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件蹊跷事，一是于年初“封杀德隆”的银监会在所谓的限贷名单上不再提及新疆德隆，二是作为注资国有银行政策力倡者的央行突然高调强调防范金融道德风险和警示金融企业破产。

　　前者似乎暗示政府已经痛下决心，再次动用行政力量挽救德隆下属的企业，后者似乎表明政府已经不堪道义超载，准备把金融企业的生死符交还市场。知易行难，做出后一个决定显然需要更多勇气，但却是必由之路。

　　众所周知，金融业是中国经济的软肋，每每会掣肘国民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本轮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重大障碍就是担心银行不良资产再度飙升，而货币政策的失效也与各金融机构赶超“金融政策”的侥幸心理有关。历史已经证明，银行、券商、信托公司光靠“怀柔政策”的保护是做不强的，这既不利于金融机构的内部监控，也不利于金融机构外部的约束。

　　国家为挽救国有银行已经倾注了大量资金，当然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在过去的改革过程中承担政策性贷款而背上了历史包袱，但是，一项统计表明：近几年，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针对银行系统的１．９万亿元不良资产进行了处理，共解决了约１．４万亿元的不良资产。然而，目前银行的不良资产仍高达２万亿元，相当于几年来的不良贷款又增加了１．５万亿元。调查还显示，当前我国的债务拖欠已由过去的“政策性拖欠”为主，变成以“经营性拖欠”为主。也就是说，目前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已经由过去的“政策性亏损”为主，变成以“经营性亏损”为主。

　　按照周小川在第五次亚洲论坛上的说法“有些金融机构认为监管当局对他们的处置决心不足，就用扩大资产负债的规模来掩盖旧有的经营问题。他们知道，做得越大你越拿他没办法”。其实“做大而后套牢政府信誉”这一生存秘籍纷纷被一些金融机构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效仿，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

　　任何制度都是无法消除道德风险的，减少道德风险只能依靠提高道德水平。但化解金融风险的迫切性，又必须依赖制度的推进。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建立劣质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为金融改革攻坚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金融改革终于踩到了正点上。(李学宾/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