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筑基 全球拓局 中资券商锚定国际一流投行目标
在金融强国战略指引下，中资券商以打造国际一流投行为目标，在市场竞争、客户需求、财务回报等多重因素驱动下，历经三十年、五个阶段的演进，国际化布局路径日渐清晰。
分析人士认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核心枢纽，为中资券商海外拓展提供了较低的试错成本与制度优势，有利于中资券商依托资源禀赋构建差异化布局。当前国内证券业陷入存量竞争，海外高收益潜力市场成为重要增量空间，但中资券商仍面临融资成本高、全球网络不足、人才短缺等现实挑战。业内企业锚定2030年全球化发展目标，通过渐进式布局、补齐业务短板等措施，借力人民币国际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全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多维驱动明晰国际化发展脉络
中资券商坚持以打造国际一流投行为目标，全方位推进国际化业务布局，背后是国家战略、市场竞争、客户需求与财务回报四重因素共同驱动。
中信证券金融产业首席分析师田良认为，“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监管层鼓励培育国际一流投行，国际化能力已成为推动行业分化的重要因素。当前国内证券业正陷入存量竞争，而亚太地区（除内地外）主要证券市场年收入规模达7500亿元，提供了广阔增量空间；东盟地区超6500家中资直接投资企业的出海需求，叠加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配置比例的缺口，促使券商搭建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此外，海外业务平均杠杆率超7倍，远高于国内4倍的水平，高ROE特性不仅有助于提升股东回报，还能有效缓解境内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影响。
中信建投非银与前瞻研究首席分析师赵然表示，中资券商国际化是顺应金融强国战略、服务实体经济跨境布局的核心举措。面对内地佣金率下行等因素带来的传统业务盈利收缩，拓展国际业务是券商打通境内外资源、构建多元收入结构的关键路径。
历经三十年探索，中资券商国际化形成了清晰的演进路径。中信证券非银金融联席首席分析师陆昊将其划分为探索期（1995年-2008年）、成长期（2009年-2013年）、扩张期（2014年-2021年）、调整期（2022年-2023年）、突破期（2024年起至今）五个阶段。当前行业以香港为核心支点，向东南亚、中东地区延伸，头部券商通过增资和并购完善布局，力争在2030年前构建完整的全球化业务体系。
香港筑基差异化布局海外业务
香港作为中资券商国际化的核心主战场，是连接内地与全球资本市场的关键枢纽。
田良表示，中国香港占据亚太地区（除内地外）证券市场20%以上份额，年收入规模约2000亿元，是中资券商打造第二增长曲线的核心阵地。依托“一国两制”制度红利，香港成为境内外资产与资金循环的重要节点，2025年以来内地优质企业赴港上市热潮持续，叠加互联互通机制深化，为跨境业务形成天然优势。同时，在中国香港规模达35万亿港元的资产及财富管理市场中，中资机构占比不足10%，增量空间凸显其战略价值。
“相较于直接切入欧美成熟市场，香港提供了更低的试错成本。”赵然认为，中国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人民币跨境收付规模领先，CEPA协议为中资券商展业提供制度便利，成熟的法律监管体系与人才储备有助于快速熟悉国际规则。港币-人民币双柜台模式落地，进一步巩固其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降低汇率波动影响，成为跨境业务发展的最优支点。
补充资本金是国际化业务扩张的核心支撑。陆昊表示，中资券商海外业务长期受限于资本金不足，在衍生品、FICC等重资本业务领域，与国际投行的规模和竞争力存在差距，且海外债券融资成本普遍超3%，高于国际投行0.5个百分点。2024年至2025年行业累计向香港子公司增资近350亿港元，既提升了资本使用效率、缩小了与国际投行在业务规模上的差距，也增强了子公司的信用资质并降低了融资成本，为承接复杂机构业务奠定基础。
基于资源禀赋差异，券商选择差异化布局路径。田良与赵然均认为，中小券商受限于资本实力与人才储备，可以跨境轻资产业务为切入点，依托境内客户资源开展港股承销、跨境财富管理等业务，实现差异化发展；大型券商则遵循“轻资产业务先行、重资产业务跟进”的核心策略。
内外定位对标国际找差距补短板
在当前境内市场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业内已逐步形成国内业务维持现状、海外业务关乎未来的核心共识。
赵然认为，国内业务是生存发展根基，但传统通道业务进入存量博弈阶段，增长触及天花板。海外业务虽然当前收入占比不高，却是增量空间与估值溢价的核心来源，也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我国金融机构海外布局与经济体量尚不匹配，唯有做强海外业务，才能从本土龙头跃升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投行。
对标国际一流投行的发展逻辑，陆昊认为，高盛、摩根士丹利的成功在于先夯实本土龙头地位，以收费类业务聚拢客户，再依托资本类业务放大盈利，通过全球一体化管理提升效率。中资券商需警惕野村证券盲目海外扩张、并购后整合不力等前车之鉴，坚持资本类业务围绕客户需求，立足中国影响力辐射范围推进全球化。
与香港外资机构相比，中资券商仍存在明显差距。田良表示，差距集中在超大型融资项目承揽、经纪业务市占率、财富管理份额（仅8.8%）与衍生品业务规模上，这些高价值业务的短板正是实现后续收入增长的关键突破口。
赵然将差距归纳为全球客户基础、海外资本实力、全球定价影响力三个维度，外资券商掌控长期资本网络与资产定价权，而中资券商的客户基础与定价影响力集中在中资板块。不过，依托人民币国际化与共建“一带一路”，中资券商在人民币产品创设、跨境企业服务上具备天然优势，外资覆盖相对薄弱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市场的金融需求，成为中资券商差异化发展的增量空间。
直面挑战描绘全球化破局路径
中资券商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但仍面临多重现实挑战，制约全球竞争力提升。
田良认为，核心掣肘集中在融资成本偏高与国际分销网络薄弱两大方面：海外融资成本高于国际顶尖投行，境外团队人员九成以上集中在香港，缺乏覆盖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销售分销体系；同时外资机构凭借跨牌照全链条混业服务能力构建竞争壁垒，进一步压缩业务空间。
从内外维度来看，赵然表示，外部地缘局势不确定性持续加剧，使跨境监管协调难度上升，汇率利率波动增加了境外资产负债管理的复杂性；内部则面临资本补充渠道单一的问题，跨境资金协同效率有待优化，既熟悉国际规则又熟悉中国产业文化的复合型人才短缺，成为国际化深化的重要制约。
面对挑战，陆昊提出系统性破局举措：一是落实全球垂直一体化管理，通过人员派驻与轮岗强化境内外联动；二是采取“三步走”布局策略，先做强香港阵地，再加大“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市场投入，最后稳步开拓欧美市场；三是持续扩充资本规模，通过并购快速获取境外牌照、客户资源与本地经验，重点拓展人民币衍生品业务，构建全球化管理、业务、产品与IT清算体系，从单一保荐业务向综合业务转型。
赵然提出采取差异化、渐进式路径：战略上聚焦“香港+东南亚”等重点区域，建立区域管理中心；业务上坚持“轻资产筑基、重资产增效”，优先发展投行和财富管理业务，夯实客户基础，审慎扩张资本中介业务，建立独立的跨境风险管理体系；体制机制上赋予境外业务单元更大经营自主权，构建全球化人才招聘、培养与轮岗机制，通过长期战略投入与管理变革，实现从“走出去”到“立得住、做得强”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