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地出现农民工返乡潮 返乡者改变故乡旧世界

　　民工返乡潮

　　在外打拼多年，如今要回乡。城市，还是村庄？曾经外出打工的那个岔路口，又一次横在返乡农民工的面前。

　　难以想象，站在你面前的一个个披着风霜的农民工，背后都有着讲不完的故事，沿着大街小巷，数着天边寒星。尽管，曾经的村庄，无法种植他们的心愿，但如今乡愁在呼唤他们，自己的家乡等着他们重建，再次成为他们的责任地。

　　他们已不再是一个“农民”，有的懂技术，有的懂管理，有的卖点子，有的想创业……而家乡也悄悄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舞台在哪里？梦想又能否在此发芽？

　　“项羽说，‘富贵不归家，如衣绣夜行’。我当年曾讨厌家乡生活的穷困，我是有野心的，当初出去打工那天我就想过，总有一天要当个大老板回来，是家乡把我培养成了个小老板，该是我反哺的时候了。”

　　——熊顺祥

　　一个棒棒的返乡创业记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虽说早已过了白露，重庆璧山的温度却超过了39度，宛如三伏，此时正是熊顺祥生意的淡季。贪凉的他起了个大早，去了趟重庆城里头看行情，路过海椒市场时，他看到了几个过去在朝天门一起干活的的棒棒朋友，依旧坐在地上，树个找活干的小牌子，抽烟、谈笑、打牌。而这一次，他没有上前去打招呼。

　　“我也曾是山城棒棒军”

　　“不当化学老师了，我要去重庆朝天门当棒棒。”

　　20多年前，当璧山大兴镇的民办老师熊顺祥做出这个艰难决定时，几乎遭到了全家人的一致反对。在他们眼中，瘦小的熊顺祥是怎么都吃不消码头边上那些苦力活的，在乡下当个老师虽然工资很少，但还是份体面的工作。

　　“我最早的工作是在重庆江边上‘洗沙’，就是周克华干过的那个活，从早上五六点干到晚上七八点，一天才1块多钱，你根本不能想象那是什么生活。后来当老师以为好点了，但当时教书匠不值钱啊，一个月的工资20块3，照样养不活一大家人。”熊顺祥回忆起当年的生活有点踌躇，任由烟蒂慢慢加长，“当时听人说去朝天门当棒棒每个月‘要赚很多钱’，家里又刚好缺钱盖房子，没有房子，都不好‘耍朋友’，于是我就出去了。”

　　这一出去，谁想竟是20多年。

　　最开始，熊顺祥在朝天门帮人搬货，每当有运载着海椒、花椒的大船到岸，棒棒们都会蜂拥到码头边争着“下货”，而他总是奋力冲刺在第一个。但他在搬起第一箱花椒，闻到第一缕麻香味的时候，绝没想过今后为了这些调味料，要耗尽自己一辈子的精力。

　　“我迷恋花椒的味道，那是一种刺激的味道。每次搬货，我都会大口嗅着那缕缕麻香，奇怪的是，它似乎会让我浑身上下劳累的每个毛孔都得到释放。”熊顺祥对花椒的深入认识，是不久后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旁帮着别人卖花椒。“那里的货源供应着整个重庆的麻辣烫，天长日久，我也摸索出一些门道。”

　　璧山县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大县，过去在每年春节后，县里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力都外出打工，“工字不出头”就是这里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意思是打工不能打一辈子，下苦力注定这只是吃青春饭的职业。

　　就是这样的生活，熊顺祥也坚持到自己成为了老板信任的人，带着他到处去进货，“当挣的钱也是少得可怜，老板是不管我们的生存的，我顶不住压力，就自己出来干了”。

　　十字路口，“一夜白头”

　　熊顺祥1963年出生，身材瘦小，岁月已经在他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上刻下了明显的痕迹，但一双眼睛却闪烁着刚毅自信，一言一行中流露出，这是个精细人。

　　“我在打工的时候就喜欢观察老板，我发现他们特别能吃苦，胆子很大敢冒风险，而且商业意识很强。对照自己，我觉得这三点都具备，为什么我不能成功？我省吃俭用每月能存一千多块钱，两年下来，就有了两万元的存款。”

　　熊顺祥有点得意，显然，他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但能省钱不等于能创业，他在憧憬中开始了在外的漂泊生涯。

