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

　　张连城: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早上好！第八届中国解决增长与周期论坛现在开幕！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经济增速换挡与经济发展转型”。同时本届论坛将继2011年后第四次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举办这次论坛的有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美国侨报，让我们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 张连城:

  　　我是张连城，首先由我介绍部分与会嘉宾。参加本次论坛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论坛主席刘树成研究员，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税务专家郝如玉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胡乃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院张曙光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杨瑞龙教授，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高级研究学者沈坤荣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AMM大学教授田国强院长，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福建省政府顾问李文溥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室主任蔡志洲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赖德胜教授，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龚刚教授，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高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昆亭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国际贸易系主任殷晓鹏教授，北京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活动部主任李志东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主任李建伟研究员，河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彭建强，湖南大学经济学院陈乐一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吴国华研究员，天津城建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王振坡，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魏峰，还有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赶过来的郭义教授，英国兰姆顿大学中国与亚洲战略研究部主任因家中临时出现变故无法到会，他的同事可能下午会赶到我们会场。我们会议的老朋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因会议冲突今年无法到会，但是对我们会议表示了衷心祝贺。今天还有实业单位的龙讯数据公司总裁李毅先生。本次参会的媒体学者和专家有人民日报理论部委员、经济社会室主编马宏伟博士，论坛丛书出版单位中国经济出版社毛登余副社长，经济观察杂志副主任赵玉林，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主编刘英，中国证券报产业与公司新闻部主任助理张朝晖，还有来自全国高校研究部门、经济机构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院长主任专家学者，我不一一介绍了。

• 张连城:  

  　　下面我介绍来自东道主的领导、专家和学者，中国经济研究所院长裴长洪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王文举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张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动态杂志主编杨春学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经济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王成教授，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科研局办公室主任张晓晶研究员，美国侨报驻中国首席代表赵倩军先生，香港经济导报副主编张立先先生。

  　　作为东道主的中国社科院、首都经贸大学、美国侨胞其他领导和专家学者，参会的还有来自首都经贸大学、中国社科院和其他高校的研究生以及来自11个国家的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与会。今年参加大会报道的新闻单位有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参考、第一财经日报、香港商报、香港紫荆杂志、中国网、新浪网、中证网、搜狐网、经济日报、中国商报、经济观察报、美国侨报、香港大公报、香港经济导报、每日经济新闻、澳门卫视、中国证券报。

  　　让我们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如有遗漏请原谅。

  　　下面我们进入会议第一项，首先由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税务专家郝如玉致辞。

• 郝如玉:  

  　　尊敬的论坛主席，各位来宾，我很高兴再次参加这个会议，在此向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于美国侨报联合举办的第八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的召开暨第四次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发布表示热烈的祝贺！

• 　　作为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我很高兴参加这次论坛，也很高兴地见证了每一届论坛的召开和中国城市社会质量指数的发布，你们的成功在国内经济领域甚至在国外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从2012年第一次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发布开始，论坛的主题已经由一个变成了两个，一个是经济增长，一个是生活质量，这两个主题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运行的质量关系，也是现实经济中最关键的两个问题。我们注意到，每届论坛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都是很有前瞻性的，也很准确，提出过很多好的政策建议，每年的中国生活质量指数研究也都有新的突破，紧紧扣住现实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也促进了我国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的城市还因此成立了民生办公室。

• 　　作为全国人大财经委负责税收立法的我，我们这个税收专业在应用经济学里是一个分支。去年到今年，税收领域里最大的事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写入了大会的最后决定中。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世界上法治国家，在税收上都把未经议会立法政府不得征税作为基本的法律规定，这也应该是我们国家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要求。我们国家在税收立法上，还有一些缺陷。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税种都是国务院制定的条例，不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在现行的税制体系中，18个税种中，只有3个税种是全国人大审议立法的，其他15个还都是国务院条例、规定，这15个条例中有4个已经制定了60年。所以我认为，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破题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

• 　　第一，人大不要立即收回税收立法的授权，这是当前很多人提出的立即收回授权，但是我觉得不能立即收回授权。

• 　　第二，应该制定税收立法的规划，列出税收条例上升为法律的时间表。

  　　第三，适当时候改革税收授权，逐步由现在的全部授权向部分授权转型，建立国务院立主法国务院制定实施细则的税收立法模式。我这样一个建议是个非常温和的方案，既解决了我国税收立法全部授权的缺陷，体现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又给政府留下了灵活调整的空间。

  　　我专门向大家讲一下落实税收法定，主要是因为税收在整个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像当前的房产税的立法已经开始制定了，争取年底拿出个草案框架。前些日子热议的遗产税，是十一的时候热议的遗产税，都是很小很小的税种，引起了人们非常广泛的关注，税收牵动国家社会、政治和经济，所以税收问题第一才是政治问题，第二才是收入问题，至于它对政治经济社会的调控作用越小越好，振动越小越好，让人们的税感感觉的刺激越小越好。

  　　遗产税的主要问题，你说世界各国都征这个税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征，不能调节富人呢？这个税的核心问题，技术上就不能成立，遗产税是对不动产和动产两类财产的税收，不动产非常容易解决，但是动产呢？就非常难。比如我现在兜里装一块大钻石，价值一个亿，你没法核实。但是有一个房产，二百万，他就非常容易征收，二百万的房子要征税，而一个亿的钻石征不了税，还有其他的宝石、字画这些动产，都是很容易藏匿，无法核实的，难道我们还去翻箱倒柜，去搜身吗？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变成了我们对房产的遗产征税那就是向广大中产阶层去征，向小富去征，大富才玩这些钻石、字画、珠宝浴室，小富才玩儿房产呢，而且像我们这种工薪阶层，也就是买一套最多也就是两套房子，所以我们这个税，如果按照这种征收的话，实际上特别不公平，所以这个税是不能开征的，无论是想象力有多大，实际设计中遇到的问题特别大。所以，我在税收的观点上，第一是政治，第二才是收入问题，第三对经济、政治、社会的调控越小越好。我的观点很明确吧？我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渗入者，我不是敌对势力的渗入者，我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下，为中国的稳定、为中国的政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为我们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强大，我完全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渗透的。

• 　　各位来宾，今天我们论坛主题为经济增速换挡与经济发展转型，再次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性，希望我们的论坛越办越好，也希望我担任名誉院长的中国实验研究院借助论坛这个平台，在推动经济实验研究、繁荣经济科学，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经济发展服务方面多出成果，成为这一领域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高度开放的研究机构，成为给政府机构提供决策参考的智囊团。

• 　　最后感谢论坛的主席刘树成主席、张连城秘书长，你们辛苦了，办了这么大的一个会，办了这么好的一件事。谢谢大家。

• 张连城:

  　　据我所知，税收的立法权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全国人大主动授权给国务院的，只留了三个，15个都给人家了，看来现在也不太想收回。另外我们知道的信息是遗产税、房产税近期内不可能开征，房产税开征也存在技术性问题，我在美国、欧洲游多少房产，也没有人知道，而且价值评估得有相当的力量进行，中国不具备这个条件。

  　　富人们现在可以放心了，祝大家近两年都成为富人，感谢郝如玉主任给我们的演讲。下面请会议主办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院长王文举教授致辞

• 王文举: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2014年第八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今天在这儿隆重开幕，我代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本届论坛的各位嘉宾和新老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论坛的合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美国侨报社表示衷心感谢！

  　　八年来，论坛深深扎根于中国经济实践，致力于解决中国深层次的经济问题，迅速发展，并成为广泛关注的重要论坛，是各界同仁尤其是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的长期支持参与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学校向各位专家表示衷心感谢，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本论坛的发展，使论坛办得更有水平、更有特色、更有成效。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不够牢固，中国经济正经历着深度调整，中国经济成功换挡和转型，不仅使中国经济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也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的空间和机遇。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已经绘就，如何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放得更开，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用得更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合力推进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入调整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形成新的内生增长动力，还需要我们在座的各位同仁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本届论坛邀请了来自国内外研究机构、国际组织、政府部门、高等院校专名的专家和学者，以经济增速换挡和经济发展转型为主题，共同为中国经济把脉。我相信，在大家的思想碰撞下，一定会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结构良好升级，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最后，预祝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预祝各位专家在未来的两天里一起分享观点和见解，凝聚共识，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 张连城:

    　　王文举教授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研究博弈论的专家，谢谢王文举教授的祝愿。下面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论坛主席，也是我们论坛的发起人刘树成教授致辞并且演讲，并由此进入大会第二单元。

  • 刘树成:

    　　各位新朋友，各位老朋友，大家好。一年一度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又开幕了，大家又欢聚一堂。我代表主办单位之一，向新老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刚才郝如玉主任、王文举校长都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现在我作为一个发言，抛砖引玉，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发言的题目是“改革宏观调控方式与把握合理区间中线”。

    　　一、三个“下限冲击波”与三次“下限保卫战”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从2010年起，我国经济发展由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长期”进入一个“增长速度换挡期”。

    　　在此大背景下，近三年来，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形成了三个冲击波，相应的，进行了三次“下限保卫战”。

  • 　　这个曲线是GDP季度同比增长率，从2010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一季度，这是我们许局长他们的数据，如果没有调整的话，是季度同比，不是累计。

    　　第一个冲击波。我国GDP季度同比增长率，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1.9%，连续10个季度下滑，直降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7.4%。在2012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已经由过去连续七年的8%下调到了7.5%。2012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下滑到7.4%，这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对经济合理运行区间下限的第一个冲击波。

    　　为“保卫”经济运行不滑出下限，宏观调控出台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诸如：推出一批铁路、公路、市政、能源、环保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加快保障房建设；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加快服务业发展；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等等。效果，2012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小幅反弹至7.9%。

    　　第二个冲击波。进入2013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第二季度，GDP增长率下滑到7.5%，这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下限的第二个冲击波。为“保卫”经济运行不滑出下限，宏观调控又出台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主要措施仍然是推出一批铁路、公路、市政、能源、环保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加快保障房建设；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加快服务业发展；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等等。效果，2013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又小幅反弹至7.8%。

  • 　　第三个冲击波。2014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又继续下滑至7.4%，这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下限的第三个冲击波。为了保卫经济运行不滑出下限，宏观调控又出台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这些措施主要仍然是推出一批铁路、公路、市政、能源、环保和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继续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加快保障防建设和棚户区改造，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等等。这三次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列出来，是想说明一个观点，这三次的措施都差不多。效果，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速仍会有小幅反弹，也仅仅是要反弹，也仅仅是小反弹。

    　　这样，近三年来，每年形成了一个循环圈，“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大体上说，每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年中采取微刺激措施，下半年经济增速小幅反弹，下一年的上半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

    　　二、改革宏观调控方式，摆脱“下限保卫战”

    　　为了摆脱“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就要改革宏观调控方式。

  • 　　（一）改革宏观调控思维方式：由守住下限，到把握中线。

    　　宏观调控要搞“区间论”，而不能只搞守住下限的“一点论”。

    　　所谓“区间”，就包括下限、上限和中线。

    　　只守住下限是被动的。按照上述循环圈的运行轨迹，今年4月之后陆续出台的微刺激措施，预计可使下半年的GDP增速由有小幅反弹，但随着微刺激措施的效力消失，到明年初，经济增速又会继续下滑，又得打“下限保卫战”。

    　　如果这种循环圈年年继续下去，宏观调控就要年年打“下限保卫战”。这样，每年3月“两会”过后，大体上从4月一直到9月政府的经济工作都要聚焦于“守住下限”。而据此同时，国内外经济界、舆论界也都聚焦于中国经济能否抵御住下行压力。也就是会不会硬着陆这样的问题。这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显得很被动。

    　　宏观调控只守住下限是被动的。与期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

    　　把握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中线，可使宏观调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

    　　从下方的回旋余地来说，把握中线就可以扭转只守住下限的被动局面，不至于总担心经济运行会滑出下限，不需要年年打“下限保卫战”。

    　　从上方的回旋余地来说，把握中线可使经济增长不突破两位数，使经济运行于上限保持一定距离，不至于造成通货膨胀。

    　　把握中线不仅可使宏观调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而且可以利用好上限与下限之的经济增长空间，不至于浪费宝贵合理区间，避免造成宏观效率损失。

  • 　　（二）改革宏观调控工作方式：由应急式的项目应对，到中长期的总体应对。

  • 　　要摆脱年年打“下限保卫战”的被动局面，把握区间中线，这已经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不是靠临时的反周期对策、不是靠简单的放松政策、不是靠一个个零碎地推出一些项目就能解决问题的，而需要宏观调控“大手笔”。

    　　这就是要把目前短期的、应急式的项目应对办法，改革为构建中长期发展的新棋局，采用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的总体应对。

    　　今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抓紧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这些就是构建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新棋局的重要抓手，就是对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量的战略支撑。

    　　如果我们切实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落实好，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漂亮的纸上文件，切实把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还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建设和发展起来，将这些集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于一体的、带有全局联动性的中长期重大举措，具体化和精细化为年度的甚至季度措施，这样相互衔接地出台，以此来应对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就会开创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就不会年年被动地去打“下限保卫战”了。

    　　以上就是我的观点，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 张连城:

    　　刘树成研究员是我国最早把经济周期理论引入到国内经济分析的学者。他的发言很深刻，中国经济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怎么现在好像成了一个吸毒者，要经常不断地刺激，看来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由此刘树成老师建议，把被动的守下限转移到主动把握中线的宏观调控方式上去，并且提出了中长期我们应该怎么做。感谢刘树成研究员的发言和给我们的启示。

    　　下面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也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者之一张卓元研究员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改革的若干问题的思考。谢谢。

    • 张卓元:

      　　各位嘉宾，我想用二十分钟的时间，简单说说我个人认为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哪些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经济改革议题。

      　　三中全会的《决定》已经于去年11月作出了，到现在半年多了，各方面的讨论也比较多。下面我想就经济领域列举一些我认为需要我们重视的几个改革议题。

      　　一、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适用范围问题。

      　　这次《决定》，第一次在党的文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来代替已经沿用了21年的基础性作用的提法，这次《决定》的一个比较大的亮点，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此之前，我国经济界和理论界还没有人明确提出过这一个论断，说明这一次《决定》走在改革理论的最前面。我记得这次起草文件的时候，王福林同志提出希望改革文件能够在改革理论方面走在前面，在这一点上，我想大体能够做到。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范围怎么样来界定，我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适用于经济领域，并不像适用于经济领域那样适用于文化社会等领域，虽然在文化社会等领域中产业的部分也需要很好运用市场机制，也就是说，文化社会等领域有不少公共服务的部分，比如，义务教育、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居民的基础养老、廉租房建设等等，他的资源的建设是不能够由市场来起决定性作用的。过去曾经一度出现过上述领域也搞市场化的趋向，使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没有很好到位。所以这次《决定》明确指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没有说还要涉及到其他领域，改革也是按照决定性作用的提法。

    • 　　在经济领域也有市场失灵的部分，比如市场垄断环节，再一个是关系国家安全的部分，这一部分不是特别容易界定，但这只是比较小的部分，经济领域的主体部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应该起决定性作用。目前这方面做的不够好，主要是政府配置资源过多，还有就是由于垄断和其他行政干预妨碍了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形成健全，没有很好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 　　国内外的实践都表明，只有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才能够不断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更好的促进经济增长。这个问题目前在理论界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有的专家认为，资源配置有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次，在资源配置微观层次，市场价值规律可以通过供求变动和竞争机制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起决定性作用，就是微观层次可以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在资源配置的宏观层次，市场不应该，也不能够起决定性作用，宏观层次里包括部门和地区的比例结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微观层次，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在部门和地区结构等配置又不能够起决定性作用，这样会否定资源在市场信号引导下由效益低的部门和地区自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和地区，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样的话，会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估计不足，甚至导致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按经济领域界定还是按微观宏观层次界定，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别的不同的意见，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值得研究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 　　第二个问题，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能怎么样转换的问题。这次决定明确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代替基础性作用。做这种变动，一个现实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进一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主要是解决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和审批过多等等问题，这就要求政府转型，填补和做好原来缺位和不到位的工作，来实现政府职能的转换，以便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央政府在转换职能，减少审批方面，应该说做得还是比较有利的，相对而言，地方政府改革特别是改变地方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过多和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改变软预算要素和依赖土地财政以及借了钱不准备偿还等方面的改变不够明显，有的地方政府甚至还热衷于“大干快上”，追求短期GDP最大化，实际还在走老路，以至于产能过剩问题、地方债务急剧增长的问题等等很难解决。也许，地方政府改革应该怎么样迈步，抓什么重点，目前还不是太清楚，值得我们很好研究。而且地方政府改革涉及到地方官员利益的调整，这个问题难度比较大。这是目前我个人认为，在推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一个最大的难题。

    • 　　三、怎么样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这次《决定》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也是这次《决定》的亮点。中国经济35年的改革开放，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无论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都增长很快。截至2013年年底，国有工商企业资产累计91万亿，所有者权益31.8万亿，其中中央企业所有者权益16.5万亿。2012年私营企业注册资本也达到31万亿，居民储蓄存款更多，2014年4月已经达到了47万亿，其中半数以上是定期存款。 

    •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也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意味着我们现在不提倡国有企业之间的联合，因为在这之前，很多地方热衷于地方国有企业找中央企业搞联合，而不是跟不同所有制资本的联合。所以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第一步是公司制改革，第二步光是公司制改革不够，应该是股份制改革。再进一步，光是股份制改革不行，应该发展为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现在来看，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似乎要更加积极和主动。

      　　目前，中央企业的母公司中，只有中国联通等八九家公司初步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大多数还是国有独资，改革滞后了。近来，已经有一些国有大型企业主动提出实行混合所有制，比如中石化将油品销售板块要进行充足，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还有，像中电投，也是允许民资参股部分中电投旗下的子公司和建设项目，规模比例大概三分之一左右。混合所有制经济既可以国有资本控股，也可以非国有资本控股。当前要着重避免的总是国有股一股独大，民间资本参股后没有多少发言权的现象。也要避免有的央企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只拿出一部分不赚钱或者成为包袱的业务吸收社会资本参与。有的专家也说，要坚持在增量的基础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坚决防止抛售优质国有资产，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实际上，按照《决定》的精神，在垄断行业中，除了自然垄断的环节外，一般都应该放开，这其中既有存量资产，也有优质资产。优质资产更可以评估出好价钱，有利于引入社会资本跟竞争机制，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 　　另外，在讨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也出现有的民营企业一讲到混合所有制经济就要求控股，这也不完全现实。因为现在有的央企准备引进社会资本的，比如像中石化，它的油品销售板块拿出三分之一就达到上千亿元，目前单个民营资本恐怕还没有具备控股的能力。在这同时，也要防止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要客观合理地评估国有资产，要依法和公开透明操作，严格防止过去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很多乱象。有的专家估计，目前混合所有制经济总体上占我国经济比重三分之一左右，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个人估计，到2020年，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总体上占我国整个的比重可以提高到50%左右。所以，可以想像，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产权多元、自主经营、治理规范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会有长足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微观主体。因此，今后需要加强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研究，包括怎么样完善法规政策，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做到在一个经济单位内部，各类资本能够得到同等保护产权、同等使用生产要素，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怎么样从管企业向主要管资本转变

      　　这次《决定》提出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别看光是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这是个非常大的转变。国资委如何从管国有企业为主向主要管资本转变，对国资委来说是个全新的扣题。从哪里着手转轨就很值得研究探索，包括怎么样组建国有资本的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需要探索经验。

      • 　　国资委主要管资本，也是同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相适应的，因为国资委要逐步致力于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也就要求更好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次《决定》专门指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是提供公共服务，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讲了五个重点。这五个重点跟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相比，当时提出了国家要控制的国有经济四大领域，相比应该说又前进了一步。比如1999年四大领域中有个自然垄断行业，国家要控股经营，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这次非常明确提出来，控制的主要是自然垄断环节，除了自然垄断环节以外的，应该尽可能地引入竞争机制。所以国有资本投资的五个重点和1999年的四大领域相比应该说又前进一步。目前国有资本80%左右集中在竞争行业，太高了，虽然国有资本五个重点里也有一个是竞争性行业，但是更多的是要倾向于把国有资本投向公益性的方面。所以，需要按照《决定》的要求进行调整。看来，今后要很好界定国内国有资本的职能，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工业性，还有一类是商业性，第三类是节互谅者或者两者皆有的，对不同类的国有企业，进行不一样的考核指标，比如对于公益性资本运营公司就不能以资本增值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而应当着重在成本控制、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出要求，这些都需要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认真研究和逐步完善。同时借鉴国内外几大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的基本做法和经验。我记得起草文件时，主要提出，一个是国外的淡马锡，一个是国内的汇金公司，他们的资本运营和投资控股的一些做法，结合具体的实际，认真研究探索最佳模式。

        　　我今天就讲这四方面的问题，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 张连城:

        　　听了张老师的发言我很有感触，中国的经济体制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五六年以后，中国实行了完全的计划经济，改革初期实行了陈云同志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八十年代中期又改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9年之后，治理整顿，又重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幸运的是，1992年中国人民的领路人邓小平唱出了一首《春天的故事》，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怎么搞，我们一直认为在资源配置里，市场机制要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次十八大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在资源配置领域中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应该是个意义非常深远的提法。张老师给我们深度解读了十八大、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精神。谢谢张老师的发言。

      • 　　下面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乃武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换挡期的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大家欢迎。

      • 胡乃武:

        　　尊敬的论坛主席，各位嘉宾，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换挡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我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换挡期的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换挡期，即从1978年-201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10%的高速增长期换挡到2012年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的7%-8%之间的中高速增长。这种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是符合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三次产业运行规律的。我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连续三十多年实现了年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今后再要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不仅不符合三次产业运行的规定，而且也是我国资源和环境不能承受的。在我看来，经济增速换挡之后，我们仍有可能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经济年均增长率7%到8%之间。应当说，这样的增速是不低的。

      • 　　我之所以对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是有充分根据的。一是21世纪前二十年，我国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二是我国现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强劲的投资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三是我国正处于成长化的加速发展阶段。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必然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较快增长，成为实现中高速增长的驱动力。四是我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存在着明显的发展差距，2012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55722元，中部地区为32427元，西部地区为31357元，东北地区为46014元。以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中部地区为东部地区的56%，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的54%，东北地区为东部地区的80%。这种发展差距本身就表明我国今后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五是我国市场化空间还很大，通过深化改革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就能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由此形成经济增长强大动力。虽然换挡期的增长速度比以前放慢了，但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却比以前明显提高。在我看来，所谓换挡，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而且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换挡。之所以说还包含有经济质量的换挡，是因为在这些换挡期间，我们要着力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并且按照这三个着力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这就是说，在换挡期间，我们要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区域均匀发展，来力争在较长时期内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做到速度和质量的统一。

      • 　　二、换挡期产业结构调整

        　　这里所说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指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下面着重讲一讲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要点。第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应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进一步增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使农产品在数量、品种、质量方面都能够同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要求相适应，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为此，应着重解决好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要保障粮食安全。要保障全国人民和经济发展对粮食的需要。我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必须稳定在一万亿斤，相应地守住18亿亩耕地这一红线。但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优质耕地被占用了，而耕地虽然在数量上达到要求，但是在质量上却相去甚远。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对补偿耕地，加强农田基本建设，使其在质量上也达到要求。二是要保障农户产品食品安全。现在农户产品食品安全与全国小康生活水平的要求不相适应，许多农户产品农药、化肥、重金属含量超标，进口大量的大豆、玉米等转基因农产品不利于人民的健康，针对这些问题应该加强科学研究，采取有效措施来加以解决。三是要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实行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探索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 　　上述粮食安全农户产品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都要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条件，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的特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应当长期坚持，不断完善。

        　　当今世界，即使是农业发达国家，家庭经营仍然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形式。农业经营主体的多样化，是农业向现代化过程中必然的现象。推行农业经营主体的多样化发展就要使土地的农业生产要素进行流转和重新组合。为了使农民无后顾之忧地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就必须切实保障农户对承包土地的合法权益，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工作。这是第一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要点。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概括地说，就是要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及时淘汰过剩或者落后的产能。这里我着重讲一讲装备制造业的重要性。根据三次产业研究的规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装备制造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将趋于下降。有的学者就把这种比重的下降看成是装备制造业走向衰落的表现，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最新研究资料表明，装备制造业似乎走向衰落，不能依据其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这种相对量的变化来判断，而应该依据其产值这一绝对量的变化来判断。例如，处于后工业化的美国、日本和德国，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装备制造业产出的相对量呈现下降趋势，但制造业产出的绝对量是持续增长的。美国从1977年到2007年，制造业增加值上升了128.72%，年平均增长率为2.99%。日本从1979年-2006年，制造业增长值上升了226.33%，年平均增长率为3.6%。德国从1976年到1990年制造业额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76%。这三个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完成以后，制造业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呈不断增长的态势。

      •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仍然是以工业为主导的增长。截至到2012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7%，其中第一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为0.4%，第二产业拉动经济增长3.7%，第三产业为3.5%，工业仍然是当前经济增长主要的推动力。

        　　还应该看到，对于一个大国和强国来说，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事实上，目前美、日、德、英、法、俄等国都拥有先进的强大的装备制造业，而且在次贷危机之后，发达国家都很重视发展装备制造业，美国着重进行再工业化。相比之下，我国的装备制造业还比较落后，与一个大国和强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例如，目前我国还不能制造许多高等设备，因此我们必须花大力气振兴装备制造业。

