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调结构、惠民生的目标不可动摇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燕生
我们知道刚刚结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际上提出18个字，这18个字，首先稳增长，控通胀，控物价。我们会发现，这18个字前面6个字，讲的是短期的任务和目标，再往下走调结构，惠民生，从时间角度来讲也就是终期目标。还有一个抓改革，促和谐，在我个人解读中间，属于长期的任务和目标。因此，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的这18个字，核心问题也就是如何能够解决好我们现在讲的怎么处理好短期，中期，长期这三个不同的任务和目标。
从2012稳增长的情况来看，2012年我们预计，我们的GDP增长很可能保持在8以上，大致上我们说能保持在8.4左右，通胀率我们估计，通胀率很可能会控制在4以内。这样以来的话，稳增长、控通胀的目标从2012的角度来讲是可控的。
大家预计说根据去年GDP逐步下调今年一季度增长率仍然可能是下行的。但是，大家会问一句话，“起稳”发生在什么时候？是一季度末就起稳，还是上半年起稳。下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又是什么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2012年虽然全球有很多利空的消息，但是今年稳增长的目标我认为是有信心实现。
目前我们能够观察到去年的9月份全球有一股势力在唱空中国。那么，唱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三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房地产有可能出现泡沫破灭的情况。由于房地产的泡沫破灭，中国经济2012年很可能出现硬着陆。第二个说法是中国经济民间融资和高利贷金融系统性风险，有可能会发生问题。第三个是十几万亿地方融资平台，在国际上有一个说法，很可能演化成“中国式主权债危机”。
因此，我们能够看到从去年的9月份开始资本从流入转到流出，能够看到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从升值开始转向贬值。我们能够看到外汇储备在去年的9月份以后，开始呈快速增长，然后出现了明显减速，然后在过去一季度成了负增长。去年我们准备金率提高到21.5，后来降低了0.5，然后3次提高利率，做的事情就是对冲外汇帐款快速增加。但是唱空中国的理论出来以后，从去年的9月份开始外汇帐款就由快速增长改变到减少，马上对于我们货币政策就提供了一个调整的契机。
所以说，去年四季度出现的变化，和去年一季度变化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外汇储备增加1400亿美元。而到了四季度呢整个形势反转，唱空中国的形势下，我们会发现人民币出现了贬值预期，外汇储备开始有快速增长变成减少。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回答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会不会出现系统性、全局性风险，出现硬着陆，从目前情况看问题存在，但不会出现硬着陆。第二个问题，会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我认为风险可控，形势可控，问题严重，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不会变。
所以说，人民币汇率长期升值的趋势我认为也没有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讲，短期的稳增长和控通胀个人认为形势可控。我们发现去年的CPI快速增长和通胀态势实际上也是有着很大特殊性，也就是全球货币泛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
因此，我们会发现从去年稳物价形势来看，全球货币泛滥，然后资本净流入中国，来炒中国的房地产，炒中国的资本市场。另外一个方面发现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导致中国大宗商品进口的成本快速增长，在加上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煤电油运成本上升，这种要素价格改革和调整产生的加价因素，再加上我们应对危机所产生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因此，我们说去年在稳物价方面是千辛万苦。但是，今年这个形势我认为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如果短期增长和通胀都在可控范围之内，对2012年来讲，我个人认为调结构和惠民生应当成为一个主要的基调，也就是今年稳增长和控通胀都应当为调结构、扩内需、创造一个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即使在抓调结构、惠民生和长期抓改革促和谐有可能降低经济增长率，有可能抬高通货膨胀率。但是扩内需、调结构的目标也仍然应当坚定不移。
调结构其中有四个方面的结构应当是重要的。
第一个要调供给结构。调供给结构重点应当放在轻税负，少管制，机会公平上，调供给结构的核心需要叫供给端更有效，供给端要更有效率，他的核心就要这个企业轻装上阵，参与国内和国际的竞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调结构首先一个重点应当调供给结构。但是，我们现在会发现即使在去年，我们的财政收入增长20%多，将近30%，这里头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这个钱是放在政府手里使用更有效率呢？还是放在企业和老百姓手里更有效率。大家都会同意这个钱放在老百姓手里，放在企业手里使用起来更有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讲财政政策结构性减税落到实处，这是供给结构调整的一个关键。
第二个结构就要调需求结构，调需求结构核心，也就是要创造一种消费率持续上升的体制和机制。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到今天都是投资率持续上升，而消费率持续下降的趋势，怎么扭转？这个调结构核心问题，就要调需求结构，需求端。大家就讲要想建立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应当从体制机制上能够创造一种叫老百姓收入增加，而且解除老百姓后顾之忧，为老百姓消费创造一个好的金融信用制度，以及为老百姓提供一个花钱放心的良好消费秩序，这四个方面就成为建立消费增长长效机制关键。这里头核心问题也涉及到怎么才能做到这一步，尤其是怎么才能做到。从1998年以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中，政府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比较快，而县和县以下的政府，边城一些地方和中西部地区政府增长比较慢；第二企业可支配收入增长比较快，而企业之间民营中小企业的部分增长比较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老百姓收入增长比较慢，这种不合理格局怎么才能改变，这就涉及到调结构中间要调需求结构扩内需。
第三个调结构，就要调要素价格结构。也就是，我们总在想为什么过去10年，煤老板挣的钱应当交税，房地产商老板挣的钱也非常多，而且我们发现垄断部门挣的钱也非常多，这里面核心问题还是我们过去10年在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方面，我们进步的太慢，像资源税长期都是从量税。当煤炭从200块一吨上升到800块钱一吨，跟煤老板努力程度没有直接关系的情况，我们的资源税从量税就很难起到调结构的作用，这些问题我们会发现，下一步必须要进行改革。
第四个调结构，就是调城乡区域和老百姓收入分配结构。
因此，我们会发现调结构无论是调供给结构，还是调需求结构，还是调要素价格结构，还是调城乡区域和老百姓收入分配结构，我们会发现他的关键是在制度结构变化，激励导向变化。我们说透了，还是要长期的改革来支撑。因此，我们会发现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了四个牢牢把握，四个牢牢把握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叫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个基础。因为对中国来讲，应当讲现在到了一个槛，也就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是我们未来5-8年面临的一个槛。
我最后讨论这么一个问题，对中国来讲，我们会发现过去的30年，我们取得了非常非常巨大的进步。但是，在2012年，我们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也就是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型拐点，当我们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时候，过去30年无论是支撑我们的国家，还是支撑我们的地区，还是支撑我们企业发展的那一套模式，不能够继续下去，不能够继续下去支撑我们未来30年的发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前30年的成绩都要归零，前30年的模式都要归零，前30年所形成的经验和优势都要归零，原因很简单，未来30年我们面临一个新的形势，一个新的情况，一些新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变的越来越贵，第二我们面对的外部摩擦越来越激烈。第三，我们面临发展模式，前30年所形成的三大网络中间，我们从日韩进口中间产品，把最终产品卖给欧美的模式也是不能继续下去，也包括我们前30年产值很大，增加值很低情况都不能继续下去。因此，未来30年，我们调结构实际上是要为未来30年去探索一个新的模式。2012年很像1980年，我们要进一步的解放思想，进一步的先行先试，去探索一个能够面对着新的形势、新的情况、新的问题的新办法，这就是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