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创建过程中，王健的名字多次出现：1987年，他被任命为深圳发展银行的第一任法人代表兼第一副总，主持全面工作。有专家认为，该行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公司，其随后发行的股票也是中国第一只真正意义的股票。1989年12月，王健受命筹备深圳证券交易所，并成为首任法人代表和第一任负责人。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成立，至今该所都认为自身是新中国证券史上第一个成立并成功运营的证券交易所。1991年，王健成为深圳上市委员会首任主席。1993年中国证监会成立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上市委员会第一任委员。

　　在这里，王健向我们讲述的是深发展诞生的故事。

　　 一箭双雕创建深发展

 

    王健：回想起来，早年干了这么多，最难忘的事主要是两件事：一是深发展的创立与运作；二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不过我只是这两个单位主要负责人之一，事业可都是大家干的，不是我个人功劳。深圳特区本来就是实验田，搞出几个第一是深圳特区应尽的职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当然，为此我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与艰辛，也失去了宝贵的身体健康。

深圳特区早年的改革，很多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深发展的成立也不例外。

 

当年，包括特区内6家和宝安县15家在内的21家农村信用社，由于亏损，已成为深圳市农业银行手中的一块鸡肋。这21家农信社和全国的其他农信社一样，都是农民以2元一股的方式入股，组建成的信用合作组织。在业务上，信用社贷款发放、存款吸收都纳入农行的管理范畴，但组织架构上，信用社仍是独立核算。这种体制上的混乱，让信用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国有银行的附属机构，并且由于普遍存在的贷审不严问题，背负了大量的呆账贷款。

 

经过反复协调，深圳市政府开出了治乱的方子，“让信用社脱离农行，组建一家真正的股份制银行。”

 

当然，组建银行还出于市政府更深层次的考虑，那就是为当时的特区建设提供金融支持。为此，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提出了建设一家为特区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股份制银行的概念，用这个一箭双雕的方法，来解决信用社经营和金融资金导向的问题。

 

王健：1987年，深圳市政府公开招聘局级干部组建深圳发展银行。我无意就考上了，被招聘为三人筹备组一员，主要负责业务，被任命为深发展第一副总经理、法人代表，主持全面工作。当时，深发展是不设总经理的。

 

深发展最大的困难就是在6家老信用社基础上开始筹建的，人员素质差，坏帐多，客户少，网点偏，根本就没有什么规章制度。好在我们三个负责人都是银行出身，这些困难还不算什么。

1987年3月，深圳市委组织部一纸委任状，刘自强、王健、杨伟东三人走马上任，成立了深圳信用合作银行筹备组，由刘自强担任组长。新银行大胆地采用了股份制的结构，甚至按最初的设想，在股权上要完全分散，避免一股独大造成体制或经营上的僵化。

 

那时，联合信用银行还没领到人民银行的准生证。按照李灏的要求，是边报批边改造，类似于先上车后补票的做法。改造分为几个阶段进行。

 

首先是架构建设。筹备组认为，既然要破旧立新，新机构就要按照股份制公司的要求组建，包括成立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虽然受当时的情况局限，政府直接安排了第一届领导班子的任职——刘自强任董事长、王健和杨伟东任副总经理，但新的管理框架无疑为深发展日后摆脱体制的局限，快速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就是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大锅饭，不搞双重的人事制度。所有的干部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凡是被招聘的人员，只在档案里记录该人员原来是多大的干部，但是在联合信用银行，不看资历，只看能力，人人都要根据其能力进行重新聘用，造成一种竞争的内部机制。

 

由于人才紧缺，1987年新银行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人才招聘和人才储备。同时，业务管理上的改造也有序展开。一是推出目标责任制管理办法，对总体指标、存贷款指标、利润指标、呆账限制指标、续期贷款等8项指标进行分解考核，业绩与效率挂钩。这样一来，闲人都坐不住了，很快就形成了从上到下，人人拉存款、处处有指标的新业务局面。

 

二是在信贷管理上实行抵押贷款政策，并且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建立了审贷分离制度，审贷人员有调查审核责任但无审批权，审批小组不见客户只审材料，严格把控贷款审批关，到年终逾期贷款才7-8‰，呆账几乎是零，这是过去老信用社历史上所没有过的。

 

王健：深发展成立初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首先整顿机构，更换不合格的支行长，重组新架构。特别是利用信托部，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搞混业经营。主要原因是深发展当时股金只有1000万，盘子太小，而且那时存贷款利差也小，一旦有一笔重要贷款出现坏账，整个银行的经营利润可能都没了，甚至会影响到银行的生存。而那时信托是允许做很多业务的，包括投资业务。

 

    深发展成立后发展得特别快，一方面，存款增长很快，二是因为混业经营，利润很高。所以，深发展连续几年推出了送一配一的分配方案。因为股东回报利润丰厚，也使得深发展在市场上受到广大股民的喜爱，奠定了其很长一段时期龙头股的地位。

 

　

 

　三次进京取“准生证”

 

    王健：中国要成立股份制银行，当时需要人民银行的审批。但是因为我们银行是“先斩后奏”，先出生后取“准生证”，因此领取金融许可证必然困难重重，阻力极大。为此，我和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以及市人民银行行长先后三次去了北京。

 

第一次进京是1987年3月。王健和特区人民银行杜志岳副行长一起，从惠州军用机场乘机北上汇报。人民银行特地召开扩大行务会，由陈慕华行长主持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国有四大家银行的行长。

 

会上，王健阐述了成立股份制银行的原因、必要性和可行性，列举了大量实例和数据。陈慕华认真地听取汇报，在笔记的同时，还不时地插进一些问题：“老信用社有多少存款，多少呆账？”“股份制后如何处理历史问题？”“新银行准备有多少股份？”

 

　　王健：因为股份制银行是个新事物，四大国有银行的行长都不同意，有人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这不是搞私有化吗？尤其是农业银行强烈反对，因为信用社属他们管辖，等于在他们身上割肉，所以会议上只有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表示了支持。

 

第二次进京是8月份。联合信用银行经过试业，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为此，李灏决定带着王健等人亲自进京汇报。不巧的是，陈慕华外出视察，副行长邱晴听取了汇报。

 

　　王健：这一次，李灏书记和人民银行邱晴副行长在一些观点上面有不同的意见，最终仍然没有定论，但邱晴副行长决定派人来深圳作情况调查。

 

10月，由邱晴带队的调查组抵达深圳。工作组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股份制银行比老信用社制度健全，指标明细，管理有序。职工们的精神面貌良好，因为在这里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砸了自己的饭碗。而业绩与效益挂钩，更让人不敢懈怠。特区农行也清楚地看到信用社组建成股份制银行以后，确实不同以往。当时各银行平均工资仅200元，但联合信用银行有的职工一个月可收入2000—3000元，大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看。

 

l987年11月，当王健代表联合信用银行三进京城的时候，南下调查组已经把支持深圳成立股份制银行的调查报告呈送给了陈慕华。

 

　　王健：第三次去北京，没有等我说什么，陈慕华行长就说，“联合信用银行这名字不好，特区要发展，你们就叫深圳发展银行吧”。就这样，深圳发展银行的名称最终是陈慕华起的。

 

1987年12月28日，是深圳发展银行正式成立的日子，200余人参加了这场庆典活动。股东们争先恐后地抢着话筒，纷纷表态要全力支持自己的银行。一位股东说，“我不懂什么是股份制，我只知道银行是大家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我们自己的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