        　　第三产业结构的调整，总的来说是要根据三次产业研究的规律，积极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吸纳就业、改善国民生活质量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发展服务业应该注意以下三点：第一，服务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应当根据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服务业提出的需求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贯穿于整个工业产业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直接影响着工业生产的效率和产值。第二，要根据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和进入老龄化社会对服务业提出的需求来发展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公共服务业。第三，要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网络、计算机软件和科研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就金融服务业来说，要健全金融体系，完善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发挥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三、政府和市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地位和作用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调整，主要靠市场来进行，政府的作用一般只限于如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来进行引导，二是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调整做好相关的服务工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实现的，如果价格是扭曲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会失去正确的导向，甚至导致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为了使市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起决定性作用，就要同步深化改革来完善市场体系，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减少政府定价，把政府定价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

        　　张连城:

        　　中国目前处在经济增速换挡期和经济发展转型期，在这期间，中国GDP增速究竟有多高，是理论界存在的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目前有许多外国的学者都在唱衰中国，上个月，我们学校和芝加哥大学举办了一次论坛，芝加哥大学一个著名教授提出一个观点，说从今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就只能保持在4%-7%之间，我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刚才我们胡教授指出，即使是换挡期，也可以长期保持在7%-8%之间，并且作了充分的论证。同时，胡老师还提出了换挡期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也是经济增长质量换挡期的观点。我们感谢胡老师的发言。

        　　下面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教授给我们作演讲，演讲的题目是财政税收改革。

        　　张曙光:

        　　感谢主办单位的邀请，大家上午好，我把题目改一下，我讲土地房产政策与财税改革。讲四个问题：

        　　第一，现在一个最著名、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土地房产政策，因为现在是人人都关注、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而且在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里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土地上不仅能够长出庄稼，而且可以长出城市。我们这三十年城市的扩展速度非常快，而且城市面貌变化得非常大，都与我们的土地政策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年城市扩展，大概开始是办了六千多个开发区，占地3万多平方公里。到了上海浦东开发区开始以后，搞城市的新城，到现在大概城市新区全国有104个，上海浦东新区1200平方公里，郑州的东区1840平方公里，104个新区占了土地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咱们又搞了很多地区的开发，刚才讲了，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三个地区，大概又有一个新的土地转用的高潮，而且现在土地开发从大城市到了中小城市，到了县、乡镇。而全国这三十年里，咱们房地产发展得也很快，盖的城市住宅有两百多亿平方米，从原来人均8平方米到现在的二十七、八平方米，还不算六、七十亿平方米的小产权房。所以可以看到，在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里，房地产的土地政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之所以有这样的发展，大概与土地的资本化非常相关。

        　　第二，这个政策又是最糟糕的政策。怎么判断这个事情呢？现在这个政策搞得确实鸡飞狗跳，大家看，现在很多家庭都为此而分裂，夫妻离婚，不管是真假，反正这个事情与这个有关，父子争议，为继承财产打得不亦乐乎，兄弟也为争财产反目。你可以看看北京电视台那几个热点节目，几乎都是为了房产、为了土地在那里争议。这个政策把家庭搞成这个样子，我说这是最糟糕的政策。这个政策也可以说是破坏法制的政策，咱们看，里面反映了中国法制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看到，比如说权大于法，比如说下位法高于上位法，政府的红头文件高于法律。咱们国家很多经济的运行是靠红头文件的，在这里面起最重要作用的是党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写入了要让农村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很好，但是没有过三天，两部委发文，禁止小产权房建设出租出卖，禁止城市里的人到农村建房。那么到底哪个有用呢？所以这里面出现的问题，也在破坏法制。尽管咱们把保护私人财产入宪，但是《土地管理法》仍然和宪法不相一致，而且《土地管理法》修改了多年，到现在出不了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问题解决不了。

        　　第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确实现在的土地、房地产这些事情成为政府的“钱袋”，财政确实关系到政府的行为。咱们的财政收入这些年增长得很快，都高于GDP，高于个人收入的增长。从九十年代，1994年分税制以来，财政在GDP里占的比例已经从原来的13%、14%，提高到现在的20%左右，现在一年的财政收入，税收13万亿。但是大家看看，其中有关土地的税收2万3千亿，占到整个税收收入的15%。包括房地产税、土地出让税，以及在土地上建筑业的征税，与土地有关的税收占到了这么多。咱们也都看到了税收收入，还有非税收入，东西就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叫做政府性基金。政府性基金现在有几大项，一项原来叫三峡建设基金，这是中央的政府性基金，在电费里收，每一度电收2厘。现在变成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每一度电收7厘。另外，铁路建设基金，三峡建设基金收了十多年，收了两千五百亿左右。铁路建设基金收了十年，到去年收了9800多亿，今年再加上预计的650亿，有一万多亿，是在运价里面收的。现在铁路建设一顿公里的运价是7分4厘5，而铁路建设基金一顿公里运价是4分半，地方性政府建设基金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出让金，去年收了4100多亿，大家想一想，4万亿加上2万亿，6万多亿，占到财政收入的多少。如果把税收和非税收入加起来，咱们整个全口径政府收入是多少，大概将近20万亿了。所以人均负担是相当重了。从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政府靠什么？靠土地，不光是在特别上可以找出面积来，而且可以给它融资。这个问题，才是很重要的问题。

      • 　　至于说咱们收了这么多钱，怎么支出，大家可以看，这些年有些改进，增加了一些民生的，比如说税收里面也减去了一些，比如土地税免了，农村的，但是也增加了一些民生的支出。从去年的情况来看，咱们现在的环境污染这么严重，但是去年用于环保建设方面的钱是在减少的。既然政府拿了这么多钱，现在很多社会的事情老百姓都不干，住房房价那么贵，现在房价收入比，北京市达到了1：19，全国大概是平均1：13，而合理的是1：3点几，可以看看我们是什么状况。所以支出上，咱们浪费很多，而且很多东西，别看公开的“三公”收入，还有很多事情，你可以看到很多部门的高级宾馆、高级培训中心多么豪华，但是都是各个部门的。所以大家过去批评“诸侯经济”，实际上另外一个中国的“王爷经济”也非常繁荣。所以我们要很好地关注，因为那些钱都是纳税人的钱，那些钱怎么用，咱们确实需要去关注它。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刚才郝主任讲了一句，税收法定。我想再增加一句，叫做预算公开，这是一件根本的道路，就是税收法定和预算公开是财政改革根本的方向。拿税收法定来看，郝主任刚才讲了税收，我刚才讲了非税收入，讲了政府性基金。咱们现在的政府性基金500多项，大家去看财政部的网站，只有43项名目，而这43项里面，12项是部门规章，只有6项是有法律依据的，这个法律问题我们要怎么解决？不光是要解决税收法定问题，非税收入的法定问题也要解决。正因为出师无名，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各个政府性基金是可以随便增，可以随便提高的。

        　　刚才我讲了，你三峡建设基金里面收的2厘，这就变成7厘了，可以随便改变的，不需要通过什么法定程序就可以收。而且咱们现在税收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咱们是间接税，这些收都打到价格里面去了，最后仍然是抬高了价格，老百姓掏腰包，但是掏了腰包感受不到。就需要转变这个问题，逐渐的从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变，大家掏了钱就要问这个钱怎么花的，就要预算、公开，现在不光要有税收的公开，而且这些非税的也要公开。所以税收现在报告了，向非税的收入政府性建设基金，从去年开始三峡建设基金也进入财政里，大家要知道，为这个事情，北京市一位市民2009年要求公开三峡建设基金，结果给三峡建设委、财政部提出，根本没人理，最后告到法院，法院不予受理，想一想怎么去监督它。

        　　预算公开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正好预算法修改三读，那么有关的东西能不能列进去。比如说预算的报告，每年向人大作报告，大家可以看看，只有大项，没有细项，而那个报告不是预算报告，而是预算政策的报告，讲的是我们以什么为主，以什么为辅，讲的这一套，我们今年的预算要向民生倾斜，这是预算政策的报告，不是预算收入的报告，能不能改一改？

        　　所以，只有实施了税收法定和预算公开，我们才可以监督，政府的钱是不是花到地方了。你有细项，花得对不对，我们得看。现在不要说那些人大代表去审查，连专家也都不清楚，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口径是什么东西。所以，中国改到今天，我们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政府主导的经济，那么政府主导的经济改了这么些年，仍然把很多东西弄进来，你可以看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要统治，很多事情都出来，而很重要的问题和我们的财政体制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关注财政是关系我们发展的很重要的内容。谢谢。

        　　张连城:

        　　张老师的发言很有感染力，尝闻兄弟阋墙，皆因孔方作祟；戈操同室，皆因财产纠纷。土地政策不对头，害得农民都晕了头。我们张老师强烈呼吁，为了保持社会和谐，应当改变我们的土地税收政策，郝如玉主任也在听着呢。非税收收入也要法定，郝如玉主任不仅是主任，还是吴邦国钦定的中国著名税务专家，过去出台的税务政策，都要经过郝主任过目的，我想这个意见和建议都会反应上去。谢谢张老师的发言。

        　　本次论坛的直播媒体单位是中国网。下一节由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张平，也是首席经济学家来主持。另外我们这次论坛总负责人是徐雪，大家在生活方面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他，由于时间已经拖后了，我想我们的茶歇缩短5分钟，10点半正式开会。谢谢大家。

        　　张平:

        　　下面进入第二节，有四个重要级的教授进行两个主要的议题，一个是从改革如何破题宏观调控，第二个是如何通过提升效率来调整产业结构。这两个题目正好是我们这一次两大主题，所以先有请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经济学家杨瑞龙教授给我们讲通过改革怎么破题宏观调控。

        　　杨瑞龙:

        　　非常感谢经贸大学和社科院经济所举办这样一个会，我是每年都参加，不仅在这个会上有演讲，更重要的是和老朋友有见面的机会，感谢大会的主办者。

        　　我的题目是“改革视角下的中国宏观经济”。这个题目和我们的刘老师刚才讲的题目有一定的衔接性，大家知道，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下行，紧接着中国4万亿的计划迎来了中2009年3月份超预期地快速反弹，经历了一年多的过时的增长，到了2010年CPI由负转正以后，中国经济开始下行。面对这个下行，很多人以为，我们在做宏观经济，很多学者都在说前低后稳、前低后高，但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走出来。面对这样的格局，连续经济下行，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谈刺激经济计划时，还是怀着一种谨慎的或者担心的心态。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2008年的刺激计划对中国经济带来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面对这样的负面影响，李克强政府开头还是必须坚定地希望在容忍的速度下降条件下把重心放到结构调整上面。国外的媒体把它概括为“克强经济学”，我们后来对这个提法不认可，尽管不认可，但是表明了2011年的政策走向，面对经济下行的时候，我们仍然希望把重点放到结构调整上面。为什么呢？2008年经济刺激计划对中国经济结构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首先是杠杆率居高不下，这张图反映的是2008年以前民营经济杠杆率远高于国有企业，2008年以后，大规模刺激计划，主要是国有企业拿到了资金，所以国有企业杠杆率明显提高。国有企业杠杆程度比五年前要高出三倍。

        　　这张图大家看得比较清楚的是，GDP在下行，但是总信用规模和银行贷款在上升，出现剪刀差的问题，中国信贷增长总额是名义GDP增长速度的两倍。这样的高杠杆率条件下，我们还是继续刺激计划，这种债务危机可能就会出现。2008年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刺激，这样的经济刺激导致我们结构问题越来越严重。首先是资源配置效率持续恶化，要素投入驱动模式有所强化。这张图所显示的是TFP对增长的贡献率在下降，要素对增长的贡献在加快，资本形成增速在加快，资本形成增速/GDP增速在增高。资本形成对增长的贡献度持续上升，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从“出口-投资驱动型模式”转向“消费驱动型模式”。2008年经济下行以后，我们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安排，我们希望今后不再是以外需为主，在内需为主，内需上面我们希望更多发挥消费作用。但是非常遗憾，最近几年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变化，我们看到的是更为糟糕的是向信贷投资驱动模式在转变。

        　　刚才刘老师讲到三次冲击，V字型，他叫下限冲击波。这张图也印证了他的看法，表明最近几年我们所谓的经济反弹基本上都是源于资金投入。而消费驱动模式并没有出现。投资与GDP之比在上升，居民消费和GDP之比是下降的，不仅没有保持，反而下降，下降的原因也比较简单，主要是这几年收入在下降。

        　　“信贷-投资驱动模式”的形成不仅没有改善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反而弱化了传统投资扩张的市场基础和需求基础，使中国经济结构深层次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首先，流动性进一步快速上扬。在流动性快速上扬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发现流动性很多，另外我们在微观调查的时候，特别是在民营企业发现最紧还是资金问题，民营企业感到钱不好贷，但是宏观上看到了“钱荒”。金融“剥夺”实体经济的现象在不断强化，去年开始稍微好一点，前两年我们看到工业利润大幅下降，银行利润大幅上扬。同时我们看到国家债务水平和杠杆率在持续快速上升，我们中国的总债务率在上升，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地方债务。政府债务上升尤其是部分债务具有强烈的隐蔽性，现在我们清查的债务主要是显性的债务，实际上很多地方政府委托当地公司来贷款。很多地方债务率过高，特别是对土地财政，刚才张老师讲到了这些数据，都非常显著的。未来几年，地方政府直接债务偿还压力很大，这两年还不是偿债高峰，已经感到吃紧了，到了2015年到2018年，才是偿债高峰，那个时候才是危机的爆发的可能点。

        　　非金融企业债务率增长十分快，很多数字已经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房地产泡沫问题日益眼中，一方面感觉房地产泡沫很大，但是现在预期怕泡沫，更怕泡沫破裂，大家都关心房价下跌，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我们是进退两难。还有一个问题是产能过剩，在本轮经济周期当中越来越严重，而且看不到解决的迹象。这是我们罗列了几个主要产能过剩的行业，从2010年开始，我们国家就重视了消产能过剩，以发改委为主，去消产能过剩。但是又是以发改委为主，去增这部分产能。而且这两年增的产能更多，这是新增产能和淘汰产能之比，大部分该淘汰产能都有所增加，问题很清楚，以政府为主导的消化过剩产能可能是缘木求鱼的事情。

        　　从上述五个方面持续上扬的扭曲和风险来看，出口-投资驱动型模式向信贷-投资驱动模式的转变导致中国结构问题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加重。我们中国经济有一个毛病，一个是增长依赖症，中国经济，不是说我们喜欢增长，中国整个经济体的正常运行是需要通过一定的增长速度来维持的，没有恰当的增长速度，整个经济矛盾、社会矛盾都会爆发出来。首先增长和就业有关，我们测算了，2014年如果要维持1200万的新增就业人口的话，以就业系数来测算，增长速度就7.2%以上，没有这样的速度，失业率就会上来，失业率上来，如果延长到实体经济失业率，那现在可能就是农民工了，特 现在的青年农民工，受到高等教育的农民工，这些人根本不可能回到农村去。当就业率上来，中国社会问题就可能会出现，所以不能没有速度。

        　　我们测算了一下，如果操作目标定在1250万的话，增长速度是7.5%。同时，我们要维持居民的收入水平。这几年看到，老百姓收入在下降，我们曾经做过研究，当前老百姓收入下降不是我们的深层问题，是体制问题，现有的体制框架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要保持一定水平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蛋糕做大，然后把绝对量提高。如果现在速度下来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普通老百姓，所以你要维持老百姓的基本收入，就要维持增长速度。

        　　我国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支出明显不足，人口老龄化也要求保证一定的财政开支。我们还发现出现人才外流，如果不能维持国内经济比较好的增长速度，没有投资机会的话，人家可能也会走。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要让地方政府在现有体制里保持一定功能的话，就要有速度。有速度的话才能保持一定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因此，在这样一种增长依赖症的压力之下，尽管我们不情愿，羞羞答答，到现在我把稳增长放到要点上面，我们提出了“区间管理”，核心不是反通胀，而是稳增长。改革如果没有推进的话，稳增长就是稳投资，稳投资只有两项靠得住，就是政府出资和企业投资，还有房地产投资，所以房地产泡沫，现在政府可能比一般老百姓更着急，房地产得稳住，房地产一旦出了问题，投资肯定会下来，那个投资一下来，中国经济就会出问题。当前的困局，我们可以预见到，所以刚才刘老师的演讲我非常赞成，他讲的是宏观调控方式的改革，如果没有这个改革，肯定冲击下面，我们的政策工具越来越缺乏。

        　　走出稳增长与调结构两难困境的根本途径还在于继续深化改革，要把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结合起来，结合的点就是改革，当然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这个问题要展开谈可以谈很多。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看到传统增长模式在弱化，如果继续维持传统增长模式的话，看来我们越来越缺乏后劲，所以要培养新的增长要素，包括我们要城镇化，包括消费力的提升，包括经济结构的转型，包括创新，都是好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不像日本，日本的体内缺乏真正的增长动力，中国是有真正增长动力的，包括城镇化、消费率、经济结构、创新，未来几年里，如果把这几个增长要素挖掘出来，维持中国未来二十年7%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大家细细一想，非常清楚，这些新的增长要素背后都是改革，没有改革，这些新的增长要素是挖掘不出来的。传统道路是越走越窄，要迎来新的阳光大道，惟有痛下决心改革。

        　　我的演讲如果有错误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张平:

        　　杨教授对体制的批判还是很深刻的，改革还是不易的。中国的改革历经这么多年，原来的改革确实都是创造福利，或者说红利，一改革承包制，创造了农村的红利，国际化改革创造了国际比较优势，房地产土地要素改革创造了城镇化。但是现在的改革，能看到的大多为成本，很难看到明确的红利。所以，这一块也是现在改革难以痛下决心的一个关键，改革问题现在还是破题的根本，但是又是破题最难的部分。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沈坤荣教授给我们作有关效率和阶段的讲演。

        　　沈坤荣:

        　　谢谢大会的邀请，非常高兴又一次来到我们这个论坛。走到这个论坛非常亲切，因为看到了很多我的老师和很多要好的朋友，主要是来学习。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转换与效率提升”。

        　　我们说最近的经济数据和市场的感受普遍认为，我们国家的经济运行确实有下行的风险。从市场的感受来说，这段时间利用假期也在东部一些地方作调研，大家普遍感受到，好像经济是有下来的感觉。海外也出现了看空中国经济的情绪，甚至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伤停补时阶段，也有人说得过头一点来唱衰中国。

        　　今年又是新一轮改革初期阶段，各种利益主体博弈激烈、矛盾交汇错综复杂。这仅仅是表明一个现象，我个人认为，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中国经济自身演进过程当中呈现出来的一种增长动力的缺失或者叫断层，改革的慢变量的推进跟个快速下来的不衔接，以及我们国家依赖全球化生产过程的一种断层。在这个过程当中，新的动力形成还有待时日，我们说传统的增长动力已经逐渐消失，而新的增长点的有效形成还需要时间。去年我在《求是》杂志上，第19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当时说培育新的增长点，长短结合来培育新的增长点。现在看来，培育新的增长点要成为一个能够替代原有增长动力的，还是比较难的。

        　　在完成动力的转换之前，可能市场看到的就是经济的不断下滑以及风险因素逐渐释放的一种不稳定的过程。从增长放缓的过程来看，刚才刘树成老师也提到了“三个冲击”，长期来看，实际上也是平缓下降的过程。考虑到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中国经济皆有可能连续三年低于8%，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下滑时间最长的一次，并且增长减缓的压力还在不断增大，所以我们提出来所谓增长速度的换档期，变成了中高速阶段的过程。

        　　国外的主要机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也普遍调低了原来的预期，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构成来看，消费投资和出口均出现了回落的态势，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正在加大。而消费持续低迷，投资的增速继续回落，尤其是民营经济的投资增速回落得很厉害。近几个月房地产投资大幅下滑，也成为了经济增长下降的主要因素。从贸易方面来看，我国出口传统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渐的被东南亚地区所赶超，高端制造面临着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挑战，所谓新的全球化的格局，中国生产为主的模式和一些中东国家、俄罗斯资源性的格局，正在由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的进程和就业形势增加的需要正在打破原来的格局。中国在传统制造业出口面临困难的情况下，新型的制造业和国际化的进程没有真正的跟进，所以外需的压力还是很大，外需下降的幅度是很大的。外需下降的幅度从东部沿海的的地区出口贸易加工基地等等看得更加清晰。如图所示，这几张图就是各个方面在增长下降的过程，在企业增长方面，制造业指数和工业增加值，从2011年以来一直处于收缩的过程，外需的恶化，国内需求的放缓，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以及去库存压力，都使得制造业承受了压力，企业整体盈利仍在低位徘徊，最重要的还有资金成本很大。

        　　我调研了一下，指的是民营企业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跟他们面对面调查看，资金成本远远高于国家法定的贷款利率，甚至高出一倍。而且有一些贷款机构为了种种原因，当然也有可能贷款额度的限制，使得企业在续贷的过程当中，面临着贷款指标缺口的压力，所以就寻求高利贷。寻求高利贷一般都要20%以上的利率，使得很难以为继，所以企业纷纷选择停工停产，或者有的企业家干脆跑路。

        　　在一些地方，这方面的现象从去年年底开始特别的显现。大量的小微企业、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遇到这样一个成本上升的压力以及市场需求的收缩，都使得他们在两个方面夹击，企业生产遇到巨大的困难。从物价走势来看，也有一些下降的过程。当然有的人担忧的更重一点，有实体经济通缩的风险正在形成。

        　　为了保证经济增长在合理的区间内运行，所以中央政府再度出手稳增长。刚才刘老师讲的“三次冲击”和“三次政策”已经很清楚，老办法没有太多的新，主要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的改造等微刺激政策，为了避免中国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从近两个月的宏观数据来看，定向的微刺激政策开始有点作用，无论出口、消费还是工业生产增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甚至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都有所改善，经济下行压力有所缓解。

        　　要清醒看到的是，当前这种复苏的基础依然脆弱，复苏势头有待于时间进一步验证。综合在东部地区调研来看，当前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和盈利能力不足的问题，资本回报率明显下降趋势、产能过剩和去过程仍然是目前遇到最主要的问题。所以从国家上市银行公布的季度报表来看，银行不良资产贷款率与去年相比出现了比较快的上升，部分企业出现了资金链断裂、违约等等问题，影子银行违约的风险正在加大，地区式金融风险问题也正在凸显，同时地方政府的债务也是很大，今明两年还款压力更大，可能高峰期可能还在两三年之后。这永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近也有人提出来要自行自还的发债方式来缓解这些压力。

        　　所以综合上述几点问题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是不足的，潜在的风险也日益突出，部分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是较大。尽管对于本轮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仍旧存在争议，但是社会各界对于增长阶段转换的共识正在形成。从国际经验来看，任何国家或者地区都无法保持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过程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历史上看，成功的实现经济起飞的经济体大多也先后经历了显著经济增长加速、减速和调整的阶段，所以从理论的视角来看，长期增长并不存在固定的模式或者路径，世界经济始终也不乏形形色色的演进路径和成功案例经济增长既有可能表现为遵从现有增长路径，向特定的稳态收敛的过程，也有可能发生增长路径的跳跃，收敛到新的稳态，呈现出自由均衡到非均衡再到新军均衡循环动态变化的特点，因此，经济增长并不是单一、均值的过程。

        　　如果回过头来看中国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可以清晰的发现，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骄人的成绩，其根本原因就是坚持通过体制改革，释放市场活力，推动增长路径向更高水平转移，避免了由于投资回报率下降出现了条件收敛的现象。比如说我们画一张图，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从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农村改革，我们做一个不一定很恰当的比喻，好比火箭要脱离地球的压力，分阶段推进。第一轮推进是80年代，到一定程度之后，边界收益的下放等等，自然而然动力的衰减，后来又有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在新的路径上向前推进。

        　　到了2000年左右，在新的世纪开始加入WTO，新的一轮全球化，使得中国经济又有了新的助推器，每一次改革好比火箭点火，都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更高水平的运行轨道。这一次制度的能量需要新的改革来提供，新的路径来跃升，所以从这个路径来看，这种实际增长率的路径选择需要我们来思考。增长动力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所释放出的增长活力也并不是永恒的，所以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这种制度的因素在衰减，所以需要改革来形成新的制度力量。我们在研究潜在增长力的时候，都知道潜在增长力取决于初始条件，初始条件不可更改，潜在增长力取决于资源禀赋，资源禀赋基本上也不可更改。潜在增长力还取决于制度因素，而制度因素可以通过改革来形成新的制度因素，我觉得这是可行的。所以从这种逻辑来推解，所以我们也要推进改革，形成新的动力。

        　　当前中国增长的基本格局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经济结构正在发生趋势性逆转。比如说从供给的表现为四个典型的倒U型结构特征。人口结构，适龄劳动人口比例在下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在东部沿海地区，技术部门5千块、6千块钱在纺织企业找一个技术工人是找不到的，一般的熟练工人4千块钱也找不到。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增加值首次低于第三产业，中国迈入服务化时代，去年和前年都谈到进入服务化之后，袁富华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本身有一个结构性下降的过程。收入结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开始回升，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个结构的变化。环境结构，出现了拐点。