　　他先是南下广西、广东，再一路北上到河南、山东、辽宁，基本上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做过很多种小生意，有时没钱了，运作不顺了，也偶尔打打零工。他不止一次遇到工商、税务甚至消防等部门“方方面面”的“刁难”，效益无法保证。“差不多是个部门就得‘打点’，否则就会以审核、调查的名义让我们停业整顿。”熊顺祥说，根源还是自己是个农民，没有多少社会上的硬关系。

　　他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坐长途火车的经历：“一般只能买到无座票，一上车就拿出一张报纸，往座位下面一铺，全身尽量缩小，以便可以躺进去，然后就是几十个小时浑浑噩噩。”

　　此时，他的父母已老，小孩也需要照顾，熊顺祥面临选择，漂泊还是定点。他带着走南闯北积攒下的10多万元，把落脚点放在了家乡，开始从云南等地运花椒回重庆卖。”

　　熊顺祥第一年拉了两车花椒回去，两万多斤花椒全部由他自己绑上大绳，扛到货车上，睡在花椒堆里两天多颠簸回到璧山，那两天至今被他认为是一种深刻的记忆。结果，运回来一分钱没赚到，还把本钱赔进去了不少。

　　“当时空有一腔热血，把创业想得太简单。”他说，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把前期工作都做完后，终于意识到在商场上人脉关系的重要。“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我没有业绩和独自当供货老板的经验，别的商家都不相信、不愿意与我合作。”

　　一年不行，第二年借钱再来，并且是直接办厂，“说是‘厂’，当时其实还只是个作坊，我看到喜欢吃火锅的人有那么多，觉得做火锅底料生意肯定有赚头。”熊顺祥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说服亲戚，连着自己的，又筹集了一批钱。钱到手后，说干就干，写申请办手续租房子招员工。

　　依然完败！同时，因为定位不准和市场已有企业排挤问题，导致熊顺祥的生意冷清，只有零星的火锅店打电话要货。

　　送！一件也亲自送！熊顺祥咬牙拍板，虽然他明白这样只会亏本，但他和他的产品的口碑却在与日俱增，熊顺祥的小厂也在摇晃中慢慢起步。

　　但人算终究不如天算，一切都看似顺利的时候，熊顺祥下血本在璧山承包的花椒地却完全没长起来，厂子的局面岌岌可危。

　　厂里的黄大妈至今还记得那一天的情景，几十个跟随熊顺祥一起创业的农民工被召集到厂外的一块坝子上“开会”。坐在一群眼巴巴望着他的人中间，熊顺祥显得心事重重。

　　“花椒没长起来，厂子要倒了！是重新外出打工，还是再博一次，大家想不想在我这个厂再就业？”一向直言快语的熊老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吞吞吐吐。

　　闹哄哄的会场因为这个糟糕的消息而安静下来。人们开始沉默，大口大口地喝茶，或者埋着头抽闷烟，没有一个人表态。而里面抽烟抽得最凶的就是熊顺祥，“我那几天晚上都没睡着觉，坐在门槛上，基本上每晚上3包烟，一夜白头。”熊顺祥直言那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抉择。

　　熊顺祥铤而走险。他开始发动工人，贷款给自己，但当时不止一个人提醒他，“弄不好，你这要成为非法集资。”熊顺祥义无反顾，他很想将自己一手带出来的这批人保住，这批人几乎全是他的亲戚、朋友或者左邻右舍，但这已是向亲友们第N次“伸手”。

　　对熊顺祥而言，“‘所幸’沿海经济不景气，大家才不愿出远门，加上都是乡亲，最后硬是拼拼凑凑，借到了50多万元，企业重新洗牌，从头再来。”

　　“东西要真，人要耿直”

　　大兴镇的乡亲们都爱说，上天注定要考验熊顺祥。一些沿海地区的投机商来到重庆，采用大投入、大资金的模式，也做起了火锅底料生意，并狠狠地赚了一笔。随后，重庆火锅陷入了石蜡造假的信誉危机，虽然最终调查，始作俑者正是“石蜡火锅造假第一人”陈永祥等这批沿海地区来的投资客，但火锅底料的信用危机仍然让熊顺祥这些重庆本地的老板日子不大好过。

