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欧洲各代表团以空前的高规格和高密度接踵访华。从新闻报道看，尽管这些代表团的领军人物迥异，但是他们来华的目标却都直指人民币汇率。

　　引发汇率争议的是庞大的中欧贸易差额，中国对欧元区贸易顺差的迅速膨胀触动了欧洲代表团敏感的神经。今年前九个月，中国对欧洲的贸易顺差达948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几乎一半。更为关键的是，在中国对欧元区贸易顺差激增的同时，人民币对欧元的贬值程度也在加剧，这似乎在形式上解释了顺差的源头。自中国实施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累计升值10%以上，但同期人民币汇率兑欧元却贬值了9%以上，这正好给了欧盟大作文章的机会。

　　中国目前是欧盟唯一的贸易逆差来源，因此双边贸易争端和谈判几乎是无法避免。但问题是，仅以人民币汇率升值作为谈判的唯一目的不甚妥当。事实上，将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贸易顺差两者简单地归于因果关系是片面的。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比较劣势”的产品。而中欧之间贸易顺差的扩大，正是双方“比较优势”的差距使然。

　　全球产业链条重新调整布局的结果是，中国主要承担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务。在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中，95%是加工贸易产生的，而这95%中又有81%是由外资加工贸易企业，主要是欧盟在华企业的出口产生的。另一方面，在电力和非机电设备以及交通设施贸易上，欧盟对中国则是顺差。由此可见，中国与欧盟之间密切的贸易往来是这两个经济实体深入合作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汇率问题并不是影响中国贸易顺差的根本性因素，即使人民币对欧元略有升值，中欧贸易顺差的基本格局也不会有根本性改观。

　　遗憾的是，尽管经济原理早已阐明了一切，但是人民币汇率升值似乎依旧是欧盟方面的唯一诉求。欧元集团主席克洛德·容克甚至明确表示人民币被低估了25%，这与之前美国政客提出的人民币30%的升值目标如出一辙。

　　理论分析在面对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诉求时，往往只是停留在书本上，而远离贸易摩擦的实践。在欧方看来，庞大的贸易逆差与具体的升值目标已经是此次贸易谈判的必然话题；而对于中方而言，人民币对外升值是必然的长期趋势，这是无法通过一次性的大规模购买欧方产品来回避的。由此，尽管汇率问题绝非中欧贸易摩擦的全部，但是中方也必须做出积极的反应，而且主动的改变至少可以更加充分地保护自身利益。

　　目前关于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政策，有关调控部门的态度正在悄然转变。可以预计，未来人民币汇率政策变化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当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变化最有利于中方自身。从这一角度出发，笔者认为，简单认为大幅升值或者小幅攀升都不足取，从中国利益最大化角度看，尽快放开人民币的浮动空间才是关键。

　　放大人民币浮动空间而不是简单承诺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市场机制、多方面资金力量对于汇率的决定作用将会加大。通过市场博弈产生的汇率定价，可以让那些把人民币和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海外政客无话可说，也避免了中国单方面承担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国际影响和利益伤害。从具体经济利益角度看，这样的应对策略也更加有益。

　　其一，当下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已几乎成为共识。由此，博取套利机会的海外热钱才会蜂拥而入。而对于此类资金而言，它们热衷于人民币市场的关键在于几乎毫无无风险、但至少每年5%的升值空间。从这个角度看，放大人民币汇率波动空间，意味着双边汇率波动的可能性加大，有助于形成交易对手盘，改变单一的趋势特征，从而增加套利资金的市场风险。这样的汇率新政将可以直接从盈利率角度遏制热钱流入，也有助于缓解资金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

　　其二，市场对于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范围的最大担忧是，升值态势短期可能会加快，这会让出口导向型企业受到巨大冲击。对于这一观点，笔者认为纯属误解，它低估了金融市场和企业的风险规避能力。事实上，尽管扩大汇率波动范围意味着市场风险加大，但是金融市场从来不缺乏避险工具，风险的产生也意味着避险型金融衍生品呼之欲出，因此风险并不足虑。更为关键的是，汇率波动范围的扩大对于企业而言有两重利好：一方面避免了一次性加速升值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不会给企业生产带来刚性的伤害；另一方面，让企业提前合理预估汇率风险，并且完全可以通过避险型金融产品实现套期保值。这在人民币长期升值的历史背景下，几乎是对出口企业经营冲击最小的模式。

　　用市场化的语言解决贸易和汇率摩擦中的问题，既可以让政治干预因素望而却步，也将尽可能地全面保护自身利益。这正是中国应对来自海外的升值要求所能采取的最合适战略。（马红漫/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