        　　从需求端来看，出现了一系列约束因素。从这张图可以看，无论是人口结构、需求结构，由于时间关系不展开讲，分配结构，投资结构，出口的结构等等。效率的波动过程也是在下降的，刚才杨瑞龙教师也讲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效率的下行从表面上看主要是刺激政策和投资放缓导致的，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特点。然而，民族投监不足背后却折射出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效率的下降，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最近包括社科院、清华大学都有一系列研究来支撑这样一个判断。面对十八大之后的经济形势，新一届执政团队提出了要全面深化改革，遇到了一系列的阻力和供需形成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改革是一个慢变量，而经济下来的一系列数据显示是快变量，“快、破”很容易，立起来是很难的，破和立不对应，所以经济自然而言就下滑。

        　　作为政府不可能无所作为，所以要采取一些微刺激的措施，也可以理解，也防止泡沫的破灭带来的振荡，我觉得从治理团队的角度来讲，也是需要一些调控的政策来源调整，但是实际上借助微刺激政策的效率作用的时间越来越短，释放的边际效率越来越低，所以确实需要中长期来考虑。这种考虑特别是从效率的角度来推进，长期增长的动力。

        　　调结构和促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效率的提升上来，我觉得由有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扩大内需来推动新型的城镇化，来开拓和挖掘国内消费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鼓励竞争，优胜劣汰，实现优势企业的做大做强，发挥增产的规模效应。二是通过打破垄断来消除行业进入的壁垒，减少对企业规模的限制和信贷的歧视，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项目和养老医疗教育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发挥增长的配置效率。三是通过加快高端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创新国际经济技术及合作的内容和形势来缩短研发的周期和成本，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设来提高企业创新的能力，发挥增长的技术效率。四是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现在基本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各个地方也在进行研讨，怎么样推进混合所有制建设来建立现代的工资治理机构，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能不能开拓一些新的治理模式，来发挥增长的管理效率。

        　　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有84万亿的资产，约占总实业资本的44%，3900万在职员工，但收入仅占27%。这些国企的净资产收益率不过是5.9%，远远低于全社会企业的10.4%。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来拉平国企和民企的利润水平，GDP就有额外的两个百分点的增长，这就是企业改革会带来红利。所以我觉得改革尽管是一个慢变量，但是需要形成供需的过程，但是如果不推进，在供需上不能有效的形成，中国经济确实是有下行的风险，所以关键是以改革来促进效率的提升，以效率的提升来支撑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我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各位。

        　　张平:

        　　确实提高效率是下一步改革出红利的根本，国企改革提高效率能够增加我们可以预见的改革红利，其实服务业的改革也是一个大的地方，但服务业改革确实又涉及面非常广，其中一个最广的问题就是事业单位改革。大家知道，现代服务业中很多服务业基本上是事业单位，教育、医疗、传媒一定等等，所以这一块不进行社保改革，很难向企业发展，很难拉动服务业的有效供给与服务也的效率。国企改革也罢，事业单位改革激发服务业效率提升也罢，都是我们现在重中之重的所谓改革红利的重点。下面有请经济所课题组袁富华教授给我们进行一些阶段性讨论。

        　　袁富华:

        　　下面我沿着杨老师和沈老师的精彩分析，继续对中国潜在增长、结构转型的一些问题，提供一个其他的视角。这个报告是我们课题组一些想法，还没有全面完成。这个题目是TFP与劳动生产率：中国宏观经济经验事实与长期增长问题。

        　　我首先介绍一下报告的背景。我们要从2009年到2013年，课题组主要进行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到高效转换过程当中的减速趋势的判断。二是产业效率异质性，三是区域效率差异问题，立足于供给面的研究。

        　　与以前的研究稍微深化的方面表现以下三点，一是宏观经济的“两个边界”及其冲击，二是边界逼近过程当中TFP与劳动生产率问题的分析。三是从效率补偿角度来理解投资与消费转换的关系。四是中国区域间产业的雁阵传递为什么不会持续。

        　　首先看看第一个大问题，2013年到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态势和问题。刘老师刚才也讲了，我们稍微综合一下。首先看2013-2014年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的新特点。一是GDP当中服务业增长值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承担就业主渠道的地位进一步强化，第二、第三产业效率不均衡问题突出。二是投资率逼近边界，贸易规模逼近边界，就是所谓两个边界逼近，并引致较大的宏观部委定性。三是在投资出口两架马车减速的背景下，2014年第一季度消费提供了稳增长的动力，但是消费促增长的长效机制缺乏。四是PPI持续下降，企业家信息不足，实体经济与房地产市场分化严重，经济下滑风险增加。总之我们认为，2010年以来的经济减速，更多具有结构性特征，也意味着投资驱动和财富推动阶段的结束。

        　　三大需求，首先看看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边界逼近。2013年以来，中国进出口出现了同时向顶部逼近的趋势。下面是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波动。2013年以来，由于投资和出口贸易规模见顶，因此向下波动的风险加大，也出现了向下调整的风险。

        　　我们再看投资。2013年到2014年，我们的投资率也出现了见顶的趋势，我们用的指标季度投资完成额，比上季度GDP，在2013、2014年间达到了80%。这个时候，向下调整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投资不稳定性增加，高处不胜寒，见顶的同时不稳定也增加了。

        　　然后我们看消费，消费拉动增长的内生机制缺乏。2013年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分别是50%和36.2%，比上一年略有回升。2013年至2014年第一季度消费率的提高，是在贸易、投资边界逼近以及贸易、投资两架马车拉力减弱的背景下发生的，是个统计的上升，消费增长乏力问题依然突出。

        　　下面看看市场风险和市场信心问题，一是PPI持续下降，实体经济通缩和房地产市场膨胀风险并存。由于中国大量的无效投资的存在，2008年以来，中国潜在增长一直高于实际GDP增长，导致实体经济过剩及其通缩。二是资金期限错配，大量资金离开实体经济进入资产市场，利率攀升，中国资产价格上涨到劲头，财富推进阶段基本结束。三是未来信心不足，这主要是一些实体经济通缩，房地产市场过度膨胀，降低了企业家的预期。在宏观方面，我们提出一个判断，2014年，我们综合各方面因素，预期增长率在7.4%左右。

        　　下面看第二大部分，和中国部分的表现为什么是这样。我们是给它做了一个比较底层的回答，未来五年的增长趋势，这是针对结构说的。总而言之，我们提供了三个表，11个是生产函数分解表，今年这个表无非是数据更新。最基本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2014-2019年增长区间大概是6.4-7.8之间，这还是比较乐观的估计。这个表有些特殊的地方，首先劳动生产率因素，我们对他进行了分解，我们看到2013年有一个事，宏观上2013年以来，服务业GDP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但是出了一个问题，由于服务业现在已经作为就业注水池的作用，所以服务业GDP增长同时，就业增加了，但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更大，不均衡更严重了。2013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增长率是8%，但是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是不到2%，这是比较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总量扩大了，但是效率确实又降低了。

        　　基于C-D框架和非线性变量，由于我们投资增长速度依然很高，2008-2013年之间的潜在增长率算下来10%，高于实际GDP近乎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们的通缩是存在的，因为潜在还是高的，大量无效率投资，推高了潜在增长，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通过上面两个部分的分析，我们引出了下面的思考。我们中国的效率失衡问题的分析，为什么会产生失衡？我们依然从劳动力开始入手，效率失衡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问题。这个图是说了一个事，我们工业与服务业效率的差异，源于服务业作为工业分工的结果而存在。从2003年开始，服务业替代农业作为周期性劳动力供求的贮水池，服务业扩张表现在规模上而非效率上。这张图，农村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逐年的增量，从2003年以来，增量全部是负的，不同于2003年以前的这就意味着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再也不会随着周期波动而波动了，劳动力回余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所以，二、三产业交替进行了劳动力吸收和放出，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投资贸易边界出现、工业份额下降而且恰恰是传统服务业弥补经济空档时，效率失衡严重。

        　　劳动生产率减速及失衡，这个大家都探讨得比较多了。工业减速发生得比较明显，1991年到1998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平均为17%，1999-2010年平均为8.3%。我们通过东西部三个区域，第二、第三产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对比可以看到，东部、中部、西部的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都是往下降的，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在2000年之后，它的速度基本上保持稳定，但是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还是低于第二产业。

        　　TFP的变化及失衡，是基于城市数据进行计算的。结论是，TFP增长最快的是东部，年均增长3.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约为四分之一。第二位是中部，年均增长1.3%，贡献率为11.3%。末位是西部，年均为0.8%，贡献仅仅为6.9%。这二十年来，全国平均的TFP增长率是1.8%，这符合大家普遍的预期。总而言之，TFP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在东中西部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下面针对差异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些认识，关于效率补偿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有差异？差异怎么均衡？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想看看这个问题是怎么提出的。首先，根据前文分析，中国投资出口边界逼近，以及财富推动阶段的结束，意味着现有资本驱动模式难以为继，而劳动生产率的减速以及TFP对潜在增长的贡献比较微弱，意味着效率改善的必要和困难。关于中国结构性减速过程中投资、消费的作用争论为何莫衷一是？二战后为什么日本顺利完成了工业化，且顺利实现了投资驱动增长向大众消费时代的转型？但是绝大部分新兴工业国家都没有完成，为什么？从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向消费和服务主导增长模式嬗变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效率补偿。

        　　首先看看效率补偿的经典案例，就是日本。要我们提供了一个图，等会儿我们再分析这个图，先看看我们的认识。日本从战后经济恢复完成的1956年，日本提出再也不是战后的论断之后，他开始加速了，1973年标志着日本创造增长结束，日本的资本增长、GDP增长和消费增长分别是14.7%、9.2%、9.8%，就是说，在日本的二十年的超高增长时期，它的资本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同时也大大高于消费的增长速度，这是日本很奇怪的现象，完全靠资本推动。在这个时期，投资和贸易的超额增长充当着经济持续加速的绝对力量，说明投资对国民经济和消费增长的拉动时期。但是从1974年开始，动力发生变化，由于城市化步入成熟时期，日本从1974年开始减速，到经济泡沫破灭的1989年，日本的资本形成增长率、GDP的增长率和最终消费增长率分别为4.0%、3.7%、3.6%，在这个时候就意味着经济主要的驱动力转换成消费作为增长的作用态势明显，消费和投资同时驱动。在这个时候，从1990-1998年，日本资本形成GDP和最终消费增长率分别为1.7%、1.8%、1.9%，在这十五年之内，由于投资彻底低迷，消费完全承担了持续拉动增长主力，消费高于GDP增长，这是日本的模式。日本消费补偿GDP的增长，真正的开始就是从1974年开始的，我们中国正好遇到了相似的问题，下面就要分析了。

        　　这是一个图，红线代表1973年，1973年之前典型是投资拉动，之后是消费逐渐的过程。我们提出了两次补偿问题，第一次补偿就是我们说的发生在经济结构加速向结构减速时期财富推动。第二次补偿发生在经济均衡之后，消费对GDP的持续拉动。

        　　如何理解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我们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转型应避开凯恩斯主义意义上的静态上的非此即彼，应转向动态效率角度进行理解投资效率的关系。投资潜力向消费潜力的转化过程，实际上是用可持续的效率驱动化不可持续的规模扩张的过程，因此如何在缩减投资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必须有个效率市场环节，通过这个环节可以形成生产率、收入、消费的良性循环。在这种机制上，消费不是传统工业化时期的数量型消费，它是质上的变化，是动态意义上的消费。消费补偿的分析，我们画了一个图，效率补偿是如何实现的。开始的时候，结构性加速阶段，主要是投资驱动。等到加速向减速过剩阶段，投资的动力开始减弱，在这个时候财富推动开始补偿投资效率，等到失败之后，财富补偿就是经济泡沫，等到经济转入均衡的时候，就是消费拉动。

        • 我们中国开始进行的必然失败的第一次补偿。第一，实体企业增加投资性房地产比例。第二，金融企业增加消费信贷和房地产投资，因为高增长时期与工业密切合作取得收益的状况，现在不能维持了。第三，政府为了弥补城市化成本，在经济增长、税收下降的情况下，增加房地产相关收益，尤其是地价重组的收益。第四，绩效，投资和财富推动阶段结束，经济风险加剧，经济进入重要调整时期。

          关于消费第二次补偿就不说了，因为这是经济达到均衡之后的事情，说的还是国外的事，我们主要是在第一次补偿上面。

          下面是我们一个推论，推论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按照上文的分析，中国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进而企望中西部地区高增长抵消东部的减速，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财富推动阶段，同时意味着房地产价格的膨胀，这对准备承接产业转移的中西部而言无疑是重要障碍；劳动力拐点的出现及区域间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利于后发工业化工业引资。因此，国际比较上常用的雁阵传递，在应用中国国内问题分析时，似乎不能成立。

          谢谢大家。

        • 张平:

          感谢富华的辛苦讲演，富华讲的这个课题是我们经济增长前课题的最新的研究思考，他代表我们课题组长期以来对这个事物的一些认识，这个未来会发表，也有很多需要探讨和完善的，所以给他的时间宽一点，作为我们这回会议主题发言。有请田国强教授给我们再次破题，经济要转型，不转型，剩下的都是困局了。

        • 田国强:

          各位，大家上午好，首先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我三次没来了，现在又归队，主要是来学习的。

          我的题目稍微有一点改变，本来是讲上海财经大高等研究院宏观预测模型的一些基本结论，但是我们发现，改革还是第一位的，刚才张平教授总结得挺好，所以我的题目稍微作了一点改动，就是“以深化改革驱动转型发展”。

          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是我最近要出的一本书，写了三、四年，本来去年年底要出来的，结果十八大三中全会出来了，许多学者呼吁的、建议的、衷心希望的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中央的决议，所以我个人当时就感觉是一种非常振奋，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欣喜若狂。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意义，提出了十五个改革领域，60个改革任务，336项具体改革举措，特别是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一些政策决议。刚才上午也说了，比如大家终于看到了，让市场来发挥决定性作用，另外更让我们感到振奋的地方，是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因为没有法制，市场经济是做不成的。

        各位，大家上午好，首先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我三次没来了，现在又归队，主要是来学习的。

        我的题目稍微有一点改变，本来是讲上海财经大高等研究院宏观预测模型的一些基本结论，但是我们发现，改革还是第一位的，刚才张平教授总结得挺好，所以我的题目稍微作了一点改动，就是“以深化改革驱动转型发展”。

        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是我最近要出的一本书，写了三、四年，本来去年年底要出来的，结果十八大三中全会出来了，许多学者呼吁的、建议的、衷心希望的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中央的决议，所以我个人当时就感觉是一种非常振奋，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欣喜若狂。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意义，提出了十五个改革领域，60个改革任务，336项具体改革举措，特别是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一些政策决议。刚才上午也说了，比如大家终于看到了，让市场来发挥决定性作用，另外更让我们感到振奋的地方，是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因为没有法制，市场经济是做不成的。

        • 不过，我现在的兴奋劲开始下降了，感觉到提出这么多东西，很可能搞不好跟以前一样，只出现在文件当中、口号当中、媒体当中，落实到具体实践当中不见得是这么回事。当然报告里也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个事情过去一直在呼吁，曾经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效益公平与和谐发展的关键在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我现在觉得，光只是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远远不够的，除此之外还要界定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因为中国的改革实质上就是两头冒尖，一方面经济发展高速度前所未有，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契机。另一方面，社会公平正义、贪污腐败猖獗等等问题非常严重，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界定政府与市场，当然还有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如果政府角色的定位不清楚，不但会导致经济的低效率，而且会导致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现在的道德危机就是政府的干预太多，使得寻租的空间，让老百姓觉得不公平。现在我们谈到了让市场发挥作用，政府要从很多地方退出来，但是我现在了感觉是越来越多，甚至是前所未有。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学术交流基本上做不下去了，把一个学术活动当成政府机构来管。

          光看改革过去35年看不清楚，并且从理论的内在逻辑分析，比较长的历史的视角和国际视野来考虑，基本上是我们书里谈，回顾改革、理解改革、求解改革，同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一些思路。我觉得一下步改革的关键还是界定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三者各归其位，回到他应该要有的位置，并且是互动互补。现在我们的改革就是把完全孤立的、单独的看政府是怎么样的、市场是怎么样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本书是吴敬琏老师帮着写序，同时也请了几位知名教授的推荐。

        • 以前是两头冒尖，但是我们遇到的情况，今天上午的主题就是出现新的特点，就是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由于中国的改革红利，由于中国外需的红利，靠便宜的劳动力，靠众多的资金，靠土地财政，几乎全部不可行，当然还要包括外贸的红利，使得长期以来积累的问题发生了集中性的爆发，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滑坡。有五大问题，不能展开，我只是随便说说。首先的问题是政府干预太多，寻租贪腐猖獗，贪腐也无所谓，最大的问题，政府干预太多，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空间。刚才沈坤荣教授说了，如果把民营企业给予国有企业同等待遇，可以增加两个百分点。增长动力衰减，经济结构扭曲，驱动转型困境。任何体制有三个阶段，从要素驱动阶段到效率驱动阶段，靠市场，最终阶段靠创新驱动，让非国有企业发挥主要作用。

          第三个是公共服务缺位，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公平正义不足。关键的问题是政府本来应该发挥的作用就是四个字，两个方面，一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保护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维护方面和活动保护方面做得很不够，社会政府公共服务更加是差，包括解决收入差别过大的问题。再就是伦理道德滑坡，成心友爱缺失，社会浮躁不稳。这些问题要恢复是非常之难的，因为社会规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这里面牵涉到政府干预太多，现在不是靠真才实学，比如因为产权没有明晰界定，就导致社会的道德危机。大家都竞争指标，如果有这个位置，大家不是靠真才实学，而是通过走关系，经过政府太多的寻租空间导致。当然，生态环境恶化、污染生存危机等等，是五个大的方面的问题。

          怎么样去转型发展？我们原有的靠政府推动经济可行吗？原有的靠国有企业发挥主导作用行吗？在这本书里谈到了中国从170年以来，四次大的社会变革，每次都想让国有经济作为推动经济主导，无一不以失败告终，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民国政府抗战胜利之后，大量的日本资产推动国有企业，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以及计划经济、国有经济的登峰造极，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让中国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更重要的是，过去35年，中国经济大发展，稍微有一点客观地看待问题，它不是国有企业发挥了主导作用，当然要发挥重要的作用，而是非国有企业在蓬勃发展。让政府也不行，让国有企业也不行，靠外贸红利，由于现在贸易主义抬头，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就可以看出来，就需要从几个方面来做：

        • 一是如何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效率和创新方面的作用？因为低要素成本已难以为继，国有企业效率缺损和贪腐丛生也显而易见，政府要扭转错位、越位和缺位。二是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促进公平方面的作用，公平，将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动力，政府要天填补缺位。三是如何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边界，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改革过滞后于经济改革，会扭曲国家治理体系。四是如何更好地在国际体系中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国际间竞争，最重要的是规则制定权的竞争，比如TTIP和TPP对中国的战略挤压。把这些问题怎么转型，实质上我认为，在下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和目标，脱离不了四个专项，其核心要义是更好地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各就其位又互动互补综合治理作用，并成为国际规则体系制定的参与者和主导者，从四个方面，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从发展型全能政府专项服务型有限政府，从单一的经济改革转向全方位联动改革，谈了30多年的改革，实际上我们经济学家应该少说话，应该让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参与到这场改革里，但是我对这一方面实在是不抱有太多希望。

          现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实际上是孤立地看问题，政治干预经济，第一次会议上专门看了一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走势，有九次大的波动，其中五次就是由政治因素造成的，并且这种造成的危害和破坏性更大。比如1957年的反右，1961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登峰造极，以及1976年“四人帮”横行猖獗，到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是让经济大幅度下滑。所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简单地是经济改革问题，中国真正要实现长治久安，真正让中华民族全方位崛起，一定上是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体制上以及生态方面的改革。

          四是就是因为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世界上基本上没有领导者，中国能不能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变成一个领导者呢？因为无论是世界上无极、一极、二极、多极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你如果不抢占这个话语权，怎么能够做到？你要强调这么一个话语权，包括学术的话语权，包括制定规则的话语权是最重要的。我在中国搞了十多年行政改革，发现一把手不支持的事情基本上做不成，书记说这个同志我听了一些反映，有点问题，等一等吧，一等就完了。你要成为领导者，就必须要处理好盲目的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平衡好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民族国家权利与国家义务之间的辩证关系。

        • 那么怎么样去改革成功？改革者基本上是没有好下场的，改革基本上是很难成功的。改革就是要从四个方面的综合治理。

          六大必要条件：一是理论先行。但是感觉到每次理论先行，都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在过去35年。比如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了后面十一大三中全会。“六四”风波以后，差不多又要重新提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当时就是为“姓资姓社”的大讨论，导致了中共十四大提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过去十年来，改革的方向问题的争论和讨论，在十八大三中全会形成了上下的共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经济学者里面认为是有敌对势力、意识形态，如果把政治和这个提出来学者先行的东西动力起来是非常麻烦的。所以理论一定要先行的。

          第二个，中国的改革现在没有一个邓小平怎么能成功？必须发挥中央权威、政府的引领和主导作用，对改革的大方向、大战略进行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也就是咱们的中央领导必须要下决心，十八大三中全会是个很好的开端，希望真正下决心做。光是有领导决定还不行，必须让绝大多数老百姓获得好处，满足我们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做增量，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获得好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改革的公式，势能和动能，成为改革的必要条件。现在改革空间实际上非常小，不像刚刚打倒“四人帮”，整个全民形成了“就是要改革”，无论是谁家的小孩都有个公平发展的基础。现在改革的空间异常艰辛。刚才讲了，改革带来的红利很小，只有改革的成本和改革的困难。

          综合治理的改革，从“情、理、利”三个制度安排。找真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并发挥其外部性和延展性，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突破。在“效率、公平”的前提条件下，怎么解决好“改革、发展、稳定和创新”这四位一体互动互补的关系，我觉得这次的中央文件主要谈的还是改革发展和稳定，创新远远谈得不够，一个国家真正要实行可持续增长，必须要变成一个创新型社会，靠什么？靠老百姓，靠民营经济。只有富民才能强国这样一个内在逻辑。

          谢谢大家。

        • 张平:

          非常感谢田国强教授慷慨激昂地陈述改革纲要，因为中国确实是到三中全会已经把改革的号角吹响，但是如何实施，确实是非常艰难。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是个重要方面，因为中国无论怎么算，世界第一位的程度都慢慢地能看到，所以中国以什么形态立于世界，以什么样的改革来提升中国的效率和经济转型，都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下面我们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张连城教授来讲2014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

        • 张连城:

          我代表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发布35个城市生活质量指数。

          今年的主题是，生活质量指数趋升，空气质量、食品安全堪忧。

          首先，我对本次调查的方法作几点说明。从2011年我们发布生活质量指数以后，今年是第四年了，生活质量指数的发布目的是旨在推动中国居民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中国城市生活质量体系QLICC，包括主观满意度指数和客观指数。客观指数也叫社会经济数据指数。主观满意度指数包括生活水平满意度指数、生活成本满意度指数、人力资本满意度指数、生活保障满意度指数和生活感受满意度指数，这五个指数涵盖八个主观问题，都是通过电话问卷调查所得到的。

          客观指数也包括同样五个分指数，请记者们满意，这五个客观指数不是通过电话调查得到的主观的指数，而是通过计算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20个经济数据得出的。另外今年我们附加了两个专项调查，下面我介绍我们的主观满意度调查。

        • 本次调查仍然采用国际通用的调查方法，保证了调查空间的分布性和广泛性，也保证了我们调查的合理性。另外，不仅有固话调查，也有移动电话调查。今年3-4月份间，调查时间是在3-4月中旬完成的，150名调查员工作了一个半月，拨打了近三十万个电话，产生了有效随机样本17633个，固化和移动电话各占一半，有效样本比去年增加了38.2%，95%置信度下整体主观满意度指数的标准误差从去年的0.19缩小到0.15，可靠新进一步增强。另外，本次调查除了关于房价预期的专项调查外，还增加了影响生活质量因素的调查，但是这两项专项调查不进入生活质量指数体系。在计算客观之时，所涉及到人口数据均采用各城市的常住人口数而非户籍人口数，也不是市辖区人口数，这样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一个城市的生活质量。

          各个城市的社会经济数据（20个二级指标）均来自官方部门发布的相关数据，保证了指数的可靠性和权威性。

          主观满意度指数调查结果，主观满意度整体趋升，但是部分指数令人担忧。

          主观满意度体系设计，包括五个分指数，是通过第二列里面八个主观问题的调查来实现的。对于主观问题的调查，受访者的回答，我们根据他答的满意还是不满意给予答案附值，然后得出第一列满意度分指数。把五个满意度分指数算出平均值，就是主观满意度的总指数。

          对八个问题，我们的提法是，询问受访者对目前的收入状况、收入增长是不是满意。两个专项调查，第一是关于房价预期的调查，第二是关于对影响生活质量最大因素的调查。我们的提问是，您认为以下哪项对您的生活质量影响最大，给了四个选项，食品安全、空气质量、物价还有交通状况。

        • 我们先介绍，通过电话调查所得到的主观满意度指数的总指数的情况。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总指数，也就是那五个分指数的平均值，情况是这样的：从35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来看，生活质量满意度指数超过50分，也就是表示满意的城市有31个，比去年增加了5个，低于50分即处于不满意区间的城市有3个，即深圳、昆明和贵阳，比去年减少了5个。去年表示不满意的南宁市今年刚好处在满意和不满意的临界点上，就是50分。

