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改革:艰难的跨越

　　88年“物价闯关”的记忆

　  20年前，35岁的陈芸是新华社专门跑物价的记者。至今，她仍记着物价上涨实际是从1987年夏天开始的：“农村改革很顺利，但进入城市改革后，很多改革绕不开计划价格这一最难啃的骨头。87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决定物价闯关，尽管消息没公布，下面的物价已开始悄悄涨了。”

　  物价在上涨，老百姓的怨言开始多起来了。来自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是：由新华社发布一条物价稳定的消息，安定民心。结果，陈芸负责“炮制”的“稳定稿”没带来稳定，反带来了老百姓对新华社的不满：你们不说实话。

　  陈芸坐不住了，真实的情况究竟怎样？她与同事一起，花了一个多月，采访了方方面面，写出了一篇详详细细的调查《关于物价的通信》。1988年1月12日，这篇署名为“新华社记者 姬乃甫 陈乃进 陈芸”的稿件一路绿灯播发了。稿件第一个小标题就是：

　  涨得大家有点受不了

　  改革开放，使人们认识到物价几十年一成不变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这一点认识已经解释不了目前物价上涨过猛的局面了。

　  一位部长级干部说，他家的保姆不敢去买菜，一花就是10元钱，看着眼晕。

　  一位大学毕业已经三年、每月工资70元的年轻人，26岁不敢谈恋爱，说是没钱谈不起，有了女朋友也不敢带上街，怕到吃饭时间不好办。

　  一对每月工资各七八十元的青年夫妇，在城里养不起一个孩子。

　  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学教师，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到校外去兼课，搞“生活自救”。

　  一大批企业因原材料涨价而叫苦不迭，反过来又叫喊他们的产品应该涨价。

　  据有关部门的记录，除了抗美援朝时期的1951年和五六十年代之间的三年困难时期，近三年是共和国成立后物价上涨的第三个高峰时期，而上涨持续时间之长又超过了前两次。

　  中国社会调查系统的一项调查表明，去年有79.9%的人对物价上涨不满意。

　  稿件里还第一次如实报道了物价上涨的情况：

　　物价到底涨了多少

　  价格改革九年，物价上涨九年，群众得出一个公式：价格改革=涨价。这个公式虽然在理论上是不全面的，但群众认为结果却是如此。

　  九年来国家正式出台的价格改革到底有哪些呢？这方面的权威人士国家物价局局长成致平回答说：1979年至1986年的八年中，国家对价格进行了六次大调整，三次大放开。

　  六次大调整是：

　  ——大幅度提高了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各种粮食的收购价平均提高1.2倍，棉花、糖料、烟叶等经济作物的收购价也提高了不少；

　  ——采掘工业产品价格提高55%，原材料工业产品价格提高45%；

　  ——除城镇居民定量供应的粮油、食糖、食盐等未提价外，其它食品价格提高59.8%，副食品价格提高86.2%；

　  ——提高了棉布、铝锅、自行车等工业消费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降低了化纤布、手表、收音机、电子产品及其他部分耐用消费品的价格，但升降相抵，工业消费品的价格仍然净提高5%左右；

　  ——铁路运价提高21.6%，水运、空运的价格也有提高；

　  ——大部分进口商品实行代理作价，不少进口商品的国内销价作了调整。

　  这九年中三次价格大放开是：

　  ——放开了一般轻纺工业品和全部小商品的价格；

　  ——对重工业品价格实行“双轨制”，国家只管指令性计划内商品价格，指导性计划的商品允许浮动，计划外生产的商品价格全部放开；

　  ——放开了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

　  以上是国家正式出台的价格改革。但到了去年，国家虽然没有出台什么新的价格改革项目，物价却全面上涨，零售物价指数城乡平均上涨7%还多，而其中属于国家和地方调价的，只占2%左右。

　  据有关部门统计，1985年以来的三年里，我国社会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了23.6%。这是全国平均数。大中城市尤其是几个大城市，那就涨得凶了。

