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来，由于越南等区域经济体的金融区域动荡，有声音担忧引进战略投资者、过度开放银行业会损害我国的金融安全，例如流行的观点认为世纪之交在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就与金融过度开放有关。 

　　在讨论金融安全的时候，需要注意几个方面：一个问题是，不能混淆金融业作为一个服务业的开放与外资跨境流入的资本市场开放。外资入股银行业，或者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提供的是金融服务，但跨境的资本流动依然受到严格的管制。 

　　其次，评价金融安全，关键还是看整个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如何，是否可以有效地把宝贵的金融资源配置到最能有效运用的主体手中，而不是变成大量的不良资产消耗掉。可以对照看出，封闭的银行体系制造了上万亿的不良资产，对中国金融业来说，这是最大的不安全；而适度开放之后银行体系不良资产大幅下降、经营效益明显提高，这是金融安全程度的显著提高。 

　　巴西和阿根廷在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中可能确实存在没有很好坚持自主开放原则的现象，也曾经发生过金融危机，但是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需要研究和讨论。 

　　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过大；而2001年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也起源于它的巨额公共债务，经常账户长期利差主要依靠资本流入来维系，最终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酿成危机。归根到底，巴西和阿根廷金融危机都是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国内经济基本面出现了严重问题。 

　　巴西和阿根廷在银行业开放过程中，由于国内经济困难重重，急于通过对外开放来摆脱困境，在西方国家要求开放本国银行业的压力下，未能很好地坚持自主开放原则，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对金融业的控制权，不顾国情在短期内快速推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在短短10年时间内，阿根廷外资控制的银行资产占比由1992年的12%提高到2001年的67%，2003年底巴西外资控制的银行资产占比达22%。 

　　与上述两个国家不同，中国银行业开放的过程中，渐进性、阶段性的特点十分明显。回顾银行业开放的路径，明显经历了从局部地区到全国，从外币业务到本币业务，从外国居民和本国居民这样一个基于风险、对中资银行保护程度等方面综合考量的过程，外资银行在华总资产与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例也一直在2%左右，另外我们还明确提出了要保持国家对大型银行的绝对控股，战略投资者的持股锁定期必须在三年以上，这些都与巴西、阿根廷的做法有天壤之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博士生导师 巴曙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