          从排序上看，青岛、长春、厦门，已连续两年排在前五位，深圳、昆明、广州连续两年在后位。排名上升幅度较大的上升有沈阳、重庆、上海、北京。北京今年排名17，比去年上升了7位，去年是24，排名下降幅度较大的城市有郑州，下降了15位，西安、石家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几大城市的排位都不在前面，基本上都在中间和后面。这是35个城市满意度总指数的情况。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35个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平均值今年是51.57，三年整体呈上升趋势，2012年开始跃过满意与不满意的区间，进入满意区间，2013年比2012年略微有所下降，2014年又开始回升。但是虽然这三年都处在满意区间，满意程度依然偏低，刚刚跃过50分的临界点，也就是最低限度的满意。从主观满意度指数的地区分布来看，我们看满意度比较高的城市，也就是绿柱还都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有两个城市分值比较高，其他城市分值比较低。 

        35个城市主观质量满意度，总指数的分值和排序的情况可以从下面构成主观满意度总指数的5个分指数得到说明，第一个分指数是城市生活满意度分指数，城市生活水平满意度分指数是由询问收入现状和收入预期两个问题得出的，从调查情况看，生活水平满意度指数排序上升幅度较大的城市有重庆，上升了22位，北京上升了21位，上海上升了15位，天津上升了12位，四大直辖市生活水平满意度分指数有了较大的提升。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们很惊奇，感觉到这是不是出了问题，但是后来通过对客观指数的计算，我们发现北京满意度之所以上升，上海满意度之所以上升是因为这两个城市的人均财富增长比较快，人均财富又包括储蓄财富和住房财富，这两项上升的比较快。所以客观指数是这样说的，这样反应到人们的主观满意度上也就有所上升。重庆之所以上升的幅度比较大是因为重庆的客观指数当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比较快，所以反应到主观满意度上也提升了。天津之所以上升是因为天津的人均财富包括储蓄和住房的财富增长以及可支配收入增长比较快，所以主观满意度指数上升的幅度也比较大。在35个城市当中，对生活水平最不满意的城市就是郑州、兰州、石家庄、太原、南宁5个城市。

        • 从动态变化的角度来看，生活水平满意度指数，除了2012年比2011年稍微有所下降以外，2013年和2014年都呈上升的趋势，生活水平指数是通过提问收入现状满意度和收入预期满意度两个问题得出的，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的满意度指数都有所上升。

          第二个分指数是城市生活主观满意度分指数，大家一看就知道，所有35个城市的生活成本主观满意度分指数都低于50分，甚至都低于40分，就是一直处在不满意区间，其中生活成本满意度指数上升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兰州、宁波这两个城市，满意度下降幅度较大的城市有海口、郑州和福州。

          从三年的动态变化角度来看，生活成本满意度指数一直比较低，尽管如此，但是满意度指数近两年还是稳中有升的，尽管都处在不满意度期间，但是指数略微有所上升在2013和2014年，但是用通货膨胀、房屋销售价格、房价收入比这三个客观指数计算，客观指数表明近两年的生活成本是上升的，但是近两年的满意度也是上升的。我想了想，这种反差可能是今年成本或者物价上升幅度不大造成了人们满意度的上升，当然也许是短期内人们存在货币幻觉造成的。

          第三个分指数是人力资本满意度分指数。城市人力资本主观满意度分指数变化不是很大，三年来一直比较稳定，并且都处于满意区间。但是与2012年相比，近两年略有下降，但是下降幅度微小，可以忽略不计。 

        第四个分指数是社会保障满意度分指数，它是用询问对医疗保障、养老保障是否满意，和询问安全状况，也就是社会治安状况是否满意所得出的主观满意度指数。从这个分指数来看，社会保障满意度分指数排序上，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的排序上，上升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海口、长春、上海、天津、重庆、成都、福州，医疗和养老保障满意度下降幅度较大的城市有郑州、西安、兰州、沈阳、昆明、石家庄、贵阳七个城市，从社会治安状况来看，满意度上升的城市有海口、天津、重庆，这是上升幅度较大的城市。安全状况，也就是社会治安状况下降幅度较大的城市有广州、成都、乌鲁木齐、长沙这样七个城市，这和我们最近发生的暴恐事件有关。

        三年以来，社会保障满意度指数虽然处于满意度期间，但是近两年比2012年有小幅下降，下降主要原因可能和我们的安全状况这两年比2012年有关。

         

        • 最后一个主观满意度分指数是生活感受满意度分指数，是通过提问生活节奏和生活便利这样两个问题来得到的。这个分指数，我们从分值来看，从排序上看，生活感受满意度上升幅度较大的城市有昆明，就是红字标出的这些城市，乌鲁木齐、兰州、沈阳、石家庄、成都、长沙，满意度下降幅度较大的城市有上海、长春、海口、天津、北京，北上广深四大城市都在最后一列。其中，北京排名35，主要原因是生活节奏指数太低，就是生活节奏加快，导致人们满意度的下降，但是生活便利指数还是有略微上升的，两者相比还是下降，排名第35。

          总体来看，生活感受满意度指数三年来有下降趋势，这与客观指数的变动都是一致的，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生活感受、满意度指数都有略微下降。分项看，生活感受满意度指数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生活节奏满意度指数下降造成的，就是生活节奏加快导致了人们对生活感受满意度指数的下降。

          从全国35个城市总体情况来看，在构成主观满意度指数的五个分指数当中，受访者满意程度依次降序排列人力资本满意度指数是58.98%，比去年略有上升，社会保障满意度指数57.87%，生活感受满意度指数是54.88%，比去年略有下降，生活水平满意度指数是54.32%，生活成本满意度指数是31.81，比去年也略有上升。所以它的平均值，总体上看，是略有上升的。 

        • 从专项调查来看，对城市房价预期的是，2012年、2013年、2014年，所有城市平均值来看，都预期上升。2012年一个城市看平，两个城市看跌，2013年、2014年所有城市居民都看涨，这应当说明的是，2014年预期房价上升的幅度要比去年上升的幅度小，从64.65%减少到60.78。三、四月份完成的，如果今天完成的话，可能有所不同，因为他们是对当时的感受作出判断的。只要调查之后不出现房价变动的拐点，房价预期就是决定房价上升的真实因素。前两年我们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今年的调查结果证明，不支持今年房价会出现暴跌的传言。各个城市对房价上涨幅度的认知不同，排在前面的，认为房价上升的幅度可能会更大一些，排在后面的认为房价上升的幅度预期可能要小一些。 

        • 从专项调查来看，对城市房价预期的是，2012年、2013年、2014年，所有城市平均值来看，都预期上升。2012年一个城市看平，两个城市看跌，2013年、2014年所有城市居民都看涨，这应当说明的是，2014年预期房价上升的幅度要比去年上升的幅度小，从64.65%减少到60.78。三、四月份完成的，如果今天完成的话，可能有所不同，因为他们是对当时的感受作出判断的。只要调查之后不出现房价变动的拐点，房价预期就是决定房价上升的真实因素。前两年我们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今年的调查结果证明，不支持今年房价会出现暴跌的传言。各个城市对房价上涨幅度的认知不同，排在前面的，认为房价上升的幅度可能会更大一些，排在后面的认为房价上升的幅度预期可能要小一些。

          • 从专项调查来看，对城市房价预期的是，2012年、2013年、2014年，所有城市平均值来看，都预期上升。2012年一个城市看平，两个城市看跌，2013年、2014年所有城市居民都看涨，这应当说明的是，2014年预期房价上升的幅度要比去年上升的幅度小，从64.65%减少到60.78。三、四月份完成的，如果今天完成的话，可能有所不同，因为他们是对当时的感受作出判断的。只要调查之后不出现房价变动的拐点，房价预期就是决定房价上升的真实因素。前两年我们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今年的调查结果证明，不支持今年房价会出现暴跌的传言。各个城市对房价上涨幅度的认知不同，排在前面的，认为房价上升的幅度可能会更大一些，排在后面的认为房价上升的幅度预期可能要小一些。

          • 城市房价预期上涨幅度较大的城市有合肥、南宁、厦门、深圳、上海、广州、太原、北京。预期上涨幅度较小的城市有宁波、大连、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杭州。

            今年我们还增加了一个对影响生活质量最大因素的调查，调查的问题是，您认为以下哪项因素对您的生活质量影响最大。我们给出了四个备选答案，一个是食品安全，第二是空气质量，第三是物价，第四是交通状况。调查结果是，31.89%的人认为食品安全是影响生活质量的最大因素，34.71%的人认为空气质量是影响生活质量的最大因素，23.18%的人认为物价是影响生活质量的最大因素，只有10.21%的人认为交通状况才是影响生活质量的最大因素。

            综合来看，35个城市的平均值显示，认为空气质量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最大，食品安全次之，物价排在第三位，交通状况殿后，这也许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渴望，还可能是一种生存本能的反应，大家都选择空气质量和食品安全。

            从地区分布来看，认为空气质量对生活质量影响最大的城市有17个，京津冀这些城市都名列前茅，得分最高的是石家庄市，他们认为空气质量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最高。即使是青岛，也有32.13%的人认为空气质量对生活质量影响最高。食品安全在第一列，是其次的。

            另外，18个城市认为，食品安全对他们的生活质量影响最高，而空气质量和物价对他们的生活质量影响是其次的。

            从性别角度来看，不同性别对这四项答案是这样的，男性更关注空气质量，有34.27%的人把空气质量作为影响生活质量的最重要的因素。女性是既关注空气质量，也关注食品安全，这两者不相上下，一个是35.7%，一个是34.17%。

          • 从年龄段来看，只有31-40岁年龄段最关心食品安全，其他年龄段都把空气质量作为影响生活质量的最主要因素。我们讨论认为，31-40岁年龄段的人，可能都有小孩，而且年龄不大，他们可能更关心食品安全问题。从文化程度来看，和从就业状况来看，他们对空气质量、食品安全的看法都一致，也就是说，文化程度不同，就业状况不同，没有在这里显示出明显的差异。

            三、客观生活质量指数略升，地区差异较大

            客观指数体系也叫社会经济指数体系，这个体系也是由五个分指数构成的，这五个分指数涵盖了8个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这20个二级指标都是从国家权威机构所发布的数据得到的，然后我们通过计算，转换成了生活水平的客观指数。

            城市生活质量客观社会经济指数计算方法和往年是一样的，不详细介绍了。

            下面是客观质量的调查结果。中国35个城市客观生活质量调查结果来看，北京、广州、南京、深圳、西安、上海的客观生活质量都排在前面，郑州、西宁、重庆、南昌、太原等等城市生活质量都排在后面。今年分值高于50分的有34个城市，低于50分的只有郑州一个城市。排位变化来看，多数城市排位变动不大，排位上升幅度较大的城市只有贵阳，上升了11位，下降幅度最大的城市是太原，下降了10位。贵阳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它的生活水平分指数上升了13.7分，太原下降幅度较大的原因是生活水平分指数有了大幅度下降。太原生活水平分指数为什么会大幅度下降？后面我还有更具体的解释。

          •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三年来，35个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总指数稳中有升，低于50分的城市数量在逐年减少，2012年有4个，2013年2个，今年只有一个，郑州。郑州前两年的分值本来就不高，就在50分多一点，其他分值下降以后，总指数就掉到了50分以下。

            从地区分布来看，没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说明东部地区的客观生活质量一定就比中西部地区高，我们看绿柱的分布，还是比较分散的。城市生活客观总指数是由五个分指数构成的。第一个是城市生活水平客观分指数。城市生活水平分指数排在前面的是北京、上海、厦门、南京、长沙、广州等等，排在后面的是太原、南昌、银川、郑州等等。总体排序变动不是很大，只有长沙市和沈阳市上升的幅度比较大，南昌市、郑州市、海口、西安这些城市下降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长沙、武汉、沈阳这些城市客观生活质量为什么上升的幅度比较大？西安、郑州、南昌、海口、太原这几个城市客观生活质量为什么下降幅度比较大？我们作了一个更具体的分析，利用二级指标给出了分析结果。

          • 从年龄段来看，只有31-40岁年龄段最关心食品安全，其他年龄段都把空气质量作为影响生活质量的最主要因素。我们讨论认为，31-40岁年龄段的人，可能都有小孩，而且年龄不大，他们可能更关心食品安全问题。从文化程度来看，和从就业状况来看，他们对空气质量、食品安全的看法都一致，也就是说，文化程度不同，就业状况不同，没有在这里显示出明显的差异。

            三、客观生活质量指数略升，地区差异较大

            客观指数体系也叫社会经济指数体系，这个体系也是由五个分指数构成的，这五个分指数涵盖了8个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这20个二级指标都是从国家权威机构所发布的数据得到的，然后我们通过计算，转换成了生活水平的客观指数。

            城市生活质量客观社会经济指数计算方法和往年是一样的，不详细介绍了。

            下面是客观质量的调查结果。中国35个城市客观生活质量调查结果来看，北京、广州、南京、深圳、西安、上海的客观生活质量都排在前面，郑州、西宁、重庆、南昌、太原等等城市生活质量都排在后面。今年分值高于50分的有34个城市，低于50分的只有郑州一个城市。排位变化来看，多数城市排位变动不大，排位上升幅度较大的城市只有贵阳，上升了11位，下降幅度最大的城市是太原，下降了10位。贵阳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它的生活水平分指数上升了13.7分，太原下降幅度较大的原因是生活水平分指数有了大幅度下降。太原生活水平分指数为什么会大幅度下降？后面我还有更具体的解释。

          •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三年来，35个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总指数稳中有升，低于50分的城市数量在逐年减少，2012年有4个，2013年2个，今年只有一个，郑州。郑州前两年的分值本来就不高，就在50分多一点，其他分值下降以后，总指数就掉到了50分以下。

            从地区分布来看，没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说明东部地区的客观生活质量一定就比中西部地区高，我们看绿柱的分布，还是比较分散的。城市生活客观总指数是由五个分指数构成的。第一个是城市生活水平客观分指数。城市生活水平分指数排在前面的是北京、上海、厦门、南京、长沙、广州等等，排在后面的是太原、南昌、银川、郑州等等。总体排序变动不是很大，只有长沙市和沈阳市上升的幅度比较大，南昌市、郑州市、海口、西安这些城市下降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长沙、武汉、沈阳这些城市客观生活质量为什么上升的幅度比较大？西安、郑州、南昌、海口、太原这几个城市客观生活质量为什么下降幅度比较大？我们作了一个更具体的分析，利用二级指标给出了分析结果。

            分析一个城市的生活水平客观指数，我们有6个二级指标，这6个二级指标是红字显示的指标。上升幅度较大城市的三个城市，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长沙上升了15位，是因为长沙市的人均消费增长和人均财富增长的增幅比较大。武汉上升了10位，是因为它的人均消费增长降幅比较大，但是人均财富增长的增幅更大，两者相抵，还是上升了10位。沈阳上升了10位，是因为它的人均消费增长升幅比较大。下降幅度较大的这几个城市的原因是，西安今年下降了16位，是因为西安的人均财富存量下降幅度比较大，人均财富增量的降幅更大，所以两项加起来，使生活水平下降了。郑州下降了14位，是因为人均消费增长和人均财富增长都具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南昌下降13位是因为人均财富下降，人均财富增长还有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都具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 海口下降了11位，是因为它的人均消费增幅下降，人均财富增长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都有所下降。太原虽然下降了4位，但是他是排名最后的一个城市，排名35，说明去年也不高，他之所以排名35，比去年下降了4位，是因为他的6项指标都下降了。尤其后3项下降幅度最大，我们分析结果，可能是太原作为一个煤炭城市，经济增长下滑，所以人们的储蓄、人们的住房财富大幅下滑造成的。

            城市生活成本客观分指数变化并不是很大，前5个城市和后5个城市也变化不是特别大。

            城市人力资本客观分指数变化也不大，整体排序变化也不大，前10个城市里都有北、上、广，西宁、厦门、重庆这些城市都在后面。

            城市社会保障客观分指数的排序变化也不是很大，我们看排在前面的还是深圳、北京，还有厦门、宁波，两年了都是连续排在前四位，西宁、郑州连续两年排在后两位。

          • 最后一个客观分指数是城市生活感受分指数。城市生活感受分指数排序变化也不是很大，只是武汉略大一些。前五个城市，我们看包括了北京、深圳、广州这些大城市，上海居中，后面几个城市是郑州、成都、重庆、长沙等等。

            从客观总指数来看，刚才是构成客观总指数的五个分指数，总指数来看，整体平稳，并略有上升，但数字显示地区生活质量存在较大差距。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虽然生活水平客观指数名列前茅，但生活成本也在最高的5个城市之列。南昌、银川、坤宁、重庆、西宁等城市生活水平虽然在后8位之中，但生活成本也在最低的10个城市之中。所以，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好处。

            从总体变化来看，生活水平5个分指数的均值，也就是总体指数来看，生活水平还是逐年提高的，生活成本满意度2013年是下降的，2014年是提高的。人力资本今年略有下降，社会保障今年略有下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生活感受今年总体有所上升，总的平均值是上升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在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35个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和客观社会经济数据指数仍然处在满意度区间，并且稳中有升，说明中央惠民生的系列政策取得了成效。

            但是，也应该看到，不断提高的生活成本，逐渐加快的生活节奏、令人忧心的空气质量、普遍担心的食品安全状况、地区间存在的较大生活质量差距，以及少数城市安全状况满意度指数的下降，是当前面临的不容忽视的严峻挑战。

            我的汇报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 张平:

            感谢张连城关于生活质量的发布，今天上午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  

            • 郎丽华:

              今天下午半场开始，下午第一位给我们作演讲的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老师，他演讲的题目是我国外贸形势与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大家欢迎。

            • 裴长洪:

              大家下午好，我的发言时间只有15分钟，所以我得讲快一点。和整个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似之处，前五个月我们的外贸形势不容乐观，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是把外贸增长目标7.5左右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在过去写政府工作报告中是至少几年来我还没有见到过，今年是比较罕见的现象，这也就是说，政府是希望今年内外需求都发力，来保证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现在1-5月份看，按人民币来计价，基本上都是下降，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是下降的，按照美元来计价还好一点，出口是下降比较少，进口还略有一点增长，所以数字总体来看都很难看，国务院领导也很着急，昨天汪洋副总理在商务部开了一天的专家座谈会，听了13个专家的发言，我是昨天上午在那儿发了言，昨天下午没有继续听他们发言，国务院分管副总理能够听一天专家在那儿瞎侃，也比较难得，说明这个情况比较严峻。

              2013年前四个月外贸增长有水分，特别是大陆对香港的贸易，有金融套利的因素，因此虚高。如果把这个因素扣除，应当说前五个月，中国大陆对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长速度还是达到6.2，如果把香港这块单独刨出来，还是6.2，特别是欧盟对美国出口的增长速度还是看得过去，真实的情况没有统计数字反映得那么糟糕，但是也没有年初预期的那么好，就是这样一个实际情况。

              后来我昨天上午开会的时候，我也跟商务部提建议，我说你们现在可能就得做好技术准备了，因为明年的话，你开两会，就得解释这个数字为什么没有实现，因为如果按照今年这样推算，可能今年的进出口贸易只能增长4.5%左右，下半年会不会能达到7.5%，平均每个月要增长10%以上，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当然如果真达到4.5，扣除去年的虚高，也能达到7%左右。我说你们可能需要有一个解释。今年的外贸情况看，总的来讲还有待于下半年继续采取各种措施，但世界贸易形势也不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说太多。

            • 外贸也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这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叫做“经济增速换挡”，实际上外贸也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当然，这个外贸到底在我们经济增长当中还有多大的意义，也是经济学家要讨论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在就业方面，还是在带动产品升级换代方面，它还是有意义的，特别是产业梯度转移、产能转移，一般来讲都是出口部门先转移，还是有意义的。所以国家对它给予必要的重视，也仍然是有必要的。

              进入换挡期就有一个问题，究竟它的增长速度多少是个合理区间。因为经济增长速度有一个合理区间，这个合理区间的经济学基础叫做潜在经济增长率。我想，今天上午又有专家会说这个词，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我们制定年度目标或者制定增长目标的经济学的依据。外贸到底合理区间是多少呢？这既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时间问题。这个问题当然还需要研究，昨天上午会议上我也大概讲了一个观点，大体的意思我们可能也需要找一个合理区间。这个合理区间当然有很多假定前提，比如说世界经济，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世界贸易是个假定前提，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也是个经验观察数据，也是作为一个外推的依据。按照这样一个外推的依据，我们可能要按照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比如说世界贸易今年预测能增长多少，大概按照我们每年在世界货物出口中的比重提高0.6个百分点，比重提高的速率来计算，每年外贸增长的合理区间基本上应当是进出口高于世界贸易3-4个百分点，出口贸易大概高于世界出口贸易4-5个百分点，这样就比较合理。

              原来WTO预测，今年世界贸易增长4.5%，后来WTO总干事又说了很悲观的话，文字发布时又说得很乐观。最近6月份以后的国际组织和媒体都认为今年达不到，我个人认为，今年大概会继续出现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和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持平甚至低于的现象。原来世界贸易速度都高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这两年出现了反弹现象，不仅不高，甚至是低，今年也可能还会再低，比如说今年世界经济增长3%左右，假如世界贸易2.8%，中国大概也就6%、7%的样子，高它几个百分点。是外贸增长速度的合理区间，这是一个假设，还要继续做研究了，这部分我只能说一个假设，做一个假定的结论，先把我的观点说一说。

            • 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还要培育新的国际竞争力，你就是要实现这样的合理区间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的出口竞争力面临很多的挑战，而且中国外贸的数字不一定很可靠，今年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春季报告里有一篇文章，是我知道我的博士生在写，从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中国外贸增长的虚高到底高多少，因为这个说法学术界也有很多不同意见，有的人说要虚高30%，这个可能太高了一点，我看了，从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从2005年以来，大概将近十年间，可能我们会虚高5%-10%的情况。那篇文章做了一些初步的计算，当然也只是抛砖引玉了，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值得深入研究，作为研究外贸问题来讲，还是要深入研究，因为外贸竞争力明显有弱化的现象。

              进口贸易要给予充分重视，因为现在的指标是进口、出口一起算，这里面我们凭什么要重视货物进口贸易？可能不仅仅是考虑贸易平衡，还要考虑怎么样改善我们的供给面，使潜在增长率能够得到改善，从生产要素供给方面能够得到改善，这可能是考虑进口贸易更主要的方面。当然，这里面要说的话很多，因为时间关系，我也不多说了。

            • 再一点是服务贸易，无论世界还是中国，增长速度都比较快，进口出口都比较快。但是，服务贸易的问题是现在逆差比较大，今年上半年已经五百多亿美元，今年又是一千一百多亿美元的逆差。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主要是来自三方面，一方面是旅游，因为理由过去是出口创汇，现在是走出去多了，变成逆差的最大项。但是这个恐怕是挡不住，您也不能让中国公民不去旅游。

              第二方面，特许专利还有版权这些特许使用费，这恐怕是件好事，这正是新的生产要素来源，他通过服务贸易进来，这正是改善供给面的需要，恐怕你也得容忍。

              第三方面，运输。我们现在的海洋运力比较落后，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真落后，我们的海洋运力不行。我最近给国家社科规划办和有关部门审今年申报的课题，现在不是什么海上丝绸之路，海洋战略、海洋发展、海洋经济，但这个海洋的运输能力经常被大家忽略，如果没有海洋运输能力，你什么丝绸之路，不是靠船来运嘛。这个海洋运力，一个是我们真落后，还有一个问题是有虚假现象。中国的远洋运输的船舶，80%是在境外登记注册，这涉及到我们中国境内船舶登记制度的改革问题，比如香港有六七千艘船在那里登记，一多半是大陆的船。但是你既然登记的是香港的船，他进出内地港口，这种服务收费是按照国际收支来算的，所以你在国际收支上是逆差的。所以运输问题，作为研究贸易，特别是上海研究什么，搞什么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运输问题不研究，中国的外贸强国也好，还是海上丝绸之路也好，还是海洋战略也好，那基本上都是一句空话，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有关问题的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 将来我个人认为，不要笼统地提提高国际竞争力，可能就是有针对性地提，另外是缩小贸易逆差，有些方面可能要容忍，前提是货物贸易的顺差和经常项目的顺差，作为发展中国家，恐怕还是要维持的，所以服务贸易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恐怕只能让它是逆差，主要的功能要定位于改善中国经济的供给面，比过去讲的通过商品服务进出口，通过外需拉动，使GDP增长多几个百分点，这个视角要宽一些。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特征，从贸易延伸到开放。第一是建立和服务业扩大开放相适应的新体制和新机制，新体制新在哪儿，首先要和国务院扩大开放相适应。第二是逐步建立和国际贸易新规则相接近、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现在一个上海自贸区在实验，一个是中美双边协定谈判、中欧协定谈判正在谈，实际上上海自贸区就是这两个谈判特别是中美协定谈判的压力测试平台，现在正在谈负面清单，这个负面清单要谈得成还是挺不容易的，因为按照服务贸易的三维编码，服务贸易得分解成160多个部门，加进第二产业，再加进第一产业，恐怕得几百个部门，所以要把这个负面清单能够理清楚，也还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情，你要跟国际贸易新规则接近。第三是新机制的联系面覆盖面要更广泛，这就是现在三中全会决定提的一带一路建设，西北就是往中亚那边走，南方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些都是比较宏伟的构想，目的就是使这些新体制、新机制能够覆盖的面更广。当然我刚才讲到，比如你要建海上丝绸之路，首先涉及的是海洋运输问题，这里面既有发展问题，更主要的是改革问题。当然最后一个是怎么培育参与引领国际经济合作新优势。现在不是说这个新优势是产品竞争力，讲的是国际经济合作新优势。国际经济合作新优势，首先是你能够在国际规则制定上你是标杆，比如说，中美投资协定谈判谈成了，那你和美国制定这个国际投资规则就是引领，你就是引领国际经济合作，你就有了这个优势。所以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新课题，要做的改革，需要进一步发展的课题很多，因为时间关系，我已经超时了，不能再讲了，我就说这些。

