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部3月31日正式公布了美国金融监管结构改革方案，该方案涉及多项裁撤、整合联邦监管部门计划，将赋予美联储更大权力，使之成为金融监管的核心。这次改革将是美国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现在美联储对商业银行贷款的贴现窗延伸至大型投资银行，这意味着大型投资银行也将纳入美联储的监管之下。毫无疑问，美联储“扩权”来自于它的“货币救济”行为，美联储对读这些危急的机构注入流动性，它自然要求取得对这些机构的监管权，来保证这种“救济行为”是有效的，而不是“廉价注资”，这也是权责关系的统一，不过这种“统一”带来的是美联储重塑权力图谱。

　　与美联储积极行为对应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少作为，SEC在2007年8月下旬表示，经过该组织对高盛、摩根士丹利、雷曼兄弟、美林以及贝尔斯登这五大券商的调查，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因为次级债危机而受到很大影响，而最终贝尔斯登出现严重问题。在危机的发现上，SEC原始的监管方式无法监控这种系统性的（次贷）风险，它只能对一些私下交易（如斯皮策时代）进行监控，而无法发现这种系统的金融风险。安然危机，以及其他造假，证明了造假（裙带腐败）也许会毁坏资本市场的声誉，但不会是全局性的。相对而言，难以预知其特性的金融创新产品和新的商业模式具有对金融市场更大的杀伤力，防范这些需要更全局的监管视野（不局限于证券行业），这也是促成美联储“超级警察”地位的原因之一。

　　尽管美联储扩权成为大部分人的一种共识，但这未必没有漏洞和隐患，扩权的潜在含义是希望美联储能事先预测并将危机制止在萌芽状态，这实质上是一种对于金融界“全能政府”的幻想。从技术层面上看，首先，要估测哪些金融创新或行为会对市场造成潜在的巨大的危机性影响是很困难的，因为其所能使用的经济学技术手段包括经济模型或者一般经济理论，很难对现实的经济演进作相对精确的预测和指导，反而是新的经济事件提供对原有模型或理论改进和修正的支撑。如次贷危机的产生其实也有美联储的一份“功劳”。2004年，当早期次级贷款已经风险初露市场表示怀疑的时候，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觉得房贷机构和买房的美国民众胆子太小，因为他们还不是特别喜欢高风险的可调整利率贷款产品　（Option ARMs），于是鼓励贷款机构能提供比传统固定利率贷款产品更为灵活的次贷产品，接着房贷机构和购房者越来越无惧风险，房价也越来越疯狂。这意味着美联储早期对于次贷产品的风险估计是严重不足的，这也不是仅仅通过扩权能规避的。

　　令人忧虑的是，美联储对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过度介入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其理性行为，具体表现在不明晰的管制规则会大大挫伤金融创新的积极性，金融企业会因为受到管制而对市场需求难以做出足够的反馈，这些无疑会降低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