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一银行工作人员误将53张千元面值的港币，当作百元支付给客户张女士。在事后多次沟通中，因银行个别工作人员出言不逊，张女士感觉不快拒绝退还多领到的47700元港币。3日，上海闸北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造成张女士多领现金的责任在银行，张女士只需返还多得的47700元港币，而无须支付利息。

　　“钞票当面点清，离柜概不负责”，这是不少具有垄断性质的银行窗口上都有的“警示语”，言外之意，只要客户当面不点清、验准钞票，那么，无论是谁的过错，银行方面事后都“概不负责”！当然，这就包括一种情况：无论是工作人员少给了钱，还是给了假钞，客户都不可能真正能讨回公道：因为，这是银行方面明明白白的规定！

　　正因为这样的规定，银行方面总是可以高调地为自己维权。去年底，陕西省西安市的《华商报》就报道过，半年以来，该报就接到数十条“从银行取出假币”的投诉，然而，记者对部分有过类似遭遇的市民回访发现，最终的结果大多是一样的，“假币被没收，银行怀疑我的钱被掉包”。《重庆时报》2月19日也报道称，重庆一叫汪登渝的男子在当地一储蓄所的ATM机上取5000元，竟发现其中48张百元钞票为同号假钞，另外两张虽不同号，但经过鉴定也是假币。尽管派出所民警从该储蓄所监控录像上看到了汪登渝的取款视频，但是银行方面还是死不“认帐”：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假钞是出自ATM机！无奈之下，该男子只好在储蓄所门前高举“我在这里取到假钱”的纸牌子警示市民。

　　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银行的“双重逻辑”：客户不小心有损失，客户必须为此担责；但是银行方面“不小心”出了错，有了损失，却还是能够追究客户的责任。拿文章开头的事件来说，上海一银行工作人员因自己失误多支付47700元港币给张女士，银行方面本应该一律执行“离柜概不负责”的规定，要求失误的工作人员为此担责，弥补损失。可是，银行方面并非如此，还是要追究客户的责任。在事后多次沟通中，银行工作人员不仅不承认自己的过错，还出言恐吓，让张女士和家人不能忍受，因此拒绝接受其上门催讨的行为，这才有了银行一纸诉状将张女士告上法院，要张女士如数归还多领到的钱，并且还要付息。与此情况相同，青年许霆恶意取款一审竟然被判无期，一时引起国人的广泛质疑。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刑法学教授徐松林称，在这个案子里，当天上掉馅饼的时候，有网站调查，97%的人会做取款这个事，“那你怎么能说这个事是犯罪？”“如果民众的感情和法律的规定出现了非常大的差距，(那么)在这里不是民众的感情或者理智出现了错误，是你法律有问题。”

　　与我国的情况相反，国外类似的ATM机故障事件也并不少见，在这时，大多都会引发排队取款浪潮，不管是取款者、银行还是媒体，都没有什么道德讨论。而银行方面的此种过失，也多由银行自行处理，警方少有介入。而在英国一起酷似“许霆案”的事件中，利用ATM机漏洞取走13万英镑的一个家庭，其成员分别被“重判”了12个月至15个月不等的监禁。英国《每日邮报》还曾报道过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一部ATM机2006年10月21日发生故障的“盛况”：数百人排队“占银行便宜”，直到ATM机里面的钱被取光。而银行能做的，仅仅是表示要努力追回那些被多取的钱。国外的法律和相关监管部门能够如此，为什么到了中国就一下子“橘生淮南则为枳”了呢？难道，国外的银行客户是“上帝”，是有很多权益的，国内的银行客户就不是“上帝”，就没有相关权益？

　　值得警惕的是，对于银行的这种爱搞“双重标准”的强势、霸道作风，银行方面始终没有反思的意味，甚至还一直不知足。日前，银协专职副会长杨再平拜会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时，杨凯生对广州许霆案做出回应，希望银行业协会能在这样的事件中为银行说话。并明确表示，“银行其实是弱者，并非是公众想象中的垄断机构。”作为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的话应该是有一定份量和代表性的，为了获得公众的“支持”而说出“银行是弱者”这样的话，分明是对真正弱势的消费者的调侃和漠视，分明是对自己作为高高在上的强者地位、霸道作风的不思悔改。我们不知道，像这样的服务机构，到何时才能够真正像国外银行业那样高效、优质、取信于民，像国外银行那样具有强大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