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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新开放格局构建新兴大国发展

作者:章玉贵来源:上海证券报2018-04-13 08:14

  

  在全球经济体系与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不确定性冲击的微妙时间窗口,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向世界公布超预期改革开放新举措,这在昭告世界,中国在致力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建设的同时,正在构建新兴大国的发展新范式。

  在并非精致的“国家利己主义”盛行,多边贸易体系与繁荣共生理念受到空前挑战的今天,本届博鳌亚洲论坛格外引人瞩目。当然,世人更关注的是中国向亚洲和世界宣布了一系列“超出国际社会预期”的改革开放新举措。并告知世界: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时强调,这些对外开放重大举措将尽快使之落地,中国市场环境将大大改善,知识产权将得到有力保护,中国对外开放一定会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

  观察国际舆论,焦点无疑在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上。鉴于金融对外开放的复杂性及风险性,我国金融企业对外开放相对滞后,这表现在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尚存不少政策性制度壁垒、观念壁垒甚至环境壁垒,如我国对外资银行的持股比例限制和业务限制。央行周三宣布,将在年底前向外资开放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另外,上海证交所与伦敦证交所(LSE)的互联互通交易机制将在年内开通。

  中国经济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其深层次原因就在于以渐进式开放逻辑谋求国家的稳定发展与国际合作共赢。懂得国际分工理论的人都知道,中美多年来形成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分工格局给美国消费者提供了长期且稳定的福利,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以消耗大量国内资源在补贴美国民众的生活和企业发展,经济学家们更明白中国获得的贸易顺差又在某种程度上以持有美国国债的形式补贴美国经济发展。而在全球经济早已一体化的今天,没有任何一种单边乃至多边力量可轻易切割开放性大国的经济与贸易体系,促进经济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和贸易便利化才是各国的理性安排。

  如今,在这个依然由西方工业和金融强国主导的国际经贸棋局中,在改革开放之初基本处于全球贸易边缘地位的中国,通过不断适应国际贸易规则、扩大贸易规模、提升产品竞争力、稳步构筑双边与多边贸易体系,一跃而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出口大国之一。而且出口商品的附加值也在不断提高,出口制造业在产业链的位置逐渐上升。以先行先试为特征的中国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与实践探索乃至自由贸易港建设,本身就是中国为构筑贸易新范式与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积极探索实践样本。业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体的中国,正加快打造贸易与金融新开放格局。这个新格局,以双边和多边自贸区的签订和积极探索为抓手,以人民币跨境流动的稳步推进为依托,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为支撑,体现了中国致力于在区域与全球范围内节约交易成本,提升各国人民福祉的大国责任。

  尽管今日中国已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和机制设计能力,向国际社会提供发展红利与合作多赢的公共产品。但归根结底,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呈献给世界的发展样本,理应是建立在凝聚新技术与高附加值的产业体系基础上的实体经济,能有效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竞争性金融体系,以及基于有效经济增长的发达社会福利体系。而国际发展样本,当是中国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制度安排,深度融入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体系,并与有责任的经济体一道,消除分歧,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从共享中获取利益;在积极推动全球有效经济增长的同时,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如今,在全球经济体系与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不确定性冲击的微妙时间窗口,作为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中国,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向世界公布超预期对外开放新举措,同时也在昭告世界,中国在致力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建设的同时,正构建新兴大国的发展新范式。

  尽管中国在经济规模、贸易体系延伸、金融市场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与美欧日等先行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依然是个尚未完成工业化并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关键时期的新兴经济体。从历史的制度分析来看,中国40年来取得的进步已经改写或正在改写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转型的某些结论,但中国极为庞杂的经济转型能否取得最终成功,还取决于关键领域的存量改革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取决于在构建竞争性市场体系及参与全球资源配置过程中能否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坐标系,进而创造出与自身实力相适应的市场效率,释放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红利。这场改革如能取得根本性成功,必将激发经济学在局部领域的革命。

  未来,在深层改革与扩大开放中,我国既要充分考虑经济非均衡性以探索出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模式,也需适当借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合理成分,高度重视对市场不稳定性和经济复杂性的研究,以期建立一个能有效约束“经济人”自利行为,并能保持对市场适度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让政府真正扮演“守夜人”角色。此外,更应在开放中尝试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进一步创造条件促进经济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的增长。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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