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业这些年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原董事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王建宙：从1999年担任中国联通常务副总经理，到2012年从中国移动董事长职位上卸任，历经2G、3G、4G三代移动通信演变，13年任职于运营商的职业生涯里他三次闯关，走过一条不寻常的道路。

　　特别是在3G关口，王建宙主导下的中国移动不遗余力地推动了TD-SCDMA标准的3G网络，虽然当时TD产业化还不成熟，但随着4G的发展，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TD-LTE使用网络。

　　近日，王建宙应邀给证券时报撰文，他在文中回顾了中国通信行业近40年的发展历程，从最初交换机的严重短缺起步，到第一代移动电话系统对社会的启蒙，再到产业链不断创新以及生态系统的构建。

　　当前，移动通信行业迎来了5G、AI等新的机遇，王建宙依然为行业的发展而思考、奔波，在关键元器件、操作系统研发、频率共享等方面，王建宙也提出了建议。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电信业发生巨变，回顾这个激动人心的过程，期待电信业继续以创新精神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从解决严重短缺起步

　　我国的电信设施曾长期处于短缺的状态。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没有花多少年的时间，我们整个国家都全面普及了电话设施，中国成为世界上电话网络规模最大、电话用户数最多的国家。

　　我国的电信设施曾长期处于短缺的状态，1978年，全国局用电话交换机总容量只有397万门。那时单位的电话是联系工作用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打电话要去那些设在小商店里的公共电话代理点，打长途电话和发电报则需要去电信局的营业厅。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起飞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增加了，人们的住宅条件也开始改善。此时，在城市里出现了安装家庭住宅电话的需求，这种需求先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到后来这种需求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我在杭州市电信局当局长的时候，正处于“装电话热”的高峰期，尽管我们不断加快工程进度，努力扩大电话交换机的容量，铺设新的传输线路，但仍然无法满足需求。

　　装电话需要缴几千元的初装费，因为供应量有限，我们一直没有放开预收初装费。后来许多群众反映说，不管什么时候能装上电话，让我们把初装费先缴了吧。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我们在解放路96号杭州市电信局市话营业厅办理电话安装登记，并预收电话初装费。没想到，这一发就不可收了，成千上万的群众来营业厅前排队，队伍从解放街延伸到旁边的皮市巷，把皮市巷都挤得水泄不通。有的用户天没亮就来排队，有的用户排了一天的队，营业厅要下班关门了，他们也不回家，继续排队，直到第二天上午营业厅开门。为了缓解这种状况，后来，我们在拱墅体育馆设立市话装机临时受理点，体育馆场地大，可以为更多的人办理装机登记。

　　市电信局每天都收到大量的群众来信，接待大量的群众来访，人们强烈希望自己家能早日装上电话；外出开会，兄弟单位的领导催我们快装电话；走在马路上，也会有用户来问，他们家所在的地区何时集中装机；接受本地媒体采访，一定会问“如何解决我市装电话难的问题？”

　　看着用户们盼望装电话的那种焦急，我们也是心急如焚，电信员工努力以最快的速度使我们这个城市所有的待装户都装上电话。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没有花多少年的时间，不仅我们这个城市，我们整个国家都全面普及了电话设施，中国成为世界上电话网络规模最大、电话用户数最多的国家。

　　为什么我国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解决了电话供应短缺的问题，一举成为“电话大国”？

　　首先是全社会对发展通信的重视。大家都意识到，没有现代化的通信设施是不可能建立起现代化经济的。各级政府都把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列为发展的重点，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持电信业的发展。

　　全面采用数字通信技术加速了电信建设的步伐。以交换机为例，很多县市从人工电话交换机跳过了步进制、纵横制、准电子，直接建设了当时最先进的数字程控交换机。在传输系统建设上也采用了先进的光纤通信系统。

　　我偶尔会与我们的年轻员工谈起以前“装电话热”的情景，告诉他们，面对“装电话难”的压力，当时我们有多烦恼。年轻人笑着说，那是幸福的烦恼，我们现在想要这样的烦恼都没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