　　“别人吃一把盐巴都没事，但我们多放几颗都咸。”熊顺祥对记者感叹，“他们很多人都是拍拍屁股走人，但吃亏的是我们啊，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信誉又没了，不是说我个人的，是全行业的。”

　　屋漏偏逢连夜雨，熊顺祥的厂里又接连发生了两个工人偷取火锅底料秘方，投靠了一个“厉害”的竞争对手，让他失去了产品的“杀手锏”。

　　熊顺祥慨叹，一般来说在农村办企业，没有带头人，很难做成规模，如果是一个人单干，产品的销路就“很成问题”。而一旦成功，跟风的人又特别多，最终结果是“增产不增收”。现在本地的火锅底料厂都非常多，但很多都是开开停停，生命力并不长。那个得到他“秘方”的老板的确小赚了一笔，但听说他儿子今年春节在赌场两个晚上输出去了一个“天文数字”，那个厂在今年也关门大吉了。

　　“不得不说，农民工出身的我还很缺管理经验，但我的‘秘方’岂是可以随便偷去的，我正准备改良呢。”熊顺祥在慨叹中仍透露出一丝自信。

　　他又笑了笑，在几个花椒样品袋子里个抓出一小撮，摊开在记者面前：“上中等花椒多为紫红或暗红，每颗花椒旁附有一至二粒花椒，是生意场上的行花‘梅花瓣花椒’，中等花椒，下等花椒色泽多泛黄，掺假花椒则是被人为染色，我们叫‘颜椒’，香味差。”

　　他眯起眼睛，慢慢地用手工分离出了几份：“不论是山东花椒、汉源花椒、茂汶花椒还是云南花椒。我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大致都能分辨出来，辨认材料这是干好我们这行的基本功，更别说配料熬制了。这些怎么偷？没个三五年是练不成的。”

　　熊顺祥认为，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学点东西，找准一个方向，不能因为短期的利益放弃，做久了自然会好起来。他的厂也立下了一条招工规矩：在外地打过工的农民工优先。熊顺祥觉得有过在外面经历的农民工，认知和履历都要丰富些。

　　而现在他的厂里也有大学生了，是“乡镇上安排过来的，但他们有点浮躁，一来就想干管理。在我的厂谁都必须从最基础的做起，要懂业务流程，这是我打工这么多年的最大体会，不然出去进货和销售时难免被人骗，我就是被骗着慢慢学‘乖’的。但必须抱定一点不变，东西要真实，人要耿直。”

　　到如今，熊顺祥的货物一天可以发出去上千件了，一年的税收也过了10万元，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五六十人，一个农民工创出来的企业在慢慢壮大。“今后，我要拔些钱出来做公益事业，有几所小学门口那些路都该修了。”熊顺祥说。

　　“璧山有个做火锅底料的老板多耿直！东西也嘿巴适！”——于是故乡相处流传。

　　宁在城市角落漂不回家在大厂干。

　　——陈林祥在大城市的“去留问题”上，永远是这么语气坚决。而在温州这家鞋厂的270余名工人中，阳新籍的新生代农民工就有约100名，他们大多也不愿回家乡的鞋厂干。

　　一个少年的“归去来”

　　文_艾力克

　　过年后的离别

　　2011年农历正月初四，年意正浓，爆竹声四起。午后时分，在荆楚之地东南丘陵的一个农家小院里，母亲胡月星跟三儿子陈林祥拉起了家常。过去的一整年，20岁的陈林祥在温州一家小鞋厂打工。一年不见，儿子在外过得怎么样，做母亲的少不了要过问。

　　两人话至末了，胡月星看着儿子：“要不今年别去温州了，就在宝加鞋厂干吧？”

　　“不去。”陈林祥语气决绝。

　　两天后，陈林祥踏上了前往温州的火车。随后的10多天，陈林祥所在的湖北阳新县兴国镇官桥村的大部分青年男女，也都纷纷踏上了前往温州、东莞等沿海一带城市的列车。他们直奔官桥村南面的阳新火车站，位于官桥村北面的宝加鞋厂被他们远远抛在了身后。

　　在整个沿海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阳新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得以受益，引进了全球著名的鞋企代工商———台湾宝成集团。这个原本看上去“双赢”的事，不承想却遭遇了现实的尴尬：在以出产鞋匠著称的阳新县，宝成集团开办的宝加鞋厂却一直达不到计划招工规模。

