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省区市和中央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提出要防止经济金融大起大落，而且会后新华社新闻通稿全文都没有提到“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国务院和财经部门官员密集调研沿海经济大省。坊间关于“放松”的讨论频频见诸人们的视野。

　　宏观调控追求的长期目标虽然是稳定不变的，但具体采用的政策工具和松紧倾向则须因应内外环境的变动而变；鉴于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显著变化，适时转换宏观调控取向是可以预期的。在外部环境方面，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风险至少是1997—1998年危机以来最高的，美国次按危机仍在继续深化。虽然有些人乐观地估计次按危机已告结束，但事实是从美林到雷曼兄弟，再到花旗集团，一家又一家华尔街巨头仍在相继揭开直到今年第一季度仍然掩盖得很好的次贷损失面纱，宣布惊人的亏损额和资产冲减。在今年4月号《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次贷危机在全球造成的损失总额将高达9450亿美元。

 　　同时，越南金融风波则显示了新兴市场的脆弱性及其传染风险。1997-1998年，正是在东亚金融危机蔓延的冲击之下，中国及时大幅度转换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从此前强力推行的紧缩性政策转向扩张性政策，从而对中国在危机中巍然独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假如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我们也应审时度势。

　　从紧货币政策的副作用也在加大适时调整的必要性。在热钱内流压力下，我国采取了从公开市场操作到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加息等一系列冲销操作。然而，中央银行冲销操作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可能使国内银根相对紧缩，殃及其它产业。实际上，1994—1997年间，面对外资大规模内流导致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大幅度增长的局面，央行通过回收中央银行再贷款来冲销通货膨胀压力，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国内经济却承受了意外的信用紧缩，1997年后发生全球性通货紧缩，其后果便更加明显。倘若利率提高诱使游资进一步流入，更是事与愿违。而在公开市场上配售政府债券会导致私人部门持有的金融资产组合中债券比例上升，恰恰会对国内市场利率形成上升压力。至于过高利率对实质经济部门意味着什么，众所周知，斯蒂格利茨称之为“自毁”，实非虚言。

　　当然，宏观调控转向的关键在于调整的时机、力度和防范负面后果。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过热的压力将始终存在，在通货膨胀压力将持久存在的情况下，过早地从紧缩性政策转向扩张性政策，力度过大，只能给通货膨胀火上浇油。不仅如此，也应该注意到，某些行业对放松货币政策的鼓噪本质上是期望维持其不可持续的价格泡沫，绑架整个社会为其买单，这不应被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