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中国的银行信贷急剧下滑，已引起有关信贷危机和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中国地方政府和北京一些智囊机构已敦促国务院，撤销对银行下达的抑制向钢铁和房地产等过热行业放贷的指令。但这将是徒劳的。因为中国的银行停止放贷，并非是从职责上遵守国务院的命令，而是对中国银监会(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实施的“新范例”监管制度近乎恐慌的反应。

     中国银监会大胆的新举措正对银行业形成全面冲击。对该方案的反对越来越强烈，尤其是在那些因贷款收紧而受到冲击的行业。但银监会决不能因此而改变方向。如果中国打算恢复其金融系统的偿付能力，消除对私营部门借款人的偏见，并扭转近年来资本投资生产率的灾难性下滑，那么成功施行新的监管制度或许至关重要。

     新监管制度的实质是，控制银行系统资产增长的体系要从“资金约束”转向“资本约束”。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

     自上世纪80年代成立以来，中国的银行(实际上全是国有银行)基本上一直履行着国内资金(存款)吸纳者和贷款及投资分配者的职能。在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监管者(在去年5月中国银监会成立之前，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是行业监管者)的首要目标是，确保银行贷款的增长不能超过一个审慎的比例(一般大约为存款总额的75%)。对银行而言，“存贷比率”(即“资金约束”)一直是它们需要达到的唯一一个真正“硬性”的监管目标。

     存贷比率的约束催生了很多现象：建立庞大、昂贵的存款吸纳网络的趋势；靠关系推动来吸纳存款的不懈努力；经济发展强劲时贷款的疯狂增长，比如2002年和2003年；对信贷质量或资产增长利润率的忽视。事实上，存贷比率的约束通常根本不能对银行起到约束作用，它更多的是推动了信贷驱动型的周期性繁荣和经济过热。

     中国的银行体系已习惯了这样一个以存款增长为基础的、舒适、宽松而庞大的商业环境。对这样一个银行体系来说，银监会自3月1日起生效的新“资本约束”制度，看起来就像是件紧身衣。它要求中国的商业银行在2007年1月1日前达到总资本充足率8%、核心资本充足率4%的规定。在这段过渡时期内，各银行必须“制定并实施切实可行的(资本充足率)分步达标规划”。正是在起草上述分步达标计划、并试图达到新监管要求的过程中，中国的各家银行才对发放新贷款踩了急刹车。

 
     新规定要求各家银行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必须考虑潜在贷款损失的全部准备金、各类资产更加保守的风险权重，以及承担市场风险、信贷风险和表内表外交易所需的资本。

     这一规定将为发放给特大型和大型国有企业的贷款设定100%的风险权重(在先前的体系下，这一权重分别是50%和70%)，从而取消对国有产业的偏袒。地方政府的工程现在也被规定了100%的风险权重。

     最重要的是，银监会看来已下决心强制施行该监管体制。在这一体制下，银行董事会要全权负责对资本充足率的管理，而且必须每个季度向银监会报告一次。如果某家银行资本金不足，银监会可以采取纠正措施，比如要求该银行限制资产增长速度。在极端情况下，银监会可以接管该银行。

     2003年，中国的许多银行都筹集了额外资本。还有许多银行计划今年也这么做，比如通过吸引外国银行的投资来筹资。但即使那些原本以为自己达到了资本充足率标准的银行现在也发现，自己离新规定的要求还有很大一段距离。由于这些银行刚得到了老投资者的现金投入，并向新投资者承诺了回报，因此它们正为怎样填补新出现的缺口而犯愁(发行次级债券似乎是第一个、也是最方便的选择)。

     要达到银监会的新标准，各家商业银行就需要有一套全新的银行管理理念和模式：一套基于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的理念和模式。毫无疑问，这就是银监会大胆的新监管体制的中心目标。这也是为什么该体制的成功实施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至关重要的原因。

     作者是驻上海的金融业顾问，杭州城市商业银行(Hangzhou City Commercial Bank)的独立董事。 (英国《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