端于1929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正是在那次大萧条中，美国着手建立了包括养老、医疗保障、住房保障、失业救济等在内的完善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成功实现对公众基本生活及发展的托底。事实证明，这样的公共决策和投资行动，不但成为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走出萧条的有力刺激，而且使美国在那次经济大萧条之后的历次经济危机中，避免了社会再次发生那样的动荡和不安。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当然不能和当时的美国相提并论，不过，其中的某些理念，也许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更为重要的是，除了提高企业养老金标准外，政府还需为扩大就业、完善就业环境应对一系列命题。比如，去年媒体为就业促进法（草案）所进行的一项关于就业歧视的调查显示，我国有85.5%的人认为在就业中存在歧视现象，有50.8%的人认为歧视相当严重和较为严重。要帮助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就业，就必须禁止就业歧视，保障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就业。因为就业歧视是一种就业障碍，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人为地加剧失业。就业歧视使一部分人丧失工作机会，以致被剥夺工作权利、生活权利。对此，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必须并从全社会利益出发，制定出有效的政策规范，维护就业平等。在市场经济下，主要通过市场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就业由此必然存在竞争。就业的竞争应当是平等的竞争，并通过平等竞争来实现公平就业。

　　与此同时，促进就业不但要全面考虑求职者的利益，同时要兼顾雇主的利益，一方面通过减少税收、落实再就业资金等政策鼓励企业扩大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也应兼顾雇主对生产效率、雇用质量、社会标准等的要求。这样，鼓励企业吸纳就业的政策才能落到实处，从而提高就业质量和就业稳定性。
 
　　总之，政府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制度性的保障来善待那些变革中的“弱势者”。政府在以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须把就业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不论是招商引资还是结构调整，甚至在日常的城市管理中，都要把吸纳就业考虑进去，统筹兼顾，让就业的增速也快起来。只有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基本取向和动力机制，把扩大就业作为政府的优先目标，才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就业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