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 
　　

　　2005年5月，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山西、贵州、四川、陕西、内蒙古5省区被确定为农村小额信贷试点。此后，第一批正式注册的新型民间商业性金融组织——“小额贷款公司”纷纷在试点地区成立。日前央行高层有关“小额贷款公司很快将合法化运行”的表态，暗示着“小额贷款公司”不久就将在全国各地出现。

　　按照目前的制度设计，小额贷款公司只能贷款，不能吸收存款。主要的运作模式是“到金融机构批发贷款，然后再贷款给农户”。因此，小额贷款公司本质上是活动于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的一种中介机构。与国际流行的非政府性小额信贷组织（NGO）多为慈善性组织不同，我们的小额贷款公司是纯粹的商业组织。因此，这种小额贷款的最大特点是贷款的高利率，其“贷款利率以人民银行基准利率4倍为上限”。

　　很多经济学者旗帜鲜明地指出，“小额信贷必须是高利率”，这是小额贷款公司“合法化”的理论依据。笔者不能认同这样的观点。相反，民间高利贷在当今农村已经不少见，农民更多缺少的不是高利贷机会，而是平等、低息的贷款机会。提高利率不仅会从根本上大幅缩减贫困家庭获得贷款的广度与深度，还可能使农民被迫丧失信誉，从而进入“没有信誉——贷不到款”的恶性循环。

　　可以肯定的是，小额贷款公司的合法化，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贷款难的困境。但需要警惕的是，小额贷款公司会让大银行从“歧视农民”的道德谴责中解脱出来，通过向贷款公司批发贷款来免除自身肩负的支农责任，从而很可能使高利贷成为农民贷款的唯一途径。

　　美国法律规定所有银行必须拿出10%支持农业。国务院也早有政策规定，所有金融机构必须拿出一定比例用于支农，过去规定是10%，可惜没有严格执行。我觉得，政府有必要强化这一规定，就像大力推行国家助学贷款一样，将金融机构支农作为硬性规定，而不是把农民的贷款需求一律交给合法与非法的高利贷行为。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的经验证明，向农民贷款并非不可为，并非不能盈利——尤努斯的银行，依靠“联保贷款”模式，在贷款人没有提供任何抵押品的情况下，创下了高达98%的平均偿还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大额资金的支持，促进农民增收，银行理当大有作为。小额贷款公司可以作为多元化的力量补充，也可以作为暂时性的过渡形式，但绝对不能免除大银行的支农责任。（中国证券报·中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