              谢谢大家。

            • 郎丽华:

              谢谢裴老师，要拓展的地方，下学期到我们学校作讲座的时候，欢迎大家来旁听。我们现在提出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结构调整，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仍然不可忽略的是，外贸仍然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怎么样来看中国的外贸形势，怎么样从新的角度来构建新的经济体制，这个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议题，感谢裴老师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路。

              下面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李建伟老师演讲，题目是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

            • 李建伟:

              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今年我们论坛的主题是换挡和转型。到目前为止，一共有10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非常好的分析这个议题也是目前上上下下、内内外外都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既然是热点问题，肯定就有很多争议。比如说，对换挡，我们要换到哪个档位？经济增长速度下一步可能调到什么样的位置？怎么去换挡？转型转成什么？怎么去转？应该说争议很多。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昨天和前天在甘肃召开了一个全国经济形势分析会，对目前经济形势，开完会以后，应该说感觉比原来预期的要好，二季度比一季度要好，下半年可能比上半年还要好。说对经济形势没必要那么悲观，当然在政策各方面来说，跟今天到目前为止各位专家已经谈的政策建议一样，争议是非常大的。

              我想谈一些个人看法，选了一个争议略微小一点的，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议题，看看未来十年，我们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到底会怎么样，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

            • 就这个议题谈三个方面，第一，下一步我们的就业压力到底有多大，也就是说，你的劳动力供给未来十年到底有多少。第二，你要想解决就业，你到底需要多高的增幅？是不是像今年年初一些人说的那样，这两年就业压力还非常大，或者说像一些人说的，你现在就业压力没有问题，经济增长速度降到6%也没有问题。第三，从劳动力供给角度来说，我们来看一看，未来十年经济增长到底会有多高， 你下一步不是要换挡吗？从劳动力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换到哪个档位？

              分析这个问题，首先你要把握好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是就业弹性是怎么看的，第二是看就业吸纳能力。就业弹性变化比较大，波动也比较大，关系不稳定，所以为了分析问题，我们选了就业吸纳能力这个指标。从就业吸纳能力来说，我们的关系，无论是三次产业，还是整个GDP，就业吸纳能力的变化都是相对稳定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降幅逐年缩小的下降趋势。

              既然这个趋势是稳定的，我们就可以进行简单的趋势外推，根据它的关系，我们推出来，比如说第一产业就业吸纳能力可能要从2012年5.49万人逐步下降到2025年2.54万人，然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包括二、三产业加起来非农产业这一块，变动趋势也是比较稳定的。按照我们趋势外推，要从2012年0.54万人到2025年0.27万人。

              • 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就要来看看下一步劳动力救济到底有多少，因为数据基本上是确定的，因为人口结构是既定的。也就是说，你现在出生的人，十年以后还成为劳动力，是已经存在的三到十几岁的人。我们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加上人口死亡率，做了一个估算，同时又把可能退出的劳动力估计了一下，结果是这样的：第一，从新增劳动力来说，差不多每年平均1466万，怎么估计出这个数据来呢？我们的劳动力来源哪儿？一个是高中和中职毕业的没有升学的这帮人，另外一个是大中专毕业生，因为现在升学率很高的，入学率都非常高，中间流失的或者到社会上流浪的人不是很多。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劳动力来源就是中职毕业生加上大中专毕业生。每年的大中专招生人数和毕业人数，现在是越来越接近，我们就假定，基本上18岁人口也就是相当于未来劳动力供给的人口，我们做了一个估算，人口规模也就相当于未来每年新增劳动力的估计，平均1466万，当然每年由于人口结构，会有一个波动。

                新增劳动力是这么多，未来退出的多少？我们只能根据目前这种制度来进行估计，比如说城镇，男性到60岁退休，女性55岁女性退休。农村劳动力也有个退出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假定，男女到65岁基本上就失去劳动能力。估计的结果，差不多每年城镇大概退出的是940万人，农村大概退出730万人，这个估计结果我就不说了，根据人口结构，根据死亡率做一个估计。

              • 你既然把新增劳动力和退出劳动力估计出来以后，我们基本上也能估计出未来净增的劳动力是多少，净增这一块平均大概是526万，估计完这个数之后，很重要的是估算一下解决这些新增劳动力就业问题到底需要多高的经济增速？大家都知道，新增劳动力都是中职或者大中专毕业，短期内都选择非农产业就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经济增长到底是有多高？平均来看，大约是6.1%到2025年，每一年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2014年全部解决就业的话，大约需要8%，但是增长速度会越来越低，到2025年就到4.9%了，平均是6.1%。如果先期经济增长速度比较低，克强总理不是说了嘛，稳增长就是保就业，是根据这几年就业压力比较大。假如要说，这几年经济增长幅度比较低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也做了一个测算。确实，这几年我们每年经济增长速度都是6.1%的话，随后这几年确实会出现就业严重不足的问题，我们算完以后平均每年富余劳动力在1700多万，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几年，特别是最近三年，保持经济增长一个比较高的增幅是非常有必要的。

                分析完这一块以后，从劳动力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经济增长到底有多高，因为你解决劳动力充分就业，事实上也就意味着未来新增劳动力能够支撑你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这个角度来说，正常来说，未来十年大概也就是6.1%左右，当然这中间可能还会有个技术进步，意味着就业吸纳能力进一步下降。

                我们做了一个基本的分析，第一产业如果没有新增劳动力补充，我们第一产业增长速度大概只有2.2%，如果达到过去十几年我们第一产业的增长速度4%的话，在2017年就会出现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如果第一产业出现劳动力不足，收益又增高了，会出现一个逆向流动的问题，这是个怎么调节的问题。

              • 如果我们假定未来十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劳动力会出现什么问题？也就是说，大约从2019年开始我们的劳动力就会出现供给不足。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无非就是两条途径：第一，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第二，延长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供给。按照我们的测算，基本上你把退休年龄从2019年开始延迟5年，就完全可以解决劳动力缺口的问题。也就是说，未来从我们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说，维持7%的经济增长还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提到8%会怎么样？从明年开始，可能就面临着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要解决这个劳动力需求缺口，你即使把它全部延迟到65岁，大概从2020年以后，还是面临着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缺口还是比较大。也就是说，单纯从劳动力供给角度来说，未来十年我们也不可能像过去那十几年一样维持一个10%左右的增长。

                那么，是不是像好多人说的，我们就没有条件达到7%、8%的速度呢？从劳动力供给角度来说，还有可能的。当然，你要进一步考虑到技术进步这一块的话，可能保持一个更高一点的增速也不是说没有可能。

                我就简单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 郎丽华:

                谢谢李建伟副部长，他今年的演讲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也是个新的视角，就是从就业和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谈适度经济增长的问题。我觉得好像对人口政策和技术创新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下面一个演讲的嘉宾是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溥老师，他也是我们的老的演讲嘉宾，每年都来参加我们的论坛。他的题目是“人的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漳浦调研的经济学思考”。

              • 李文溥:

                谢谢会议举办方的邀请，也谢谢每次都给我这样一个发言的机会。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这是一个非常小的题目，大家都在讲全国的事，我却在讲起县城里的事。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从县城里甚至从乡下得到的信息，对我们思考宏观问题可能有一些帮助。

                这个发言的背景是我们宏观中心从2009年到2012年四年时间里，在福建省的一个叫漳浦的小县所进行的一个系列三次的调查，我们发现的一些问题，想在这里请教一下。

                我首先讲一下调查的背景，宏观中心接受了省里的一个要求，在2009-2012年，我们组织师生在漳浦县进行了三次调查，我们的中心问题是，在我们当前的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面农民的增收问题。

                我们三年调查了哪些问题呢？第一年，我们调查了一下农民现在到底靠什么增收。第二年，我们调查当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农民的增收基本上不靠农业了，那么农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第二年我们讨论了一下农地的规模经营和农民增收的问题。这个调查完之后发现很奇怪，农地越破碎化，反而有利于农民增收，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是没法说明的问题。第三年，我们就想，如果农地进行了规模经营，十八届三中全会不是在讲资本下乡，资本下乡对农民增收有什么作用呢？我们第三年做了这个调查，一共做了三个调查，形成了三份研究报告。

              • 这里介绍一下漳浦县，漳浦县是福建省南部沿海的一个县，它跟厦门和汕头的距离是相等的，也就是说它在福建和广东交界的地方。这个小县城人口85万，土地面积倒是比厦门还大，有2100平方公里，厦门只有1500平方公里。这个县按道理说，在农村当中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是交通比较方便，二是农业条件是比较好的，三是农民收入水平在福建省，在全国都是偏高的。这样的话，这个县是我们选定的一个调查点。

                这个调查有些什么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情，2003年它是个很重要的点，2003年之后，我们发现农民的收入增长迅速靠非农收入。2003年，来自农业的收入和来自非农的收入在农民收入当中之比是2：1。结果，到调查的时候所得到的数据，大家可以发现，2006年已经变成1：1，2007年农业收入已经不如非农业的收入了，农业收入占农民收入的40%了。

                非农业收入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工资性收入增长非常之快，2003年到2006年，工资性收入大概占农民增收的85%以上。工资性收入从哪里来呢？我们发现，工资性收入不是来自于本地劳动收入，而是来自于外地打工收入，也就是说，在这个县里本身没有多少可以让他们打工的机会，他必须跑到县以外的城市里去打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农民现在主要是靠打工为生的，结果因为我们是2009年去调查，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农村居民的收入更严重地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也就是说顺周期的时候，农民收入增长得比较快，一旦到了经济萧条的话，收入减少最快的就是农民的收入，而不是城市居民的收入。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入户的调查，到那边把农村一些最基本的数据拿来，然后进行计量的检验，这个检验的结果大家可以发现，是否有到外地打工的变量，他实际上系数为正，而且很显著，在所有变量当中，他的影响居第二。其次，是本地收入是否有农产品加工企业，这个也比较显著。但是大家注意看到，我们国家大力推行的这两项政策，实际上对农民增收没有什么用，至少在漳浦。第一个，是加工农业合作社，跟农民收入没有太大的关系。第二，政府的补贴跟农民的收入也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这两项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影响。

              • 第六个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在当地人均耕地面积越多的农户收入也越高，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当地的人均耕地面积远远低于适度的规模经济的面积。

                第二年，我们说既然这样，就看看是不是推行农地经营的规模化。我们到当地做了一些调查，第一个调查，他们给我的概念是，在当地一个农民，每年耕作的土地按道理在10-15亩之间，可是现在没有。一般一家都只有4、5亩土地，而且这4、5亩土地破碎化程度非常大，也就是说，这个4、5亩土地基本上平均每个农户是5块，一般是3分地到8分地之间，这样的话，土地的破碎化程度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为什么不推行农地流转呢？结果发现，当地农地流转进行得很缓慢。实际上，农地流转所占的比例很低，农民对农地流转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们后来把这个计量分析做完以后感觉很滑稽，农地越破碎化，对产出的贡献是正值的，效率反而是提高的。这个完全不符合我们所说的一般的经济学原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三年我们做了第三个调查，这个调查是我们调查资本下乡对农民的增收有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下乡确实带来农地经营的规模化，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原因，第一个，农业对农民增收的重要性在减弱，这点不仅是漳浦，在福建整个都是这样的。第二个，我们发现一个事情，福建的漳州是福建农业台资引进的重点区域，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十年来漳州农民的收入跟全国农民的收入之比在不断下降。实际上也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台资进入到漳州的农业越多，反而使漳州的农民收入增长越缓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调查了以后，做了一个面板的计量模型进行回归，把一些变量控制了，结果发现一个事情，在样本期间之内，以闽台农业合作为代表的农业FDI没有对漳浦县农民的收入产生显著的正效应，也不存在空间上的收入的溢出效应。第二，我们可以发现，在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化肥使用和农机水平的提高也没有提高农民的收入，只有耕地面积的总数对农民的收入还是起正向作用的。

              • 这个调查当中，我们三年做得很辛苦，动员了整个宏观中心的师生做调查，进村入户，到处找资料，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很有限。即使是有限的东西，我们发现引起了一些思考。当然第一个我们要说，我们的调查只是在福建闽南的一个县，这是个局部的知识，这个知识对不对，不敢讲。第二句话，我们感觉调查的结果应该说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这个特定时代下的产物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主要有这样几个看法：

                第一，这跟我们现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模式有着密切关系的。由于我们现在的工业化、城市化，实际上我们大量的人是半城市化的，导致这些人虽然主要收入来自于城市，但是它的根还没有移到城里去。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中国的农业出现了明显的集约化的态势，也就是说这个农民从来不是认认真真专心专意种田了，而是把剩下的承包地就好像种自己家的菜园子，种自留地那样种了，完全是兼业化的农业。由于是兼业化的农业，在农村从事劳动的已经不是青壮年劳动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土地越破碎化，反而越有利于“3860”部队在跟踪了，出现畸形的破碎化，反而有利于农业产出的正值。

                我们可以发现第三个问题，我们现在都在讲资本下乡，我很害怕，因为我们调查的结果是，资本下乡反而导致了产量增加，但是农民的收入反而是降低的。这种降低也很明显，因为资本的强势，再加上当地政府把它作为政治任务，所以就导致了下乡的资本把农民谈判基于非常强势的地位，这种强势的地位导致所有的剩余被资本占用了，这种情况下，资本下乡对农业来说，甚至是一种灾难。

                最后谈一点体会。说句实在话，兼业化的农业是不可能有效率的，“3860部队”做农业也不可能是有效率的，现有的这些东西实际上说明一个什么问题？第一是农业应该在农户经营的基础上要实行它的规模经济。我们知道，像漳浦这样现有的条件下，一个劳动力可以耕10-15亩土地是合理规模的情况下，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实际上关键的问题我们不能实现人的城市化。我们现在是青壮年到城里打工了，然后过年过节又回去了，他们住在家里，孩子还留在乡下，农业成了他们自留地的情况下，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不调整现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式，实现人的城市化，这样我们可以发现，不仅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做不好，而且我们的农业现代化、农村奔小康和农民的增收都会有一些问题的。

                谢谢大家。

              • 郎丽华:

                李老师这个报告特别有意义，我们以前都是从统计数据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李老师他们搞的是真正的社会调研，从福建漳浦这样一个小地方的调研结果，其实也折射出了全国很多地方的现状，给我们关于现代化、城市化特别是农村人口的转移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

                下面是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龚刚教授，他的演讲题目是“债务视角下的经济危机”。去年龚刚院长还是南开大学的教授，南开大学的推力和云南财经大学的引力，把龚刚老师就变成了云南人，张老师跟我说应该是生活所迫，导致知识分子从东部向西部迁移。下面有请龚刚老师。

              • 龚刚:

                我今天就讲债务问题。债务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个人认为，中国也有可能面临着一定的债务危机，所以我们预先要做一些理论上的准备。前段时间我一直在做这个，感觉还是做出了一点东西来，今天向大家汇报一下。

                这是一篇相对来讲比较学术的东西，和现实的还是有点脱节，是纯理论的。内容有几部分，可能很多，今天时间有点紧，恐怕来不及。

              • 我在2013年《经济研究》上发了篇文章，关于商业周期的。我是这样理解的，一般而言，商业经济周期繁荣阶段结束，经济会出现下行的波动。这种波动是极为正常的，因为经济体本身同时存在了两种机制，一种是稳定机制，我们称之为比如价格行为，另外一个是非稳定机制，我们称之为投资行为，这两种机制相互作用才使得经济产生了波动。但是由于价格调整本身具有黏性，所以它作为对经济的稳定机制有可能不足以使经济得以稳定，因此另外一种稳定机制就叫做政府的宏观稳定政策，例如货币政策，就成为必要。

                这样我们可以区分出一个常规与非常规宏观稳定政策。由于经济经常会出现波动，因此政府会经常频繁地使用其宏观稳定政策。我们把这种经常频繁使用的宏观稳定政策称之为“常规的宏观稳定政策”，这是一些概念。常规宏观稳定政策通常体现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针对的通常是有需求的波动引起的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下行波动都可能由常规的宏观稳定政策予以救助，这种情况下，唯有非常规的宏观稳定政策才能制止经济的继续下滑。例如，为了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美联储四次量化宽松，而且他自己也定义为非常规的货币政策。

                根据上述对经济波动以及宏观稳定政策的理解，我们现在要对我们所讨论的经济危机做一个定义，也就是经济的下行波动已无法由常规的宏观稳定政策予以制止时，经济危机将爆发。按照这样一种定义，1929年的大不萧条和2007年的次贷危机，都可以看成是经济危机，我们只讨论这种类型的经济危机。我们在这样一种经济危机，已经并不是和有效需求不足有关，有效需求不足因为通常可以由宏观稳定政策来予以救助。

              • 这种危机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类型的危机呢？如果经济危机并非来自于需求的冲击，会来自于什么样的冲击呢？我们的答案是，这种类型的经济危机通常来自于金融体系的崩溃或者金融危机。正因为如此，本文将从金融危机的视角来研究经济危机。然后，有大量的文献，通过不同的定量和定性对金融危机进行过界定，他们发现，各种类型的金融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经济体都存在着过度负债。于是，对金融危机的研究本质上就转化为对债务问题的研究。

                他们的书上列了几个可以看得出来，当债务违约的当年，你可以下降4%，在这之前已经开始在下降了，这是针对32个国家发展国内债务和116个发生的对外债务的国家的统计数据。债务与经济危机的关系是很明确的，债务通过其对金融体系的破坏，直接作用于宏观经济，并进而造成经济的下行波动。由债务危机造成的下行波动，通常无法由常规的宏观稳定政策或者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予以制止。因此，债务危机的直接后果通常便是我们定义的经济危机。

                我们的目标是，将探讨国内债务，债务有国外债务和国内债务，在中国主要是国内债务，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开放，外资不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债务危机，我们要讨论的国内债务所引发的经济危机。我们主要是研究债务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债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和传导机制，以及应对债务危机的非常规的宏观稳定政策。

              •  第二部分，现有的文献，太多了，我稍微说一下。在现有文献当中，对债务，首先是MM理论，认为债务对危机没有什么影响，当然这是在完美市场假设条件下，后来他说完美市场不符合现实，还是有不确定性的。债务是影响经济的，怎么影响呢？一个企业债务率提高的时刻，它违约的风险就有可能上升，这时他要想再去贷款就可能利润会上升，或者银行根本就不去贷了，如果不贷的话，那他就破产了，如果贷的话，利率还会再上升的话，对他又加重了负担，这样一个过程，使得债务实际上是对经济起到一种不利的作用。

                • 金融不稳定和金融加速器理论，都根本上是一些探讨，并没有用宏观动态模型来进行阐释，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使得我们对传导机制会有更清晰的了解。

                  这里有一些模型，第一个是生产与成本函数，我这个生产函数并不是说产量怎么决定的，他告诉的是在给定的产量以及资本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怎么决定。这一部分，实际上我们把它定义为产能利用率，劳动力的需求就变成这样一个概念。劳动力需求取决于产量，以及技术进步，以及受设备利用率的调整。我们有个所谓的成本函数，这是工资成本，这是资本成本。我们把劳动力的需求代入到这里，总成本函数就变成这样的形式。我们有个边际成本，然后有个平均成本，而这部分是平均可变成本和平均不变成本。所有的东西，关于成本函数都与设备利用率有关系，这和微观上以产量衡量成本关系都是一样的。债务的主要是投资决策，投资通常需要融资，通常需要贷款成本函数就放在这里，投资的目标就是使得现金流最大。再进行某种程度的转化，现在不是显示投资了，是显示资本了。

                • 很快就有一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利润率越高，设备利用率就越高。第二个命题，利润率越高，平均成本也就越高，而当利率高到一定程度，比如很高的时刻，平均成本就很高，比如超过1了，当然这里假定产品价格是1，超过1之后，企业就会破产，因为成本大于价格。可以看得出来利率对成本有这样的影响。

                  其他是总体方程，经济还是由需求决定的。关键是利率的决定，和传统上有不一样。传统上我们认为利率的决定是按照基准利率，银行进行调控，按照经济的增长率进行调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考虑债务的话，我们要假定，商业银行设定的贷款利率，实际贷款利率是，银行的基准利率加上折扣，如果债务小于一定规模的话。但是如果债务大于一定规模，比如超过100%了，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还要贷款的话，这时还要加上更多的折扣。所以随着债务率的增加，银行的利率就有可能上升。就像好多人要高利贷等等。

                  有了这些东西，就可以动态分析了。这是投资的总值增长率，这是一个债务率，模型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图）。这里利率没有受到债务的影响，债务也没有影响到产量，当然利率和产量等等都会影响债务。也就是说，债务没有回归到对经济有个反馈作用。实际上我们针对这两个公式进行动态分析，有一些稳定状态等等。我们再进行模拟之类的，基本上经济是可以稳定的。当然也可以发散的，取决于货币政策怎么调控的问题。

                • 但是，尽管我们说债务对经济没有影响，但是经济对债务率有影响，如果稳定状态下，经济增长率小于利率的话，就债务率而言存在一个临界点，只要它一开始的债务率大于小于这个临界点趋于负无穷，大于这个临界点是正无穷。债务越来越高，尽管经济是稳定增长的。当它越来越高，必然会超过我们所说的临界点，所以结论是在债务正常状态下，利率完全由货币政策决定，于是债务本身对实体经济不具有反馈作用，如果经济的增长率长期小于实际利率时，则债务有可能持续不断地累积，以至于发散至无穷大。当负债率很大时，我们仍然相信债务对实体经济没有影响吗？当然不会，我们说债务非正常状态，超过这个临界点的时候，这时刻，债务对经济有反馈作用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就会上升。既然利率上升，债务对产量也会有影响。一旦债务进入非正常状态，马上债务率、设备利用率等等都要提高，设备利用率一提高如果大于1的话马上企业就破产，称之为“金融加速器”。

                  模型告诉我们的结果就是这样，我们可以讨论了。结论是，按照负债率的高低，最总体的经济运行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债务正常状态，负债率不超过正常范围。债务非正常状态，负债率超过正常范围。在债务正常状态下，负债率对经济没有反馈作用，但经济的运行对债务却有反馈作用。特别是，当经济增长率长期小于利率时，只要债务率大于临界值，债务就有可能随着经济的增长不断的累积扩大，从而使经济体从债务的正常状态转向非正常状态时，高负债率对经济产生负反馈作用。银行因担忧债务违约、息贷或者提升贷款利率。息贷或利率的提升使得企业减少投资，从而产能利用率上升，并进而导致平均成本高企，而当平均成本接近1的时候，企业不得不破产。值得注意的是，债务正常状态下，常规的宏观政策能够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当债务处于非正常状态时，经济所面临的不仅仅是需求波动了，同时也面临着银行息贷和企业违约风险的上升。这种情况下，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型的宏观经济增长或者常规的宏观稳定的政策就必然失效。

                • 非常规宏观稳定政策。就是说当债务属于非常规政策的时候，常规的宏观政策已经失效，为了求经济与危机之中，政府必须采用非常规的宏观稳定政策。非常宏观稳定政策说到底就是政府买单，基于政府购买债务的方式，消除企业或金融机构的债务危机。

                  中国做过这件事情，当时四大国有资本成立的时候，买来大量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尽管我们有所谓的银行体制上市、改革，那都是虚的，实际上资产重组，就是政府买单。这是中国的经验。这次美国也知道中国的经验了，也照搬了，他们四轮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号称量化宽松计划，实际上就是购买一些次债，财政部也联手美联储直接救助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和工业企业，说到底就是政府买单。

                  当然政府买单有问题，也就是说，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动态不一致和道德风险。政府事先承诺，你出现问题我不负责的，但是事后却不一致了，他们还会救助，因为不能倒。当危机出现时经常会违背之前的承诺，对问题银行展开救助。动态不一致使政府自食其言，失去信用，同时也会主张被救助企业或银行，或其他企业对未来更加不负责任。

                  更有甚者，在金融危机当中，政府救助了有针对性的救助，他救助了高盛，但是雷曼倒闭，财政部的部长是高盛出来的，他们认为你故意让雷曼兄弟倒闭，这是有道德风险的问题。选择性的无疑会让人们担心政府的道德危机，正因为政府买单可能产生动态不一致和道德危机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买单。当然也有大量的经济学家支持政府的救助行为。所以我们该怎么办？我提出的概念，叫惩罚性救助。如果政府买单和救助是必要的，为了避免动态不一致等问题，政府的买单就必须伴随着相应的惩罚，本着谁出事谁负责的原则，对相关当事人进行经济上的惩罚和法律上的起诉。我们把这种既救助又惩罚的机制称之为惩罚性救助，惩罚性救助是政府应对债务危机的根本之道。

