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的确存在过热迹象，但从更广阔的时域和空间来看，中国经济却存在紧缩趋向。如果今年的紧缩性经济政策在2008－2009年间产生效应，那么届时中国实体经济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就目前情况来看，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应不断倾向于“单一化”，这样才能避免多目标约束带来的调整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意料之外的结果。2008年货币政策应更着眼于长远经济的稳定增长，而非短期内资产价格的波动。

　　中国经济的过热与宏观调控的紧缩、全球经济的放缓与宏观调控的扩张，两者形成鲜明对比。相关人士预计，中国明年宏观调控的关键词将从“适度从紧”转向“从紧”。

　　去除“适度”两字虽然简单，但是其背后的经济政策含义却着实耐人寻味。事实上，从央行今年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执行力度来看，截至目前为止的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加息、大规模的特别国债发行以及临近年底的信贷规模急剧收缩已经很难用“适度从紧”一词加以囊括。如果按照市场相关人士预测的那样，来年将执行更为“从紧”的调控政策，那么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执行力度将会大大提高，届时中国与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走势将产生怎样的变化，这是我们需要提前预判并制定相应对策的。

　　从全球经济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扮演的是高增长型低端生产者与高储蓄者的角色；而欧美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则担负着低增长型高端生产者和高消费者的责任。

　　高增长型低端生产者的显著特征是在相对短期内完成发达国家在较长时期经历的工业化进程，短期工业化的完成造成了经济整体产能的快速释放，因而从根本上形成了高增长的态势，也即所谓的“后发优势”。从日韩成功赶超的经验来看，此类模式多数依赖政府主导型的“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而低增长型发达国家则在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扮演着拓荒者的角色，寻求创新领域的经济增长既可能付出高昂的成长代价，但也会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如历史上的航天航空、信息技术产业等领域的拓展，这也解释了为何发达国家会出现低增长和高消费，但同时也能维持相对经济发展阶段优势的状况，也即所谓的“先发成本”。

　　在如此的世界经济分工格局之下，中国通过高储蓄和高投资推动低端消费品的出口，同时购买发达国家的国债等金融产品为发达消费融资；而发达国家消费大量廉价商品的同时，通过垄断高技术领域的出口维持相对经济优势。一旦这样的平衡关系出现下行征兆，那么由于处于整个链条的最末端，最先感受到紧缩压力的无疑是消费方，即以美日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然后才是链条上方的生产方，也即以中国为代表的廉价商品生产国。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当目前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经济紧缩现象，西方发达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机构纷纷采取经济扩张性政策之时，中国依然处于经济过热阶段，宏观调控仍以紧缩为主。此外，货币方面的流向也反映出这种趋势，全球的流动性为追逐高额利润，纷纷短暂性地从发达国家撤出，转向发展中国家。《纽约时报》近期撰文指出：“离开美国”正成为许多日本人之间的话题。离开就是要将资金撤出美国，此举正改变全球资金的流动，并削弱美元汇价。

　　由此带来的宏观调控问题是结构性和期限性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是指通过总量型的货币汇率政策调控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在现有的经济体制结构下，通过总量型的政策工具固然能够起到一定的调控作用，但是很多结构性因素在短期内依然无法解决。这正如股市缺乏真正的做空机制导致单边猛涨、大城市房地产资源因其短期的稀缺性导致宏调失灵。因而，单纯依靠总量性紧缩货币政策工具，依然难以使流动性过剩热潮消退，相反目前高企的基准贷款利率从明年1月1日开始实施之后，实体经济中企业的生存环境将产生巨大压力，处于盈亏平衡或略有盈余的企业将可能不得不实施减产或停业，尤其是在本币升值环境下已然恶化的出口型民营企业。

　　期限性问题主要是指紧缩性宏调政策的时滞效应。从目前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的确存在过热的迹象。但是从更广阔的时域和空间来看，中国经济却存在紧缩的趋向。中国高储蓄和高投资的增长模式短期难以改观，这意味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仍将维持较长的时间，而相对亚洲其他国家，如印度、越南等地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不断升值削弱了低端产品出口赖以存活的两大法宝。而欧美等外部市场未来走弱趋势明显，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纠纷更是持续不断。如果今年的紧缩性经济政策在2008－2009年间产生效应，那么届时中国实体经济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应不断倾向于“单一化”，这样才能避免多目标约束带来的调整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意料之外的结果。未来2008年的货币政策应更着眼于长远经济的稳定增长，而非短期内资产价格的波动，这更多地应交由制度结构安排的改进来解决。同时，应及早制定实体经济可能面临衰退的政策安排准备，以防经济数据出现恶化时再调整。（证券时报/陆志明）

　　（作者为复旦大学金融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