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国际粮食危机逼近等内外环境同时严峻的情况下，我国对农业的定位，应该从解决温饱向农业强国转变，主导思路应明确为工业补贴农业——当然是指在实践中，要切实体现在效果上。这一步做好了，粮食危机与CPI涨速过快问题可望同时得到解决。

　　愈演愈烈的全球粮食供应紧张态势，已经迫使许多国家为保证自身粮食安全相继禁止了粮食出口。由于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四年丰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粮食危机隐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粮食安全隐患可能还很大。比如，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耕地面积将逐年减少，越来越多的城镇农民将转化为市民，同时，也将吸引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进城打工。即使没有自然灾害，我国粮食供应也呈趋紧态势。

　　当然，更大的隐患来源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下降和农业生产效率的低下。如果我国农业生产效率能够达到美国的水平，即使全国有一半的粮食产区发生自然灾害，因生产效率提高所增加的粮食供给也足以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而这个假设的目标正是我们今后必须要努力的方向。关键是这一步如何走。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重新定位农业，再依此调整农业政策。

　　我国过去对农业政策的定位是解决温饱，主导思路是工业补贴农业（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是这种定位），即以低廉的价格向农业提供生产资料，这种政策定位及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激发出来的生产热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农民的收入。1978年至1984年间，我国农民名义与实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9%和17.7%（两者相差仅0.2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978年时的2.57：1，逐步降低到1983年的1.82：1。这一阶段是农民种粮积极性最高的阶段，它意味着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不与世界其他国家争粮，为促进世界粮价的稳定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对农业的定位悄悄步入了农业补贴工业阶段，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而粮价却不断下滑，最终导致了农民收入的下降和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锐减。在1992年至1995年间，农民名义收入年均递增22.0％，实际收入仅递增4.8%，两者之间的差距达到惊人的17.2个百分点。而且，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983年的1.82：1扩大到了2007年的3.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