                • 郎丽华:

                  谢谢龚刚老师。为了避免惩罚性救助，我们今天达成一个公式，经济增长有个合理区间，裴老师刚才讲外贸增长也有个合理区间，债务规模也应该有个合理区间，才能避免刚才提到的惩罚性救助。

                  下面的演讲嘉宾是蔡志洲教授，他是北京大学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题目是适度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

                • 蔡志洲:

                  刚才郎老师讲的题目，是我为本次会议投稿的一个论文题目，今天我讲的这个，是我那篇论文中间的一小段，今天有各位大经济学家，还有我们的很多同学在这个地方，我的发言算是一个科普，也算是一个呼吁，讲的主要是统计方面的问题，讲了很多年了，今天在这个场合，谢谢大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先看这个表。这个表是2009年到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我们看2012年和2013年的情况，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20.3%，然后2013年是19.3%，降了1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013年是14.3，2013年是13.1，也降了一个百分点。货物出口的增长是7.9、7.9，是一样的。进口的增长，2012年是4.3，2013年是7.3，意味着净出口在2013年也是下降的。你在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下降，货物的进出口又在下降，CPI的数值还是一样，GDP增长怎么会7.7呢？不对啊？GDP统计有错。

                  我们再看第二个表，这个表是生产方，他写得很清楚，就是按照增长率来看，我们最下面这个表，按可比价格来算的话。第一产业是2012年是4.5，2013年是4，2012年第二产业是7.9，2013年是7.8，第三产业，2012年是8.1，2013年是8.3，它是第三产业在加速，第二产业在下降，核心在这个地方。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刚才列出的内容里面，没有把第三产业的增长反映进去。所以我今天下午讲的内容就是批判第一页的进度统计，就是认为这个进度统计应该改过来。中国经济增长现在的特征就是总量上经济增长率在回落，但是经济结构正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

                • 什么变化呢？就是第三产业代替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相应的最终消费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在提高。这里举一个例子，以铁路建设为例，高速铁路，你得拉电缆，得修钢轨。钢轨、电缆都是制造业，然后接着就是投资，那边反映为投资，这边是建筑业。你现在铁路修好了，你要做的是卖票，就是服务业了。所以你前一段是固定资产投资在做，这一段时间，你就要多卖票，不能火车空着在那里跑，然后不断地修铁路，那不是瞎扯吗？你说经济增长没有拉动，火车上没有人做，你这边还在修铁路，你不搞笑？前一段铁道部有篇文章说，去深圳的火车上面没有坐吧，跟票价无关。怎么跟票价无关呢？我本来想坐火车的去深圳的，后来一看，坐飞机九百多，坐火车二等舱也要九百多，那谁还去坐火车？

                  这边再看，中国的就业结构和增加值结构。最后两行，2002年到2013年，这是个转折时期，第三产业的结构，第一次超过了第二次产业的增加值结构，成为主导产业结构了。你说中国三十年高速增长，或者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其实到了今天，中国才形成所谓的佩蒂克拉克定理中间的那个现代化产业结构。从就业结构上来看，第一产业是33.3%，第二产业30.3%、第三是36.1%，按照估算，大概在2015年前后，可能会形成第一产业就业构成最小，第二产业第二，然后第三产业最大，这样的结构。从这时候开始，也就是2015年开始，中国的经济结构，不管是从产业结构来看还是就业结构来看，它是现代化结构。现代化结构经济增长是怎么个增长呢？它的增长是第三产业在不断发展，然后第二产业相对稳定，所以你不要说中国第二产业应该怎么发展、制造业怎么发展，制造业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到了一定阶段，就要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来扩张。第三产业的发展表现在几个方面，比如说有一部分是制造企业，它本来是自己搞运输，把它剥离出去，专业化了。还有一种是科学研究什么的社会化了，制造业越来越小，第三产业越来越大。说起来是常识，但是跟经济学家斗争，有时候大家讲增长的时候，老是讲增长增长，我们现在就把日本的例子拿来看。从就业来讲，就业人数占到33%左右的时候，它不会再提高，所以工业部门指望工业发展来增加就业，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我估计中国工业就业慢慢的就停留在这个水平，主要看第三产业来扩大就业。发展上也是这样。

                • 另外一个，在国内总需求方面，去年我们好像讲了这个问题了，在国内总需求方面，消费的比重越占越小，投资比重越来越大。咱们再看看其他国家，美国消费的比率是85%，韩国是70%，印度尼西亚是67%，印度是66%，中国是50%在这个地方，就是投资的比例占50%。所以说，你真正要改善民生的话，不要搞那么多投资，你把投资减少一点，来改善生活，你发展经济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大家过得好一点吗？搞那么多数字干什么呢？河北前几年盖了那么多水泥、钢铁、玻璃厂，现在再拆掉，那个10%的GDP没有意义，现在平均一算就是3%，因为固定资产形成的是一堆废铁，现在我们又把它砸掉扔了，当年统计的时候有个GDP，实际上一点意义都没有。中国现在来讲，这个投资，不管你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趋势是这样。

                  现在我要讲统计了。我们中国的情况，我讲的是服务业要发展，但是我们现在生产方，SNA GDP统计已经做得很好了，还要改善。现在需求方提供了支出法GDP的年度数据，半年以后再公布。但是太晚了，每个季度都没有，所以他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两个数跟生产法GDP不对应。这两个指标是怎么回事呢？我还是要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计划经济下面的五大生产部门，我和文溥两个人在厦门大学学统计系的时候，我们就学工业统计学、农业统计学、商业统计学、交通运输统计学，我们人民大学大概也就是工业经济系、农业经济系、商业经济系。那边有个统计，这边有个部，我们所谓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什么呢？是有个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福建省基本建设委员会，他要搞这个统计，就是计划经济的时候我们学的那个统计，那个统计是苏联传到我们人民大学，再传到厦门大学下来的，这个是基本建设统计。

                • 还有一个是商业统计，就是商业厅管了零售商店，批发商店是物资厅管的，另外还管个酒店和餐饮，我们刚来北京的时候，有个商业部长到北京一个老饭店里面去吃饭，结果劳动模范提意见了，因为商业部管餐饮。所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包括消费品，还有包括餐饮住宿。所以你现在已经市场经济了，这个建委也没有了，过去的大修理基金、更新改造基金、基本建设基金也没有了，但是统计局还在用这个指标。苏联都没有了，基建委都没有了这个指标还用在这个地方。

                  2012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是25.3万亿，比上一年名义增长10.7%（未公布实际增长率），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37.5万亿，比上一年名义增长20.3%，数额相差近50%，投资率相差近10个百分点。没有意义嘛，很多人在这里老是分析，你是用一个假数字、假指标在进行分析，没有意义，你说投资上涨、投资下降，动态上比较可能说明一点问题，但是它是一个坏的指标。

                  再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先它在里面只包括了这个，教育、医疗、文化、交通、通讯、金融、住房等服务，都不包括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里面。你说我们家平时花钱花些什么？我就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家停车位，一个月好多钱，打电话费、通信费、上网费，各种各样的费用，现在费用越来越多，一个小青年从外地留下来八千块钱，其中有六千块钱拿去交通、房租等等，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里都没有，怎么反映服务的增长呢？我刚才讲买火车票，火车票卖出去很多，结果你这个指标里都没有，那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商业厅没有了，商业部没有了，商业统计也没有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东西还在这个地方，不对。所以说，咱们国家统计局做一项重大的改革，就是1985年前后，把整个指标，生产方做了SNA，但是进度统计经过了30年之后，他还在MPS呢，MPS都没有了，他还在统计。我和文溥学这两个指标的时候，我们俩才刚刚二十出头，现在我们都是六十边的人了，所以今天要用这个会场跟大家说一下，人家说你怎么不跟统计局说呀？已经说了三十年了，现在来跟经济学家说一说，让经济学家说这个指标不好啊，你分析的是有偏误的。我们跟同学说一说，我们这些人退休了，不做了，你们同学继续再去呼吁统计局改革，搞世界标准化的国民经济核算。刚才龚老师讲宏观稳定，你稳定干什么？你不是稳定消费和投资吗？但是你都不知道消费是多少，投资是多少，你稳定干什么？所以进一步统计要转到SNA过来。

                • 我们再看一个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这是我们国家的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一个是最终消费拉动，一个是资本拉动，一个是货物服务的净出口拉动。这个概念是个错误的概念，不能这样算。我再给大家看一个资料，是2011年部分OECD国家说的最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三大需求拉动是居民消费拉动、政府拉动、消费拉动、固定资本拉动、出口拉动，整个三项拉动中间扣除进口，因为进口不是你生产的，但是出口是咱们的，所以你的拉动是出口拉动，出口拉动、消费拉动、资本拉动，然后他扣除进口是负的扣除。我举一个例子，智利2011年消费是5.12，政府消费0.47，固定资产投资3.78，出口是1.76，但是进口是4.58，GDP增长是6.55，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它的居民消费是依靠进口来弥补的。但是你要是把出口和进口放在一起弄的话，你搞一个净的出口，那就不对，所以要把出口和进口分开，这三项大的拉动，然后进口从总的中间扣除。但是你说，我们国家的出口到底是多少？每年的出口或者每个季度的出口是多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咱们GDP里面的出口是货物和服务的出口，而且它的出口是要用人民币来算的，而我们现在公布的那个是按照美元计算的海关的进出口。因为人民币升值，美元出口增长7%的时候，人民币计算的出口增长只5%，口径不一样，怎么行呢？所以这个数据，他们国家统计局实际上内部都在试算，但是担心数据公布出来之后不准确，或者不成熟，怕大家提意见。那你不能老不公布啊，因为已经等了三十年了，从小青年等成老人家了，所以一定要推动这方面的改革。谢谢大家。

                • 郎丽华:

                • 谢谢蔡老师。我们现在知道经济学研究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别的，是统计的问题。我们也感觉到，刚才涉及到外贸的问题，我有一年说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负的，当时商务部都气急了，一个老部长说我们辛辛苦苦一年，最后说整个外贸工作人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是拖了经济增长的后腿，怎么可能呢？现在我们知道是统计的问题。

                  下面一个发言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教授，他的题目是“创业浪潮的历史演进与启示”。他是劳动经济学家，他的题目跟李建伟老师的倒是有点关系。

                • • 赖德胜:

                    谢谢主办方邀请。我的题目试图跟咱们的主题挂钩，因为我要讲经济周期的概念在里面。

                    这里讲中国的经济奇迹，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这是个很大的奇迹。二是我们的经济大起大落，落差十个百分点，能够从低谷很快就上来，这也是个奇迹，全世界好像很少哪个国家里经济能够这样大起大落的，而且很快就能恢复。

                    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个奇迹的发生？这当然有很多的解释，我认为，这个奇迹背后主要是企业精神或者创业潜能的激发，这是根本的因素。每个人，每个企业，都有创业的冲动，这个是背后的支撑经济持续高增长，以及很快从低谷走向高速的重要原因。

                    我国有几次创业浪潮，第一次是八十年代初期，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初期，第三是在本世纪初期。这三次创业浪潮各有自己的特点，又有自己相同的地方。比如说第一次创业浪潮，它发生在八十年代初期，以什么指标衡量呢？以个体户增长速度来衡量。从1982年到1983年，个体户人数增长了百分之百还多，这个可以称之为是创业的浪潮。我第一次创业浪潮属于个体户，创业者主要是属于社会的边缘族群，比如知情返程，还有柳传志讲的，体制内的窝囊派，在体制内呆得很无聊，想干点事情。他们主要是满足生存或者安全的需要，创业的偏好主要是零售和批发，他们的融资渠道主要是靠家人和朋友，比如说柳传志就是十万块钱起步，因此第一拨创业属于生存推动性创业。

                  • 第二次创业浪潮发生在九十年代初期，这个指标用什么衡量？因私营企业的注册数量增加速度，1988年以后，我们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我们私营企业注册的数量在1992、1993、1994年以后大幅增加，这也是一个浪潮，因为私营企业每年都增加这么多，50-80%的增长。那时候的创业主体和创业动机，不仅是生存问题，很多人是为了归属感和价值的实现，偏好是能源行业和房地产，融资渠道是银行贷款和股市融资，创业者主要是一些下海经商的政府官员，这是一个特色。

                    第三次创业浪潮是本世纪初期，也是私营企业注册的数量增速来看，2001、2002、2003速度是比较快的，都是20%多的速度，跟前面好像不是一回事，但是速度突然就上去了。这次创业的特点是什么情况呢？它也是以自我价值实现为主要取向，行业也是以互联网行业和相关行业为主，同时融资渠道靠风投，或者靠股市融资。创业的主体，是那些海归，或者是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比如大学毕业生创业。

                  • 不同点都是次要的，我们要看看，在三次创业浪潮的共同点，有四个：第一，每次创业活动的高潮均呈现在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的时期。九十年代初期，我们搞市场化改革，目标就是搞市场经济。本世纪初期，我们加入世贸组织，这都是重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第二是创业活动于失业状况有密切关系。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失业率是5.4%，这是很高的，大量知青返城，没有工作。九十年代初期，因为经济掉到低谷了，4%左右，很多工作压力很大，包括本世纪初期国企改革到位，下岗职工也很多，包括大学毕业生，每次创业浪潮都是和失业状况相关。第三，创业活动的高潮均出现在国民经济增长从一个低谷向一个高点转变的周期之初，或者说创业的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具有较高的拟合度。比如刚才这个图，我们三次创业浪潮的高潮均出现在经济处于低谷阶段往上发展的时候，无论是第一次、第二次还是第三次。第四，每次创业活动高潮，均出现在三中全会的前后。第一次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这三次三中全会的特点都是强调市场化改革，第一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二次提出改革的目标之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次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有高度的改革或者市场化改革可能是推动创业的重要力量。

                    我们根据前面三次创业浪潮的特点，可不可以预测第四波创业浪潮即将来临了？我是给予肯定的答复的，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讲？一是宏观经济政策转变，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我们要转变到靠消费投资和出口，系统拉动增长，这个增长不仅仅是收入需要的问题，而且是高质量增长，这个叫了十几年，没有当前这么严格的要求。二是就业压力大。刚才李部长讲了很多就业的情况，我们未来几年，每年要新安排岗位两千多万，而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有一千多万，因此它还是有个百分之四点几的登记失业率。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很大。三是经济发展处于换挡期。我们现在经济速度比较低，是7.5%-7.6%左右，有没有可能再增长到9%，这个争议很大，不管怎么说，我们经济处于相对低谷状态，这是事实，跟前面几次也是一样的。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刚开完三中全会，特别是去年，我们三中全会里通过了这么多改革措施，明确提出来改革方向是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可能是促进我们创业浪潮来临的最重要的契机。我们看300多项改革措施里，很多跟创业有关，我都不细讲了。

                  • 因此我觉得，创业对个体是个机会，无论对大学生还是对一般的老百姓，还有对国家的创新，对增长，对结构调整也具有特殊重要作用，特别是创新。全世界创新比较好的国家，美国、以色列，这两个国家的也是很棒的，创新和创业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我们有个数字，创业主要是中小企业嘛，我们的中小企业占了税收的50%，GDP贡献60%，专利的65%，进出口贸易额70%，就业岗位的80%，因此我觉得创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国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建议，政府应该采取更加切实的措施，使创业浪潮真正来临，而且来得更猛烈。因为有机会与可能性，但是能不能真正的创业浪潮，可能政府还要想办法，要使得我们去年三中全会通过的三百多条措施能够落实到位。今年6月7日中央召开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总书记特别强调，要从某一些具体领域、具体改革措施着手，有很多宏观措施，不抓的话会落空的，特别是有一些方向性的指示。因此，如何使得去年通过的精神措施得到真正落实，从而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可能是创业浪潮来临的最根本的一个源泉。

                    当然最后我还是想强调一点，总结我们过去三十年的创业经验，要有个比较好的、开放的思想市场，让市场不仅在一般的物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在精神资源配置中、思想资源配置中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这个可能是创业浪潮的一个根本。

                    最后，用亚当斯密的话来总结，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社会里，个体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努力，会使整个社会受益，即使其野心没有仁慈的意图。

                    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只有让市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让每个劳动力都发挥自己创业的潜能，不仅是创业浪潮的问题，而且我们的经济也可能会继续持续高增长，这就是我汇报的内容。谢谢大家。

                  • 郎丽华:

                    谢谢赖教授。赖教授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创业周期理论，把创业周期和三中全会结合起来。刚才看到的几次三中全会，其实都出现了体制性变革，比如1983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94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次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创业周期和体制变革是密切联系的。下面一位演讲嘉宾是陈昆亭教授，他也是我们的老嘉宾，第一次来是山东大学，第二次来是宁波大学，这次是来自浙江工业大学经管学院高级研究中心，他演讲的题目是是经济增长动力的潜力研究，他基本上是在东部地区流动。

                  • 陈昆亭:

                    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过来参加这个会，我的题目，一致增长理论：中国实现可持续内生增长的路径机制。

                    我解释一下，我问题的思路是这样的。现在这个题目就是要换挡，要转型发展，我们现在有很多专家已经讲了很多关于换挡，从不同的角度讲得特别好，深受启发。但是大家对于非常长期的问题讲得不够多，李建伟部长本来是长期的题目，他临时又换成短的了。所以我就在这里讲一个视角相对稍微长了一点的角度。

                    我们现在要转，现在我们这种增长模式叫做要素投入型，我们希望它转到效率型的增长模式，也就是依靠知识、创新、技术这样的增长模式。我们现在还处于转移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转到。我的问题是，转移的过程之中，有哪些问题，它本身是否可以自我实现。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预研究的是，我们将要转到的那个模式，一般来说，经济学理论里把它称作内生增长的阶段，就是依靠有技术、有创新来拉动的，金融理论宏观经济学，大家都知道内生增长的理论。这个内生增长的阶段，它本身是可以自我实现的吗？这个阶段是不是说我们一旦转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就可以不用再管它了，它就可以自我实现了、持续了吗？似乎没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我想回答说，不一定。实际上，很可能转到了那个过程之后，也许还会下来，有没有这种可能呢？也就是内生增长的过程本身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它本身是否是可以自我实现自我持续的呢？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先研究清楚。比如说它是，那我们就使劲往那儿转，让知识、技术方面使劲发展、使劲投入，转到那儿我们就像上了高铁一样，自动跑就行了。它如果不是呢？这个问题应该特别研究。

                  • 这个方面，我也没有找到可以参考的东西，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我就试着讨论，如果不对，大家就拍砖，如果觉得没有道理，大家就继续前进。

                    一是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形势。二是问题的提出，三是人类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与对应理论简单回顾，下面有个简单的模型和动态分析，最终的落脚点，我这个研究想提出可持续内生增长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这个我还研究得不够成熟，也许回答得不够多。

                    1.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形势。当前形势特别复杂，有内外部的各种因素，我们现在到了需要转轨的路口，转得好不好，关系特别大。我个人也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事在人为，如果转得好，没准就发展到一个非常高的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好的水平，如果转得不好，也许是比较差的。

                    现在大的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我们说美国平均增长总体来看，这个是下行的，不光是美国经济长期的增长率是持续的在下降的，这是有数据的。另外，美欧的经济也总体趋势是在下降的。关于美欧经济潜在的这种下降的问题，还不光是已经存在着研究，还有很多的观点。发达的经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它这种趋势性下降本身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内在的原因？这是我们想就此应该展开进行一点点讨论。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提出当前面临的一种发展，当然也有挑战和机遇。这方面同志们已经讲了很多了，中长期趋势的问题，我们确实有这样的倾向，就不太多地展开了。

                    2.问题的提出。我们可持续内生增长发展的模式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本身是否可以自我实现。还有，关于中国当初也有很多观点，有悲观的，也有乐观的。我们转轨以后，到底发展是多高的水平，比如说6%，或者7%，或者7.5%，我觉得这个特别不重要，都是短期的。短期内只要是持续增长的，长期看才是重要的，我们要特别关注最长期的是否我们能够实现，我们进入平衡增长的路径上能够保持这样一种增长的状态。

                  • 大概1750年工业革命之前，我们在农经时代，马尔萨斯理论。工业革命——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移，通常说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理论。对应工业经济时代，有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后工业革命时代又产生了一致增长的理论，恐怕一致增长理论很多教科书上不一定写，这是两千年前后，卢卡斯等一些人开始提出来希望一用套理论能够系统解释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整个规律，一个总体的规律，不但能够解释转弯之前那个阶段的特征，也能解释转轨过程的特征，还能够解释转轨以后平衡增长路径的特征，这是一致增长理论提出来希望实现的目标。这个理论我就不多展开它了，我们大概把这个阶段划分一下，A之前，比较平稳的是农经时代，这之后也就是实现内生增长之后，我们叫做平衡增长的路径，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我们内生增长理论会告诉我们说，消费、资本、产出等等各个要素按照相同的增长率增长，我们把它称为平衡增长路径，我们也理解为，这是一种新的均衡的状态，由原来的比较平的均衡状态达到一种高水平的均衡状态，我们叫内生增长。这内生增长有个持续的增长。当然我们说中间这个过程，叫转轨的过程，我们应该说正走在这样一个转移的过程之中，所以我们对整个阶段，不同的规律，以至于怎么实现这个规律，我觉得特别重要。

                    关于一致增长理论的介绍，我就不太多展开了。2013年蔡昉教授也有个“贯通”的增长理论，他提得特别好，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不存在天然的瓶颈，问题就在于实现必要积累及其有效率配置的激励机制，就是说我们怎么把它配置得更好，这是关键。

                    基于这样一些认识和思想，我们建立了一个模型，希望来讨论这样一个转移的整体过程。限于时间关系，不可能把模型详细地介绍，我简单说一下，我们大概考虑了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三大部门。为什么这样划分呢？我们既然要考虑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就不能没有农业，也不能没有工业。最初转移之前，它是纯粹的农经农业的生产，转移的过程中，我们会有工业，也会农业。在内生增长阶段，其实还有知识创新的部门，所以我们把大的划分，这是一个理论的探讨，当然它非常粗糙。

              • 简单的思路就是，工业生产需要的是物质资本，H表示的是人力资本。我们假定农业部门的劳动，是不需要太技术化的劳动，工业生产和知识部门部门生产是需要技术化的劳动。我们假定这就是技术，这当然也很粗糙了，只是理论的探讨。假定人力资本就是技术和劳动的一个结合，这个表示的是学习成本，我们认为一个劳动需要接受知识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我们把学习的成本引入，这是一个考虑。T是表示土地，农业经济生产的重要要素。我们假定T是固定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不会增长，在这样一个模型下，我们会得到一些很好玩儿的东西。当然消费我们假定有两种，一个是农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再一个是表示工业品消费的需求。我们同时假定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假定农产品是不容易储存的，必须当期消费掉。在这样的假设下，它产出的农产品每一期全部消费。我们同时有个假定，消费有个下限，这是一个生命线，或者说基本生存保证的水平。这有一个最低的要求。我们假定工业品没有这样的限制，也就是说，我们吃饱了才不会饿死，但是工业品，比如说汽车或者苹果手机不要没关系，不会饿死。这个假定工业生产里面都有一定的份额，比如说资本投入到工业生产里面的一个份额，另外一个份额会被投入到知识生产部门，人力资本也是有两个部分，这是基本的简单的模型。

                • 马尔萨斯这样的阶段，假定世界经济总体生产水平、技术水平都特别低的时候，全部劳动都要投入农业生产部门，仍不能达到温饱的阶段，就不会有其他的投入，就不会有技术的研发和工业产品的生产，这个时候我们就假定它是刚性的条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之前在A的这个阶段都是水平的，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

                • 第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了，直接跳到第三个阶段。假定这个硬约束已经实现的情况下，平衡增长路径，有这样一个平衡增长的路径上，我们发现最基本的工业生产部门中资本-劳动比与知识生产部门中资本-劳动比的比值在经济平衡发展中是最稳定的，也就是假定它是均衡的。反过来说，如果这个条件没有，它就不是平衡增长的，也就是说，会出现结构的不平衡。在这些地方，我想简单插一句，跟我这个本来的研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跟短期的我们现在的结构失衡、各种扭曲特别相关的，我觉得好多研究都没有找到真正的我们潜在的最本质扭曲的原因，就是利率。我说我们长期处于一个低利率的状态，是扭曲的，是所有扭曲和失衡的最本质的原因。很多人不同意，特别是现在你们都会认为我们的经济面不好，企业老板们成本很高，你还说利率太低了，还要加息，那企业不是更加没有投资吗？恰恰是因为这个，我们以后谁不同意，可以私下找我讨论，我就不展开了。

                  均衡解，有这样方程会决定这样一个均衡的条件，这是理想状态下的均衡解。因为太复杂了，我们会给一个特解，假定一些参数，比如我在这组参数的条件下，这个都是比较特殊的条件下，有个特解，这个特解就比较简单，很容易理解。我们就发现，平衡增长的增长率，长期的均衡增长率水平决定于什么呢？会让我们一下子发现很多的因素不会进入到影响我们长期的平衡增长的潜在增长率水平决定性影响，只有少数的几个参数会有影响，这个东西很关键，基本上给我们一个启发，让我们想到，哪些要素不会影响我们的长期平衡增长的水平，哪些因素会。当然，会的有不少，其实因为我这里面偷工减料了，我用了特解，这个套，我们假定教育资本投入是人力资本形成时间成本的反函数，就是教育投入越好、越多，人们学习的效率就越高，时间成本就会越低。如果从投入的角度，教育投入是唯一能够进入影响长期平衡增长路径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要素，这个模型是很理论化、很粗糙的，不足以真正指导我们，当然我们展开细化的研究就能告诉我们，到底什么东西有影响。