　　家门口的工厂，仿佛对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多少吸引力。城市，寄托着他们的梦想。

　　胡月星至今清楚地记得，儿子陈林祥走的时候是下午3点钟，家门口刚刚有人放了鞭炮，东西邻居们都从各个地方赶回家里，热闹得很。看着儿子独自渐渐远去的背影，胡月星的心隐隐有些难受。

　　童年在城市间流浪

　　返回家门的胡月星开始回忆起十年前自己的打工经历。她回想起那一年，已是她在温州打工的第2个年头。当初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被迫远走温州的胡月星，常常挂念家里的4个孩子，最小的女儿只有3岁，丈夫不知多少次让胡月星回家。可胡月星却态度坚决：“家里实在过不下去，孩子上学都没钱。” 那个时候陈林祥还只有10岁，胡月星把他带在身边，让他就读当地的小学。

　　胡月星在温州打拼8年后，陈家的经济条件有了较大改善，此时陈林祥已经长大成人，该面对社会了。“学习没什么希望，不如早点收拾。”因为母亲胡月星的缘故，接纳陈林祥的第一个“社会”也是温州。而陈林祥到温州后进的第一家厂，也正是胡月星呆过的工厂。

　　这一年，2009年，已是国家取消农民进城就业限制，实现自由流动的第8年。这8年里，陈林祥所在的村子里，外出打工已经常态化。没事可干，带着小孩，就出去打工，两不耽误，成为村民的惯常思维。

　　陈林祥有一个身份标签：新生代农民工。他们都是1980年后出生、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有着比老一代更加强烈的进城欲望，原因却并不一定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

　　在陈林祥的回忆中，他的童年是城市，自己虽然与别人不同，但他的确不属于那个遥远的农村的家。他和母亲往来于其间，一年的生活都跟火车有关。每次登上火车的那一刻，他觉得一切都那么熟悉那么正常，没有疑问，“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子”。

　　这次过年回家，陈林祥对官桥村的家又一次感到乏味。性格内向的陈林祥，不抽烟不喝酒，很规矩的一个人，唯一的爱好就是上网。在温州，陈林祥一出厂门就是网吧。可是，在官桥村，一个网吧都没有。如果想上网，还得乘车去县城。这种城乡之间的差异，是陈林祥到了温州之后才感受到的。

　　一车间的“老太婆”

　　胡月星目前在家门口的一家鞋厂———阳新宝加鞋厂工作。在胡月星的设想中，如果儿子陈林祥回到老家，这家鞋厂将是他的落脚之地。

　　在阳新县，宝加鞋厂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由全球最大的运动鞋和休闲鞋代工商———台湾宝成集团投资兴建，为国际知名品牌代工生产鞋子。

　　台湾宝成集团早在2008年7月，就与阳新县正式签约。 这份约最初被官方和民间一致看好，宝成集团是全球最知名的鞋企代工商。而阳新县则向来以出产“鞋匠”著称。 流传有“凡有鞋厂的地方，必有阳新人”的说法。看上去前景不错。

　　不过，现实却很尴尬。2009年底，宝加鞋厂提出招工计划，要在2010年3月1日之前招收第一批工人10300人。然而，实际只招到2500余人。一直到2011年2月份，阳新宝加鞋厂的员工人数也只有7560人，仍未达到第一批招工计划人数。国际大鞋企在鞋匠大县遭遇鞋匠荒，令人大跌眼镜。

　　事实上，在宝加鞋厂招工上，阳新县政府不遗余力。

　　为了调动招工人员的积极性，县里还明文提出，完成任务有奖。然而，阳新县向黄石市政府递交的报告显示，招工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外出务工人员难以回归就业。他们中大致有两大类人，其中一类是未婚、没有家庭负担的年轻人，剩下的，就是婚后的中年人。

　　目前，宝加鞋厂的员工主要以中年工人为主，年轻人很少。今年4月份进入宝加鞋厂工作的阳新县兴国镇人侯银玲说，其所在的裁缎车间准备组共100人，30岁以下的只有15个人左右，其余都是中年人，

　　“如果不是家里有两个小孩，我现在也不会留在阳新。”胡月星所在的针车车间，一条生产线上50个人，没结婚的女孩子不超过10个，“我们车间都是一帮‘老太婆’，30岁以下的基本上也都是要照顾家里老小、已经结婚的女人。”

