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从2005年开始进行债务风险管理，两年来取得了良好成效。从2005年7月选择瑞士银行进行167亿元日元轻轨项目外债掉期交易以来，截至2007年年底，全市共实施12笔债务掉期交易，涉及12亿美元的政府外债和57亿元人民币中长期债务，目前已实现收益8000多万元人民币。重庆市政府实施汇率、利率掉期保值，进行债务风险管理，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得到财政部的表扬。

　　日前，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就重庆市债务管理工作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决策背景

　　记者：这两年，重庆市在通过汇率、利率掉期保值进行外债和人民币债务风险管理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重庆市政府当时进行债务风险管理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黄奇帆：风险管理是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地方政府、一个区域经济体都经常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2005年底，我们对国际国内经济金融作了一个判断。国际方面，我们认为，“9·11”事件以后，美元已经连续16次上调利率，这种上调趋势已到了尽头。今后几年有可能出现连续的下调，带动美元对日元、欧元的汇率不断贬值，美国的房地产、股市乃至整个美国经济会走下坡路。美国经济宏观调控主要是避免汇市、房市、股市三碰头的下降局面，但无法遏止这三方面总体下滑的趋势。

　　国内方面，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27年保持年均9.7%的增长速度，经济发展水平从温饱不足到实现初步小康。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加上连续多年的出口递增和较大顺差，大量外国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资本品市场，使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人民币将进入一个不断攀升的过程，为抑制通货膨胀的趋势，人民币利率将一改以往连续10次下调的过程，转而形成上调趋势。

　　2005年时，重庆市政府的主权性外债是12亿美元的日元贷款，贷款时的汇率是1美元比120多日元。如果今后几年美元贬值、日元升值——假设日元升值到100日元换1美元，那就相当于原来借的12亿美元的债务要还14亿美元，这就造成2亿美元的额外损失。

　　内债方面，重庆市各类企业的贷款余额有50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60%是中短期贷款，40%是长期贷款。在大致2000多亿元的长期贷款中，约有1000亿元左右是政府主导的国有建设性投资集团为基础设施建设而举借的。这就意味着，人民币利率每上调1个百分点，这1000亿元人民币贷款每年就会增加10亿元费用支出。

　　基于以上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和认识，不管是从外债还是从内债的角度来看，进行适度的掉期保值都是十分迫切的。我们就有了进行日元对美元汇率掉期保值、人民币利率掉期保值的决策。

　　不以暴利为目标

　　记者：掉期保值是一个很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它既可以用于投机，也可以用于保值。重庆市政府推动这件事的出发点是什么？期望有多高的回报率？

　　黄奇帆：我们开展掉期保值、进行风险管理的原则是：不以暴利为目标，但求锁定成本，长期保值，降低风险。

　　掉期保值业务成功与否，具体目标指数确定非常重要。我们锁定的目标指数是，日元以1美元兑换120-65元为掉期保值的范围，人民币以30年的长期贷款利率小于2年期的短期贷款利率为边界进行掉期保值。在此范围外，风险由重庆市政府承担，在此范围之内，风险由合作方承担。之所以锁定这个指数，我们认为，日元升值到以65日元兑换1美元、人民币30年长期贷款利率低于2年期短期贷款利率的情况，概率是极小的。

　　至于收益目标的预测，我们设定，在正常情况下，近期每年至少有1%-1.5%的收益，中长期会有10%-15%的收益。实践证明，我们当时的判断和设定是科学的。

　　加强管理 严控风险

　　记者：掉期保值业务不是债务单位能够独立进行的，它必须要和国内外金融机构合作。你们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是怎样选择合作伙伴的呢？

　　黄奇帆：做债务的掉期保值，必须有合作伙伴。首先是要选择可靠的海外投行，其次要选择国内金融机构来配合。在选择合作伙伴方面，我们坚持了两个“多方案比选”的原则。

　　一是在选择海外投行的时候，坚持招标方式的多公司比选，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任何一单掉期保值业务，都是坚持这条原则的。而且，进入我们比选范围的必须是世界著名的一流投行，只有世界排名前20位的大投行才有资格入围。你也看到，为我们这12笔交易提供合作的是摩根士丹利、高盛、美林、雷曼兄弟、UBS等世界顶尖投行。我们之所以坚持这样的高端路线，是因为考虑到掉期保值的周期很长，一般都是15年-20年，不能中途因为与我们合作的投行倒闭而给我们的掉期保值造成损失。

　　二是坚持多方案的比选。每一单业务，前来应标的这些投行都要提供几种不同的方案，我们独立判断，从中优选一个。对各家公司提出的不同方案，我们不“串线”，不走漏消息，不交流方案背景资料。我们选择方案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结构简单，不求暴利，有比较稳定的可控制性和可操作性。

　　记者：债务风险管理还是一个新领域，相关的制度建设滞后，很容易出现管理上的空当。你们在具体操作、日常运行中是如何管理的？

　　黄奇帆：我们强调和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实盘操作，决不允许买空卖空。二是风险管理实行市财政指导下的债务人负责制。市财政局负责组织方案论证和操作实施的协调监督，统一相关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归口指导，避免政出多门，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三是债务风险管理收益，严格按照适用会计准则和财务制度进行核算，不得滞留账外或挪作他用，确保交易收入的管理和使用依法合规。四是加强市场动态跟踪，建立应急避险果断处置机制。

　　将大面积推开

　　记者：重庆市下一步准备如何推开债务风险管理工作？2008年有什么具体目标？

　　黄奇帆：前两年，我们进行的掉期保值的债务风险管理，是我们的一种探索，搞的是“案例法”。在探索成功取得经验之后，我们就准备进一步推开。要大面积推开，规模逐步扩大，加强管理就特别重要，有关制度就必须跟上。我们已经拟出了一个《债务风险管理暂行办法》初稿，目前正在征求意见。这个《暂行办法》，对债务风险管理中，财政局的职能、各债务单位的职能，以及财政局、债务单位跟国内外投行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有明确的界定。

　　到去年为止，我们已经做了12亿美元和57亿元人民币的掉期保值，有几千万元的收益。今年准备从全市基础设施政府项目贷款中拿出300亿元中长期贷款做掉期保值，估计一年会有3亿-4亿元的收益。

　　记者：除了掉期保值以外，重庆市政府下一步在金融创新上还有哪些打算？

　　黄奇帆：在中央加强宏观调控背景下，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政策措施，保证中央“两防”战略目标得以实现。与此同时，我们要加强金融创新，提高对金融工具的掌握程度和运用水平，提高金融对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支撑能力。

　　比如，今年信贷规模在去年的基础上有所收缩，很多企业会因为信贷指标控制而贷不到款；但同时，金融存款资金大量过剩，却贷不出去。针对这个形势，我们要推动企业集团的投融资需求和金融机构的理财业务相结合。怎么结合呢，比如充分利用信托公司的信托产品，证券公司发行的债券、融资券，租赁公司的租赁产品等等。通过这些形式，企业解决了融资问题，没有增加信贷指标而得到了急需的资金，而且利率相对比较低；银行的资金作为理财业务，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得到更多的回报。

　　比如，要进一步推动更多的企业集团整体上市。企业集团整体上市，不仅推动企业集团的体制机制发生根本转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集团也从资本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资金。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要求我们“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作为地方政府，提高金融工具的掌握程度和运用水平，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任务；进行债务风险管理，也是我们的一项新的重要工作。在这方面，我们还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