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高居不下，通胀持续加压，使得民众痛感囊中羞涩，谋生不易。而不少企业也在成本攀升之下举步维艰，甚至破产关门。对于前者，已有一些地方出台了给困难户发放补助的政策，尽管受惠面积还很有限；对于后者，则似乎只能任其自生自灭。其实，这些困顿中的企业恰恰是中国经济的活力所在，政府绝不能坐视不管。当然，对企业，政府不可能也发补助，但不予并不意味着不能少取，而少取则意味着减税。事实上，当下民生和企业的困顿表明:中国已到减税之时。

　　政府如果确实要减税，那就有必要深思熟虑地制定一个相对完整的减税计划，列出减税的税种及逐年削减的时间表。大胆实行减税计划，可能对需求日殷的财政构成一定压力，但这种压力恰恰可以成为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动力。

　　为什么税收收入会快速增长

　　对于税收的持续快速增长，政府相关部门和专家给出了各种解释。但不论怎样解释，税收收入持续以远超GDP的速度迅猛增长，终究不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这种不正常，是有深层次制度上的原因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转型时期，即从国家全面控制权力、资源的体制，转向个人享有自由的，以市场、法治为其制度框架的社会。这个转型过程依然没有完成，于是，部分市场化激发出来的全社会的财富创造能力，被纳入国家本位的税收制度框架中后，就出现了税收的超常规增长。

　　转型之前的主流国家理论一直强调，国家是统治阶级统治整个社会的工具，相应地，税也就是政府强制、无偿地向民众征取的一笔收入。直到今天，财政税务教科书上依然是这么说的。因而，政府征税当然不需要以民众的同意为前提。征哪些税、向谁征、征多少、怎样征，都是由政府单方面决定的。

　　据此建立起来的税制是国家本位的，政府自己决定税种、税率，而任何一个政府都天然地具有增加税收收入的倾向。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税赋的具体制度进行过多次调整，调整过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比例，在一段时间内也向企业、向民众"让利"，但是，国家本位的税制框架本身并无多大变化。

　　从长远来看，这样的税制框架内在地具有推动税收规模膨胀的趋势。它可能采取随意增加税种、提高税率的做法，但也会采取其他策略。比如，政府官员说，近年来政府税收收入增长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加强了征管。强化征管之所以具有如此神奇的效果，皆因为目前的税制是以民众与政府的不信任为预设的。税没有经过人们合适的程序确定，因而民众的纳税意愿较低。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估计，实际征收率只有50％.针对民众的这种心态，政府采取了"宽打窄用"的策略，也即以较低的实际征收率为前提，制定一个较高的税率。这样，尽管有一半人在偷税漏税，但政府仍然可以以较高的税率从诚实纳税的民众身上征取足够收入。

　　当然，政府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一直没有放松强化征管的努力，税收收入的相当一部分就投入到征税过程中了，尤其是计算机网络技术极大地便利了征管。结果，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实际征收率有了大幅度提高，已经提高到70％乃至更高。但此时，政府却没有据此调整税率，而是继续维持基于较低实际征收率而确定的高税率，结果，税收收入就异乎寻常地增加了。因而，给定政府的收入要求，仅仅因为实际征收率的提高，人们就足以要求政府降低名义税率。

　　拯救企业只能用减税之策

　　当然，过去若干年政府税收快速增长，确实也是因为整体经济比较繁荣，企业、民众的经济活动比较活跃，税源相当充足。自2003年始，中国进入一轮经济繁荣期，其中既有经济自然增长的因素，也有通货膨胀的因素。不管怎样，经济增长速度十分惊人，政府财政收入当然也就水涨船高。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种趋势未必能够持续下去。事实上，大多数分析人士都相信，本轮经济繁荣期似乎已经结束。从宏观经济形势看，从去年6月开始，工业生产与投资速度显示出回落的趋势，新上项目投资额大幅度负增长，在建规模缩减。对外贸易也不乐观，以对美出口为例，去年一季度中国对美出口增长率在20％以上，到年末下降到6.8％，今年头两个月则已降到零增长。面对这种态势，甚至连政府都认为，今年的经济形势是历年来最为严峻的。

　　当然，企业、尤其是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为主的沿海新兴工业带的非国有企业，已经强烈感受到了经营压力。企业的压力既来自包括汇率因素在内的宏观经济形势，它导致企业订单萎缩，企业利润空间缩小。企业的压力也来自要素成本的急剧上升。通货膨胀及其他因素导致能源价格、原材料价格快速上升。更有非经济的因素导致用工成本迅速上升。由于种种制度因素，新兴工业带劳工收入长期受到不正常的抑制，过去几年，政府基于整体考虑开始对此进行调整，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出台《劳动合同法》。这些努力，有效地保障了劳动者的权益，但因为政策较为密集，导致企业用工成本陡然上升。

　　很多企业无法承受这些压力而陷入经营困境。在长江三角洲，企业大量关闭或迁移，有些台商甚至抛弃工厂逃跑。在温州，有人估计，6万家企业中目前约有20％的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珠江三角洲制造业比较发达地区的企业，也面临同样困境。

　　显然，如果企业的这种困境长期化，那经济体系所遭受的损害将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这类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企业，正是中国经济的真正活力所在，也是政府的重要税源。至于拯救这些企业的策略，其实是相当有限的:能源价格上涨、国际贸易形势恶化等因素，是中国所不能控制的，通货膨胀的抑制也需假以时日，劳工政策又具有不可逆性质，涨上去的工资不可能再降下来。如果要拯救这些企业，政府唯一可以采取的政策是政府让利于企业，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政府帮助这些企业渡过难关，其实也是帮助劳工。因为，企业倒闭，遣散劳工，大量中低收入群体将丧失基本收入。而保障这些劳工有就业岗位，乃是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因此，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政府也是在帮助自己。当然，政府通过减税的办法让企业维持生存，也是在为自己当下及未来征税涵养税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