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资”姓“社”争论的余音，在1993年仍没有完全消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宝延风波”打响了资本战争第一枪。交战双方，一个是来自迅速崛起的开放特区深圳，另一方被动挨打的则是来自开放开发浦东一年多的上海。

　　现在回头来看，“宝延风波”发生在深圳与上海的公司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历史象征意味。作为新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例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兼并收购案，时至今日提起“宝延风波”，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风波者，不平也。回顾那段历史，深圳宝安集团通过二级市场收购上海延中实业的活动，最后以“宝延风波”为名写入证券史册，本身也说明了对这个事件进行功过评定的复杂性。

　　面对宝安集团的敌意收购，当时的延中实业上下无不对其弱肉强食行为切齿痛恨，斥之为“大鱼吃小鱼的强盗行径”。他们立刻向包括上海市政府、证监会、交易所等部门求助，希望通过行政干预，击退宝安的进攻。

　　但延中发现，这些部门都采取了罕见的开明中立态度，均表示兼并收购乃正常的市场行为。其中原因或许在于，无论延中还是宝安，都是集体企业，政府投入不多，才导致了政府的“不作为”，才让二级市场并购第一枪打响了。

　　作为被收购方延中实业的总经理秦国梁至今仍认为，“宝延风波”功大于过，让国人真正了解到了资本的力量，知道了兼并收购乃资本市场的重要主题。“宝延风波”的象征和启蒙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我国证券市场收购兼并方面，对推动中国股份制进程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十五年前证券市场的定位还局限于为国企排忧解难，“宝延风波”标志着股票二级市场兼并收购的出现，在观念上给市场参与各方很大的震动和启示，即控制权有可能随着股权的交易流转而易手，股市不但是一个融资的渠道，还是一个有效配置资源的平台。

　　有专家指出，通过二级市场进行并购案例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企业兼并开始走向市场化，为企业产权货币化、证券化以及社会资源在合理流动中谋求高效组合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迫使企业决不能将股份制改造仅仅当作筹集资金的举措，而要花大力气进行经营机制的转换，学会在市场竞争中求得发展壮大。

　　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深圳宝安收购上海延中过程中，的确存在诸多明显的违规情况。最后，监管部门采取了绥靖政策，认定过程有问题，肯定结果有效，轻微处罚了之。但此后十多年，证券市场庄股横行，打着重组之名而从事炒股之实的假重组不少见，从中都能看到“宝延风波”中投机成分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