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再次来到中国,为6月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作准备,这是中国新一届政府产生之后,保尔森的第一次来华访问。对保尔森来说,中美双方都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而中国的通胀也是不容乐观。

　　最近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升值加速,这无疑是令保尔森有些欣喜的地方,但假如以为这是中方送给保尔森的"礼物",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已经攀上8%的CPI恐怕才是这背后的动因。对于中美双方来说,美联储的不断降息加大了中国给经济降温的难度,美国似乎在寒冷的海水中颤抖,而中国则忍受着无奈的火烤。2007年之前,中国取得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好成绩,但另一方面也累积了越来越大的内外经济失衡,资产泡沫、流动性泛滥和通胀一一出现。和美国一样,中国经济也需要调整,只不过方向不同。

　　在问题的性质和调节的方式上,各界的观点却不尽相同。仅在通胀方面,输入型和总需求拉动型就争执不下。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的状况下,有人甚至开始提出了“在全球化时代,一国货币政策是否可以有效控制通胀”的疑问。纷繁复杂,眼花缭乱。为此,本报最近就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货币政策等热点问题专访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魏尚进,以飨读者。

　　风险依然来自银行业

　　<21世纪>:目前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在加快,预期也越来越高,按照一般的判断,会有比较多的热钱进来套利,您的观点呢?

　　魏尚进:最近几年流入中国的资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热钱,这一点我一直是深信的。资本项目下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统计数字中,就有热钱。除此以外,热钱也可以在经常项目下以虚假进出口的形式进入。我对此曾做过估算,认为从2003年开始就有很多热钱流入中国。有流入就会有流出,所以中国的确面临着热钱出逃的风险。

　　<21世纪>:十一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大量的热钱短时间内出逃导致多国发生经济危机,您觉得中国出现类似状况的可能性大吗?

　　魏尚进:出现像十一年前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状况:热钱急剧出逃,造成国内金融体系崩溃,进而导致国内经济崩溃,这样的概率现在来看不是很大。原因有两点,一是当前中国拥有非常庞大的外汇储备;二是中国的外债总额不高,而且其中以外币计价的债务不多。而这两方面的缺陷恰恰是当时热钱出逃给亚洲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的重要原因。

　　具体来说,假如外债是以外币来计价,那么外债到期的时候就需要以外币的形式来偿还,一旦一国的外汇储备耗尽就无法偿还,从而给所在国造成危机。从这个逻辑出发,中国的外债总量不高,外汇储备额又很大,所以这两个因素都不存在。但值得担心的是尽管中国出现债务危机的概率不高,但银行业受冲击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21世纪>:您提到了银行业所面临的风险,那么在中国银行业依然比较脆弱的情况下,一种看法认为需要对外开放来促进金融业的改革,一种看法又认为这样的风险还是比较大,尤其是美国最近就发生了金融危机,幸亏中国的资本帐户没有开放,不然中国的企业和个人也可能发生重大亏损。这里面似乎有点两难。

　　魏尚进: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这需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如果资本帐户过分开放,资本流动成本很低的话,这对金融机构的确可能会造成冲击。但另一方面,没有冲击就没有改革的动力。所以这里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

　　我们需要通过开放来促进改革,即通过资本帐户有步骤渐进的开放来促进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同时随着金融体系的改革来进一步扩大开放,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开放不能看成是"0和1"的博弈,即开和不开的选择。开放需要的是有步骤渐进的开放。

　　<21世纪>:那么对资本管制您的看法是什么呢?去年中国一度宣布了"港股直通车"的政策,但后来又予以叫停,国内各界对资本管制的评价争议很大。而国际学术界似乎也为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例如美联储理事米什金教授就认为资本管制有害无益,但斯蒂格利茨教授就持完全相反的看法。