                  第二个，增加教育投入，提升长期的平衡增长路径的水平。我们不展开了。

                • 刚才说了第一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其实我们真正关心的是第二个阶段，我们正处在由第一个到第三个阶段的转移过程中。在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说有不同约束的情况下，我们给出的L是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数量，我们留在农业部门的是1-L，这个L是整体进入到工业和知识生产部门的劳动比例，我这个模型用了一个份额，而不是一个量，这里面我觉得也可以改进。L这个份额我们发现，它的一个动态的决定的方程，决定了动态变动的一个特征，是个渐进平稳的特征。也就是说，劳动的转移是逐渐稳定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

                  接下来我们技术和劳动增长率的动态，我们给出来，这个是劳动增长率，也就是最初的转移速度会非常高，也会迅速衰减，最终逐渐增长率趋向于零。技术进步的增长率是持续增长的，它是动态的特征。资本和消费，我们还得出基本的判断，就是在转移的过程中，这个转移的过程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资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资本的增长率是最高的，资本增长率大于技术进入率，大于劳动的转移率，大于工业品消费的增长率，甚至大于技术进步加上劳动转移率的和，也就是人力资本的增长率，这是资本的时代，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基本上这个模型预测出来的最最本质的结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我们国家转移的过程中出现的特征应该是吻合的。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动态估计，在理想的转移动态，也就是说是成功的转移动态，由最初开始转移的过程，这是技术，逐渐有个技术进步，它会持续增长。我们假定达到这个状态时，就到了一个平衡增长状态时，它的长期平衡增长率基本上也稳定下来。这个资本的增长率，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是非常光滑的，只是我画的过程中，为了更明显一些，故意搞出这样一个显著的拐弯，体现表明进入了一个平衡增长的路径，当然实际上，这个可能根本不存在，因为转移的点本身应该是一个非常光滑的转移阶段。在进入平衡增长之后，所有的增长率是相同的。在这之前，我们这个是描绘了一个比较理想的，不成功的转移动态，我们也简单地画了一个，由原来的一种平衡的水平，到一个新的平衡的水平，如果转移到这个状态，那就惨了，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到了一个阶段之后，涨不动了，不涨了，如果到了这样一种状态，转移是不成功的，特别是大家都在讨论，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以及我们能否突破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条件，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

                • 我们最关心的是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能够自动转移到那个过程中的一些条件。但是，讲到这里，我感觉到特别对不起大家，我的研究还没有完全完成，我现在初步的第一个条件，我给出来，我急不可耐，赶快拿来报告一下。一是想跟大家一起讨论，让大家拍砖，一起参与这个研究，也看看我初步的研究是否正确。第二个，如果正确，我们再继续研究下去。这是个必要条件，有了这个条件并不充分。为了参加这个会，我这段时间也紧锣密鼓的，但是还是没有把这个任务完成。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 郎丽华:

                  谢谢陈教授，从经济发展阶段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路径。谢谢今天下午的演讲嘉宾，也谢谢在座一直坚持听下来的嘉宾，因为这个房间比较冷，所以我们中间休息十分钟，给大家备了一些茶点和咖啡，从后门出去，补充一些能量，然后再接着来听。下半场主持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杨春学教授，我的任务就到此完成了，谢谢大家。

                • 杨春学:

                  下面有请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研究室主任常欣教授发言，大家欢迎。

                •  

                  • 常欣:

                    感谢会议给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就当前的宏观形势问题跟大家进行交流。我想把题目再聚焦一下，关于需求侧增长动力源泉的一个再审视问题。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还是从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张图开始。刚才是蔡老师说到对于统计指标的一些自己的看法，我想包括蔡老师这种不断呼吁最终被回应之前，可能还要依靠统计局的这些统计数据进行分析。

                    从形势来看，这几年的态势，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其于递减的，消费作为慢变量，短期内还是难见气色的，特别是考虑到这几年公共消费受到抑制的情况。在我们国家，这几年政府消费在整个消费中的占比在27%左右，所以公共消费抑制的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能会进一步受到抑制。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考虑到，短期之内我们是不是还必须只能依靠投资这个增长动力源泉，如果不得不依靠投资的话，我们如何避免走老路，如何避免这种体制的复归？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我们是不是还要寻求一个更加平衡的增长动力结构。这是我对这个研究的基本考虑和背景。

                  • 一、出口动力机制：挑战与矛盾。二、投资动力机制：面临重构。三、消费动力机制：亟待挖掘。

                    首先看出口动力机制的挑战。这种挑战还是可以概括为不可持续性的问题，从这个不可持续性来讲挑战可以概括为四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是大家比较关注或比较熟悉的政府债务率居高不下的问题，从发达经济体七国当中，目前除德国以外，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大概还是超过了100%的水平，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

                    第二个挑战是家庭部门的去杠杆化进程是在持续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居民储蓄倾向是提升的，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在危机之后有一个稍微有个缓慢提升的过程。另外，包括家庭部门在内的整个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进程在危机之后是在开启的。所以从这两个视角来看，私人部门或者家庭部门的这种去杠杆化，对整个消费的冲击，或者对外需的冲击，应该是最直接的。

                    第三个挑战是贸易增长和产出增长的不同步问题或者脱节问题，刚才裴所长也谈到这个问题。因为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几年发达经济体的进口倾向出现了一个新的特征，就是它的进口倾向趋于持平或者下降。如果说过去我们几十年贸易增长是产出增长两倍的话，最近这两年，贸易增长率是低于产出增长率的。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世贸组织所做的一个测算，结果表明，贸易除以GDP的比，十年移动平均水平来看在2000年达到峰值，是2.4，之后逐步下降，2013年是1.7，根据WTO的预测，到2015年会进一步下降到1.5。从这个角度来看，贸易增长和产出增长出现了一定的脱节。也就是说，假设能够恢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贸易增长复苏的步伐和过去的周期可能会呈现不同的特征。

                    第四个挑战就是生产力危机，这个词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全球大型企业联合会提出的一个概念——生产力危机。我们看主要的发达经济体，首先看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从1970年开始到2012年，这个长时段的变化，非常明显的是2007-2012年劳动生产率出现比较明显的下滑态势。全要素生产增长率，金融危机之后也出现了比较明显下滑的态势。如果我们进一步把危机前后做一个比较，这种态势是非常明显的，像英国、意大利、法国、加拿大，全要素战略增长率都出现负的状态。这四个方面的挑战，可以说我们在出口动力机制上面临不可持续的问题。

                  • 接下来再谈一个问题，刚才如果说是不可持续的问题，另外一个跟出口相关的是出口的和易性的问题，这是从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的视角来看的，因为这个问题主要是过去高出口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这两年的情况发生新的变化，首先是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例从2007年高峰峰值之后逐渐下滑，现在已经回落2%左右的水平，就是所谓国际的一个合理区间之内。而且还有一个特征，从2010年开始，资本项目的顺差开始超过经常项目的顺差，也就是说，现在的所谓双顺差对外汇大幅增长的贡献过程当中，可能资本项目的顺差贡献度更高一些。所以总的来讲，外汇储备大额增长，目前来讲可能还不是像过去那样货物贸易或者经常项目顺差造。但是还是必须要关注这个问题，这是从和易性角度来说。

                    所以关注这个问题，挑战也可以说是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增加货币政策操作难度。这个图反映了外汇占款和基础货币投放的关系，从新世纪以来，新增的外汇占款是整个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货币政策带来的挑战，就是使货币政策独立性或者有效性受到挑战，特别是受到三元悖论的困扰。

                    央行资产负债表的风险，目前来看，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目结构中，占比最大的是国外资产，特别是外汇储备资产。从2000年开始的60%左右，现在已经上升到83%这样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央行资产负债表的风险是资产和负债货币结构不匹配，带来的问题是成本对冲压力比较大，而且会有一定的汇率风险。

                  • 另外，和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的挑战，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引发国际投机套利行为。一个是国际收支基础性差额和非直接投资差额的对比。所谓国际收支基础性差额，按照国际的做法，在跨境资本流动当中，有一部分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一块，把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的差额加总叫国际收支基础性差额是比较稳定的。还有一部分跨境资本流动相对来说波动性比较大的，这是非直接投资差额。当然这里面和我们过去用的残差法有一定差异，一般来说基本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热钱的流动。当然这个问题也有一定的争议，因为这里面非直接投资里包括了其他投资，可能随着境内民间部门主体对外资产的变化，也会引起非FDI的增长，但是他并不一定有热钱的流入，所以总的来讲，可能不直接代表，但是还是能代表套利资金流入情况。

                    基本的态势是这样的，非FDI或者说跨境资本流动当中波动性比较大的部分和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是直接相关的，基本是从1994年汇改以来，分两大阶段，1994年到2002年是整个跨境资本流动的非FDI是净流出阶段，2003年到2011年是净流入，2012年有一个大幅的净流出，但是2013年有一个小幅的净流入，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态势，这就是同跨境资本流动相关的，或者外汇储备的挑战。未来随着人民币逐渐向着均衡水平逼近，单边升值预期被打破，形成双边的波动的话可能会对非FDI可能也会形成双向的波动，会成为一种常态。

                  • 第四个，对外资产负债表资本错配和主体错配。这里面比较大的问题，对外金融资产当中主要是储备资产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从2004年对外公布IIP值之后，可以发现，储备资产占比一直保持在60%-70%比较高的水平，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官方债权国的特色。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这是对外资产构成的国际比较，我们说中国对外资产的构成和国际上有很大的区别，我们说储备资产占比非常大。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印度和我们有比较有相似的特点，他的官方储备资产占比比较高，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这个储备占比是居高的特征。所以，在对外资产构成的这样一个特点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国际收支平衡表当中的收益差额，从1993年统计以来，应该是持续处于逆差状态，只有两年顺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和我们对外资产结构相关的，刚才说了对外资产结构当中主要是储备资产，而在储备资产运用形式方面我们主要是债权投资。因为我们对外储备资产当中大部分是投入美元资产，这是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中国持有的美元证券资产的构成，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在持有美元的资产当中主要是长期国债，我们资产运用方主要是以债权形式存在的。但是我们知道对外的负债主要是利用外资或者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股权投资，一般来说股权投资的收益率要高于债权投资的收益率，所以我们国家对外资产的投资收益率显著低于对外负债的投资收益率，这就导致了刚才我说的收益项目差额的逆差，这是我们资本错配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主体错配，基本问题是，债权是在国家，负债是在民间，所以国家层面来讲是一个不成熟的净债权国，而在民间部门是一个不成熟的净债务国，这是一个主体错配的问题。所以总得来讲，无论从可持续性来讲还是和易性来讲，我们的出口动力机制可能在短期内都面临一个衰竭的问题或者趋弱的问题。

                  • 二、投资动力机制：面临重构。我们在出口不可依赖或者短期之内，我们可能面临的问题情况之下，至少在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是主要靠投资，但是如果我们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如何避免过去历史证明的那些弊端，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这里有提到三个问题，就是围绕着投资的重构问题，投什么，谁来投和怎么投的问题。这个重构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投资结构的重构，这里希望大家关注两个，一个是所谓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今天上午有很多专家谈到，中国最近几年所谓微刺激当中，很多还是经济性基础设施。世行在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当中区分了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主要是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等，未来如果我们要稳投资或者促投资的话，可以考虑适当向这个方面倾斜，这个领域对消费还有拉动作用，一方面可以减少预防性储蓄，第二可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第三可以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 另外一个投资结构调整方面可以关注的是促进更新改造投资。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有两个背景，一是很多专家提到的经济增长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依靠技术进步驱动。二是新一轮全球技术与产业的革命蓄势待发，全球分工体系再造，重建新均衡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争取有利的位置，这也是非常大的背景。这个图反映了我们在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对比。所谓国际竞争力可以用这个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出口比进口做一个近似的代表，可以看出，我们最终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上大大高于中间产品的竞争力。也就说，目前我们在全球分工体系当中，仍然是处于一个产业链的低端，也就是说对外贸易的所谓非地特征或者无根性特征是明显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争取全球产业链的有利位置。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要促进更新改造投资，可以考虑加速折旧法。与平均折旧法或者直线折旧法相比，加速折旧法可以更好地调动企业设备投资和更新改造的积极性。1981年里根政府推出了加速成本回收制度，对企业的更新改造投资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

                    第二个重构是投资主体的重构。主要是考虑到过去我们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投资主体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未来可以更多采用PPP模式公私合作伙伴的方式，目前这个图是反映了基础设施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可以看出，不少的基础设施行业私人控股比重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就要构建这种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合作的这样一种机制。当然，现在在一些认识上，为什么过去私人投资不足，主要是三大性，自然垄断性、公共性和外部性，我们可以对三大性进行重新认识，为改革投融资体制提供空间。当然我们要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是馅饼还是陷阱的问题，现在很多措施希望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但是要吸引他进入，必须解决两个根本性问题，第一是所谓在位垄断者和新进入企业之间平等竞争问题，如何防止所谓的市场关闭行为。二是确保政府承诺的可信性，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稳定投资预期。

                  • 第三是投资方式的重构。我们国家一个基本的背景是，我们是世界上少有的高储蓄率国家，从图上可以看出，我们的国民储蓄率从1992年持续提升，这两年一直高于50%。如果和世界上一些国家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显著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比日韩这些传统政府主导型和高储蓄率国家都要高。我们如何把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解决债务依存度高的问题，目前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债务性融资占比依然是非常高的，特别是这两年随着银行的表外贷款就是委托贷款、信托贷款，还有像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不断提升，除了传统人民币贷款渠道之外，债务性融资占比高的态势依然存在。

                    所以，这样的情况就带来了所谓资本结构错配的问题，我们的测算表明，到了2012年，全社会的杠杆率已经提升到215%了。另外我还想指出的是，上午杨瑞龙老师也提到过，我们整个全社会的杠杆率在提升，但是有意思的需要大家关注的是，如果我们分不同所有制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来细分的话，可以发现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在金融危机之后是上升的趋势，但是私营企业或者民间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变动趋势，金融危机之后是下降的趋势，这是不是说明，在整个金融危机之后，所谓庞大的盛宴当中，我们出现了国有部门对民间资本部门的挤出的问题。

                    为了分散过度债务融资带来的风险，就必须进一步转向股权融资，所谓解决长期资本来源的问题。这个表是利用世界银行的金融发展数据库归纳的金融结构的国际比较，可以发现我们国家的股票市值占GDP的比例不到银行资产，占GDP比例一半，所以从债务性融资转向股权性融资方面仍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 第二个，与刚才说的解决债务融资问题相关的是成本上升的问题，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个问题比较明显的。资金成本上升，一方面表明了向均衡利率的渐进回归，但是也存在扭曲性因素，从资金供给侧来说主要是银行自我服务和自我循环的问题，而从资金需求侧来讲主要是普遍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包括像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

                    最后，消费动力机制亟待挖掘。我提几个方面，刚才说了短期内靠投资，当然也存在过度投资的倾向，上午袁富华研究员提到投资在逼近所谓的边界，按照趋势线来逼近边界。如果从资本的效率、资本产出比或者边际资本产出比例来看，它是在持续提升，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存在过度投资的倾向，所以对长期来讲，投资机制不可能过度依赖。而且我们可以从一些比较来看，看我们这些畸形的结构，这是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所测算的，基于汇率法计算的GDP、消费与投资总额占全球份额的变化，所以看出最中间的是中国的特征，它的结构是非常畸形的。

                    最后的结论是，从长期来讲，我们还是面临着增长动力结构的再平衡问题，当然这个命题提出多年，始终没有破题，可能最终还回到我们的体制问题。上午很多老师提到最终靠改革，我也认同这个结论，增长动力的再平衡，最终根本出路靠改革。

                  • 杨春学:

                    谢谢常欣教授。下面有请商务部吴国华副司长给我们演讲，大家欢迎。

                  •  

                    • 吴国华:

                      感谢会议提供这个机会，我作为一个实际部门会议代表，谈一点自己的个人观点。我发言的题目是，以结构调整引领经济换挡。这个经济换挡，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经济决策上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有了这句话，使得过去很多拿不准的，或者不敢下决心的东西，现在可以下决心了。比如最近很多人问我，经济形势是不是不太好啊？是不是该救市了？我就开玩笑说，这是经济换挡嘛，有了经济换挡这样一个重大的定位之后，我们很多的事情就好办了，过去不敢拍的板、不敢作的决策都可以作出决策了。

                    • 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政策调整这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有了经济换挡这个大的前提，我们很多过去想调整调不下来的问题，都可以调成功了。比如说“十一五”规划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三大指标没有完成，其中一个指标是第三产业发展的指标没有完成。因为当时各个地方追求GDP比较厉害，如果你搞第三产业，GDP增幅就比较低，特别是财政收入比较少，没有经济换挡这个大的决策，很多地方是不愿意发展第三产业的。

                    • 刚才常欣同志讲的“重构”，结构调整是个“重构”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讲五个重构。

                      第一，出口还是要重构。出口不存在放弃的问题，前面很多老师讲到了，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把世界各国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的出口抓得好，他们往往是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之后，才开始慢慢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如果你过早地放弃了出口，放弃了全球市场，你这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恐怕是有危险的。这个重构，出口产品结构的重构，大的方面讲，我们是有服务贸易出口和货物贸易出口的结构问题，但是即便是货物贸易出口也有个结构重构的问题。过去劳动密集型组装、加工比较多，最近几年我们发现，经过我们努力，我们的机器设备出口非常好，在世界很多老牌的国家，都在感叹，没想到就这么几年，中国在机器设备出口上，在世界上地位越来越大。如果按照这个路子下去，我们就得优化我们的出口产品结构。在价值链、产业链不断优化，在微笑曲线里通过研发、品牌来改变微笑曲线，出口结构的重整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非常有帮助。

                      第二，投资重构问题，这个也很重要，投资要保证增长。因为投资重构的问题，现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房地产投资，现在网上议论很多，要不要救市等等。因为房地产投资过去是很热的一块。我们如果有结构调整的话，有重构的话，我们的保障房多建一点，以保障房的快速发展，来弥补商品房的回落，这也是一个重构。当然，还有消费的重构，过去我们政府消费，或者集团消费，占了很大的比重，现在八项规定了，政府消费、公共消费减少了。但是我们又有大量的财富是集中在政府手里，我们的税制决定了这样，分配格局决定了。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分配结构的调整，通过重构，使我们个人消费这一块拥有更多的财力。当然，要完成前面的三个重构，需要后面两个重构来作为保障，一个是观念要重构。观念还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观念不重构，过几年可能会出现反弹、反复。现在在很多地方观念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很多地方对下一级政府考核指标体系，现在每级政府好像都有督察办公室，就是对下级进行考核的，有些叫绩效考核办公室，有一套指标体系，这套体系研究的话，GDP是一个方面，很多地方还是很强调工业化，不管是哪个县、哪个乡，都是工业化很重要。这个可能有点违反规律了，因为我们没有做到因地制宜，有些地方应该是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就根据地方的特点来，有些地方就适合搞旅游，适合搞农业，如果非要以工业化考核指标来考核行政官员，就导致他片面追求工业增加值，把青山绿水给破坏掉了，可能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果也被抵消了。

                    • 政策上还有一个重构的问题，当然政策有很多，最集中的一个是税制是不是应该重构。刚才我提到的，政府消费和个人消费之间的重新调整、比重调整，其中跟税制很有关系。我们现在的增值税，整个税种以流转税为主，以所得税为辅，这跟国外不一样，国外很多国家是以所得税为主。即便是以流转税为主，像美国为什么地方州长不太追求工业，因为他是消费税制，就是说你这个工厂办到哪里，并不重要，在哪里卖是最重要的，所以税制结构来看，是需要调整的。而且税率要重构，现在有很奇怪的现象，我们最近每年统计，包括国际上也在统计，中国消费流失的现象，就是说中国人到国外买东西回来，第一件事要买一个大箱包，第二是往箱包里塞东西，这是中国游客的一个共同特征，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原因，跟人民币升值有关系。除了人民币升值之外，跟我们的税制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有17%的增值税。到国外去，作为自然人到国外去，自然人退税之后这块税就免了，这样的话，如果你要进行结构调整，改变经济发展方式，那么你的税制就必须要进行调整。哪怕你继续保持以增值税或者流转税为主的格局也没关系，但是可以把税率往下调一调。我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实现经济增速换挡，我们现在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要把成果保持下去，把这个势头保持下去，需要我们的观念进行转变，更需要我们的政策进行调整。谢谢大家。

                    • 杨春学:

                      谢谢吴司长。下面有请中国社科院战略发展研究院综合部部长汪红驹教授为我们演讲。

                    • 汪红驹:

                      首先感谢主办方的邀请，并且给我一个宝贵的发言机会。

                      首先我要声明一下，有的小错误纠正一下，我不是综合部部长，因为现在财经院还没有这个衔。

                      我的演讲题目是按照张老师的建议和要求修改了一下，这个题目我改了“应对中美新常态经济周期非同步发展的挑战”。因为5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会议上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所以我也做一点回应。

                      主要内容是讲六个方面，一是美国经济的新常态，二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三是当前中美新常态经济周期出现一个非同步性发展。四是周期非同步性发展的原因。五是非同步性发展的后果。六是对策。

                      首先看“新常态”一词的来源，新常态的本义是指反常的现实正逐步变成常态。

                      从2002年开始，新常态这个词在国际主流媒体中有很多次就出现了，有人统计过他每个月出现了50次。当时2002年的新常态的含义主要是两条，一个是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二是恐怖主义距离日常生活更近了，因为当时正好是“911”袭击的时候，当时也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衰退。

                      下面我们看的新常态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概念，2010年第40届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美国太平洋基金公司总裁埃里安重新提出“新常态”概念，旧瓶装新酒，以反映美国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的低增长状态，他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是简单的皮外伤，而是伤筋动骨，（危机之后的新常态）是经历多年非同寻常时期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2011年，“新常态”一词每个月出现700次，所以就被广泛流传。

                    • 我们现在看一看提出“新常态”的埃里安这位始作俑者对美国经济“新常态”的五个方面的概括。第一，指西方经济体可能会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保持长期疲弱和高失业率。第二，这种状态的原因主要是超高杠杆比例和过度负债等等。第三，从政策方面讨论了“新常态”对经济在长期内不能快速复苏的一些想法。第四，他认为“新常态”可能导致长期失业者以及失业年轻人增加，因为失业率可能保持较高水平时间较长，收入、财富和机会三个方面的不平等可能会过度加剧。第五，他认为华尔街仍然是风声水起，因为中央银行实施了超级救市政策，所以在坚挺的金融价格和疲弱的实体经济之间起到了一个防护盾的作用，后面可以看到美国的股票、房地产都恢复得很好，华尔街还是风声水起。

                      最后他又对美国啊“新常态”经济做了一个展望，他认为短期内大家都认为没有大的政策失误，没有大的地缘政治冲突，没有极端的市场崩溃事件，2014年西方经济体将逐步好转，但是仍然缺乏迈入快速增长轨道的功能。中期预测他认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西方经济体内部愈合伤势的临界点，可以在一段时期内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到2015年或者到2016年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二是经济也有可能陷于结构性问题的泥滩，导致长期低增长，金融波动性加剧的可能性有可能加大。这是两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有点类似于中国现在有些改革推不动的情况。

                    • 下面看中国经济“新常态”，我是对照埃里安对美国“新常态”的总结，我也从这五个方面总结了一下。一是经济增长告别过去两位数高增长的模式，进入次高增长模式。二是宏观调控政策的“新常态”，我们现在提的仍然是三字真言，即“保增长、控风险，调结构、促改革”。三是结构调整的“新常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等，都有可能进行结构性调整。四是要素供给的“新常态”，上午很多专家提到人口问题，还有土地，都属于要素供给，都与以前不一样了。五是改革与完善国家安全治理的“新常态”。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当中提出的很重要的改革目标之一。

                      我对这中国经济“新常态”也有三种前景设想。一是定力不够，重新出台强力的刺激政策，因为现在经济增长率下滑，债务杠杆率还比较高，如果重新出来强力刺激政策，有可能使债务杠杆率更加恶化，前面常欣老师也提到了这个杠杆率上升的问题。二是政策失误预判，微刺激的政策着力点不够保持经济增长的底线，或者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能源供应中断等等，经济增长的底线守不住。三是保持定力，通过适当的微刺激，坚守保增长的底线，促进改革，释放创新和改革红利，到2020年顺利实现十八大“双倍增”计划，这是我们值得期待的一个前景。