　　温州，会是他未来的家吗？

　　这次春节过年回家，陈林祥遇到了好几个几年未见的老朋友。老友相见，大伙决定去KTV唱歌。然而他们所在的官桥村，根本没有KTV。要去唱歌，需要到30多公里外的阳新县城去。路途遥远，一帮人租了一辆面包车，耗费30分钟才过去。

　　“在老家实在是不方便。”陈林祥举了上面这个例子，“我觉得自己更接近城市，而不是农村。而且老家的工资太低了。那些鞋厂，工资一般在1500元左右，而在温州，则普遍能拿到两三千，”他略带稚气的眼睛看着远方，“家里的连个伴都没有，在外面肯定好玩一些”。

　　说到未来，陈林祥的眼神忽然变得迷茫起来，尽管他们更向往城市，城市却非他们的落脚之地。“温州的房价两三万元一平米，怎么可能买得起？”

　　他自己所谓“不成熟”的规划是，在温州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行业，并且赚到一定的钱，再回老家，“也不太会回村子里，应该是到县城做点小生意吧。”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他说不清楚。温州，会是他未来的家吗？

　　不听母亲劝的陈林祥还是离开了阳新，“他走时都没回头看一看”，母亲神色怅然。儿子很反感农民工这个称号，也不愿意别人把他视作农民工。这个21岁的小伙子，面容俊秀、一身工作服干净整洁，脚穿一双褐色的休闲皮鞋，手里拿着一部苹果手机，谈吐得体有礼。

　　这个少年对自己的形象很注意，衣服基本上都有品牌，陈林祥淡然地说，“最基本的都是美特斯·邦威、森马这样的。”

　　他，一个20出头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一个摸爬滚打小有成就的行政主管；他们共同放弃了在外漂泊，选择回到故土。然而，对这些熟悉了新生活新观念的人，传统的故乡迎接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新生活与旧世界

　　文_本刊记者 曾晖

　　“我与他们不一样”

　　“大家都说我很成熟。”

　　——“哪里成熟？”

　　——“长得很成熟吧。”

　　这个自诩成熟的年轻人名叫周静，四川广安人，20多岁。其实在旁人眼中，他的外表一点也不显“老”，甚至还一脸稚气。可与他待上一阵子，便能发现其谈吐见地，的确透着与年龄很不相称的成熟。

　　周静从小就跟随父母外出打工，辗转了广西、广东、江苏等地。他说自己一直漂泊在外始终找不到家的感觉，“我在很多地方都念过书，但都是一两年刚适应便又要换学校。”前年，高中毕业的他终于从父母身边独立出来，到贵州遵义当了名叉车工。

　　然而在周静看来，外面的世界对他已经没了什么吸引力。他觉得反正迟早都要回去，何必一定非得少小离家老大才回呢？干了不到一年，他便决定返回故乡。

　　朋友们见他归来，都纷纷相邀再到远方闯荡一番。可周静却统统拒绝：“外面的世界没什么可稀罕的，不去了。”

　　后来，周静被当地前锋工业园区的一家企业录用，同事们听说他后都议论开来：“这个年龄的人，都巴不得挤进大城市，但他却一直想着回来，的确很有意思。”

　　事实上，像周静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长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在城市生活多年，其脑海中生成的新观念和人们的传统认识有着不小冲突。

　　不过，周静的返乡心切还有另一个原因——“其实我考虑更多的是照顾孩子。”

　　尽管他年纪轻轻，却早早娶了媳妇，今年还刚刚喜得贵子。“我知道很多人会把孩子留给父母，但我不想这样，自己的孩子自己养，不然我会觉得有欠于他。”

　　在周静过去生活的村子里，有很多留守儿童。大人们都出去打工了，孩子们就靠爷爷奶奶带大，平时帮着家里做农活，营养跟不上，教育更是糟糕，这让周静很受震动。“很多父母几年回家一趟，可孩子甚至都不认他们。”

　　现在，周静已经把家安在了镇上，他的小家庭与父母分开吃住。周静说，虽然自己的工作也很忙，不能每天回家，但毕竟距离不远，随时惦记都可以随时回去。“在外地打工挣的可能是要多些，但亲情却是钱所换来不了的。”

