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新经济的起点

　　姚余栋：下面请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发言，发言的题目是《新经济的起点》。

　　彭文生：大家上午好，我演讲的题目是新经济的起点，我一开始还是讲讲怎么理解，从今天的新供给来理解中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所谓新供给和新供给经济学，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什么是旧的经济学，它的问题，它的成效。我们都知道所谓供给经济学，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里根、撒切尔夫人，里根当年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英文里最可怕的九个字什么呢？“我来自政府，我来帮助你”，他强调是降低政府的干预，我们今天讲市场配置资源。

　　过去30年，这样一个市场自由化，全球化，供给经济学在全球经济的几件事儿贸易自由化，资本开发，汇率灵活性，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30年供给经济学成功的地方是控制了通胀，在控制了通胀的前提下比较快的增长，这是一个最大的成功，但是它也带来问题，第一过去三十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仅是西方，全球都是这样，这个当然有争议，什么原因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一般有一个共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它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取决于生产要素，总体收入分配取决于生产要素的资源禀赋，谁占有的财富多谁拿的就多。所以，市场配置收入分配不一定是社会仁义道德能够接受的。

　　第个问题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危机。在80年代之前，困扰经济的是通胀问题，80年代以后，资产几个泡沫的问题，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增加了。所以，这是我自己对旧的供给经济学它的成功和失败的地方。

　　结合这个怎么看中国经济现代问题，我们当然面临着要提高效率，促进供给中长期，只有供给才能真正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但是在中国今天这个时点我们也面临实际上和80年代初西方所面临的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今天面临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去十几二十年大幅扩大所带来的问题，我们也面临房地产泡沫，负债货币信用扩张带来的问题。我们今天考虑新供给经济学或者是通过自由市场，促进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一些新的问题。

　　我今天要讲的所谓新经济的起点其实也是结合刚才我讲的这两个方面现在存在的问题。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要结合三中全会的经济体制改革，怎么来平衡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我自己的看法是我们可能还没有到80年代初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市场和公平的矛盾的那个阶段，也就是在现阶段，我们现在做的改革既能够促进效率的提高，又能够改善公平，我就简单举个例子，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垄断，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促进效率非常明显，其实它也改善了供给。财税体制改革，传统意义上我们都理解税收是二级收入分配调节的重要指标，是调节市场分配带来的不合理问题，其实今天我们的税收体制改革，我们讲要引进财产税，房地产税，西方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不动产税是对效率影响最低的，对经济的行为扭曲最低的一种税种，我们今天经济的效率问题，公平的问题，其实和我们税收太多的依赖是有关系的。所以，税制的改革真的要像三中全会讲的立法推动房地产税，既能促进效率又能促进公平，土地改革也是一样的，如果真的能打破政府买地的时候是唯一的买家，卖地的时候是唯一的卖家，既能促进效率，又能促进公平，还有城乡一体化发展这些。我的基本观点是在现阶段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这些经济前期改革，这些结构改革，现阶段不像一般理解的一样促进效率会影响公平，反而是既能促进效率提高又能促进公平。

　　假设这样的改革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功，它的经济影响是什么？什么叫新经济？新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消费驱动。怎么理解消费的驱动？按照中国的语境来讲就是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因为消费的比例上升带来社会福利的改善，背后重要的驱动因素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所以，判断改革能不能成功，改革推进的力度对根本的指标就是看收入分配的差距是不是在缩小，在这样的基础上，消费增长的贡献是不是逐渐提升的，消费增长，行业上，消费率上升意味着储蓄率下降，我们讲新供给经济学，从供给端来讲储蓄率下降是供给端的三个要素的其中之一，劳动力、资本层面、生产效率，改变促进生产效率，但是劳动力下降这个趋势20年以后才能改变，未来15、20年的趋势，储蓄率下降也是供给环境的紧缩，储蓄率下降意味着要么投资下降，要么贸易顺差下降，投资率下降需要利率上升促进调整，贸易顺差下降需要汇率升值促进这样一个调整。所以，我们看未来中长期经济发展的方向，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中国的均衡力是上升的，均衡力上升是促进消费、限制投资的这样一个经济结构调整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刚才讲我们今天的结构改革，其实包括金融改革，比如利率市场化，既有促进效率的一面，也有促进公平的一面。过去我们给企业部门提供便宜的资金。所以，国民收入分配流入企业，服务于家庭，以后真的实现利率市场化，那就不仅是效率提高的问题，还是一个促进消费的问题。所以，这是我想讲的一个新经济的看法。

　　这里面对整个经济从供给端来讲产业升级，我们讲的结构改革的产业升级，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一个消费驱动的经济，它经济竞争的程度高过投资驱动的经济。所以，一个消费驱动的经济反而是有利于产业升级，有利于效率的提高，有利于资本回报率的提高，这是利率上升背后的一个逻辑。所以，改变如果真的成功，中国经济是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最后我想讲一点风险问题，风险就是在利率有明显上升，持续的环境下，持续率下降的环境下怎么消化过去累积的问题，过去欠的债怎么还，法律上泡沫怎么演变，这是一个所谓新经济新的环境下宏观政策、结构政策所面临的挑战。谢谢。

　　01：31：00

　　提问：我是经济日报的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提到的房地产泡沫问题，房地产泡沫到底多大，严重性到底有多重？

　　彭文生：房地产泡沫问题很大的争议，泡沫有多大，是不是泡沫，很难讲，但是我两点基本的看法，一个从中国住房的投资性需求，城市里超过一套住放的占总的家庭比例比其他国家要高很多，我们有一个好的统计数字，看看周边的情况，中国住房的投资问题。

　　第二个问题，人作为投资者是不是总是理性的，我的看法人作为投资者有时候过度乐观，有时候过度悲观，有羊群效应，这两点结合起来房地产价格大上大下恐怕是难避免的。

　　提问：怎么来化解？

　　彭文生：很关键的问题，很好的问题，也是很困难的问题，从资产价格泡沫的阶段往下降，大家要知道经济学理论凯恩斯和供给学派的争议，货币金融是不是中性的，如果你相信货币金融是中性的，货币不影响实体经济，但是现实不是这样，货币经济是中性的给你一个重要的启示，构造如果整个名义价格同幅度的下降实际上对实体经济影响不是那么大，发生金融危机的问题是什么？资产价格跌了，负债跌不了，欠银行，所以，出现高杠杆和去杠杆。这是为什么所有的金融危机最后都涉及到某种程度的政府干预，因为市场本身不能出击，所以需要政府干预，政府进来说大家都承担一些损失，你的资产也跌了，你的负债肯定跌，这样才比较好的，如果真的出现那种情况，政府怎么参与，时间关系不多讲，但是这是一个大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