                    • 下面我们观察一下当前中美“新常态”经济周期出现非同步性发展的一些指标，我从四个方面来看一下。一是两大经济体短期一致指数已经出现偏离。二是OECD先行指数显示，显示中国和美国两大经济体在未来几个月经济增速偏离的状况仍会延续。三是根据中国的实体经济活动指数与美国一致指数进行比对，结论跟前面两个是一饮的。四是用比较复杂一点的技术来算，算出一个国际经济周期的公共因子，如果比较我们中国跟国际经济周期，再比较美国跟国际经济周期的公共因子，也会发现是非同步式的发展。短期一致性指数偏离，我们可以看到，2011年底以后，基本上是偏得很厉害了，而且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下面这个先行指数也是一样，显示2013年也是偏离。我自己算的实体经济活动指数，是把21个指标进行合成，因为时间关系我不细说，从2011年之后也是下降了很多。如果再把他算成一个扩散指数，从2011年7月份之后，大家看的阴影部分，扩散指数底部基本上跟当时2008年比的时候，甚至跟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水平比较接近了，所以从周期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经济下滑还是比较严重的。如果我们再把我算的短期经济活动指数减去年均增长8%，减去8个点，跟美国费城联邦银行编制的一致指数进行比较，也是上下缺口经历了两三年了，从2011年一直到现在还在下滑。

                    • 动态公共因子就不仔细讲了，我简单把思路讲一下。如果我们把日本、美国、欧盟、中国四大经济体的GDP增长率和消费投资增长率，四个国家这三个变量全部放在一起，通过上面的动态因子模型算出来，可以算出一个公共因子，算1996年到2001年是这么一个状态，2002到2008年是一个状态，看起来我们中国跟国际经济周期是比较吻合的，现在不行了。2009年到2014年正好是一上一下相互交叉。再比一下美国的情况，比如2009年一季度到2014年一季度美国的GDP与公共因子，可以发现美国与国际经济周期是比较一致的，中国是出现了相反的情况。

                      这样结合起来四个方面就可以基本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与国际经济周期或者美国经济周期出现非同步性发展。我们算的比如把中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GDP、投资、消费，与公共因子相关系数算一下，可以看到2009-2014年，是负的0.91，这是一个显著的指标了。

                      原因，我从两个方面看，一是从资产负债表角度，因为中美两个债务周期不一样，现在美国资产负债表已经得到修复，但是中国仍然很高，所以政策上肯定不一样，从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来看，我们也是难以为继，因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重新调整国际战略，通过重返亚太、主导GDP、TTIP等等贸易谈判，实施能源战略，降低对外依存度，中国过去的出口导向型高增长外部环境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美国对中国实现了一个战略包围。第二方面中国内部的房租、工资成本上升，出口加工制造业对外竞争力有所下降，裴所长也说了对外竞争力的问题。出口同比增幅也下降了很多，FDI也下降了。

                    • 最后我们看一看美国经济复苏的情况，可以确认美国在未来短期内至少比中国要好一点，因为美国第一季度GDP修正值是负值，主要是受雪灾影响，失业率继续降低，股市创新高，美国房价平稳上升，违约率下降，财政赤字缩小，国际收支净增账户利差缩小，量化宽松负债规模继续缩减。美国的失业率降到6.3%左右，美国股市一直在上涨，美国房价基本上也在恢复过程当中，按揭违约率也是下降的，政府赤字缩小，经常账户赤字也是缩小的。最后如果继续恶化的话可能出现两种情况，有利的一面，比如说美国好了，可能通过各种贸易渠道，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优化配置指导中国经济增速，中国出口也可能被拉动，但是不利的一面也有，美国经济预期向好，但是中国经济现在确确实实下滑，可能美元进入强势周期，中国资金外流，资产重估，导致资产价格被迫挤泡沫，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出现更多幅度的逆差。

                      对策，尽量与美国经济脱钩，现在无论是军事、经济、技术、创新方面美国还是世界第一，中国虽然在冲击老大的地位，但是要尽量避免与美国经济脱钩，要推动中美投资协定，中美贸易谈判等等，抑制放投机，在稳增长中去杠杆，加快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谢谢大家。

                    •  

                      • 杨春学:

                        下面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国际贸易系主任殷晓鹏教授，大家欢迎。

                      • 殷晓鹏:

                        谢谢主办方，谢谢首经贸和社科院经济所。我原来不知道应该讲什么，因为我做增长做了十几二十年了，从国内到国外一直在做，不知道讲什么，就拿了一篇自己觉得不错的文章，可能格局小了一点，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吧，从方法到经验可能都算是他山之玉吧。我的题目是消费外部性下的内生经济增长周期。

                      • 消费外部性，可能很多人听说过，因为它有很多定义，我稍微解释一下。首先讲为什么要这样做，一般认为，长期增长尤其是大国，可能国内市场的支撑是主要的，这样一来，消费大家强调很多。但是消费有它的外部性，很多人强调消费，从古典模型来看，消费在某种程度上跟投资实际上有个替代的关系，我们从1958年索罗模型来看这是一个替代问题，生产出来的产品一般人只有两种举止，一个是消费掉，一个是存钱储蓄，储蓄下一个就是投资，消费多了，储蓄就少了，资本就少了，这是封闭经济。当然开放经济，可以引进外面，但是还是要保证平衡，我们称之为均衡增长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讲，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时候，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是很深。虽然美国再这方面是领先，但是美国领先也不是它自己刻意所为，是“婴儿潮”的原因，婴儿潮从60年代以后走上舞台是大量消费，造成消费增多，但是并不是政府刻意所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消费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外部性，经济上外部性就是一个影响问题，消费外部性我稍微归纳一下，是两种外部性。一种外部性就是个人的外部性。比如说我自己用索尼的电器，国外有索尼的商店，日本的索尼是好的，我用惯了，下一部还叫索尼电器，这是习惯养成。另外一种外部性，实际上跟你之外的人有关系，比如说你的邻居朋友买什么东西了，你跟着买，这个外部性是外面造成的，所以这两者都有。前面一种被称为内生性外部性，后面被称为外侧性外部性。

                      • 我用美国的一个数据，当时全美学协会上我作了一个文章，现在改了很多，这是美国的事实，中国我们做了一部分，还没有做完。第一，经济的震荡，我们所说的震荡就是有一个经济周期问题，这个振荡跟增长有明显的负相关。这个负相关是说经济增长会小一些。但是这中间最关键的一个东西，就是克莉丝蒂娜·罗默在八十年代后期作了一篇文章，那个文章是很震撼的文章，他从美国200年的数据看，美国政府为主要的经济学家做了很多研究、很多措施，想能不能平缓或者消除这个波动，凯恩斯主义是明显的方式，但是他的数据表明这200年里，这个周期基本上是没有变过的，这是很震撼的结果。克莉丝蒂娜·罗默三年前是奥巴马总统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后来不干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第二，在经济周期里面，上升下降的部分，有个迭代的不对称性，换句话说每一个周期长短不一样。

                        第三，经济上升和下降的强度和长度不对称。这跟我过去在国外的一个学生一起写的一篇文章，我们发现这个东西，这个文章主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现在没有根本解决，它虽然没有彻底消除经济周期，但是经济周期上升的这一块时间上比以前更长一些，从二百年的数据可以看到，美国的数据是最长的数据，强度更大一些。但是在下降的这一段，时间要短一些，而且稍微平缓一点。这个改变非常之微小，如果你从五十年的数据根本看不清楚，但是拉长了看会有一点点趋势，这个至少是不对称的，也没有很好的解释。还有一个经济震荡和总的冲击的关系是不清楚的，西方的经济不管是从凯恩斯还是古典，都认为是个冲击的问题，这个冲击跟震荡是不明确的，也就是说有这样的冲击会不会造成危机不知道。比如说消费，他们认为消费很重要，比如说黑白电视变成彩电了，对黑白电视供应就是一个大冲击，一下子需求大跌，另一个大升，但是这个冲击会不会造成危机呢？不一定，事实上并没有造成危机。IT行业，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确实有冲击，它一垮，确实经济下来了。 最后一个东西，经济周期消费中增加的影响不知道，但是最差的时候美国经济下滑中，GDP三分之二都是消费，好的时候是四分之三，这个只不过是说明一个消费的重要性。消费的时间贬值上面，证据也很多，我就不多说了。

                      • 给大家看三个图，人均GDP，国民产值，这是美国30年的数据，比较短一点，但还是一直增加的，从1970年到1999年，中间有两次大危机，但是基本上还是往上走的，到了七十年代是非常大的危机。这是它经济所谓收缩的时候，经济学家说话有时候客气一点，不叫衰退，叫收缩。这个收缩的时间，纵轴是每次发生多少个月，横轴是发生多少次。这是大概二百年的数据，你可以看到，这个发生的次数，前面这一段持续时间非常长，大萧条的时候。19到21横轴这个地方，时间也很长，持续了超过40个月，相当于三年多时间。总的趋势来看，这个波幅稍微平缓一点，你细细算的话可以看得出来，稍微平缓一些。这个是扩展的原因，纵轴还是扩展的周期，横轴是发生的次数，发生次数越来越多，然后后面扩展的时间实际上是拉长一些。

                        这里面实际上要解释一下文献，这是规矩，但是不想说太多。现在经济周期理论用内生经济增长来解释，它在下降的时间，想用新凯恩斯模型来讲，新凯恩斯模型的好处，只要强调一个资源未充分配置的问题，他认为这造成效率的浪费，但是原因怎样是另一回事。但是上升期，用内生经济增长的方式做，也就是说你投入足够的资金进来做研发，它会产生生产率增长，这个会越来越高。但是为什么会下来呢？中间有个转折点，它到上面会产生一个不确定性，会造成供应的不确定，所以它会造成一个浪费。这一点在目前有更多的证据，因为现在产品细分越来越多以后，你生产一个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多的不确定。彩电，可以有42寸的，46寸的，48寸的，不知道大家都喜欢什么，就多造一些，过段时间看看大家都爱46，那就卖46，但是问题是前面有一部分跟以前不一样，原来造彩电就一个模式，买彩电就会买进什么，所以这个也是资源浪费。总体归纳下来，是一个生产率的问题，但是生产率怎么造成的？上升和下降是用两种方式解决。

                      • Shleifer是哈佛大学教授，他一直在做经济周期中的蜂窝状技术革新。格罗斯曼和海尔泊曼+谢尔夫的无仓储性方向，在国际贸易产品替代周期的情况下，加上有没有仓储情况，把它引到宏观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怎么做。但是后面还有两个东西要做，一个是对增长的不同考虑，我说多一些，我自己的东西可以说少一点。日本教授Matsuyama，是普林斯顿的，他的研究，在经济增长中间，可能是一些领先行业先做别的行业跟随就会产生不同的需求，时间点是不一样的，这个需求可能带来新的增长，这个新的增长有个不确定性的话，在资源分配上大不一样。还有用技术原因需要时间来建立的要素，这是时间滞后的问题，从滞后考虑怎么样。

                        我引用的主要文章是弗朗西斯科和Lioyd的，他们的模型可能解释下降的部分对下一期的上升是有正面的作用。如果下降得很厉害，下一次就上升得很厉害，或者下降得比较平缓，那么上升也会平缓。还有用资本没有充分利用来解释周期，也是当时很不错的创举的文章。

                        最后，我们跟消费在一起的话，它的周期和不同时间偏好是互相依赖关系，技术方面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消费作用会不会有这么大，第二是为什么消费会变化这么多，因为从很多时间看，效果也不一样。刚才我看到常欣老师也谈到消费的问题，储蓄率很高，但是储蓄率高是个调整问题。如果按同一个标准测度，可能要在同一个福利制度之下，因为中国很多存款是做别的事情。我们初步的数据还低于日本，不一样。

                        最后一个消费外部性，是哪一部分造成的？Gali在这方面是权威，他的研究表明，刚才说这两种是习惯的还是邻居造成的影响之间，两个都有，但是邻居那部分更大，他用这个数据来看合理性。

                        现在有个消费的外部性。这中间用经济增长来看，我们会引进一个中间产品，而且有研发产业，这中间看来有点不一样，就是大K和小K不一样，它小于某一个数的情况下，换句话说没有被充分利用，你不能看现实多少，你只能看用多少资本，因为这是个产出的问题。这两个资本一开始的计划是一样的，计划买进一样，但是没有那么多，可能是个仓储问题。这样你买这么多以后，最后产出没有那么多。均衡的一般条件就不说了。

                      • 我们这里有几个结论，一个是均衡增长中可能有个反周期问题，也就是说有些东西相反。如果消费外部性被引进以后，反周期的可能性更小，就是需要很大的消费者的折旧，就是消费者更加喜欢现行消费，很难解释为什么他突然消费更多，这种有消费外部性的情况下，这种不大可能出现，周期性增长可能出现更大。

                        我们看到，一个是在扩张之间，消费增长率可能会比以前还要高，如果从均衡增长讲，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率会高，消费外部性本身会带来另外一个更多余的东西，租金可能会更高，周期更容易发生，而且有企业家的情况下，如果给定他的周期就这么大，生产率会增长更高，或者说给定生产率不变，因为这两个条件是同时存在的，我们会发现，收缩期就会变短。扩张期的时候，下滑时间没有那么长，比较多一些。

                        总的来说，消费外部性会带来一个很好的东西，可以解释美国和相当一部分国家为什么消费会带来这样的好处。

                        中国这方面的研究，中国消费的外部性是明显存在的，从真正外部造成的比个人比例更大一些。中国一直有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开始，政府有很多生产性投资，这不光是刚才说的基础建设的问题，是生产投资，他自己去建个厂，所以产能过剩是经常的。生产性投资如果用西方同样模型的话，它不在投资里面，因为西方投资假设是企业家的行为，所以应该放在政府的支出里，这样的话经常会中断，过热了就会停止。这个中断，我们有一些证据表明没有完全，这个造成的损失跟真正危机一样大。因为你鼓励消费的话，它的外部性会带来额外的增长，但是如果你同时还存在这样一个消费投资收缩是由于政府造成的投资收缩的话，有个比例的问题，看多大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一点，这一点不能完全弥补，但很大程度上可以减掉。这个我们再进一步做，觉得这样做可能比较有意思。

                        谢谢大家。

                      • 杨春学:

                        刚才殷教授说他是很小的视角，实际上是很大又很精深的问题。下面有请湖南大学陈乐一教授，我们论坛的老朋友了，大家欢迎。

                      • 陈乐一:

                        各位专家，各位领导，下午好。我汇报的题目是，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调节和环节作用的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中心话题是如何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正在对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周期波动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就是我本文想要初步探讨的一个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分为渐进式变迁和激进式变迁。文献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国内外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比较多，而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的研究文献还比较少，尤其是国外文献，基本上没有相应的研究。我国现有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变迁的衡量，主要是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衡量，还有收入分配格局程度、政府调控程度的衡量。

                        二是制度变迁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一种主要观点是，制度变迁对我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具有显著影响。制度变迁对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机理，观点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企业软预算约束机制，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以及企业和政府强烈的扩张动机和投资饥渴是推动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这是我们张连城教授的观点。制度周期造成制度的不稳定，制度的不稳定造成经济行为主体的短期行为倾向，从而阻碍我国经济摆脱制度周期。

                      • 现有文献的贡献是，对制度变迁进行了初步的度量。就制度变迁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做了一定研究，理论上主要从投资的扩张与收缩分析，实证上主要采用VAR模型。

                        现有文献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一是未能够从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政府宏观调控功能、政府市场监管功能、社会保障的稳定器功能来分析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二是未能够在剔除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因素的条件下测算包含经济体制改革因素的经济周期波动率，并进行实证分析。三是未能够分析经济体制改革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空间效应。

                        我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发展格局面临深刻调整。从国际方面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依旧缓慢与沉重，主要表现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处于低位徘徊，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回落。全球贸易增速放缓，贸易摩擦此起彼伏，主要发达经济体面临的债务风险加大，主权债务危机不时出现。欧元区面临债权债务危机、银行业危机和宏观经济增长危机。

                      • 从国内方面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不容乐观，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速放缓，进出口贸易增幅回落，出口贸易增幅波动较大；社会保障体系水平偏低，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市场监管力度不够，食品安全问题突出；部分要素和产品市场的垄断。

                        经济体制改革前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的回顾。简单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周期平均长度是4.6年，改革以来延长到6.6年。改革以前，经济周期平均深度是23.4%，改革以来，缩短到6.6%。

                        经济体制改革减缓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分析，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特征描述，政府领导为主，自上而下的，部分到整体的变迁，方式以渐进式为主，本质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减缓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机理分析，通过市场的配置资源功能来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经济偏冷的时候，资产更新、总需求增加、产品价格上涨、生产利润增加、产品供给增加、产出增加、GDP增长上升，然后是价格上涨、经济过热，这会导致产品的过度供给。因为价格上涨会导致总需求下降，然后带来产品价格下降、生产利润下降、减少产品的供给，GDP增长率下降，这种抑制经济过热，又回到经济偏冷，实现市场对经济周期的调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有助于缓和解决经济周期波动。另外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产品供过于求，产品价格过低，另一些产品供不应求，价格过高。企业的追求利润最大化，减少供过于求的产品生产，增加供不应求的产品生产，总供给和总需求实现平衡，这样就实现了市场对经济周期的调节。

                        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容易导致某些领域投资不足，另一些领域投资过多。投资不足的导致经济萧条，投资过多的就会带来投资过热、经济繁荣、经济过度膨胀，带来虚假繁荣，进一步加剧经济周期波动。所以计划经济体制会加剧经济周期波动。

                        通过市场竞争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市场竞争，生产的利润最大化，可以改进技术，提高生产率，带来技术进步，仍然是新古典增长条件下，提高稳态增长率，对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减缓经济周期波动。

                      • 通过的宏观调控功能来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当经济过热的时候，通货膨胀的时候，就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紧缩的财政政策就是减少财政支出，减少税率，导致总需求下降，紧缩的货币政策的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发行政府债券利率提高，生产成本增加，总供给下降，带来产出增长率下降，这是削峰的作用，减缓经济周期波动。经济萧条的时候，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是增加财政支出，降低税率，使得总需求提高，扩张的货币政策是降低再贴现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回收政府债券带来利率降低，生产成本下降，总供给增加。然后是导致产出增长率的上升，减缓经济周期波动。

                        累进税制下，经济衰退的时候，纳税人收入水平下降，进入较低的纳税档次，税收下降的幅度大于收入下降幅度，相对提高总需求，抑制经济衰退。经济繁荣的时候，纳税人的收入水平提高，进入较高的纳税档次，税负提高幅度大于收入提高幅度，相对降低总需求，抑制经济过热，自动减缓了经济周期波动。

                        财政税收调节收入，宏观调控体制改革下，财政税收可以提高高收入者的税负，降低低收入者的税负，然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提高其消费水平，提高社会总需求，会避免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然后是减缓经济波动。

                        通过政府的市场监管功能来减缓经济周期波动。良好的国内市场监管体系，可以防范市场过度投机，避免供求失衡，总产出、总需求基本稳定，GDP平稳增长，减缓经济周期波动。

                        良好的国际市场监管，可以防范外资外贸操纵市场，避免供求失衡，总需求总产值基本稳定，GDP平稳增长，有助于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健全的产权保护制度，创新的收益大于成本，可以改进技术，提高生产率，带来技术进步，经济长期增长，减缓经济周期波动。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稳定器功能，减缓经济周期波动。

                      • 社会保障可以部分调节总需求，经济萧条的时候，失业人数增加，收入下降，社会保障货币积累减少，这种情况下，需要社会救助的人数也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导致总需求提高，物价上涨，生产利润增加，产出增加，促进经济复苏。经济繁荣的条件下，失业人数减少，收入提高，社会保障货币积累的增加，这种情况下，社会救助人数的减少、社会保障支出减少，就导致总需求下降，物价下跌，生产利润减少，产出下降，抑制经济过热，这也是减缓经济周期波动。社会保障通过收入分配效应，促进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经济体制改革的度量。经济体制代理变量的测度，市场化程度、政府调控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分配格局程度、社会保障程度、市场监管程度，计算方法是这样的。

                        变量选取、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变量选取是GDP增长率、劳动增长率、资本增长率、技术进步增长率，被解释变量，先估计关于GDP增长率的线性模型，仍然可分离出包含经济体制改革因素造成经济周期波动的波动率。经济体制改革影响经济周期波动方面的解释变量，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变量的变动程度，另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带来变量的变动力度。Anselin认为不同地区经济变量的样本数据可能存在空间上的误差。

                        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周期波动减缓作用的实证结果分析。经济体制改革代理变量的变动程度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分析，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的变动程度、政府调控程度的变动程度、对外开放的程度变动程度、社会保障程度的变动程度、市场监管程度的变动程度与经济周期波动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经济体制改革有效的解决和缓解了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促进了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

                        经济体制改革带来变量的变动力度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力度越大，越能减缓经济周期波动，从而促进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减缓经济周期波动的空间效应分析。

                        全面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一是深化垄断领域的市场化机制改革。二是推进政府宏观调控体制的科学化改革。三是推动社会保障体制一体化改革。四是强化市场监管体制的及时性改革。五是区域间经济体制改革同步推进。

                        最后是结论。谢谢大家。

                      • 杨春学:

                        下面请王少国教授。

                      • 王少国:

                        感谢论坛给我提供的这次交流机会。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增长。这个题目应该是我们经济学院经济增长研究团队张连城教授带队的一个研究的阶段成果。我汇报的内容主要是五个方面，第一，什么是节能环保产业。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阶段。第三，为什么需要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第四，节能环保产业怎么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第五，中国环境问题怎么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最后是应该采取哪些政策来推进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

                        对于节能环保产业，现有的研究主要是有研究节能产业，有研究环保产业，我们把节能环保合成一个，这样给环保产业下了一个定义，我们认为，它是通过治理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节约能源，这些作为生产的产品。通过这些产品的生产来追逐利润的产业的总称，称为节能环保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阶段，为什么需要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呢？首先我们对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做一个判断，从三个方面：一是从经济增长当中的要素贡献，主要是看了一下全要素生产率。1985年到2010年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是年均增长1.39%，这是没有考虑能源投入和污染排放的。如果把能源投入作为投入污染排除的产出来考虑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仅仅只有0.47%，而且全要素生产率是明显小于这一时期人均GDP实际的增长率，这样说明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粗放型的特征非常明显。再一点摆动2005年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负，连年下降。从地区来看，应该说是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很大，东部地区的全要素增长率增长来源主要是技术进步，中部地区是技术效率改进，西部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方面都比较弱。这样来判断，中国已经经过了很长时期的粗放式增长，现在从增长模式来讲，如果考虑到能源投入污染排放，粗放特征就更加明显，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就到了一个需要转换的阶段了。再从地区角度来判断，东、中、西部地区，可能发达地区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特征更加明显。

                      • 从潜在增长率下移来判断，中国潜在增长率由2007年11.5%下降到2012年的8.5%，下降幅度很大。从地区结构来看，发达地区的下降更加明显，这里做了一张对比图，主要是全国潜在增长率和北京市的对比。北京市在2007年以来下降幅度比全国要大得多。

                        再一点判断，基于国际的发展经验，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发展经验来看，当人均GDP达到一万一千国际元左右，经济增长率下降幅度达到30%-50%，下降幅度非常大。中国是2012年人均GDP达到9000国际元左右，发达地区更早，像北京人均GDP 2006年是1万国际元，现在已经是2万国际元。基于这三点，中国现在经济增长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如果是考虑到能源消耗这种粗放的特征，可能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潜在增长率下移，表现为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产业需要升级，环境的压力加大，这些都需要我们发展节能环保产业。这种发展意味着什么呢？经济增长伴随着环境压力上升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向经济增长伴随着环境压力下降的发展阶段转变。

                        从节能环保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来看，一个是通过节能环保产品的消耗，可以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的内部化，来减少环境污染。第二点可以提高自然资本的利用效率，主要是这样两个机制降低环境压力。

                        从经济增长到环境的压力，三个渠道，一个是规模的扩大，产生规模的效应，再一点是技术进步产生的技术效应，当然技术效应主要是两个方面，有的技术进步会加剧环境压力，有的技术进步可以减轻环境压力，可以分为两类。再一个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产生的结构效应。

                      • 从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相互关系来看，我们做了一个实证研究，1990年到2010年对这个数据进行了Granger的英国检验和VAR模型。人均废气排放作为环境污染的指标，人均GDP作为经济增长水平的指标，实际结果是三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作用非常显著，就是经济增长的变动具有解释环境污染变化的能力，反之也成立。

                        再就是人均GDP对人均废气排放的冲击反应，开始阶段为正，并呈上升趋势，其后下降，趋于稳定，说明了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有个长期且稳定的负影响，人均废气排放对人均GDP冲击反应在开始阶段为负，然后上升，并趋于稳定。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促进了环境污染的控制，但是从长期来看，仍是导致污染加剧。

                        通过Johansne协整检验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关系，说明人均废气排放对人均GDP的弹性为1.861，长期来看，中国环境污染速度是快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中国经济难以保持持续性的。这说明我们走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是面临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约束下走不通的。

                        对于中国环保投入对环境压力的影响，我们的实证表明了这样一个结果，污水治理投入的增加和对环境压力的降低效果最为显著，排污费的增加影响是其次，而能耗强度的降低对环境压力的降低效果并不大。我们怎么来推进环保产业的发展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呢？从两个方面采取政策，一是为节能环保产业市场的扩大提供刺激，再一点是促进节能环保产业本身利润的增长。

                        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做，一是扩大节能环保这种产品的市场，让消费者消费节能环保产品，再有让政府保护生态，加大投入。另外企业也要使用这种节能环保产品。从这些方面政府进行政策制度的设计，有利于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

                        谢谢大家。

                      • 今天下午，特别是我后面主持这半段，所有的嘉宾发言都非常精彩，我们这里还有最厉害的，今天就不说了，今天早上再说。会议到此为止，散会。

                      • 直播到此结束。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