　　工作之余，周静还喜欢网上购物，他给孩子买玩具，给妻子买饰品。“同事们的娱乐方式就是聚在一起打牌，我不喜欢，我和他们不一样。”

　　一切重新起步

　　文刚和周静是同乡，在深圳的一家服装企业当行政主管，他的孩子这学年将要“小升初”，同样是为了尽管教之责，他同妻子决定一起辞职返乡。

　　“过去尝试把家人都接到深圳，但父母小孩去新鲜了几天都吵着要回来。”文刚和妻子白天上班，老俩口只能坐在家里大眼对小眼，没有认识的街坊，也不敢到处走动，每天只能盼着夫妻俩晚上回家才能说上几句话。

　　文刚打算就近找份工作：“家乡近来发展也不错，我想凭着自己多年的行政管理能力，也能够在这里一样地干出成绩吧。”

　　乡里的一切让常年在外的文刚倍感亲切。不过，与他父母前往深圳一样，这种幸福感很快便遇上了现实的不悦。

　　政府组织企业集体招聘，文刚把简历投了好几家。但通过仔细地一番了解后，他却都不大满意。“无论是生产模式还是管理运营，大多数企业在理念上与我的预期相距甚远，毕竟沿海与内地还是不同吧。”

　　正当文刚的主意出现反复不定时，一家电缆厂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这家企业的老板叫陈双全，同样也是广安外出的农民工出身，也一直在广东闯荡。他给工厂扫过地，下过苦力，最终通过十多年的辛勤付出终于成长为多家光电企业的投资人。

　　“我们谈得非常投机，不管从经历还是认识来看都很相近，所以我选择了他。”文刚与陈老板一拍即合。

　　在沿海打拼过的人都深谙“爱拼才会赢”的道理。陈老板常把自己在外奋斗的例子讲给企业的员工们听，“野心”是他反复强调的两个字。

　　文刚当然也有自己的“野心”。“虽然我现在已是行政主管，但我还是想全面发展，打算把生产作业的流程和具体操作都学会。”文刚说，“学习、积累是打工者成功的关键，这是我多年来最大的总结。”

　　文刚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到车间转悠，他常常看到本地工人在“磨洋工”，起初这让他很不习惯。“更别说让他们去主动学习了，这些工人的确跟外出归来的意识要差了很多。”

　　在外的经验究竟能不能在内地获得成功？现实的状况让文刚的信心略微有些退去，他开始重新审视眼前的家乡。

　　有一天，一名工人在车间突然晕厥。救人要紧，文刚不敢有丝毫耽误，赶忙叫人把伤者送到就近的一家医院，可到了医院里，病床上的工人呼吸反而愈发困难。

　　他赶紧打120叫救护车，让转移到市里更好的医院。可无论怎么恳求，电话那头却始终要求就诊医院须开转院证明才能派车。

　　文刚非常着急，只得去找负责大夫，可医生们互相推诿。情急之下，他气冲冲地推开了院长办公室的门，却看见院长竟然全神贯注地玩着电脑游戏。

　　“那一刻，我整个人都怒了。”文刚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神情还略显激动。“我们的人都快死了，你们却聊天的聊天，玩游戏的玩游戏。”文刚举起手机，“你信不信我把你们拍下来传上网去。”

　　院长显然被这“不速之客”给怔住了，还没等文刚的情绪完全平静，就为伤者办理好了转院手续。

　　文刚坦言，或许在这里，乡亲们早已习惯了强势单位的处事方式，但在沿海呆过的人，却知道自己有理由维权。“拍证据，发微博，这都是我在外面学到的。”

　　对于文刚而言，重新适应家乡传统的生活方式还需要一段时间。没几个月，他已经开始怀念在深圳的快乐时光。

　　在那边，他可以跟朋友周末一起去郊游、K歌、健身，尽管平时也要面对拥挤的交通，忙碌的工作，但他却觉得这才算是真正地融入其中。“而在这里，无论是环境，还是我个人，一切都还是刚刚起步。”

　　文刚骄傲地表示，自己在深圳已经完全具备了落户资格，他在原先的公司目前还持有1%的股权，他的老板也三番五次地欢迎他随时回去。

　　“以后的事情都说不准，或许哪天我回心转意也不一定。但即使要走，也还是会让妻子留下来照料家庭，一个人单独回去。”