　  涨价的好处到哪儿去了？

　  一位厂长说，他上班喊着自己的产品要涨价，下班回家又骂别的东西涨了价。

　  人们总以为国家物价局是涨价的“罪魁祸首”，弄得他们出差在火车上不敢说自己是物价局的。其实，真是冤枉。国家物价局的一位副局长说，每次开物价的会，生产主管部门都闹着要求允许本部门的产品涨价，在有几十个部门参加的会上，物价局的“同盟军”只有全国总工会一家，因为全总代表职工说话，坚决反对涨价。(1988年1月12日)

　　稿件播发当晚，《人民日报》打来电话，问稿件有没有经过有关部门审阅，并建议送审。陈芸感叹，新华社的领导还是很敢做主的：这稿子里除了数据，没有引用有关部门的看法，无须送审。第二天，除《人民日报》外，首都各大报和省报尽数刊登。一时间引起轰动。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特意把新华社记者找去了解物价上涨情况，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听说“涨得大家受不了”？

　  尽管百姓在抱怨，但物价改革的步子已迈开，物价犹如挡不住的洪水，在向群众承受的心理堤防冲击。于是，各种抢购风此起彼伏。

　  现在的人们能相信一卷手纸会让北京市的领导们集体闹心吗？看看当年本报的报道吧：

　　小商品 大问题

　  “手纸凭本限量供应，一人一月一卷，这怎么够用！”北京的老太太大发牢骚。外地进京人员(注：每天100多万)听到这种议论更是气加三分：“你们好歹一月还有一卷，我们来京上厕所用什么？”

　  这是今年4月前后北京出现第四次“手纸危机”时，在首都街头发生的真情实景。

　  早在50年代，北京首次发生“手纸危机”，周恩来总理急民众之急，为解决手纸问题提笔作过批示。70年代的“手纸危机”，李先念同志又亲自过问。1986年国庆前后首都市场的卫生纸再次告急，不得不把零售价格由每卷0.15元提高到0.20元。但是，16个月之后，“手纸危机”又发生了。

　  这次危机来势之猛、延续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几次。居民为买到一卷卫生纸四处奔波。到3月底，卫生纸已在首都的城近郊区大面积脱销，就连五六角一卷的中高档卫生纸也难见到。手纸居然也成了首都居民议论的中心话题。出于无奈，北京市政府不得不作出临时决定：手纸凭本限量供应。

　  首都市场的手纸为何如此紧张？

　  据记者调查，并非是货源短缺所致，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直接的原因是人们怕涨价，是大量抢购所致。群众一哄抢，市场就紧张，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也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记者 阎振国 倪小林）

　  (1988年6月9日)

　  本报当时驻江西的记者对各种产品纷纷搭车涨价的情况有详细描述：

　　搭车涨价的追踪

　  “搭车”先是从火柴开始。今年春节前后，江西八家定点火柴生产厂产量普遍下降，城乡市场火柴紧俏。3月1 日，部分食品和工业品调价措施出台，一些个体户纷纷率先“搭车”提高火柴价格，一些国营、集体商店很快仿而效之。与此同时，部分生产厂家趁着火柴紧张，也趁机提高火柴出厂价。南昌有家火柴厂将300多件(每件1000盒)火柴以零售价卖出，这些火柴流入市场后，便又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了消费者。

　  火柴涨价，引起了连锁反应。于是，烟酒、蔬菜、丝袜、奶粉、煤制品、卫生纸、牙刷、牙膏等，从吃穿用商品到学校收费、停车场收费，乃至个体摊上的修理费、服务费，纷纷上涨。

　  商品不一，“搭车”的方式也各异。主要有五种表现：

　  提前“搭车”。某些商品价格将要调整，但方案尚未出台，部分商店从有关渠道获得消息后，便不等自己的“车”到，提前搭别人的“车”涨价。

　  挤“快车”。有些商品属调价之列，按说已乘上了“车”，但贪心不足者嫌提价幅度小，而自作主张越幅涨价。

　  没有调价的商品，自行“搭车”。

　  某些商品的价格，群众十分清楚，要想借机牟利不容易，就只好绕道“搭车”。在南昌市，绕道涨价最严重的是煤制品。

　  还有一种情况是囤货待“车”。一些商业企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闻风在调价前将紧缺商品囤积不卖，调价后投放市场，以时间差牟取价格差。

　  在“搭车”涨价风刮起之时，抢购风便往往相伴而生。（记者 杨健 李醒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