　　魏尚进:米什金教授和斯蒂格利茨教授正好都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所偏颇。第一,像米什金这样典型的美国经济学家、金融学家或者美国金融官员,都是赞同放开资本管制的。因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比较优势之一就是金融机构比较发达,管理比较好。所以美国希望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把资本帐户开放,由此它的金融机构最有可能占大便宜。

　　但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对此,我和哈佛大学的肯尼思·罗格夫等学者曾专门做过研究,我们的结论是实证研究并没有提供特别强有力的证据说明,资本帐户开放一定会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很明显的好处。但也不是说没有国家和地区会从开放中受益,例如新加坡和香港显然已经从资本帐户开放中获得了很大好处。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一方面说明要从资本帐户开放中获得好处是需要符合一些先决条件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国内的金融系统和政府治理不能太差。

　　另一方面,也不能说一个国家要等到什么条件都具备了才去开放资本帐户,因为这有可能永远也开放不了。这类似于在贸易领域中讨论什么时候应该把贸易保护放开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国内企业太弱,不能和外资企业竞争,所以贸易保护需要把国内的“婴儿”企业培养成熟了之后,才能打开国门。但是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史表明,实行贸易保护的国家,这些"婴儿"企业往往永远长不起来。近30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则说明,敢于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反而会创造出一批在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力的出口企业。

　　所以我认为,通过适度的、有控制的开放资本帐户,会对国内金融机构的改革起促进作用。通过开放增强这些机构的危机感,慢慢提高经营效率,使它们有条件接受资本帐户进一步开放的挑战。

　　<21世纪>:但我们也看到两年前泰国想对短期资本流动进行限制,结果导致国内股市大跌,最后政府不得不废除了仅仅实行了一天的管制政策。这显示出管制措施一旦放开,重新恢复的代价可能很高。

　　魏尚进:所以这需要细致了解资本帐户下的各个子项目,根据不同的项目来确定开放和管制的形式。中国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我认为是完全可以控制住的,这包括外资商业银行、外资投行和保险公司在什么时间和地区,以什么方式进入国内市场等等。

　　但一般来说,资本帐户开放之后再重新进行管制,成本会比较大,因为这容易造成投资者信心的波动,外资可能会担心别的政策也会有反复。不过相对于泰国的失败,国际上也有成功的经验,例如智利在这方面相对就是比较成功的。在上世纪90年代,智利曾对短期资本流动实行过临时的征税,也就是说不鼓励热钱流入,而鼓励长期资本流入。而人们虽然对马来西亚1998年短暂恢复资本管制的政策有很多争议,但是也很难排除这个政策在短期之内起到了抑制热钱流出,稳定汇率和经济的作用。所以我认为政府在资本帐户开放后,根据需要恢复一定的管制措施,也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

　　<21世纪>:那么资本管制的效果呢?这方面也存在着截然对立的意见。

　　魏尚进:一般的研究认为资本管制有很多目的。有些是经济学上站不住脚的目的,有些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目的。比较合理的目的,例如希望调节资本流入的类型,不鼓励短期资本,而鼓励长期资本;或者调节资本结构,多吸引直接投资,少一点债务或者其他形式的投资。那么资本管制作为一种工具能不能达到这些目的呢?研究显示短期内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作用的效果会慢慢下降。因为企业和个人会想方设法去钻资本管制的漏洞,而漏洞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进出口,例如企业可以通过虚报出口额来让热钱流入,通过虚报进口额来让热钱逃出。所以有进出口就有逃避资本管制的机会。

　　进一步说,哪个国家进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越高,那么它资本管制的漏洞就越多。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在70%左右,在全世界的大经济体中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美国这方面只有20%多,日本也才20%多。由此可以想象,在中国这样经常帐户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中,资本管制的漏洞应该是很多的。在这个前提下,资本管制要长期维持,要么就会出现效率越来越低的问题,要么就会出现成本越来越高的问题,因为需要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对经常帐户进行反复清查,这就提高了经常帐户交易的成本。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从长远来说中国需要考虑逐步放开资本管制,否则成本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