　　至于具体设想和“时间表”，文刚只是说，“走一步看一步吧。”

　　“旧世界”被带起新变化

　　随着返乡农民工的大量增加，来自新生活的他们一方面适应着祖辈们沿袭的传统，一方面也慢慢影响，并悄然改变着老家的“旧世界”。

　　过去，农村人信奉鬼神。大年初一不能洗头洗澡，否则会冲走一年的好运；不能扫地扔垃圾，否则会把家里的财富扔出去……

　　“这些迷信说法现在多被破除了，我们讲究的是舒适健康的生活品质，而且家里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方便得很嘛。”从沿海打工回乡的杨小兰笑着说。

　　在四川，各地都建起了农民新村，很多返乡农民工就在自家田地里搞起了产业，这让他们格外在乎身边的环境。广安市广安区劳务办公室杜全武介绍，以前，很多农民不爱卫生，剩菜剩饭到处倒放。现在，他们到基层寻访，见到处处都有垃圾桶，还修起了集中回收站，卫生条件大大改善。

　　除此之外，农家书屋、互联网、也走进了乡村生活。“过去，农民工带回的是盖房子娶媳妇的钱，现在却带回了整座‘新农村’。”杜全武兴奋地说。

　　就在前两天，周静一家三口参加了朋友的一桩乔迁礼。在周静的印象里，农村每逢红白喜事，客人们总是哄抢大鱼大肉，宾主必须一醉方休，热“闹”一番。可这一次却变了，新鲜蔬菜成了客人们的最爱，朋友中酩酊大醉的少了，但感情的交流却更加融洽。周静没有像过去一样给红包，而是按照城市的办法，给朋友的新居送了一幅山水画。

　　08年金融危机时曾有一阵“回乡潮”，而今又来，但原因、性质已有所区别。

　　农民工返乡三问

　　文_本刊记者 王春

　　回流是大趋势？

　　在今年7月底、8月初的时候，部分地区农民工返乡潮见诸媒体。9月初，四川省南江县委书记刘凯告诉记者：“南江县有20万农民工在外，今年回流了不少。”共有1569人的南江县红光乡墨池村，往年在外打工的350多人，在今年就回来了三分之二。据四川省农劳办相关负责人透露，“返乡农民工数量处于一种变化状态中，但今年四川省内转移的农民工数量首次超过了向省外的输出。”

　　“虽然目前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说明农民工返乡的总数量是上升还是下降，但农民工向中西部回流是一种大趋势。”四川大学教授、农民问题研究专家王卓说，“因为追求人力低成本，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迁移的企业数量不断上升；而新生代90后农民工的观念与以前的不一样，他们觉得哪里机会好、工资高、工作不辛苦，就到哪里去。随着东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既然回到家乡也能找到同样的就业机会，这些地区的农民工自然会回流到家乡。”

　　“沿海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是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深层次原因。”安徽省社科院经济所专家孙自铎持同样的观点。但他同时认为，一些农民工回乡寻找改变命运的出路，是因为工资以及劳动权益保护问题。东部沿海某些企业对农民工掠夺式利用的发展模式没有改变，许多从事高强度、高危险工作的农民工报酬依然低得可怜。致使农民工“用脚”对那些工资待遇长期徘徊、劳工权益缺乏保障的企业投了“反对票”，转向家乡寻找新的出路。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陈印军则认为，随着国家各种福利政策逐步普照农村，近年来政府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如取消农业税、对种粮实行补贴，土地流转政策，新农村建设等，城乡差距就会缩小，这也会对外出务工农民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促使一些人毅然放弃“城市梦”，收拾铺盖卷回老家。

　　用工环境的改善以及照顾家庭等原因亦是促使农民工返乡的重要因素。“因为企业倒闭、解聘等原因而返乡的农民工的比例仅占10%，多数返乡农民工是因为家庭和土地等因素。在省内外打工的收入差距在逐渐减少。而在省外打工，生活成本高，照顾不到家庭。在省内打工，既可以照顾到家庭，解决子女教育问题，还可以防止家里的田地荒芜，而且不用背井离乡。所以在同等条件下，农民工愿意返乡。”四川省农劳办相关负责人说。

　　对此，南江县红光乡党委书记何文斌告诉记者：“我们乡的墨池村完成新村建设后，居住环境好了，而且村里引进了几个大项目：杨梅基地，生猪基地等，农民可以在当地就业，所以农民工愿意回来。”

　　农民工带回了什么？

　　今年上半年，四川省的回乡农民工创办各类实体2086个，产生了100亿元的产值，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农民工带回了资金，创办各类经济体，会刺激当地的需求和消费，增加就业岗位，就近解决了数量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王卓认为，回乡创业，助推当地经济发展，这是农民工返乡会带来效应之一。

　　中国目前有2.53亿的农民工，这些人中不少会回乡，他们中的精英会选择落户在当地的城镇，这必将对住房产生强大的需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认为，现在在城镇生活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已经接近6亿人，未来20年还有3亿左右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

　　“农民工回乡创业，加快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孙自铎说，“此外，农民工在创业中还会引导当地群众转变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动农村文明程度的提高。”

　　“农民工返乡会使得家庭完整，对孩子的成长十分有利。这是社会系统自我纠正的体现。不能小看这个问题，如果留守儿童自小得不到父母的教育和家庭的温暖，就会可能出现心理上的问题，长大成人后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王卓强调。四川省农劳办相关负责人也持相同观点：“农民工返乡可以使农村出现‘三留守’(留守老人、妇女、儿童)问题得到解决，尤其是留守儿童问题。”

　　那么，农民工返乡，会给当地带来哪些冲击呢？

　　“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基本上是当地农村的精英，他们在城市或工厂打工，学到了先进的理念技术和前沿的信息，在经济和精神上发生了变化。如果农村还是原来的治理模式，当地政府如果不及时了解农民工的政治上的诉求，回乡农民工必然会和当地的环境发生某种程度的冲突，而且回乡的农民工越多，冲突就会更加凸显。”王卓认为，“除此之外，随着返乡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如果此时地方政府不想法帮返乡农民工找到出路，失业人员增多，就业压力加大，收入降低，回乡农民工便会变成农村的‘游民’，给社会治安带来不稳定因素，甚至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回乡农民工除了给当地带来政治、经济、就业上的要求外，还有社会保障、身份上的难题。

　　“上世纪80、90年代出去的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基本上从事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含量的提高，他们会因为缺乏现代企业对技能的要求而被淘汰掉，他们因病因伤或者大龄而回乡，会给当地政府带来就业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而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会种地，对城市的依赖性强，却因身份问题而遭到城市的排斥。所以，我们在进行‘城乡统筹，两化互动’时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走相当长一段路。”四川省农劳办相关负责人指出。

　　政府的作为在哪里？

　　“因为农民工数量庞大，是产业大军的一支重要力量，劳务收入也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农民工的稳定就业和有序流动，不仅关系着经济的发展，更关系着农民增收和社会稳定。”兰州商学院经济学专家许正凯认为，帮助返乡农民就业是当前政府部门不容忽视的工作，应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就业是天大的事”。

　　对于政府帮助回乡农民工创业，许正凯建议，有关部门除了政策上的优惠外，还应该从技术、资金、信息等方面给予帮助。如为创业者提供技术支持、扩大金融机构对农村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给农民提供一定的市场信息、提供良好的投资发展软环境等。

　　四川省通过引导扶持农民工创业来带动就业。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在土地、财税、工商等政策上的支持，给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创造宽松的环境。“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多是在沿海务工的工厂车间主任、班组长等，他们带回了沿海先进的现代经营理念，但他们的资金量小，主要从事二、三产业，政府应该对他们进行扶持。”四川省农劳办相关负责人说。

　　不过，甘肃省工商联副主席姬书平则认为，“经济不景气，产品无销路，搞不好就会是死路一条，所以农民工创业办厂要谨慎而行。”

　　但王卓对于农民工回乡创业显得很乐观。“和上世纪80年代的集体乡镇企业不一样的是，回乡农民工创办的新一轮乡镇企业多数是个体企业，从而带动小城镇建设，产生新的需求。所以政府应该提前布局，提早谋划。”

　　对于回乡农民工精英会在政治上提出诉求，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未雨绸缪。在四川的遂宁市，当地政府在农民工中公选其优秀分子做副乡长，满足其政治上的追求。“但不少地方政府尚未意识到这一点。”王卓提醒道。